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通”可能性评价_三通论文

两岸“三通”可能性评价_三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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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经济关系从发展之初就深受人为管制的束缚,所谓间接“三通”便是其中最具体 、也是最严重的桎梏。两岸加入WTO后,根据其贸易便利化原则,两岸“三通”呼之欲 出,台湾当局却以“小三通”作为缓兵之计。如今,“小三通”绩效甚微,“大三通” 只闻雷声不见雨点,两岸“三通”面临关键的转折点。影响两岸“三通”的基本因素可 以分为三大类,一类属于客观的经济因素,另一类属于特殊的政治因素,还有一类属于 动态的民意因素。本文拟对影响两岸“三通”的这三大基本因素作考量,从而对备受关 注的“三通”可能性问题作理性评析。

一、两岸“三通”的经济基础

从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两岸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间接“三通”走向“小三通”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对于两岸经贸关系过于密切将 影响台湾自身经济发展的担忧也成为两岸“三通”的一大障碍。在岛内也一直存在着与 大陆加深外贸依存度是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的争论。对此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 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两岸“三通”对于台湾利大于弊,经济驱动力将成为促进“三通 ”的最大推动力。

1.两岸直航后运输成本将大幅度下降,台资更具竞争优势。

全球化过程中,市场竞争中的价格因素将显得十分重要。其中市场距离的远近(影响运 输成本)、市场腹地的大小(影响规模效益)、生产要素价格的高低(影响企业获利能力) 等将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两岸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但两岸贸易到目前为止都 为间接贸易,绝大多数货物通过香港转口。两岸间接贸易总额在台湾对外贸易总额的比 例,1987年占1.71%,2000年上升至10.81%(注:两岸经济交流统计http://www.mac.gov .tw/statistic/ass-em/8912s.gif.)。转口贸易费时、费力、费钱,也增加了许多不确 定因素的干扰,使得两岸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大幅度上扬,这显然严重影响了交易商品 的市场获利能力和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也大大减少了两岸经贸关系拓展的市场机会,阻 碍两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两岸直航,据估计,从台湾经香港转运到大陆的货 物运价与两岸直航运输的成本之比,从高雄到汕头为2.42∶1,从台北到福州为6.67∶1 ,从台北到上海为3.3∶1(注:台湾研究,1996(2):34)。空中直航所需时间,从台北 经香港到上海需6小时以上,而直航只需1个多小时。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 明,两岸直航较之经香港转运节省运费的比率约42%。对台湾和大陆经济的总体影响为 :国内生产毛额方面,台湾增加0.36%,大陆增加0.14%;贸易条件方面,台湾改善的幅 度达0.58%,大陆则为0.39%;社会福利和贸易盈余方面,台湾均为正值且均高于大陆( 注:经济前瞻,2002-07-05:79)。一句话,直航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利。

2.加强对大陆投资不会造成台湾产业空洞化,相反有利于台湾产业升级。

20世纪90年代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在台湾企业大举西进,资金大量外流之初,“ 经济出血”、“产业空洞化”成为台湾最大的忧虑。台湾当局试图用“戒急用忍”止血 ,又提议建立“亚太营运中心”、“金球运筹中心”,试图将出血变为循环。那么,台 资投资大陆是否会直接影响台湾产业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从而造成台湾产业空洞化?

首先,台湾近十年的经济发展表明,对内投资缩减与两岸经贸互动无关。在两岸开放 之前,台湾岛内的投资就已出现衰退,1980年对内投资毛额占GDP的33.8%;1986年下降 至17.5%;1998年则回升至22.4%,这一年是台商赴大陆大量投资之际,对内投资不但没 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注:经济前瞻,2000-11-05)

其次,对外投资并未排斥对内投资。根据台湾“经济部”在1996—1998年对将近三千 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台商在对外投资后,只有部分小企业因资金和管理人才缺乏减少对 内投资,但对大中型企业而言,对外投资形成了有利的国际分工,增强了竞争力,对内 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面有所扩大。台湾制造业的生产1999年比1986年增长了将近一倍 ,出口总额则增长到原来的30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一直居领先地位的成衣、玩 具等加工品出口降至微乎其微。台湾对大陆出口前五大产品分别为电机设备、机械用具 、塑胶、钢铁、人造纤维丝与工业用织物丝,其中机电设备的出口占50%。这说明台湾 下游加工业外移促进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两岸加深经贸合作有利于台湾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Kuznets认为,先进工业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后,工业部门的比重会逐渐 下降。几乎所有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历程都验证了这一结论,台湾作为中等发达的经 济体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工业化程度降低是先进工业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的共 同特点,相对落后的产业外移是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注:世界经济研究,2002(4): 41)由于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台湾的食品、纺织等低技术制造业转移到大陆后仍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大陆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布局。与此同时,机械、化学和电子等技 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吸收了许多国外资本,台湾的产业结构在这种优进劣出中得到了优 化。

3.台资在两岸经贸互动中一直处于获利地位,从大陆获利的示范效应显著。

两岸经贸的突出特点是单向性,表现为台商单方面向大陆投资和台湾长期保持出口顺 差,大陆经济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在近两年台湾经济的衰退中得到了进 一步验证。如2001年对外贸易中,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达240亿美元,出口额占总额的23% ,超过美国的21%。大陆成了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且这种增长是在台湾对外贸易大幅 度衰退的情况下出现的。许多台商投资大陆收效超过在台收效。2001年,华新丽华(电 缆业)在大陆厂的获利是台湾母厂的9倍,旺旺集团近9成收入来自大陆。台湾20家电子 大厂在大陆投资的有鸿海、广达、华硕、明电、仁宝、达电等13家。其中鸿海、达电、 光宝科等大厂已有约8成以上生产基地在大陆,台湾母公司几乎全靠大陆工厂赚钱。台 资在大陆获利的示范效应成为吸引台商赴大陆逐利的重要动因。目前,大陆逐渐成为台 湾在海外的重要生产基地。根据台湾“经济部”估计,台湾岛内电子零组件产值为6847 亿新台币,台商在大陆的生产值约为6000亿新台币,已接近岛内产值。其中2001年台湾 LCD监视器外移大陆的速度最快,在大陆生产比重由2000年的1%上升到29%,桌上电脑大 陆生产比重由45%上升为47%,主机板由9%上升为16%,光碟机生产比重由78%上升为91% 。两年间,台湾“经济部”受理有关赴大陆投资金额高达54亿美元。(注:联合报,200 2-05-19)

总之,两岸互利互补的经济关系有利于大陆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台湾经济的复苏。 台湾学者的研究报告认为,如果以祖国大陆为腹地,“台湾的经济实力可以扩张三倍” (注:在台湾设立亚太营运中心的可行性报告,徐小波、薛琦主持远东经济顾问社印,1 998:34)。美国著名的中国大陆研究学者拉迪认为“台湾应该掌握住最佳的时间点,与 大陆市场整合,提高教育程度,发展服务业,成为全球设计、行销、金融中心”(注: 联合报,2001-12-29)。日本未来学家大前研一诚恳指出,“逃避与对岸三通,只会造 成自己人不方便,外国投资商却步(注:现代台湾研究,2002-01:44)。由于两岸迟迟 未能“三通”,已严重影响到台湾过去15年来全球IT产业采购重镇的地位。戴尔电脑公 司已决定将国际采购处移往香港,统筹台湾、大陆、香港的采购业务。国际最大的快递 公司之一、美国联合包裹公司(UPS)原来准备在台湾建立转运中心,因为台湾与大陆无 法直航,现在已经决定启用菲律宾的克拉克转运中心,以争取大陆市场。两岸经贸交流 给台湾经济带来的活力是显而易见的。据台湾经建会分析,如果两岸经贸往来中断,台 湾经济增长将下降2%。(注:经济日报,1996-01-17)

二、两岸“三通”的政治基础

从两岸“三通”斗争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两岸经贸关系随政治关系的解冻而起动, 并受政治关系的影响呈不稳定性,这表明“三通”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民生 问题,而是一个受制于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的复杂问题。但是,从两岸经贸关系的艰难 发展历程又可以发现,经济关系的发展不断地促动政治关系的发展,即经济对政治具有 反制约作用。对两岸“三通”的政治基础的综合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在现有的两 岸政治框架内,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是必然的、持续的,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将不断突 破政治的束缚。

1.台湾当局推行的两岸经贸政策具有强烈的政治挂帅色彩,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台湾对大陆直接“三通”的回应,首先见诸文字的是所谓《国家统一纲领》,但将“ 三通”置于没有时间表的中程阶段,且设置了要求中共作出“善意回应”,“承认两个 对等政治实体”、“取消武力攻台”、“扩大台湾国际生存空间”等政治条件。台湾当 局推出的“三不政策”、“戒急用忍”、“有效管理”等一系列经贸政策也均以所谓的 “台湾安全第一、台湾利益优先”为前提。“戒急用忍”政策的目的是通过限制台商到 大陆投资降低其对大陆经济的“依赖度”,确保其“实体地位”。“积极开放、有效管 理”的重点仍在于“有效管理”。通过的新条例虽然将上限由5000万美元调整为8500万 美元,但同时取消了过去的“准许类”,保留“禁止类”,并且用“一般类”的名义来 取代原来的“审查类”,使得所有投资案不论大小一律必须通过当局的审查。由此可见 ,有效管理重于积极开放。台湾当局提出的各种具体政策也随处可见政治烙印。20世纪 90年代初,两岸的经济贸易迅速发展,人员往来及各项交流活动不断扩大,台湾海峡出 现了四十余年来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台湾当局被迫调整政策,于1995年提出建立“亚 太营运中心”,目的之一就是以某种变通的方式开放直接“三通”,鼓励厂商联合去大 陆投资,或与外国厂商结盟去大陆投资,这一计划不仅被台湾舆论称为跨世纪的“经济 工程”,也被称为“政治部署”,经济其外、政治其内的目的显而易见。加入WTO后, 面对岛内外的压力,台湾表示要规划两岸“三通”事宜,但始终支持所谓“对等”原则 ,如在“三通”谈判的主体、“三通”港口和航线的规划方面,强调一对一的实体地位 。种种迹象表明,台湾当局仍将贯彻“政经不分离”的原则。

2.两岸经济关系突破政治关系的制约向前不断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两岸政治关系与 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表明:一方面政治制约经济,两岸政治关系缓和,“三通”就循序 渐进;两岸政治关系紧张,“三通”就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另一方面经济又表现出一 定的自主性。

从两岸“三通”的发展进程看,“三通”目标已渐行渐近:大陆于1979年呼吁两岸间 尽快实现“三通四流”,并主动采取一系列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往的措施。台湾当局起 初坚决反对,对两岸经贸采取“不接触、不鼓励、不干预”的新“三不政策”,并将暗 中与大陆经贸往来者冠以“通敌”的罪名。但是,经过十年的发展,两岸出现了“通财 不通商、通货不通航、通信不通邮”的变相“三通”局面。(注:经济日报,1990-02-0 8)此后,在经济利益驱动和市场原则导向下,两岸经贸往来口益繁荣,形成互利互补, 相互依存的格局。不论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1995年和1999年的台海危机,还是“ 戒急用忍”政策,都无法阻挠台商西进大陆投资的步伐。1979年两岸间接贸易额仅为0.77亿美元,1990年达40.43亿美元,2000年高达305亿美元。根据国家外经贸部统计,截 至2000年,大陆累计批准台资企业4.7万家,合同金额486.6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金额 263.8亿美元。2001年,新批准台资项目4196家,协议金额69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31.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6.2%、73.1%、32.8%。目前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超来源地 、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及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区。台湾成为大陆第五大贸易 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民进党上台后,鉴于WTO贸易便利化原则和台湾民众强烈要 求“三通”的压力,2001年1月2日开始实施筹划半年之久的两门对开、两马对航的“小 三通”。尽管“小三通”太小,但毕竟是两岸50年来的首次直航。两岸“三通”的实现 只有一步之遥。

从两岸经济关系的依赖程度看,“三通”已不再是台湾当局手中的政治筹码。台湾的 自然生态已十分脆弱,不仅影响民众生活质量,也影响企业的生存空间,加大企业生产 成本,这对台湾是一个利空。台湾经济特点决定了台湾无法锁岛,在全球化的浪潮下, 台湾如果不建立自己的有潜力的腹地,将有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淹没。台湾曾经尝试以 亚太营运中心和南下政策来策应全球化,但这些政策因没有处理好与大陆的关系而失败 。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继续坚持拖延分裂的政策,不仅 严重损害了岛内广大民众尤其是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台湾经济的竞 争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岸经济的发展变化,台湾的经济已不足以作为和大陆谈判的 筹码,现在不是大陆需要依靠台湾,而是台湾需要大陆。过去台湾当局在“三通”问题 上一直构想拥有“操之在我”的主动权,使“三通”成为对中共的政治、经济筹码”( 注:联合报,1990-02-19),现在捏住不放只会起负面效应。

总之,两岸“三通”问题上政治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有目共睹。只要台湾当局坚持 “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台海形势就得不到缓和,“三通”问题也将再次拖延。当然 ,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暂时跳出政治的死胡同,从更宽广的经贸合作关系来看待“三通” 问题,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结局。

三、“三通”的民意基础

民意是政策推行的坚实基础。为了争取民意,台湾当局经常进行危言耸听的宣传。李 登辉曾声称,实施“三通”就会上“中共的当”,被“中共吃掉”,因此,要“三通戒 急”(注:中央日报,1996-10-21)。台湾当局经常喧染大陆“以民逼官”、“以商围政 ”,因此对两岸经贸采取“政治上顶住、经济上拖住”的做法。在台湾当局的危言耸听 之下,过去,岛内对于政府拒绝“三通”的政策鲜有反对者,偶有一些深受其害的台商 发出不平之鸣,也被批判为不识大体,不顾“国家安危”。就是那些认为有必要“三通 ”者也坚持要让大陆付出代价“三通”才可以开放。占主导性的意见是“三通”对台湾 害多利少,大陆更急于“三通”。但是,随着岛内外形势的变化,台湾民众对“三通” 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取消“戒急用忍”、开放全面“三通”已成为台湾主流 民意。

1.从台湾民众对“三通”问题的认识来看:过去,一些民众在台独分子反面宣传下, 对开放措施存在顾虑和戒心,因而主张对开放措施设定条件。如今,认为“三通”有利 于台湾,开放“三通”对台湾更有紧迫性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过去,台湾比较强调“ 三通”影响台湾的安全,如今则更倾向于“三通”是台湾政治经济安全的重要机制。过 去,主张“三通”即被贴上“统派”的标签,如今,在台湾各主要政党中均可听到主张 “三通”的声音。

2.从民意调查结果看:根据台湾岛内近两年政府部门、民调机构和媒体进行的调查表 明,对于两岸“三通”问题,支持者大于反对者。就“三通”问题,2000年3月25日, 联合报系民调中心的调查表明,63人赞成“三通”,19人反对;2001年1月5日,“行政 院研考会”调查结果为63人赞成“小三通”,18人不赞成。就直航问题;2000年5月13 日,“陆委会”政大选研中心的民调显示:75人主张有条件开放,10人主张无条件开放 ;2001年6月27日联合报系民调中心调查结果为61人赞成,29人反对。(注:联合报,20 00-03-25、05-13、2001-01-05、06-27)可见自2000年以来,岛内要求开放两岸直接“ 三通”,调整“戒急用忍”政策,开放大陆人士来台观光等已成为主流民意。2001年8 月初,在台湾当局为应岛内经济衰退而召开的“经济发展咨询会议”上,要求“开放三 通”、“松绑戒急用忍”已成为压倒性的声音。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在“经发会”后当 即表示,他过去曾多次强调没有必要到大陆投资,但是目前如果台积电公司不去利用大 陆的资源,未来将会失去竞争优势。(注:中国时报,2001-08-27)

3.从民意推动的效果看:2000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五组候选人的两岸经贸政策 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两岸要“三通”的政见。尽管有主张依WTO规范协商开放“三通”, 有主张立即“三通”,有提出在不危害国家前提下有条件“三通”,但是,这种现象足 以说明“三通”问题是各政党争取民意不可回避的问题。陈水扁当选后,面对部分“立 委”和民众提出要与大陆“三通”的要求,也不得不许诺“三通”可望在年底实现;20 01年2月,又称“台湾方面已作好准备与中国复谈,也不设限议题,无论“大三通”、 “小三通”,甚至任何政治议题皆不排斥”。(注:中国时报,2001-02-17)从第五届“ 立法委员”当选人的政见看,推动两岸“三通”仅以一人之差名列第二,这表明“三通 ”问题已成为岛内各界关注的焦点。(注:中国时报,2001-12-06)

台湾岛内民主进程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主流民意对执政当局的政策影响不应小视。 可以期望民意将对台湾当局的两岸经贸政策起反制作用。

四、结语

“小三通”作用有限,也不符合全球化趋势下台湾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符合WTO的有 关精神,因此,两岸直接“三通”是台湾当局不可回避的。直接“三通”不可能一蹴而 就,循序渐进仍然是必然的方式,台湾当局会利用WTO中的“灰色地带”,继续推行某 些限制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政策。在陈水扁任期内,“三通”问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口惠而实不至,以筹划“三通”欺骗选民,最后将不能“三通”的责任推给 大陆。二是拿“三通”作为竞选连任的筹码,争取民意,显示政绩,为此,则有可能从 2003年起逐步推动两岸“三通”谈判,在2004年大选前开放“三通”,从而为竞选连任 加分。问题在于民进党对于“三通”似乎抱有叶公好龙态度,将“三通”作为选战策略 的可能性更大。

收稿日期:200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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