地缘经济分析框架的批判与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框架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使上世纪90年代的国际关系呈现出一个最基本的特征：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取得了看似无法逾越的全面优势。弗朗西斯·福山甚至用“历史的终结”来表达这种乐观情绪。但是，短短的二十年间，西方世界的这种优势就迅速地消解了，不仅地区大国及由此产生的区域性经济政治联盟影响力显著增长，部分新兴国家甚至在全球事务上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形成了明显的反制。地理意义上的世界究竟走向一体化还是碎片化？什么是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不同学科的理论家们都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应该说，地缘政治理论注意到了国际格局中地区主义与全球化并存的新趋势，并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但是怎样将全球经济版图的调整以及国家行为模式由此产生的变化整合到自己的分析框架当中，地缘政治学理论还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为了解决地缘政治学说在这方面的劣势，地缘经济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一、地缘经济研究的现状 目前，地缘经济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地缘经济这一概念是由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 N.Luttwak）在1990年提出的。他在一篇名为《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冲突的逻辑、贸易法则》的论文中开创性的使用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认为地缘经济的发展最终会使传统形式的政治冲突丧失意义[1]。虽然卢特沃克并非在学术意义上阐明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但是由于地缘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身具有高度的研究价值，因此地缘经济还是频繁地被不同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使用，最后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出现了美国学派、俄罗斯学派以及意大利学派之分[2]。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梳理所谓三个学派的学术思想，就会发现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最大区别存在于政策建议方面，其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区别则甚小。B·德尔加乔夫在其专著《地缘经济学》中总结了不同学派的学术观点，认为学界对地缘经济的研究总的看来都涉及三个方面，即“世界经济的新组织体系”、“占领世界经济空间的机制和战略”，还有“关于国家发展战略、优先通过经济途径实现世界或地区强国战略的科学”。 首先，针对“世界经济的新组织体系”，地缘经济将区域化的发展视为冷战后国际经济最显著和最突出的变化。赫特和索德伯姆认为，虽然全球化的发展一直试图超越地理区域的制约，弱化地缘因素的影响，但是国家间经济合作关系的首要条件之一仍然是地理的接近，“尽管不应夸大地理相邻的重要性，但新地区主义理论是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上的：发挥作用的共同体离开了领土不可能存在”[3]，生活在同一片地理区域的群体之间既有“以邻为伴”的长期共存经验，在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相似性也较多，它们间的合作关系既能实现成本的降低，也容易培养长期经济合作所必需的信任感和共同体观念。地区主义与全球化的伴生关系，使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版图中最有效和最“真实”的单位。 其次，针对“占领世界经济空间的机制和战略”，地缘经济将国际机制、跨国公司合作、国家联盟及政府间合作三者间的关系视为研究重点。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认为，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2]。意大利学者保罗·萨翁纳（Paul Savanna）认为，随着财富的非物质化进程（即第三产业替代第一第二产业），国家边界的意义趋向虚无，这就促使跨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创新成为地缘经济发展的关键。这种思想在美国和俄罗斯地缘经济学者当中也具有普遍性，学者们所争议的只是各国政府在一个新的空间管理机制中的作用形式及程度而已。 最后，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各国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A·涅克列萨（A.И.）Heклecca）的六角模型说、卡尔罗·让（Carlo Jean）的区域合作模型还有美国学者普遍坚持的“领导与挑战”说，虽然所定义的政策工具和战略模型不尽相同，但他们在支持国家积极参与地缘经济事务、警惕经济对手的竞争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从这一意义上看，地缘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经济要为政治服务，国家的政治权力应该介入区域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以此实现国家利益。 回顾地缘经济研究的发展历程，地缘经济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在冷战刚刚结束的十年内，这一时期俄国和美国的地缘经济学者更加重视全球与区域经济发展给国家安全造成的挑战，关注一个国家经济空间的拓展，强调国家权力向经济领域的倾斜；而第二个历史阶段内，随着人们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认识更趋深入，几乎所有学者都看到了全球化对人类经济社会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他们也因此更强调如何在认识、适应和融入这一进程中理解经济版图的地理变化，并以此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政策。 二、地缘经济范式的批判性解读 从地缘经济概念的提出到其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研究当中，地缘经济作为一个描述跨国经济的地理性分布与运作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也不难发现，地缘经济目前的研究现状还不足以使我们对经济要素与地理要素的关系产生清晰的认识。地缘经济如果要想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解释变量，它必须要解决自身存在的两大缺陷。 第一，缺乏清晰的学科边界。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地缘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的见解就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相近似，而其在区域化问题上的认识又借鉴了区域主义、新功能主义的很多研究成果。如果说具体观点的接近还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的话，那么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缺乏独立性则足以使地缘经济变成一门无法“识别”的理论：地理研究最为核心的要素，即“客观环境与国家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绝大多数地缘经济研究中没有贯彻下去。地缘因素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沦为单纯的甚至可以忽略的背景性因素，他们事实上关注的是资源或经济要素的全球配置对国家政治地位的影响，而这些问题在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有成熟的范式可以借鉴——这种缺陷在俄罗斯学者的研究中尤为明显。 第二，缺乏完整的变量体系。地缘经济——无论是全球结构还是国家战略意义上的研究，都应该是各种变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但是，现有地缘经济的研究成果对于何种因素能够影响全球或区域地缘结构、何种力量对于国家地缘经济战略实施最具意义方面，缺乏最起码的比较研究和理论共识。以全球经济结构为例，全球能源分布、土地、地理意义上的战略航路、产业的跨国分布，哪个因素会对地缘经济的结构形成重要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目前都欠深入研究。核心变量不明确，意味着地缘经济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随意性，系统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也不可能建立完整的理论链条。 可以说，在没有解决学科边界和明确变量体系的情况下，地缘经济还不能被称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理论，它更像是许多有价值的议题的汇集。不过，目前发展的初步性不能掩盖这一概念的生命力和研究价值。事实上，空间性分布及分布的不平衡属于经济全球化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特征之一，经济关系的空间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干预全球化以及国家战略，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地缘经济议程的合理性也因此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地缘经济作为地缘政治的发展和替代，具有价值层面的合理性。目前的国际学术界，很多人认为地缘经济就是新时期的地缘政治或者说是经济方面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相对于地缘政治而言，它新的时代性体现在哪里呢？众所周知，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在本质上属于权力政治，它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冲突性本质。地理环境作为一种先天性的和不可回避的外界约束，恰恰构成了不同类型国家间冲突身份的建构条件。海权与陆权、边缘地带与核心—外围冲突，这些由于地理条件带来的冲突关系又因为地理因素的持久性而难以消解，地缘政治的冲突性也由此产生。但是地缘经济的诞生为解开国家间冲突死结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在全球化和资源全球配置的大环境下，地理空间的隔绝性被摈弃，地缘类型对立的国家互为市场、充满敌意的邻国率先结成经济共同体，冲突价值被联合思想替代成为政治哲学中的可能。杰弗里·帕克写道，“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欧洲合作组织的建立，地缘政治学中有关‘联合’的思想变成了现实”[4]。与其说地缘经济强调地理区域内和区域间的联合性，不如说它映射出全球化“联合性”的逻辑。欧盟、东盟及一系列区域经济安排在地理范围内的扩大以及全球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都强有力地佐证了地缘范围内尤其是地缘经济空间内联合性观念地位的提升。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逻辑的发展和转变，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地缘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纵观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地理空间的拓展、经济交往的线路以及经济合作的内容都和国家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从这一意义上讲，地缘经济既是全球化发展的地理环境，又是全球化对国际地理空间的改造结果。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赋予了地缘经济以时代意义和未来图景。按照阿尔文·托夫勒对人类文明三个阶段（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划分，地理环境的经济意义在各个阶段的价值不尽相同。在农业社会，土地及其所出产的农作物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各国评估地缘环境最重要的标准。地缘经济也主要围绕着这些农作物的生产和运输展开。到了工业社会，地缘经济的重点转向了工业产品、重要能源的产地及其跨国贸易线路上。地缘经济不但在运作形式上更重视对航道和交通要道的控制权，在内容上也渐渐表现出区域和国际合作的特征。至于信息社会，由于非物质性财富对于跨国经济意义更加巨大，国际经济的空间性特征出现了明显的淡化。但是知识和技术来源地的地理分布依然存在，受信息化改造的农业和工业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资源配置，这个过程对于那些试图借此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而言，重要性是不曾下降的。 三、地缘经济研究的新议程与新内容 可以说，地缘经济作为一个研究框架，具有无可置疑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但是该概念使用的泛滥和内涵的含混，都影响了地缘经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提出过一个结论，“世界地缘经济的地图是根据国际金融网络、投资形式、人口与观念的流动，以及大量的信息流绘制的……在地缘经济的世界里，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获得决定性技术优势以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5]这种结论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无疑是成立的，但是这种结论却很难说与地缘因素有什么关系，因为地理要素及相应的人境关系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的论点中只能作为跨国经济运行中一个被假定不发生重要影响的载体而已。这种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忽视地缘要素进而把地缘经济转换为国际经济的做法，在今天的地缘经济研究中带有某种普遍性，而它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地缘经济的已有研究结果过于偏重应用层面，受具体问题影响很深，因而忽略了学科框架方面的总体归纳。从这一意义上讲，地缘经济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利用独特的研究方法，确立明晰的理论边界，最后建立一套完整的变量关系。 总结以往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更成熟研究内容也更为明晰的地缘经济研究框架起码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地缘经济的主要变量及其相互关系 什么是地缘经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缘经济主要变量的确定来决定的。能源地理学者关注世界能源供应的地理结构及由此形成的能源供求体系，智缘空间论关注人类知识与生产力发展对传统地缘空间的消解作用，而产业结构论者更关注产业结构的全球调整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权力转移。地缘经济所要突出的就是这些经济要素与地理环境间的“同构”关系①。毫无疑问，国际经济的构成和运行都要依赖它所存在的客观环境，这种客观环境又包含着各种经济集团及国家的努力。消极的不可变的地理限制和积极的实践共同塑造了国际经济的发展样式和界限。资源与能源的地理分布、现代工农业所需要的气候条件、自然环境以及国际运输所必需的地理条件，这些都属于地缘环境所能提供的难以改变的限制性约束；而地理大发现、产业结构升级还有人口规模、人口素质的提高等因素，则属于人类对地缘环境能动改造的产物。地缘经济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地理限制因素和人类能动实践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方式等一系列问题，地缘经济最终将回答在一系列变量的作用下，国际经济的地理分布、区域性构成以及未来发展样式等问题。沙夫·舒吉亚在对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预测就沿用地缘经济的视角，指出，“在未来的50到100年中，经济资源将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储量丰富的煤矿和铀矿、可耕地以及世界上的海洋等部分构成，这些对未来经济集团的形成都将产生重要影响。”[6] 2.地缘经济的系统结构 因为地区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地区性经济合作确实改变了地缘政治冲突和竞争的局面，几乎所有地缘经济的研究者们都看到了区域化进程对国际经济的巨大影响，并坚信区域化是地缘经济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加特莱（Bob Cat-ley）就认为，“当超级大国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缓解之后，国际政治中的区域化特征正在不断加强。发展问题、民主化问题以及国家自身特征的界定问题已经构成了地缘政治中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区域化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8]以区域化为研究基础的学者极易把全球地缘经济结构视为区域结构的累加。俄罗斯地缘经济学者涅克列萨在《第三罗马帝国还是第三世界：地缘经济与俄罗斯国家战略》中就将全球地缘经济空间分为4个地理区域化空间和2个不具有明确地理区域的地缘经济空间，并试图指出6个区域化空间相互的关联[7]。这种建立在区域化基础上的世界地缘经济结构分析代表了地缘经济的结构性研究最通常的思路，但是它的基本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相悖的。西方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构成了近代全球化的基础，这种全球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单向输出的。也就是说，除西方以外的全球各地区最早的地缘经济关系更多是跨地区的，区域内国家横向的经济联系并不密切。这也是近代以来海权论和边缘地带学说大行其道的原因，因为海权国家或者说海陆复合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具有实现跨地区经济联系的自然条件优势。分散化和区域化应该说是自殖民主义瓦解以来，地区性大国对西方国家进行成功效仿以后的结果。回顾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全球性地缘经济结构在时间上早于区域性结构，它的历史进程对今天国际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那么，全球性地缘经济结构的分析路径又应该是怎样的呢？能源、产业、知识（表现为工业生产、服务业发展所需人力资源的人口分布）结构与国际交通物流航路的分布如同一张张幻灯片一样，其在叠加以后并不总是呈现出重合的状态，这种地缘要素分布的不均衡会使国家、各种经济行为体以及区域集团产生经济压力或政策冲动。每个经济行为体都希望利用自己某方面的优势实现地缘经济格局向其所在地区进行全面倾斜。这种结构性的地缘经济要素分布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战略冲动才应该构成地缘经济独有的结构性内涵。 3.地缘经济的研究方法 在现有的地缘经济尤其是区域化问题的研究中，新功能主义、边际效应等研究范式的应用极其普遍。许多学者关注“外溢”效应的发生，并从欧盟、东盟等区域性合作机制的扩展中佐证地缘经济的合作理念。毋庸置疑，区域合作制度安排的扩张的确是具有空间性的，但是外溢理论的引入一方面使地缘经济与地区主义或制度经济学之间出现了很大的混淆，造成了地缘经济的空洞化；另一方面也割裂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在研究方法上的关联性。事实上，地缘经济作为地缘政治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它完全可以借用地缘政治成熟的分析方式。对于地理条件对国家行为能力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奥沙利文很早就提出了“距离的磨损”（distance friction）规律，大意是“一个国家在它的边境之外施加强权，不管其目的如何，这个发动国的力量将随着距离的延长而减弱”[8]。这个规律也被博尔丁（Boulding）称为“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即一个国家的力量在国内最为强烈时，它离国土的距离越远越弱。距离磨损原理对解释经济合作的地区性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即使在科技条件较为发达的今天，地理因素仍然制约着国家之间的交往规模及交往强度。摩擦效应会增加国家与遥远地区经济交往的成本，即便有些国家在科技水平、通讯手段、海陆交通等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但是一个超级大国从邻国和从遥远国度进口同类商品的成本也是有着明显的差距的。“地理位置越靠近的国家往往更易于形成区域性的生产分工网络，北美、欧洲、东亚等地区都是典型的代表。即使技术进步已经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但海麦斯的实证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仍然是决定国际分工的一个关键因素”[9]。地理磨损与成本上升，很长时间内将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 那么，地理磨损原理是否能被克服呢？生产力的发展、运输手段的进步和信息化的发展确实使国际物流的成本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是这不意味着地理环境对各国的限制将会消失，而意味着地理环境会带来一个更为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从人类开始跨国贸易以来，如何克服地缘环境造成的障碍一直是各国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少数国家率先实现技术或科技方面的创新总会获得明显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是建立在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的比较劣势的基础上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各国在跨越地理障碍竞争方面的不平等关系面临着持久性和固化的局面。同时，从国际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分析，能够化解地理磨损效应的产业要么是稀缺性的能源产业或具有垄断利润的高新科技产业，要么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成功降低了运输成本。因此，对地理磨损效应的反制，成为地缘经济识别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磨损、降低成本与比较优势的获得，也因此成为地缘经济研究方法的主线。 4.地缘经济的价值取向 在地缘经济研究当中，并存着两种价值取向。研究地缘经济中的跨国合作的学者，因为认识到国家间区域合作的经济价值和可行性，都坚持地缘经济实际上在价值层面对冲突性地缘政治观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们认识到地理上的相近性不只是给邻国间带来了冲突的诱因，也赋予了国际行为体之间共同的历史经验、文化渊源及交往便利，这些因素对区域性或全球性共同体的产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那些把地缘经济视为国家在新时代战略与政策选择的学者们，他们看到了经济合作没有改变国家的自利性格和竞争欲望，一个国家对全球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解读还是建立在扩大本国地缘控制范围和力度基础上的。在这些学者的分析中，地缘经济战略的执行虽然在方式上和地缘政治有明显不同，但是很难认定地缘政治的逻辑一定会被地缘经济替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并行不悖或各行其是的。 那么，地缘经济是否会对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进行彻底的替代呢？那种将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简单对立或简单画等号的做法其实都不可取。现代地缘政治分析已经证明，地缘因素不仅能够诱发国家间的权力竞争，也能够限制地缘冲突的烈度和范围。而地缘经济也无法避免经济民族主义、新重商主义的干扰，它也内在蕴涵着冲突的基因。地缘经济的发展到今天为止还具有极强的初步性。它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地缘政治的研究内容、方法和理念，这一切都有利于未来一个广义的大地缘政治学的出现。但是，今天的全球化、区域合作以及相关理念的发展，都还不足以彻底改造国家的功利主义文化，地缘经济空间的开放性和联合性从长期看可能塑造给地缘政治行为体新的身份和文化，但是这种趋势并不能等同于已经出现的现实。 ①吉登斯认为结构—施动者之间具有“共同决定的不可通约性”（co-determined irreducibility），也就是说一方面结构既是施动者组织起来实践的中介，又是施动者实践的结果；另一方面结构不仅对施动者施加外在的制约，也内化在施动者的活动中，不能以对一方的研究代替对另一方的研究。奥纳夫提出宏观结构与行为体之间是持续同构——即相互建构的关系，二者辩证综合，不存在从属性的关系。标签：地缘政治论文; 地理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政治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