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政治哲学研究
傅小凡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361005）
摘 要： 所谓“政治哲学”，就是人们根据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等道德标准，对社会制度作出评价，指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指导人们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制度。东汉末年，董卓专权，天下大乱，为平定天下，曹操提出“以道御之”的观点，他对“道”的解释是“天下清”，御的方法是“以义动”，清除政治腐败，体恤百姓疾苦，恢复农业生产。可是遇到强劲对手，即使居于优势，仍未能实现统一。江东吴国君臣努力寻找其割据一方的合理性，周瑜提出“率义以正天下”。可是，东吴的“义”，主要是用来批评和指责对手，并非自己追求的社会理念，因此，在夺取荆州之后，在江东豪强的左右之下，固守江东，政治上逐渐趋向腐败和暴政，“义”的理念自然流为空想和虚伪。“兴复汉室”是蜀汉领导层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蜀国政治哲学理念，具体实施原则是刘备的“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因此，蜀汉得以建立基业。可是，蜀汉实力不足，北伐困难重重，根本无力取代魏国。加上“汉室”在东汉末年腐败至极，并非理想社会，当汉朝灭亡，三国鼎立之时，“兴复汉室”的主张失去了号召力，最终必然失败。
关键词： 政治哲学；道义；清平；公正
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东汉末年，天下一分为三，呈三足鼎立之势，各派势力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都可以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三国时期虽然没有专门论述政治哲学的著作，但是《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和《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记载了大量的政治家的言论和谈话，以及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的政治实践，为我们提炼和概括当时的政治哲学观点，提供了依据。限于篇幅，我们主要以曹操、孙权、周瑜、刘备和诸葛亮等人的政治哲学观点为例。
一、以道御之，抚恤安民
曹操不是思想家或理论家，没有全面阐述自己政治哲学的著作，其政治哲学观点散见于其各类文章以及与各色人物的谈话之中。比如，曹操与袁绍的一次谈话，就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当时正是兴兵讨董卓之初，袁绍担心举事失利，同时怀疑曹操的实力，便用试探的口吻问曹操，如果讨董卓失败，曹操如何退守。曹操知道袁绍的用意后，不正面回答问题，却以同样的问题反问袁绍以试探其志向，面对曹操的反问，缺少谋略的袁绍坦言道：“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完全是一个地方豪强或军阀的口气。面对袁绍的坦言，曹操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1]26这话听起来有些虚玄，的确让袁绍不知所云，可是曹操却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道”。驾驭群臣的可能是君主的权术，而能够驾驭天下智慧与力量的只能是最高的政治哲学理念，这是完成政治伟业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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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曹操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的“道”的具体内容，曹操当时没有解释，以后也没有直接讨论，似乎给我们留下一个谜。我们只能结合与曹操有关的其他文本来理解其“道”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是用来表达对理想社会的理解的，就儒家政治哲学而言，其表达理想社会的范畴就是“道”。虽然曹操不是儒家，但是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达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用此文的一些观点来帮助我们理解曹操政治哲学之“道”的范畴。
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简要地描述了自己不凡的一生，虽然有人怀疑其真诚，但是，曹操介绍自己志向的变化、人生坎坷的经历与历史事实基本相符，所以，通过曹操这段文字把握他心目中的“道”是可信的。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达的社会理想是“天下清”。面对宦官专权，朝政腐败，地方豪强恣意横行的东汉政局，在得罪朝中宦官和地方豪强之后，他怕危及家人安全而托病辞官，并且表达了隐居乡间而不入仕的决心：“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1]32当年曹操才30岁左右，如此年轻就决心归隐，可见他与东汉末年黑暗政治的格格不入。
兼并土地、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地方豪强是东汉末年的政治毒瘤。曹操二十岁被举为孝廉，任洛阳北部尉。曹操一上任，就制定了严格的执法手段，专门做了五色棒悬在城门左右，如果有人犯禁，无论什么身份一律棒杀。几个月后，皇帝宠爱的宦官骞硕的叔父违反规定而夜行，果真被打死。一时间，整个洛阳城没有人再敢犯禁。宦官和洛阳城中的豪强都忌恨曹操，却又没有办法除掉他，只好一起推荐曹操为顿丘县令，让他离开洛阳。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拜骑都尉，赴颍川征讨黄巾义军，因有功而升为济南相。济南所辖十几个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1]4通过曹操的治理，居然“政教大行，一郡清平”。[1]4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让我们看到了曹操坚决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的史实。
曹操不可能没有称帝的野心，但是就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言，无论谁称帝都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所以，表明自己没有称帝野心，是政治理念的宣扬；当自己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时，依然坚决不称帝，则是政治智慧的表现。政治理念与政治智慧的结合，体现在曹操“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2]2173的自我标榜。其诗表达得更为生动：“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3]236有人说曹操心里很想称帝，只是因为怕天下人群起而攻之所以不敢而已。曹操心里究竟怎么想，我们无法知道，他所做的表白的可信度也没有必要追究。因为，无论是称帝还是任丞相，他实际上已经是东汉末年朝廷中的最高统治者，其政治哲学观念已经具有转化为社会现实的主观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历史记载的曹操的一些行为来论证曹操的“以道御之”之“道”，究竟是驭臣之术，还是理想追求？
曹操在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以及在恢复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确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超人的才能，他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但是，在挥师南下统一中原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强劲的对手——孙权与刘备。他们的抱负是一样的：统一中原，成就帝业。但是，他们都认为这个历史任务应该由自己来完成，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调和。曹操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尤其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夺取荆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使曹操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赤壁之战所面对的敌手，不再是昏庸无能且刚愎自用的袁绍，也不是乳臭未干且群臣异志的刘琮。孙刘两家结合成统一战线，共同阻止了曹操统一全国的进程。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看，全国统一是必然趋势，代表全民族的共同心愿，是民族“大义”，因为真正的统一意味着和平与安定。但是，曹、孙、刘三人都认为自己上代表天意，下顺从民心，为争统一权而进行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三国一直处在备战状态，军事开支很大，人民不堪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主张“迎”曹的人，虽然出于私利惧怕曹操的强势，是对强权政治的屈服，但却与民族大义一致，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东汉末年，曹操努力平定割据势力，追求天下一统，恢复社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的宣称与所作所为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其政治哲学的内涵。其一，“以义动”。这个观点是在曹操反对袁绍要立刘虞为帝时表达的。曹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1]4如果随意废立皇帝，就与董卓一样违反了天下之大“义”。可见此“义”有君臣之义的“义”，有社会最高权力更迭的合法性之“义”，也有除暴安民的社会正义之“义”。其二，“整齐风俗”。董卓之乱十五年后，曹操基本控制了北方的局势。为恢复社会秩序，他发布政令整顿风俗，令中针对袁氏父子的倒行逆施列举了四大恶俗：（1）拉邦结派，结党营私；（2）父子之间相互攻击诋毁；（3）颠倒黑白，诬良为奸；（4）欺天罔君，视奸为忠。曹操表示：“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1]27坚决铲除腐败政治现象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这些政治实践是对曹操所谓“天下清”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最好注解。
曹操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实施了一些经济政策。首先，将百姓从地方豪强的残暴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曹操加强了打击豪强的力度，加重了对豪强兼并土地行为的惩处，自然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其次，抚恤社会弱势群体。曹操下令：“女年七十以上无夫子，若年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及民目无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则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廩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1]50这些政策不知道能否真正实行，但能够制定这些政策，并试图使之成为制度和法规的努力，再一次向世人表明曹操心中“天下清”的社会理想。虽然，这些政策并没有超出孔子提倡的仁政，孔子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而曹操是将这种理想初步化作一时的政策或者相对稳定的制度，即使没有确切材料证明这项政策得到过充分的贯彻落实，并且真正成为一项制度，但是，能够形成一时的政策也算是一种进步。即使一时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施，但它依然体现了曹操的政治哲学观点。
曹操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理念指导；其最终的失败，则是由于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使其政治理念与某些军事活动相脱节。曹操虽然胸怀大志，意欲统一天下，表示要建立“天下清”的理想社会，但是，他在恢复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使用严刑峻法，在打击豪强的同时，也伤害了百姓；在与各诸侯割据势力交战的过程中，他滥杀无辜，坑杀降卒，表现出惊人的残酷。他的部下更是以屠城为功，以滥杀为乐。成千上万的荆州百姓跟随刘备南下以避曹操大军，他的残酷杀戮就是原因之一。当他的大军云集江北的时候，荆湘与吴越军民以及孙刘两家的君臣上下联合成统一战线，曹操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统一大业却遇到了一时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再加上他自己由于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权力太大，逐渐骄傲起来，渐渐地脱离了他最初的政治理念。南下征讨东吴的军事失败使得曹操的统一大业没有完成，其军事实践与政治理念相脱节，其“天下清”的理想社会必然不能实现。
二、鼎足天下，固守江东
面对曹兵压境，东吴内部围绕是降是战的争论，展示了吴国君臣的政治哲学观念。首先，是对“义”的理解。周瑜认为，如果曹操“率义以正天下”，东吴可以考虑尊重他。但是，“操虽讬名汉相，其实汉贼也”，那么曹操对东吴的战争就无“义”可言了。由此可见，周瑜所谓的“义”是统一天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称曹操是“汉贼”不过是为自己抵抗曹操的统一战争寻找借口，并使自己的武装割据具有正当性。讨伐董卓时，天下诸侯共举“义兵”，对“义”的理解基本一致。董卓被除，群雄并起，兼并战争中的各方对正义性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否认曹操是“汉相”，无非是将他认定为争霸中的诸侯之一，那么由谁统一天下只能是竞争的结果。战争环境就是强权政治，义与不义全靠实力说话。因此周瑜对孙权说：“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4]1261孙权听罢兴奋异常地说：“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4]1262其实，战争的正义性往往是交战双方从自己利益出发所作的合理性辩护。比如，鲁肃告诫孙权，谁都可以投降曹操，只有孙权不能，因为，其他人降曹操依然可以做官，而孙权降操却没有出路。此话正中孙权下怀，所以他才会说：“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4]1270孙刘两家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一致抗曹，就是因为二者在保护自己利益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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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见了天下三分的局势。后来，顺利地进取益州，又成功地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刘备在众臣的拥戴下，做起了汉中王。一切准备停当，只等诸葛亮所谓的“天下有变”。然而，时局却没有按照诸葛亮的预见发展，甚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首先是孙权为夺取荆州而对曹操称臣；其次是关羽贸然进攻襄阳，被孙权从后路偷袭，兵败身死，丢了荆州。没等到“天下有变”，自己的战略根据地先失了一半，相互配合与牵制敌兵的犄角之势就此失去，兴复汉室的愿望几乎无法实现，刘备留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5]7的遗嘱后撒手人寰，使诸葛亮陷入两难：不讨贼王业没有存在的意义，只能坐以待毙；孤守益州的蜀汉国，基本上失去北伐胜利的希望；而兴兵北伐只是一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一意孤行。成霸业，兴汉室，是诸葛亮为刘备也就是后来的蜀汉制定的总的政治方针，诸葛亮的治国、治军、伐魏等政治活动，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作为诸葛亮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这个政治口号作为政治哲学观念，本身隐含着必然失败的悲剧性结局。因为，东汉末年政治极度腐败，东汉政权的灭亡是历史必然。当汉帝被废，汉朝老臣死尽之后，“兴复汉室”的政治旗号就完全失去了号召力，再一意孤行地“兴复汉室”，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
曹丕以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第二年，刘备在蜀称帝。孙权虽有称帝的念头，但是一方面觉得自己年轻，任吴王时间不长，一时难以服众；另一方面，夺取荆州杀了关羽，刘备必来报复，孙刘两家关系一时难以和好，因此决定“深绝蜀而专事魏”。孙权对魏称臣当然不是真心，“先卑而后踞之”[4]1223才是他的用意。当魏国派遣人到吴国盟誓，并征任子时，孙权用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当曹魏征讨吴国的大战即将暴发时，吴国南部少数民族起义，内患一时难弭，孙权只好给曹丕写了一份言辞谦卑、引咎自责的上书。曹丕被孙权的假象所迷惑，沉湎于虚幻的统一江南的胜利之中。孙权平息内乱之后，魏吴再度反目，结果吴国大败，孙权则派人赴白帝城与刘备讲和。吴蜀自此再度开始和好，但是孙权此时依然保持着与魏文帝的往来，直到几年后才终于与魏断绝关系。孙权称帝后，蜀国派使者赴吴国道贺。吴蜀两国约定平分天下，将魏国占据的州郡分为两部分，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魏国京师直属的司州，以函谷关为界，一分为二。并且订立盟誓，两家戮力伐魏。从此，吴蜀两国再无战事，联合共同抗曹的局面一直延续到蜀国灭亡。
诸葛亮的人生理想，我们可以从他给亲戚的一封信中读出。他说：“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5]28这种成就一番伟业的志向是诸葛亮政治哲学的基础，其观点在《出师表》中做了更明确的表达：“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为此，诸葛亮的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5]6
灭关羽，取荆州，称吴王后，东吴势力达到顶峰，孙权骄傲起来。他经常酗酒欢宴，一次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说：“今日酣饮，推醉堕台中，乃当止耳。”[4]1221另一次，孙权与群臣共饮，起身给群臣劝酒，虞翻伏在地上，假装醉不能持；孙权一离开，虞翻便坐起。孙权知道后大怒，拔剑欲击之，坐在旁边的人无不惊慌失措。大司农刘基起身抱住孙权进谏，虞翻才没有被杀。吞并荆州以后，领地扩大，人事增多，君臣之间，渐生猜疑。孙权也开始信用酷吏，罗织罪名，诬毁大臣，陷害无辜。吴太子孙登多次进谏，孙权根本不听，群臣也不敢多言，整个朝廷人人自危，人心开始涣散。孙权的家庭关系也很乱。宠妃之间争做皇后，儿子间争做太子。家庭间的争斗影响到外廷，朝官们分成拥嫡和拥庶两派。孙权终于废太子孙和，立孙亮为太子。拥嫡派遭受惩罚，两派怨恨越加深刻。东吴政权的开明政治一去不返，并进一步朝着暴虐、腐败之路下滑。
孙权称帝之后的初期，尤其是在外部矛盾上比较尖锐。当外籍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还是比较开明的。赤乌五年（242年）春，立子孙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百官奏请立皇后及四王，孙权反对道：“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4]1145同年三月，海盐县传言见到了黄龙，孙权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所以下令禁止向宫内进献，并降低宫中的伙食标准。赤乌十年二月，孙权迁到南宫。三月，将南宫改作太初宫。孙权下诏书，令主管官员拆武昌宫的材料，修缮太初宫，其动机显然是要减轻民众的负担。
青山湖位于杭州城西，距离杭州约38 km，湖南北两岸山地环绕，东西两侧为临安主要建设区域。由于近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青山湖周边土地被无序开发，原有生态格局受到严重破坏(图2)。修复生态格局，打造低碳化绿色廊道是此次青山湖绿道规划的目的所在。
三、兴复汉室，壮志难酬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其高超的智慧将一个弱小的蜀国管理得井井有条，且能够与比它大七八倍的魏国抗衡几十载，甚至使魏国疲于防守，几无还手之力。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境界，更是传颂千载，家喻户晓。然而，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永远令后人感慨万端。诸葛亮的悲剧充满了偶然，但却无法否认其中历史规律的必然。势之所至，个人的意愿是无法抗拒的。
孙氏家族出身于地方豪强，没有士族豪强在社会上的名望与号召力，但是他们所依赖的基础是过江的士族豪强和江东的地方豪强两大势力。两大豪强势力之间是有矛盾的，双方力量的消长直接影响着吴国的政治。当士族豪强占据上风的时候，东吴的政治目标是统一中原；当江东地方豪强的力量居优势的时候，东吴的实际政策则是固守江东，分庭抗礼，甚至不惜对魏国称臣。这种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进一步表明东吴集团政治理念的缺乏。
“兴复汉室”是蜀汉一国最高的政治目标，其中包含了与曹操的“以义动”，周瑜的“率义以正天下”中的“义”范畴的内容，可以视为蜀国的政治哲学理念。除了“兴复汉室”之外，尊重人的价值和作用，也是蜀汉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建安十二年，曹操南征刘表，刘琮遣使向曹操请降。刘备屯兵樊城，直到曹操大军抵宛城才知道，急忙带着诸将和众人撤走。刘琮的部下以及许多荆州百姓跟着刘备撤离。到达当阳时，人数达十多万，辎重车数千辆，每天只行驶十多里路。有人对刘备说：还是加快速度去保卫江陵，现在虽然人多，但是能够战斗的人太少，如果曹操兵至，如何抵挡？刘备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6]880刘备此语强调民心民意的归附是建国立业的基础。诸葛亮也认为万事“以人为本”，但他所强调的是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他说：“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5]60虽然天地是万物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万物生长的原因，但是万事万物的成败，则是人努力的结果。事在人为，克尽主观努力，将事情做得最好。虽然最后“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这种努力成就了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境界，有形的事业失败了，无形的精神永存。
赤壁之战失利后，曹操因内部问题和西北军事一时无暇顾及南方，因此孙刘两家之间的矛盾上升，其焦点是争夺荆州。鲁肃为孙权建议的建立帝业的步骤是，先成鼎足之势，再取荆州、袭巴蜀，进而“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4]1268所以，夺取荆州是赤壁之战后吴国既定的战略方针。因而刘备在赤壁大战之后，总算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按照诸葛亮的《隆中对》，荆州是其北伐的战略基地。围绕荆州，孙刘两家势在必得，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争夺必然削弱各自的力量，将统一中原推向了遥远的未来。而且，这种明争暗斗，直接影响甚至改变着两家的政治观点和长远战略，尤其对孙权的战略思想和治国方略产生的影响更大。当刘备为夺取荆州发动攻吴战争时，东吴派使者质问刘备：“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矣。”[2]2190这些大道理东吴并未用来约束自己，却在得了便宜之后用来指责别人。诚然，这些问话不排除使者个人的观点，但将其与孙权夺取荆州的行为相比较，可以深切感受到以孙权为代表的东吴统治集团的政治特征。他们只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政治谋略，根本上缺乏追求更高的社会理想的政治哲学理念，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即使完成了也是新一轮暴政的开始。
只听张小飞大喊一声：“教练，接好了！”他猛地飞起一脚，只见足球在空中翻转了360度，又向下45度直冲过来，最后准确无误地击中了一名高年级同学的腿，那位同学疼得嗷嗷直叫，全场队员却笑得人仰马翻。
虽然“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失败了，但是在这个既定方针指导下，诸葛亮的治国实践还是有成功之处的。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够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足而立是极为不易的，这些功绩与诸葛亮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才能是分不开的。诸葛亮治理蜀国是为了“兴复汉室”的大业，同时也是为了造福当地的百姓。在当时鼎立的三个国家里，蜀国在诸葛亮在世时的政治是最清明的，经济和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也相对较好，至少在频繁出兵北伐之前是如此。
1.全社会要形成关注蓝天、保护绿色生态的共识。可持续发展是长期的科学发展观念，不以一时的效益作为发展目标，也不以损害环境作为生活或者发展的代价。想要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让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当绿色生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之后，可持续发展自然就能够得以实现。社会的每一个人在使用绿色理念来指导整个产业发展时，其通过严格意义上的自我规范和约束，从而让这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成本利用率最高。我国在未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选择合适的产业，因为该理念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和深厚的，所以在当前社会中必须要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绿色经济氛围。
为了治理好国家，诸葛亮对封建国家的政治结构、君主的政治素质、臣子的道德要求都制定了一些标准。诸葛亮说：“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只有按照这个标准，才能将蜀国治理好，才可能对天下具有感召力，才能够为北伐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同时，诸葛亮还提出了与“私”和“邪”相对立的“公”和“正”的概念，将其作为良好政治的评价标准。他说：“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5]61当然，诸葛亮并没有“公正”的概念，在专制极权的等级社会中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公正，但是他要求以健全的官职、严格的等级、透明的政务，有效的管理，保证社会的“公”和“正”，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
3.3 体育课程评价重视过程 体育课程评价是体育教育项目持续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学生进步的质与量的评价，是检验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与结果的重要手段，也是激励学生学习的有效方式。各国在体育课程评价方面都比较重视，而且过程性评价占比更高。
诸葛亮对蜀国出色的治理，其目的是为了“兴复汉室”，但是他每次出征，往往无功而返，其原因除了政治理念的不合时宜之外，一是由于地理条件限制，粮草供给不上，二是因为实力不足，很难构成对魏国威胁。面对蜀汉的进攻，魏国往往只用长安以西之兵就足以阻挡。诸葛亮长途远征，魏国军队只守不攻，以逸待劳。虽然，第一次出祁山还有对敌出其不意的效果，然而街亭失守，功败垂成，使蜀国对魏国永远不再有突然袭击的优势。一个弱小的国家要想打败比自己大七八倍的敌人，如果没有了突然性的先发制人的优势，无论军队作战力再强，指挥再高明，取胜的可能微乎其微。诸葛亮心中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依然顽强地坚持出祁山，在几乎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与魏国交战。他最后的行为，已经不可能“兴复汉室”，因为此旗号早已过时，而是在尽一个托孤老臣的责任，以报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在碌碌无为中老死，他要践行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他一定要死在兴汉伐魏的战场上，以生命的结束作为事业的终止。可以说，诸葛亮晚年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在实现理想，更多的是在兑现承诺，是在完善自己的道德境界。然而，这种徒劳无益的战争给交战双方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当“兴复汉室”的政治理念已经显得毫无意义的时候，兴师北伐就越来越具有诸葛亮的个人色彩，其战争的正义性更加值得怀疑，这进一步降低了战争取胜的可能性，加速了蜀国走向灭亡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三国志: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资治通鉴: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2册上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 三国志: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5] 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三国志: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Fu Xiaofa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We selected some main articles and speech from the History of Later Han Dynasty,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and the Zhuge Liang’collected works to abstract Cao Cao,Sun Quan and Zhuge Liang’s political views,especially the categori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uch as,‘Dao’,‘Yi’,‘Qing Ping’,‘Gong’,‘Zheng’, etc. We combined with their political practices, try to explain the reasons of their success and defeat. We evaluated the modern value of these categori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Key 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morality and justice；peace and tranquility；j ustice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351（2019）05-0008-06
收稿日期： 2019-06-06
作者简介： 傅小凡（1957-），男，辽宁沈阳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艾小刚〕
〔校 对 力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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