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走向多学科融合：欧美真实电视研究路径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路径论文,启示论文,多学科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29.1 [文献标识码]A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内最风趣、公众反响最大的两档电视娱乐节目，当属沪宁两地的《中国达人秀》和《非诚勿扰》。两档节目皆为真实电视，且都获成功，它得益于栏目背后强大的团队努力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也得益于对欧美真实电视节目模式的熟练运用。其实，从早期的《今日我们相识》、《生存大挑战》到后来的《超级女声》、《赢在中国》，中国真实电视创作的起步与发展深受外部节目形态影响。真实节目从1980年代末开始走入欧美电视荧屏，当时不啻为一项重大电视革新，大家熟悉的《幸存者》、《阁楼故事》都是其中的代表。
一、节目本体研究
如何定义和理解真实电视类型呢？英国斯特林大学电影和媒介研究系主任理查德·科尔伯恩早在1994年就撰文考察了真实电视节目特性及其广受爱慕的原因。科尔伯恩认为，影像与“真实世界”的直接联系，或者说有多少真实可以在影像中呈现，是人们长期所关注的。在时事新闻和纪录片生产中，电视也一直把“展现事物的本来面貌”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强调一种“真实感”塑造。随着对电视的日益了解，观众也逐渐意识到在荧屏上所看到的是一种建构的真实，特别在电脑技术时代，荧屏形象比以往更容易被合成与操控。科尔伯恩在界定真实电视节目时认为，这种节目形式有时用于生活观察类纪录电影生产，有时用于描述植根现实生活的小说戏剧，但它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借助影像设备，记录个人或团体生活事件；通过各种戏剧重建方式，模仿真实生活事件；通过合适的剪辑方式，把材料合并成一种动人的包裹式电视节目，以提升它们的真实力量。概言之，真实电视不是专门依赖真实脚本，而是现场交谈、真实材料、戏剧重建和观众各式参与的一种混合。不论何种形式，真实电视制作者的首要目标在于提高共享经验和生活现实的品质。由于人类自主性、想象和认同心理，观众在家里收看节目时，往往会觉得节目中呈现的那些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许他们就是下一期节目中的明星主角。科尔伯恩写道，真实节目缘起美国，1987年，NBC是第一家和真实表演秀发生关联的公司，出品了《未解之谜》，各大电视网也都很快投入制作了急救、犯罪、警事服务类真实秀，如CBS的《急救911》和《真实生活英雄》、FOX的《警察们》和《美国最需要的》等。[1]
伦理问题是真实节目本体研究中的一个经常性话题，与之相关的隐私、家庭生活、私人领域和公共景观话题被大多研究所关注。《拍摄人民：真实电视中的冒险者们》一书探析了真实电视类型以及新媒体的伦理问题。作者讨论了真实电视节目生产中的非公众性争议话题并提问了社会和参与者在节目中失掉了什么，他们思考了真实电视的未来和那些具有危害倾向、隐私和非人性而不适于广播的内容如何处理。[2]
新千年电视节目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对信息和教育内容的强调转入对娱乐内容的强调，真实电视节目可以说是信息内容和娱乐内容的一个分野。2004年，针对真实电视的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炉。《真实电视：被观看的职业》一书认为，从立足客观的真相电视(factual TV)到真实秀电视，真实电视是电视变革时代的一种崭新样式，是“新千年最热门的节目趋向”。作者从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主题上探寻了媒介转型和节目生产意义，还考察了与真实电视相关的公众参与、互动性、纪录性、监视和私人生活、社会实验、干涉现实等问题。[3]《理解真实电视》一书涉及了真实电视发展阶段、欧洲各国针对真实电视的公共讨论、《老大哥》如何让普通人变成名人、社区意识形态控制、生活方式节目和社会阶级、婚姻和母权的理想化、同性恋呈现、好莱坞对真实电视的反应、《幸存者》迷研究等问题。书中指出，真实电视是一种综合节目，它与纪录片形式密切关联，研究者甚至预测，随着英国电视回归高质量的纪录片生产，生活方式节目和《老大哥》节目会逐渐消失，因为“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真实生活，而不是真实电视”[4]。著作《〈老大哥〉国际化：模板、批评和公共性》直接触及了真实电视的国际化问题，这种“国际化”不仅包括具体内容，还包括对真实电视不同的分析方法和认知水平。著作从公共意识和特定公众态度、文本特征、多媒体相互作用三方面分析了《老大哥》的各种国际版本，进而讨论了真实电视与社会变迁、道德文化间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划分、公众对于表演真实性争议、观众意识在媒介文本生产、接受和协商中的作用、文化多元性和真实电视对于种族、后现代性、权力抗争的意义、本土化与多平台创新等问题。[5]
二、真实电视、种族和女权主义
女性参与者在欧美真实电视节目中是一直在场的。2006年，南加州大学两位研究者将“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和“整容真实造型秀”两种女性展演放置在生产它们的文化和政治情境下进行了一次比较，认为从美国小姐比赛到整容造型秀，不仅仅是一个节目变迁问题，也表明了对美国文化中整容手术文化实践日趋普遍的认可和人们通过形体改变而实现个人抱负和成就，“吸引我们的不是电视类型的转换，而是这种类型所产生的对妇女气质的重新界定。”[6]文章关注了妇女气质主导标准和主流女权运动之间动态关系。美国小姐选美节目将美国小姐和国族相连，一位“完美”的美国女性公民被定义为白种的、异性恋的或具备附属性气质的，选美竞争者身体是美国的象征，女性身体被规训和打造成一种自由主义象征，而赋予的这个标准是白人中产阶级标准。到了20世纪末，后女权运动成了美国主流，特别被青少年女性所推崇，这种消费性后女权运动是个体化的和基于个人选择或个体平等所建构的，而非历史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国族象征、社会变迁和解放。它也是《天鹅》和《改头换面》等真实造型秀的女性主义思想，其中，身体解放，整形愉悦和个体赋权功能，都成了女性身体重新客体化的正当性理由，女性通过改变自身形貌而实现一种成功与个人理想。同时，女性是独立和强大的，一直是女性主义建构目标，商业主义则策略性地将这种意义化作为最有效的市场策略。个人外科手术转变与后女权运动和现代商品文化是一致的，所有造型节目都是关于成为一个更好的“你”，真实电视精细地暗示，个体选择和快感是消费主义促使的，具体通过整容手术、新衣服、新房子、轿车而获得。于是，现代气候下媒介所呈现的妇女想象，成了富有侵略意义的市场策略一部分，而不是美国主流性别关系下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暗示。“真实造型电视秀统一化的妇女气质不是想在传统美国公民资格的完美性方面做出什么，而是想在消费文化领域营造的个体自我礼赞上做的更多，也就是‘消费者公民资格’。”[7]
无论是整容术在媒介技术和消费文化情境下让普通人上升为文化英雄，还是真实电视如何建构某一群体想象，真实电视的种族呈现问题也经常被与女权主义一起被放大和探寻。《单身汉：伊斯兰闺房中的白色》考察了真实相亲秀《单身汉》中的种族和性别图景，特别注意到这些电视秀是如何借助拍摄和编辑给予了白色特别地位。在对比参与者情况时，《单身汉》有时候将种族和少数族裔当做奇特的他者，这也证明了当前人种和性别成见是如何被媒体强化的。[8]真实电视在一定程度上将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那些性别、族裔、年龄等方面的弱势群体，纳入了公共视野，使得这些人群纷纷透过参与节目、口述日常等方式，以普通人的经验和观察走向了以前为名人们所占据的前台，契合了人们追求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想象。
可见，真实节目的人类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一个研究热点，种族、阶级和性别三大文化研究核心话语都被用于真实电视分析。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2009年专门撰文对英国真实电视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呈现问题进行了深度诠释。莫利称，如果说近年来英国电视上工人阶级变得愈加可见，这主要是因为不断增加的真实电视节目重点地报道了他们。接着，从社会决定论模式下的阶级分类、教育社会学和社区宣传中的语言、阶级和文化关系、马克思经典工人阶级理论三大理论语境出发，结合与自由经济发展所需的个人主义不无契合的真实电视具体叙事，莫利研究认为真实电视主要将工人阶级再现为“坏公民”、“不守规矩的穷人”和“粗俗的无产阶级”。莫利最后认为，如果持有一种批评视角和语境意识，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当前如何讨论电视进行历史性的阶级再现问题，而且还能够看到这些讨论是如何介入其中。[9]
三、节目在地化、国族认同和电视模板
单说2004年的真实节目《老大哥》，它的模板已经为30多个国家使用，真实电视俨然已是一种全球文化现象。在真实电视全球性生产和传播过程中，节目在地化一度乃至当前依然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真实电视节目从美国向英、法和德等欧洲国家蔓延的过程中，西欧各国一开始对真实电视节目不无顾忌，一是担心威胁本国文化，二是担心会影响本国电视的公共服务传统。于是，欧洲在真实电视节目内容和形式上都着眼于本国文化优势和适应当地观众。例如，法国观众起初不习惯接受美国的快速运动、行为包装、犯罪侵扰类真实秀，节目生产由是转入关注爱情、性别、家庭关系等内容。法国真实电视是在1990年代早期由美国和意大利“真实秀”介绍而入的，刚开始主要讨论了节目生产中的法律、隐私等商业局限性问题，并对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法国形象保持了密切关注。这些讨论和关注还被置于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语境下考量，这一语境既包括文化呈现中的现代化意识，还包括新节目趋势又是如何破坏了法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和愿望，比如民主、真实和个人权利。[10]十多年后，欧洲各国已经形成了风格独特的真实电视节目，自身也转为全球真实节目模板的输出主体。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曾对大众传播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有过阐释，国家认同可以借助话语实践而非单独的现实实践来实现。国家意识和民族身份在真实电视的传播舞台上同样得到再现、编写和共享，大众文化、国家认同和日常生活联系日趋紧密。以芬兰探险类真实秀《极端冒险》(Extreme Escapades)为例，有学者认为国家电视在国族认同建构中依旧扮演重要角色，真实电视是在“平凡的民族主义”语境下的一种流行文化生产。与西欧各国一样，芬兰也存在一种美国化恐惧，担心美国大众文化对芬兰文化和国家认同产生负面影响，于是在电视生产上十分谨慎，直到2001年才开始第一季《极端冒险》生产。节目参考的是美国《幸存者》制作模式，不过两者穿越的场景和播放范围不同，后者跨越大半个世界的孤岛和丛林，在全球播放，前者仅发生在芬兰北部某一区域，仅在国内播放。研究指出，《极端冒险》既参照全球电视文化模式，又生产和传达了芬兰意识，具体表现为：节目在宣传新选手时，使用的是民族主义修辞——“我们正在寻找庆祝他们祖先的真正芬兰人”；将新国家认同与诺基亚、电脑Linux操作系统相联系，因为芬兰是移动电话发达的国家，通讯事业全球出名，这个国家俨然是一个“诺基亚国家”，信息社会代表了芬兰的成就，从而从高科技层面形成民族凝聚力；还与芬兰森林景观、萨满教传说、驯鹿、篮球文化等独特民族符号紧密相连，实现民族认同塑造。研究者认为，电视模板继续会跨越国家边界，但国家的归属感需要坚持和保留。《极端冒险》中有意或者无意的国家认同塑造，也可以说是芬兰流行电视最好的市场化工具和生存策略之一。[11]
除却节目模板输出的地方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分析外，对真实电视的政治经济学讨论则深化了节目全球化扩散分析。2009年，有学者以《乡村偶像》为例，分析了新媒介环境下真实电视和媒介结构、生产和产出的转变。文章认为真实电视现象不仅提升了商业电视的地位，而且逐渐在新媒介环境下重塑了自身的价值链，电视景观事件和直播内容也扩大了观众参与机会和制作机构收入。在过去二十年，少数跨媒介公司已经通过特许、合并和合伙方式控制了全球媒介市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控制节目模板的全球交易，而模板企业实际上是由真实电视激发而逐渐适应全球电视生产体系的。一般来说，节目模板是在新的国家时空语境下复制和再生产节目内容的工具，作为一种典型的电视模板，真实秀模板一般描述作为参与者的普通人、有效地结合了当地语言、文化和气质，而且真实电视还引入了爱情、家庭生活、职场生活、歌舞之类的普世话题，并且这些好像受到了节日竞技、各类仪式等公共文化传统类型的促进。目前，许多电视公司主要依赖全球模板代理公司，既发现其它各种节目创新形态，又寻找媒介市场。真实电视模板之所以能够走俏，主要是它契合了当前音乐、流行、旅行、商务各种工业生产。英国首个商业电视频道“电视二台”正是借助制作真实电视《乡村偶像》，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的转折，它带来了电信系统发展、下载付费业务发达，乃至其他节目的共同发展。[12]真实电视是过去二十年来大型商业电视集团在新媒介环境下维持市场统治地位的关键诉求，而商业公司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以保证长期发展，媒介政策部门在新媒介环境下如何节制商业资本而关注公共利益，还是要进一步考虑的。
四、受众接受态度和效果研究
作为大众传播的基础与目的地，受众早已成了认识和理解大众传媒与现代社会的关键。受众的参与是真实电视区别于一般节目和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以1881年的期刊《珍闻》(Tit-Bits)为始，以真实电视《老大哥》为结点，有研究审视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一百年的媒介参与历史，具体包括：1880年代的刊载读者有意义投稿的期刊出现；1920年代忏悔类杂志的广泛流行；战时，大众市场类妇女杂志将自身与读者生活联系到了一起；对谈广播(talkback radio)的崛起；1980年代以来，“真实生活”媒介类型(包括杂志和电视)的出现。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的一系列案例和研究出发，研究者无意于评论和表扬媒介生产积极鼓励受众的参与，或者描述作为一种促使参与民主发展策略的进程，文章只是考察了媒介生产者激发积极媒介消费者的意识已逾百年，而最近的主要代表即为真实电视的出现与发展。[13]迷研究以及文本和新型受众关系在近年媒介研究中已被广泛讨论。威尔士大学学者琼斯曾对《老大哥》进行过一次迷研究，考察了真实电视中生产者和观众意识，特别是观众对于“真实”的认知。作者审视了迷观众如何与投稿人之间建立了“个人真实盟约”，而这又如何影响了他们对所看到的是“真实”还是“建构”的理解。作者认为，真实电视作为一种多文本复合载体，创造各种策略，满足了观众希望透过影像而看到“真实”的愿望。迷们在非真实环境中寻找真实或现实，即使他们知道电视秀及其前提是设计的或牵强的。《老大哥》作为一种建构文本，让观众自由领略这种纪录—肥皂融合类型典型的表演元素。纪录片的真实本身是一种历史建构，或者是文本和观众共同交流而形成的，而肥皂剧提供了一种观看世界的窗口，个人和表演都在真实性的理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4]
以色列海法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对以色列、俄罗斯和其它国家不同人口特征受众的访谈和调查，探究了社会关注和规范真实秀电视的动力所在，测量了公众对于真实电视影响的感知、关注和行动，认为媒介效果关注居中协调媒介权力信任和人们对这一信任的反应，丰富了第三人效果模式的整个预估价值。[15]第三人效果假设是戴维森在1983年提出的，人们倾向于认为媒介负面消息对他人有强烈影响，而对自己影响很少。近来，对这种效果认知的影响分析逐渐增多，假设媒介影响之影响理论(Gunther & Storey，2003)对媒介效果感知研究称，人们持有的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效果信念，在许多或重要时候，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例如，人们越相信他人会被暴力媒体影响，他们越会支持对暴力媒体内容进行检查和规范。传统意义上，第三人效果模式被认为由感知和行为两部分组成，而感知和行为如何相连呢？一些分析发现了这种断裂，毕竟人类行为并非简单地由抽象的媒介霸权和影响力信任感导致的，但仍没提出一种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文章执行了一个研究计划，即真实秀负面影响关注和这一关注在解释态度迈向对这些电视秀生产和传播的限制和检查中的角色，从而验证态度转向行为的效果判断。文章提出了三大假设：假设1：真实秀电视的第三人效果感知与对这种影响关注之间，具有正向关联。假设2(a)：第三人效果感知越强，那么越多的反应者将倾向于对这些真实秀的生产和传播施加限制和控制；(b)：反应者对真实电视秀社会效果关注越多，他(或她)越会倾向于对这些真实秀的生产和传播施加限制和控制。假设3：对真实秀效果的关注将居中协调真实秀效果感知和对检查职责支持之间关系。访谈结果分析认为，联系媒介霸权信任与对这种信任的行为和态度反应理论中缺少了一个主要部分：一个态度部分，换言之，对媒介负面效果的关注程度。如果在效果感知模式中加入“关注”这一概念，媒介效果感知和社会影响之间关系更为明显。分析建议，“关注”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媒介效果感知会导致个体或社会行动，以及第三人效果模式需要包含一个态度部分。
一般来说，忏悔文化和医疗话语是西方文化和哲学主要关注点之一。通过对2002-2004年芬兰真实电视中“独白”的考察，有学者提出真实电视可以看做是现代忏悔文化的一个主要装置，其中最主要的是“真实”情感话语。无论是相亲类电视秀，还是探险类或生活方式类真实秀，它们都有自我话语制作，在一个节目中设置多种谈话语境，让参与者自言自语、自我表述或出演独角戏，从而形成一种直接抵达真实的方式。研究认为，真实电视中自我独白的意义与力量，还在于促进了电视从大众媒介到第一人称媒介转变，这种第一人称媒介是植根于大量个体之中的。独白是真实电视上的一个创新，使得电视发展到了情感表达和自我话语阶段。人们在真实电视上可以倾诉情感和表达感受，电视化身成了一种真实工业，促进了人们表达真情，这在一个层面上实现了真实。[16]此外，受众心理行为也受关注，有研究选取精神文化视角来分析电视观看，在真实电视对负面家庭进行公共景观展现的语境下，考察了羞愧表演(the performance of shame)，分析还引入了意识形态和情感因素。[17]
五、真实电视、新媒介和控制社会
真实电视与整个社会关系是西方真实电视研究的一个崭新范畴，这种研究突破了单纯的传播学范围，而引入了社会学和哲学话语。真实电视经常会被看做是一种娱乐，或对现实的一种逃避，而新泽西罗格斯大学的杰克z.布瑞蒂奇却认为，真实电视不是一种逃避现实者，而是毫不犹豫的“入世主义者”。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理论出发，布瑞蒂奇撰文提出真实电视是“控制社会”的一种文化样式。在德勒兹看来，福柯的规训社会表现为非连续性装置、有限空间、严格分类和这些特殊话语下对主体化进程的限制，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转变的标志是主体化进程的改变。控制社会主体主要特征是交互性、灵活性和流动性。布瑞蒂奇写道，每一种电视秀不是简单地去呈现真实而是创造真实，不是呈现世界变化而是直接通过一种电视样式生产那些变化。比如，真实节目鼓励了投票、聊天和发送信息等互动影响形式，这属于真实电视鼓励观众参与的电视长期存在权力的最高表现。这些事情不仅增强了节目中的观众联系和参与消费实践，同时也是一种模仿实践，整体关涉了弹性劳作和工作进行中互动交流的后福特主义。另外，真实电视被认为是一种捕捉、修正、重组和区分变化权力的一种表演现象，很现实的例子是真实电视显著的造型化趋向，变化或变型是通过把普通人变为名人或者名人变为普通人而实现的，普通观众则变成了游戏者或参与者。真实电视创造了一个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空间，具体是将竞争者和观看者放置于一个超凡的虚拟空间里面，但制作者不是简单地给节目设置一个独立的虚拟空间，而是将固定节目或游戏的驱动力量转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寻找，并深入设计情境和指导规则。当前真实电视节目中，参与主体变得很容易被置换、颠倒和转变，研究认为真实电视组织、结构和动员主体方式有两点：一是使得个体互动和合作从而融入节目设计；二是考察个体的身体和精神局限。这些转变的目标是为适应新统治权社会创造易于训练的社会主体。身体和精神的施压方式在节目中层出不穷，身体如倒立数小时，直面大量的蠕虫、蜜蜂和昆虫，吃食稀有动物某些部位，特别是热辣椒和活昆虫等，在将身体推到一个极限后就开始测量精神和心理边界，如疲惫、心理崩溃等。所以，将外界刺激作为一种规训机构，从而测验主体承受极限、可塑性和变化。应该说，疲劳、瞌睡和饥饿等测试或考验，历史上是军事机构、宗教秩序和兄弟会的一部分，而被真实电视所挪用，这样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变化情况可见一斑。身体被促使去忍受疼痛、莽撞、恐惧和厌恶，并且抗争到最后，从而获得回报(胜利、金钱奖赏)。通过身体和意志，个体们被打垮，并又被再重组，从而接受那些命令机制，因此，真实电视是控制社会文化规范或模式最有效的操作方式。作者最后认为，真实电视与控制和传播新社会构型的权力是关联的，我们不要把真实电视简单想象为技术和实验的松散装置，而是指导权力变迁的机制。挑战身体极限、灵活地重组叙事信息进程、角色和人们的轮换、集体能动和测试忍耐阈限都是真实电视主体化进程中所采纳的一些技术程序。主体被转成多变的、一组可以修复的能量载体，这种主体化的重新排列是控制社会使得现实或真实节目化的关键所在。正当工厂技术已经离开了工厂和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因此节目也离开了电视，整个现实都变得节目化了。总之，电视是控制和传播新语法下的一种权力，它试图适于权力，并致使真实可见、可操作，以及节目与一种控制社会的需要相搭配。[18]
欧美世界基本跨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网络经济迅速发展，真实电视怎样适应这个时代呢？2002年，《新媒介社会》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了真实电视是如何加强现代互动经济逻辑的，认为以监视(Surveillance)为基础的真实电视节目与依赖监视而进行经济开发的网上经济发展是同步的。真实电视现实监视行为被扮演为一种娱乐和自我表达，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对训练观看者和消费者在互动经济行为中的角色定位发挥了巨大作用。[19]以美国真实电视《欺骗者》为例，学者还把真实电视作为一种通俗讽刺剧进行观察，认为两者在叙述情节结构和具体内容意义上具有相似性，后现代商业电视和流行文化生产结果息息相关，它们都涉及隐私讨论、性别分析等。大众文化产品为大众消费而设计，追求高收视率，真实节目中讨论的爱情欺诈问题和现代资本市场的商业信任危机联系在一起，真实节目和政治经济模式发生了关联。[20]真实电视介入了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真正的现实和模仿的现实统合到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一种社会真实感。
六、结语
可以发现，欧美真实电视研究形成了两大学术走向：一是从文本类型、节目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析到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二是从新闻传播学走向多学科视野。真实节目具体研究不仅关注文本特性、文化再现，还细致分析了真实节目模板的输出与再造，以及延伸而来的节目版权论争和市场策略运作，进而将真实电视置于社会总体过程和整个商业生产体系下进行审视。这一审视逐渐引入了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理论，它们是当前欧美真实电视研究的一个崭新开端，也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增长点。
真实电视研究的社会学发展方向在西方也是近几年的事情，真实电视上的约会、竞技、探险、生活方式，无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彰显着团队协作与自我努力，这些应该进行社会学式考察。[21]当然传播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有诸多交织，真实电视和其他电视类型也有诸多重合，因此理论分析也必须是综合和融合的，这也是对国内真实电视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不过，多学科讨论不只是为装点门面的，要么是不加分析的理论套用，要么是简单的社会反映论思维。在分析相亲真人秀收视热情不减时，一些研究严肃且有力地指出这是当前社会婚姻问题的结果和反映，在此基础上又认为节目迎合了婚恋人群的收视需求。其实，社会婚姻问题是各时期都存在的社会共同现象，从早期的《玫瑰有约》到最近的《非诚勿扰》，相亲秀节目十几年内一直走红，主要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现实生活和共享经验，正如科尔伯恩所指出的一样，“不论何种形式，真实电视制作者的首要目标在于提高共享经验和生活现实的品质。无论影片是专业机构为急救和事故服务而制作，还是由独立爱好者借助基本影像设备拍摄，需要强调的是对生动且自然的真实生活事件的捕捉”[22]。因此，国内对真实节目研究给予更多的学科规范十分关键，只有在此基础上更广的学术视野才是有意义的，及时与深入的研究才是有可能的。
应该说，真实电视节目在中国当前电视商业化发展进程中依然具有丰富的市场潜力和社会空间，但当站在《中国达人秀》最后决赛舞台上的是这样两个弱势群体成员，一个是模仿清口相声的伶俐女童，一个是才华出众的断臂青年，我们又当如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