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视野中的判断力——康德判断力理论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判断力论文,康德论文,认识论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德尔班认为，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是人类理智中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关系。（文德尔班，第68页）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重普遍而轻特殊的思想倾向。维特根斯坦把这种倾向刻画为“对普遍性的追求”和“对个别事件的轻视态度”。（维特根斯坦，第24-27页）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默会知识论(theory of tacit knowledge)，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牵涉到多方面的概念关系。其理论目标之一，就是要挑战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在普遍和特殊关系问题上的上述理论倾向。默会知识论把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实践的智慧）视为默会知识的典型范例之一，强调普遍和特殊的联结，特别重视关于特殊的东西的知识。实践的智慧和判断力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在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智慧的讨论中埋下了通向判断力的思想线索。（参见郁振华，第17-25页）两千年后，康德激活并接续了这一讨论，对判断力作了深入的探讨。本文着重于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察康德的判断力理论，在前两节中先讨论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着重于趣味判断）的基本特征，最后一节对本文主题所蕴涵的两方面问题作出回答。
一、规定性的判断力
从理论上说，实现普遍和特殊的联结有两种方式，一是从普遍出发，一是从特殊出发。因此，在康德看来，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判断力，即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它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就是规定性的。但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它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Kant,1987,pp.18-19；康德，2002年，第13-14页）（注：本文在引用《判断力批判》时，参考了邓晓芒先生的译本，但以W.S.Pluhar的英译本为主，因此对邓译时有改动。在以下的注释中，凡是来自此书的引文，英文本和邓译本的页码对举。）康德前两大批判涉及到的判断力主要是规定性的判断力，而第三批判则专注于反思性的判断力。
康德把知性、判断力和理性看作是知识的高级机能。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知性是规则的能力，判断力是把特殊归摄在普遍规则之下的能力。“如果把一般的知性看作规则的能力，判断力就是把事物归摄(subsumption)于规则之下的能力，即辨别某种东西是否从属于某条所予的规则之能力。”（康德，2000年，第182页）显然，康德在此讨论的判断力是规定性的。在知性提供了规则的前提下，当面对一个特殊事例时，要由规定性的判断力来决定它能否被归摄在该规则之下。
我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刻画规定性的判断力。如果我们取的是从特殊事例到一般规则的方向，那么在规定性的判断中，我们所做的是归摄；如果我们取的是相反的方向，即从一般规则到特殊事例，那么，我们所做的是应用(application)。归摄和应用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从默会知识论的视角来看，在康德对规定性的判断力的分析中，首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规定性的判断力中，应用和归摄都是没有规则可言的。“普通逻辑并不包含判断力的规则，也不能包含这种规则。……如果它想就我们如何把事物统摄在这些规则之下，即如何辨别某事物是否从属这些规则，而给予一般性指导，那就只能通过另一规则。但是这另一规则，正因为它是一条规则那就又需要判断力的指导。”（康德，2000年，第182页）如上所述，规定性的判断力就是把特殊事例归摄在一般规则之下或者把一般规则应用于特殊事例的能力。如果普通逻辑为这个过程设立一条规则，那么，这条新的规则本身也有一个归摄和应用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普通逻辑必须再次诉诸一条新的规则，……如此这般，以至无穷。一句话，规则的应用或者说将特殊事例归摄在规则之下的活动是无规则可言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在讨论遵循规则的活动时，采取了和康德十分类似的论证。挪威哲学家约翰内森在诠释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时指出，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一个定义或一个规则的表达不能自己决定它将如何被应用，因为对它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制定一条新的规则以规定前一条规则将如何被应用，是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话，在新规则之表达方面将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它同样可以按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因此，如果我们想通过这条途径摆脱困境，将导致无穷倒退。换句话说，这是一条死路。因此，在某一阶段上，必定有一些规则应用的情况是无法用别的规则来确定的。规则的应用因此在原则上是无规则的。”(Johannessen,p.122)规则的应用是无规则可言的，因此，要靠我们的判断力来决定如何应用一条规则。
与康德和维特根斯坦诉诸逻辑上的无穷倒退不同，波兰尼通过诉诸现存规则的有限性达到了这样的结论，即规则的应用、规则的解释是无规则可言的。他认为，存在着两类规则：严格规则和模糊规则。严格规则，如乘法表，在其应用中不给人留有解释的余地，而模糊规则，如技艺的规则，常常给把规则应用于特定情形的个体的判断力留有很大的空间。科学研究牵涉到严格规则，如有关试验、测量、计算、制图等方法的手册，但这只是科学研究中日常的、常规工作的部分。对于科学的原创性的部分来说，不存在什么工作手册，相关的只是一些模糊规则。“公认地，存在着一些给予科学发现以有价值的指导的规则，但是它们只是技艺的规则。”(Polanyi,1964,p.14)假说的证实和否证的情况与此相类似。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如何应用这些模糊规则？波兰尼说：“如何解释一条规则？用另一条规则？存在的只能是一个有限的规则的层级，因此这样的一种倒退很快就会穷尽。假定所有现存的规则被统一为一个单一的体系，显然，这样一个规则的体系不会包含有关它自身的解释的规定。”（同上，p.58）在科学研究中，我们不能通过诉诸另一条规则来解释一条规则，应用一条规则。正是在这里，科学家的个人的判断力起作用了：“规则的应用必须最终依赖于不是由规则所决定的行动。……科学探究的规则使其应用处于充分开放的状态之中，让它由科学家的判断力来决定。”（同上，pp.14-15）
规则的应用或者把特殊事例归摄于一条规则之下是无规则可言的，因此需要判断力。这意味着判断力不能归结为一组形式规则，它是我们心智中某种终极性的东西。康德把它看作是一种天赋，认为它的缺乏就是愚蠢。“虽然知性能够接受教导，而且能够用规则来武装自己，判断力却是只能得到练习而不能得到教导的一种特殊才能。判断力是人们称为天赋智力的一种特质；缺乏了这种特质，就不是教育所能补救的。”（康德，2000年，第182页）学问和智力是两回事。一个有学问的人，在应用科学知识时暴露出缺乏判断力，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康德说，一个医生、一个法官或者一个政治家，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很好地理解病理学的、法学的或者政治学的规则，但是，由于在判断力方面的欠缺，他在具体应用这些规则，或者在确定一些特殊事例是否能归摄在它们之下时，会犯错误。波兰尼把康德对判断力的这种分析，视为他关于个体的、默会的知识论的一个精彩例证。他说，“甚至像康德这样一个专注于严格地确定纯粹理性的规则的作者，偶尔也会承认，在所有的判断力的行动中，有且必定有一种不能用任何规则来阐明的个体的决定。康德说，没有一个规则的体系会规定规则自身应用的程序。有一种不受任何明确的规则束缚的终极的机能，决定了把一个特殊事例归摄在一个一般规则或一般概念之下。关于这种机能，康德只是说‘它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天赋的智力’”。(Polanyi,1969,p.105)康德称作天赋的智力的这种判断力的机能，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就是默会能力。
尽管判断力的缺乏不能通过学习规则来弥补，但是它能用范例(example)来提高。范例之于知性和范例之于判断力，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范例和知性的规则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的鸿沟。范例是特殊的，而知性的规则是严格地普遍的。作为某条规则的一个特例，范例难以充分地实现规则的条件。它们常常会削弱知性试图普遍地以独立于经验的特定情形的方式来把握规则的努力。因此，如果我们执着于范例，知性的洞见的“精确性和正确性”必然会受损。换言之，如果我们要把握严格的普遍性，我们就不能拘泥于范例。但是，对于判断力来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种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判断力在其联结、中介普遍和特殊的努力中，更多地关注特殊。对于那些缺乏判断力的天赋的人来说，他们的判断力可以通过范例和实际的任务来锻炼提高，康德把这看作是范例的“大好处”。
二、反思性的判断力
按照康德的定义，在判断中，当普遍（概念、规则）未被给予，只有特殊被给予而我们必须为之去寻求普遍时，我们运用的是反思性的判断力。在康德之前，鲍姆加登就已经在美学中触及了这种类型的判断力。
趣味判断是一种典型的反思性的判断。康德认为，趣味(taste)是我们判断美的能力。趣味判断的对象是单一的个体。“在其逻辑的量方面，一切趣味判断都是单称判断。” (Kant,1987,p.59；康德，2002年，第50页）一个典型的趣味判断是：“这枝郁金香是美的”。康德认为，这个判断不同于“这枝郁金香是令人愉悦的”。“说这朵花是美的，就等于只是重复这朵花要求每一个人的喜爱。而它的气味之悦人却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它的气味使一个人欣喜，却使另一个人头晕。”（同上，p.145；同上，第123页）一个愉悦判断基于一种私人感情，只对喜欢那个对象的人才有效，而一个趣味判断则要求人人喜欢那个对象，具有普遍有效性。按照这一区分，康德区分了两种趣味，即感官的趣味和反思的趣味。“关于愉悦的判断只是私人性的，而关于美的判断则具有一般的有效性（它是公开的），就此而言，有关愉悦的趣味可以称作感官的趣味，而关于美的趣味可以称作反思的判断。”（同上，pp.57-58；同上，第49页）对于愉悦，可以说，人人都有其（感官的）趣味，而对于美则不能这么说，因为普遍性是反思的趣味的基本规定性。当康德把趣味判断视为一种反思性的判断时，他指的是后者，即反思的趣味。可见，趣味判断始于一个特殊的东西，如一枝郁金香，但是当我们作出“这枝郁金香是美的”这样的判断时，我们已经把它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某种东西了。它具有一个典型的反思性的判断的结构。
趣味判断的普遍性蕴涵了它的必然性。美的东西不仅是人人喜爱的对象，也是不能不被喜爱的东西。当我说“这枝郁金香是美的”时，我假定人人应当同意我的判断，而不仅仅是人人会同意我，趣味判断包含了一个“应当”。如果有人作出不同的判断，我就会责备他，认为他没有趣味。趣味判断是必然的。“对于任何的表象，我至少可以说它（作为一种认识）有可能和快乐相联系。对于我称作令人愉悦的东西，我说它事实上引起了我的快乐。但是，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必然和喜爱相关。”（Kant,1987,p.85；康德，2002年，第73页）美的东西是一种必然的喜爱的对象。
普遍性和必然性促使康德把趣味视为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共通感要求我们超越我们判断的私人的、主观的条件，把自己置于任何他人的位置上，以达到一种普遍的立场来反思自己的判断。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的判断美的能力，趣味可以正当地被称作是一种共通感。在此语境中，康德把趣味定义为：“一种判断某物的能力，它不需要概念的中介，能使包含在某个表象中的感情成为普遍地可传达的。”（同上，p.162；同上，第138页）
上述定义中的“不需要概念的中介”这一表述提示了趣味判断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不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将“这枝郁金香是美的”和“这枝郁金香是红的”、“这枝郁金香是好的”相比照而得到清楚的阐明。趣味判断是审美的，而后两者是认知性的。在判断“这枝郁金香是红的”中，谓语“红”是一个概念，指的是郁金香的一种属性，通过它，这枝郁金香作为一个认识对象得到了规定。在判断“这枝郁金香是美的”中，“美”似乎也是郁金香的一种属性，但实际上不是。美不是郁金香的一种属性，“离开了和主体的感情的关系，美自身什么也不是。”（同上，p.63；同上，第53页）它不是规定郁金香的一个概念。判断“这枝郁金香是好的”同样也以规定性的概念（尽管是一个实践性的规定性概念）为基础。“好是我们借助于理性由单纯概念就喜爱的东西。要认为某物是好的，我总得知道对象是哪一类事物，即我必须拥有一个关于它的（规定性）的概念。”（同上，pp.48-49；同上，第42页）好总是包含了关于对象的目的的概念，因此包含了理性和意志之间的关系，而美的判断却完全不是这样。一句话，康德认为，趣味判断“不指向概念，因为趣味判断不是认知判断（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因此，它既不以概念为基础，也不以它们为目标”（同上，p.51；同上，第44页）。如上所述，趣味判断有普遍有效性，现在我们看到，其普遍有效性不是以关于对象的概念为基础的。
一个概念本质上是一条规则。趣味判断不是规定性的这个事实蕴涵了趣味是没有规则可言的。“不存在关于趣味的客观规则，不存在通过概念来规定什么是美的趣味规则。……要寻求一条通过确定的概念指出美的普遍标准的趣味原则是劳而无功的，因为所寻求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并且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同上，p.79；同上，第67页）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通过诉诸一条规则来强迫我们承认某物是美的原因。需要我们自己直接面对对象，通过反思我们的快乐或不快乐的感情，来判断它是否是美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规定性判断和反思性判断的相似之处。如上所述，规定性的判断力，作为一种把特殊的东西归摄在一个普遍的东西之下的能力，或者作为一种将普遍者应用于特殊者的能力，是无规则可言的。现在我们看到，反思的判断力，如趣味判断，也是无规则可言的。区别在于，在规定的判断中，我们拥有概念，拥有一般规则，但这些概念、规则的应用是无规则可言的。而在反思的判断中，我们根本就没有规定性的概念，没有一般的规则，所与的只是特殊的东西。
上节我们提到，康德在讨论规定性的判断力时，强调判断力是一种天赋的能力，并触及了在提高我们的判断力的过程中范例的重要性。关于趣味，他同样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即它到底是一种本源性的、自然的能力，还是一种获得性的能力，因而具有某种人为性？（同上，p.90；同上，第76页）他没有直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不难看出，他强调的是后者。趣味的提升不是基于概念、规则、规条(precept)、原则等，相反，范例在此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康德说，“在一切能力和才能中，趣味恰好是这样的东西，由于它的判断不能通过概念和规条来规定，它最需要的是在文化进展中保持了最长久的赞同的东西的那些范例，为的是不要马上又变得粗野和跌回到最初试验的那种粗糙性中去。”（同上，p.147；同上，第125页）在这段引文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康德清楚地表明趣味不是某种粗糙的自然禀性，它应当用那些为一代又一代的人所认可的典范性的成果，如那些经典作家的作品，来锤炼和提高。“人们有理由把古代的作品称颂为典范(models)，并把古代作家称为经典性的，如同作家中的高贵一族，以自己所作的先例为大家立法。”（Kant,1987,p.146；康德，2002年，第124页）
其次，我们之所以要诉诸范例、典范来提升我们的趣味，是因为在判断什么是美时，我们没有一般的规则可以遵循，因为它不是以规定性的概念为基础的。如上所述，判断力作为一种思考特殊的能力，不能通过学习一般规则来提高。在规定性的判断中，存在着一般规则，但它们和判断力的提高是不相干的。在反思性的判断中，根本就没有一般的规则。康德认为，在提升趣味问题上范例的优先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如宗教、数学等。在宗教中，“一个美德和神圣的范例所成就的东西远甚于我们从神父和哲学家那里所得到的或从我们内心中发现的任何规条。”（同上，p.146；同上，第124页）在数学中，古代的数学家依然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典范”。（同上）
趣味判断没有基于规定性概念的规则这个事实，赋予了它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一种特别的品格。康德说：“因此当我在这里把我的趣味判断说成是共通感的判断的一个例子，因而赋予它范例性的有效性(exemplary validity)时，共通感就只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在它的前提下人们可以正当地使一个与之协调一致的判断及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对某个对象的愉悦成为每一个人的规则。”（同上，p.89；同上，第76页）如上所述，趣味判断的普遍性不是基于概念。因此，对于所有作出审美判断的人普遍有效的不是基于概念的一般规则，而是一个特定的趣味判断，它是共通感的一个范例，它对所有的判断主体都有效，有权利要求所有的判断主体的同意。作为一个范例，这个趣味判断本身是特殊的，但却具有普遍有效性。因此，康德把趣味判断的普遍有效性称为“范例性的有效性”。同样，康德把趣味判断的必然性称作“范例性的必然性”(exemplary necessity)。“这种必然性作为在审美判断中所设想的必然性只能被称作是范例性的，即一切人对一个被看作某种无法指明的普遍规则之范例的判断加以赞同的必然性。”（同上，p.85；同上，第73页）趣味判断的必然性是每一个人都同意作为一个范例的一个特定的趣味判断的必然性。一句话，在趣味判断中，是范例、特殊者，而不是概念、一般规则，具有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
对典范性作品的尊重不会把我们变成被动的模仿者。康德主张，趣味是某种自主的东西，它必定是人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它不能通过模仿他人来获得。模仿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所以不是自律而是他律。那么，如何来理解那些我们十分称羡的经典作家的典范性作品呢？康德说，“遵循(following)一个先例，而不是模仿(imitating)，才是对一个范例性作家的作品对他人所产生的一切影响的正确表述；而这仅仅意味着：从先行者本人所曾汲取过的同一个源泉中汲取，并且从他那里学会如何这么做。”（同上，pp.146-147；同上，第125页）也就是说，对经典作家的先例的遵循而不是被动的模仿，是提升趣味的方法。在此过程中，我们逐渐能够做到像先行者那样，在我们对美的判断中来证明自己的趣味。
三、结语
在把握了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的基本特征之后，在本文主题的范围内，以下两个问题似乎是难以回避的：(1)如何理解第三批判的认识论意义？(2)如何诠释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以下，笔者拟在默会知识论的立场上，对这两个问题作一番探讨。
本文的主题是认识论视野中的判断力。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规定性的判断力的讨论，使得人们对规定性的判断力之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不至于有什么疑惑。但是，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主要是在审美经验的领域之内讨论趣味判断的，所以，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趣味这种美学意义上的反思性的判断力是否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
默会知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康德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结论，但他的论述却暗示了这一点。如上所述，康德认为，对于趣味的提升，范例具有优先性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宗教、数学等领域。阿伦特为康德对审美判断的分析所深深地吸引，认为这种反思的判断力认真地对待了特殊之为特殊，她试图把这种思维方式贯彻到对政治的研究之中，正如伯恩斯坦所说，“无论是专注于对极权主义的研究，还是专注于艾克曼审判，或是专注于政治本身，她努力就其特殊性来理解现象并对之作出判断，努力防止因依赖于不能正确对待现象之特别性和独一无二性的概念、共相、范畴而对现象作出错误的判断。她的所有思考都体现了作为趣味和判断力之特征的明察和分辨”。(Bernstein,p.236)物理学家杨振宁也十分强调taste的重要性，认为有没有taste对于一个物理学家一生的事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杨振宁文集》，第406-409页）物理化学家出身的波兰尼则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谈论connoisseurship（鉴别力）：它广泛地存在于科学（特别是化学、生物学、医学）、技术以及各种行业中。(Polanyi,1958.pp.54-55)可见，不只是审美领域中有趣味问题，从数学、自然科学到政治、宗教，所有这些领域中都存在着趣味、鉴别力、判断力的问题。默会知识论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把趣味、鉴别力和判断力主题化为一组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论范畴。
一般来说，就知识问题而言，人们通常会注重康德的第一批判，而第三批判通常被认为是他的美学著作。波兰尼的主张恰好相反，认为要理解知识的本质，我们当重视第三批判而不是第一批判。他说，“知识的本性不在第一批判中，而在第三批判中”，“所有的理解都是非形式性的和个人性的：这是第三批判的真正主题”。（转引自Ujlaki,p.8）理解这个谜一样的评论的关键，在于看清波兰尼的个人知识的概念和康德的反思性的判断力的概念之间的结构上的相似性。
对于一个强调个人系数(personal coefficients)和默会能力(tacit powers)在形成和持有知识中的重要作用的哲学家来说，“专注于严格地确定纯粹理性的诸项规则”的第一批判，对知识问题的探讨似乎是没有说到点子上。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第三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知识的本性呢？波兰尼对第三批判的主题的刻画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对于波兰尼来说，17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的超然理想(the ideal of scientific detachment)是一个神话。他一生都在无情地抨击这个理想。他的立论基础是他的个人的、默会的知识论(personal,tacit knowledge of knowledge)。他认为，在知识的形成和持有中，认识者的个人的参与，不是某种需要根除的不完美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某种心理的副产品，而是一种逻辑上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承认在所有的认识活动中个人参与的不可或缺性不是要把知识主观化。在肯定个人的介入的重要性的同时，波兰尼在“个人的”和“主观的”之间作了明确区分：“主观的”被界定为私人的，而“个人的”介入则“是一个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负责任的行动”。(Polanyi,1958,p.vii)个人知识不仅要求普遍的有效性而且要求必然性。一个主观者的自由在于为所欲为(to do as he pleases)，而一个负责任的人的自由在于做他必须做的事(to act as he must)。（同上，p.309）不难看出，波兰尼的个人知识概念和康德的趣味判断概念之间存在着类似之处。当我说我知道某事物的时候，我的知识主张不是主观的、私人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认识者，我带有普遍的意图来作出这个主张，而且不能不如此。而当我作出“这枝郁金香是美的”时，就发生了某种结构上相似的东西。它不只意味着我喜欢郁金香，而且这种喜欢是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一个趣味判断可以说是个人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的融合，而这恰恰就是个人知识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第三批判看作是波兰尼个人知识论的一次预演。当然，不难看出个人知识和趣味判断之间的差异，比如个人知识是认知的，而趣味判断是审美的；个人知识蕴涵了一个实在(reality)的概念，它和康德的物自体的思想有很大的区别，如此等等。总之，说知识的本性不在第一批判中也许有失偏颇，但是从第三批判中捕捉到有关知识本性的消息，则是一种深刻的洞见，需要独到的眼光。
在本文的开头，笔者指出，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上，对“普遍性的追求”和“对个别事件的轻视态度”深深地制约着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构成了西方传统主流知识观的一个重要维度。默会知识论旨在克服传统知识观在普遍和特殊关系上的这种思维定势，强调普遍和特殊的联结。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智慧的论说和康德对判断力的分析，构成了我们发挥默会知识论的两个重要的灵感来源。亚里士多德在实践领域（伦理、政治领域）中提出了联结、中介普遍和特殊的课题，正是在这种联结中体现了实践的智慧。康德则进一步指出，普遍和特殊的联结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普遍和特殊的联结，这就把亚里士多德的论题更加具体化了。对范例的强调表明，判断力在联结、中介普遍和特殊的努力中，把权重置于特殊之上。这和实践的智慧在关注普遍的知识和特殊的知识的联结的同时特别关注把握特殊的东西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但是，通过区分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区分趣味和天才，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趣味判断的范例性的有效性、范例性的必然性和天才的范例性的原创性的讨论，康德对范例的优先性这个命题的阐发远比亚里士多德要深刻得多、细致得多。
总之，就挑战传统知识观的“对普遍性的追求”和“对个别事件的轻视态度”的理论目标而言，默会知识论可以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智慧的论说和康德对判断力的分析中得到不少启迪。在此问题上，康德接续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论旨，但无疑深化了这一主题，使之更加具体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