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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6-0030-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604 城市空间总表征着一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北京城亦是如此。从帝都到国都再到故都，北京在20世纪前半期经历的三次重大社会变革为城市空间变迁带来了三次发展方向的改变。总体而言，近代北京[1]的城市空间随其城市身份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演变逻辑，发展现代化与保护传统成为两条贯穿城市发展的主线，并在北京的身份变化中各有消长。 一、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版图 近代北京城市空间的变革始于清末。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布局在封建政权的统治下维持了几百年的稳定局面，至清末，列强的强势入侵迫使清政府在政策上做出适度改革。然而，清朝统治者“希望在不改变根本利益和保持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改弦更张，并坚持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或预防性的改革，力图维护封建权贵的特权和封建社会体制”。[2](P484)这种政治上的定调在城市空间演变中亦有所体现。相比当时中国某些沿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快速，北京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清政府的政治主张联系更为密切，现代化进程则要保守许多。在此背景下，新式现代学校在北京出现，电灯、电话等电气设施开始被北京居民所接受，封闭的城墙结构也因火车的到来被打破。尽管如此，彼时帝都的城市空间结构仍未发生本质变革，仅为局部调整。清末政府改革的不彻底性已然决定了现代性短期内无法在中国迅速散播，这一点在政权所在地北京尤为鲜明、突出。 另一方面，清末的改革新政又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变迁埋下了种子，大量到海外留学、游历人员在体验现代都市生活的便利后，纷纷将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理念带回国内，在思想、文化层面为北京的城市变革提供了舆论动力。到民国初年，作为现代工业城市表征的现代性渐渐占据了北京舆论的主导地位，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日益成为北京市民的新追求。尽管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现代性的理解还是肤浅、片面的，但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灭亡，凭借现代化的印刷技术与日渐成熟的舆论环境，现代性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城市变迁的无形力量。 民国既立，北京由帝都变成国都，城市管理机构随之调整。现代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都市政公所的成立与运行，这一机构在民初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史明正在《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一书中将推动北京城市变革的力量归结于当时的技术官僚。的确，正是以朱启钤为首的市政公所官员克服财政困难，摆脱思想束缚，直接策划、实施了民初北京几个重大的城市改造工程，奠定了北京城市空间变革的基础。市政公所还注意占领思想、舆论高地，译介外国现代市政书籍，出版《市政通告》，扩大舆论影响，力图根除文化保守派对城市空间改造的阻力。 从帝都到国都，城市身份的转变使塑造国都形象和改变城市空间结构成为北京政府与民间舆论的一致追求。在帝制倒台、共和新立的时代背景下，在全球工业化的国际形势中，时人塑造国都形象的努力必定只能从城市现代化建设着手，以期建设国都新面貌，展现国家新形象。 面对帝都北京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打破原有封闭状况成为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基础。于是，在以市政公所为代表的政府机构的主导下，开展了“国门”正阳门的改造、拆改城内的皇墙与城墙、修建环城铁路、兴办有轨电车等一系列现代市政工程，使封闭的城市空间结构部分解构，并被新的开放式空间结构所代替，建基于帝制的空间等级秩序随之被打破，空间的平等意识成为国都时期的新追求。如果说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体现了帝制皇权的威严与至高无上，象征着专制旧文化，那么国都的改造则是要通过解构这种帝制空间，利用国都“首善之区”来代表国家的政治定位，体现民国新政体所蕴涵的民主、共和新理念，同时给国民提供一个新时代的生活愿景。可以说，国都北京空间改造计划与空间开放运动的努力，表明民国政府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承载新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即通过打破旧的封闭结构宣传民国的新观念、新思想，宣传崭新的政治理念，这也是民国初年北京现代市政建设的主要动力。 然而，帝都北京的空间秩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又保存了较强的稳固性。帝都的空间符号所承载的传统文化观念在时代变迁、社会制度更易中并未彻底断绝，而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存留。其中，有的是根源于儒、道、释的哲学观念，有的是对于风水之学的迷信，统统弥漫于时代变迁的社会思想中。上至政治人物、政府官僚，下至普通市民，都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这对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构成了强大阻力。在北京城市空间开放运动中，随处可见传统文化观念对于现代化的抵制，现代与传统的冲撞以及最后形成的交融都在北京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程中得到了空间上的呈现。以城门、城墙、牌楼等为代表的传统城市空间符号与为便利交通而引入的电车、火车等现代性符号的冲突，究其实质，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化的较量。这种较量无疑展现出近代北京不同于其他沿海商埠的特殊现代化进程，彰显了二者不同的特质。 空间开放还只是北京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步，只有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深层调整才能在更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国都时期初年，民国政府先后改造、开辟了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与中国近代早期官办博物馆——古物陈列所三处新型公共空间。这三处空间曾共同组成了明清时期帝都北京的核心权力圈，但进入民国后均遭解构，由封闭走向开放。新型公共空间的开辟进一步拓宽了北京公共空间的结构，使象征皇权、等级制度等旧有封闭空间的瓦解继续深化，民主、共和的时代观念深入人心。 在更加生活化的消费、娱乐空间方面，国都北京传统与现代两种类型的消费、娱乐空间此消彼长，体现了北京政府的城市规划、空间控制给商业空间结构带来的影响。一方面，“首善之区”的政治地位要求国都北京在商业领域引入现代性的消费、娱乐新形式，以更新帝都北京的古老形象，因此现代化的商场、商业新区在政府的规划下纷纷建成；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北京传统的庙会等商业空间逐渐没落，而南城的天桥却趁着政府规划与市场迁移的便利迅速发展起来。商业、娱乐空间地域上的重新分布亦反映着北京空间结构中传统与现代的共存。 此后，北京从国都转为故都，经历了自其为历代政权首都以来最大的一次身份转变。国都地位的丢失使北京在政治上沦为一个地方性城市，大量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因之离京南下，北京失去了昔日的消费主体致使社会经济陷入萧条，城市也丧失了原来的发展动力。在对城市的重新定位中，北京当局与社会舆论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结合城市文化历史遗产与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将之定位为国家的文化旅游中心。人们据其城市身份变化所形成的新的城市认同，影响了北京的发展方向，即由国都时期因“观瞻所系”的政治要求而建设的现代城市向保存文物古迹的文化古城转变，实质就是向帝都北京的空间结构返归。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因之减缓，空间结构随之稳固。 进入故都时期，在城市身份变化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文化中心建设计划，这导致北京开始遵循全新的城市空间生产逻辑，不再像国都时期那样强调通过现代市政建设更新国家形象，而是寄希望于保存本土历史文化古迹以构建东方文化古城，由一个政治城市转变为文化城市。于是，故都不再有大拆大改的空间开放工程，也未开展大规模现代市政建设，而是在国都北京的空间基础上利用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契机整理、修复了大量文物古迹，使古都北京的历史空间符号得到较好存留，帝都的空间秩序得到巩固。同时，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也服从于创建文化旅游中心这盘大棋，现代化在故都时期10年受到了抑制。故都北平虽由原来的国都降格为地方性城市，但在文化维度上却获得了与原来国都政治地位相类比的国家文化中心地位，以中华文化中心的身份与世界对话，在文化层面上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有了文化中心这一“资本”，北京政府就能顺利地争取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在远离政治象征的情况下得以全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这是故都文化古城形象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 相比国都时期朱启钤主导下的现代化城市改造，故都北平的城市空间相对要稳固许多，基本上延续了国都时期的空间格局。由于城市身份的变化，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国都、故都形象也出现了明显差异，由国都时期对现代性的赞扬与向往转变为故都时期对文化古迹等传统空间符号的肯定与宣扬。故都的文学书写与古城想像，以及同期的旅行手册，对于北京传统城市空间符号的宣传介绍，成为当时构建文化古城意象的重要媒介，使北京的文化古都形象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传播，也成为后世想像古都北京的历史资源。 二、从帝都到国都的空间政治 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较早地注意到了空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敏锐地指出，空间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3](P50)近代北京的城市发展史生动地诠释了政治权力利用城市空间控制地方社会、区隔人口的过程。帝都时期，北京的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成为帝制国家显示其政治权威的符号工具，四重城墙的封闭格局与贯穿城市南北的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建筑群都彰显着帝制的无上权威与荣耀。帝都北京的这种空间特征也引起了马克斯·韦伯的注意，他在谈到帝都北京时说：“城市在这里——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理性产物，城市的形式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首先有栅栏或墙，然后弄来与被围起来的场地相比不太充分的居民，常常是强制性的，而且随着改朝换代，如同在埃及一样，或者要迁都，或者改变首都的名字。最后的永久性的首都北京，只在极其有限的程度上是一个贸易与出口工业基地。”[4](P62)因此，帝都北京的空间造就了一个纯粹的政治城市，城市的生产、娱乐、商业等社会功能受到严格控制，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在等级森严的空间区隔之下被帝国的制度规训着。 清末，列强入侵与现代性的引入撼动了清廷统治。清政权的瓦解是在1911年，但早在1906年的预备立宪，上溯至1901年实行的清末新政，甚至更早的1898年的维新变法乃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发起的洋务运动，清政权内部的被动政治改革就预示了帝制政权已成强弩之末。因此，近代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是随着清政权的式微而逐渐发生的。现代性带来的帝都空间结构的局部变化象征着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皇权被世界工业化的大潮强烈地冲撞着，其坚实的权力土壤被现代性的激流慢慢地侵蚀。在帝都末期，尽管清廷仍极力垂死挣扎，但北京城市空间的变化还是表征了帝制权威即将被颠覆的命运。 然而，清王朝灭亡后，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并未随帝制皇权的颠覆而解体，相反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较大程度上保持着帝都的空间特征，没有迅即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现代化都市。进入国都时期，民国政府所代表的新兴政权对北京的改造依然是不彻底的，在开放城市空间与拓展公共空间的过程中，现代性受到了空前的压抑，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革命的不彻底性为帝都城市空间结构留下了生存的土壤。有人在谈论近代北京的政权更迭时说，“庚子所改变的，虽西洋化之输入，而根本未十分动摇。辛亥所改变的是革命色彩之加入，然后不久还是屈服。自辛亥至于戊辰十七年中，虽然奉的是民国正朔，而帝制色彩的确保存不少，官僚化的程度似乎不逊于前清”。[5](P199)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等事件，以及张作霖坐镇北京时的祭孔行为，都表明帝制的理念并末在民国军政大员的心中完全退去，而历届北洋政府对孙中山所力主的共和理念也只是阳奉阴违。因此，在国都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过程中，每当对象征帝制皇权的空间符号进行改造时，特别是拆改城墙与城门时，守旧政治势力总会立即跳出来干涉、阻挠，且总能够奏效。作为新兴政权的代表，主导北京市政建设的京都市政公所为构建共和国家首都力主对城市进行现代化改造，以使之成为体现平等观念的现代化都市；而阻挡现代化进程的守旧势力则体现了帝制观念、皇权政治在北京的根深蒂固。两种力量、两种政治思想在北京城市空间这个容器中交织、碰撞、冲突，并显现于新的空间布局上。 在公共空间的改造方面，国都北京公共空间的拓展寄予了民国政府与社会舆论构建现代都市公共交往场所的迫切需求以及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向往，体现了帝制取消后政府欲通过构建公共空间区别于帝都空间秩序的努力，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与进步。然而，国都北京公共空间的拓展并非单纯构建市民公共领域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目的。在建设现代城市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改革者还热切地通过提供公共空间促进新市民的形成，于是城市里出现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厅，教育人们并引导他们培养新的公共精神和国家意识”。[6](P3)也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国民教育成为建立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国家往往利用空间对民众进行身体与心灵的塑造”。[7]进入近代以来，新型公共空间如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城市广场、公共运动场等，常常被国家机器当成规训人民、引导大众行为的场所，成为福柯所界定的权力规训空间。国都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亦是如此。我们看到，包括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与古物陈列所在内的新辟公共空间，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民国政府宣传国家意志、培育符合政府要求的市民的公共场所。这些公共空间仍被国家权力、行政力量以各种隐蔽的形式控制着，以天安门至紫禁城为核心圈的公共空间的拓展未能为北京建立起真正的公共领域，仅仅实现了物质空间上的开放，因此国都北京新辟的公共空间也就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相比之下，王笛在研究近代成都的茶馆时认为，“茶馆扮演了与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似的角色”，是“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是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8](P5)许纪霖也指出，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未能在风气保守、政治色彩浓烈的北京出现，但却以报纸、学会和学校等形式在上海出现。[9]而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茶馆酒楼和公园中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红纸贴”，[10](P170)可见国都政府对北京公共空间的严格控制。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空间政治下的市民不得不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也就没有生长出韦伯所说的西方城市中拥有政治权利的市民阶层。[4](P58)因此，国都北京虽有开辟公共空间的宏愿，却终因政治氛围的保守与市民阶层的缺席而未能使新开辟的公共空间实现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国都北京的这种空间政治也决定着北京生产、商业、娱乐等社会功能的发展方向。从帝都到国都，庙会与集市等传统的、间歇性、移动式消费和娱乐空间随着新兴固定市场、现代商场的兴起逐渐从北京的消费市场中式微，旧有消费、娱乐方式在世纪之交遇到了现代消费、娱乐方式的挑战，商场式购物与看电影、逛跳舞场等新式娱乐体验走进并丰富着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尽管国都北京在城市空间上开始部分呈现现代城市的特征，现代化的商场先后拔地而起，甚至还出现了香厂新市区这样完全按照西方现代都市模型建造起来的新兴消费娱乐区，但与沿海的上海等商埠城市相比，这些由西方引入的现代商业空间及消费、娱乐观念与生活方式始终未能占据北京本地居民日常生活的全部，相反，传统庙会、集市、天桥市场等消费空间与逛戏园、捧角儿等娱乐方式仍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帝制时代，北京就是一个消费城市，缺乏发达的生产市场。进入国都时期以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北京的消费市场始终由稳固的消费人口维持着，即便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仍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北京《益世报》在描绘北京的娱乐市场时说：“近来经济界十分紧急，又值各机关大闹裁员，各游戏场中宜有萧条景象矣。乃事实上有大谬不然者，推其原因，盖北京之日逛游戏场者，专有一部分人，如阔少、遗老、女人、游民等，除此外便无所事事，故游戏场中，初不特在各处办事者之光顾，即为已足也。”[11]出版于民国时期的都市地理小书《北平》曾将北京的人口划分为逊清的遗老、满清旗人、民国以后退休的官吏、当代握有重权的官吏、寄居北京的阔人、文人学子以及普通市民七类，[12](P154-159)这七类人基本构成了支撑北京消费、娱乐市场的主要群体。就消费倾向而言，由前清延续下来的消费、娱乐习惯仍在遗老、旗人与本土市民等群体中传承着，维持着传统消费、娱乐市场的经营，而其他群体则是现代商业与娱乐方式的追随者，成为促进北京现代商业空间的发展动力。因此，在国都时期，本土与外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种消费和娱乐方式、商业空间得以在北京共存；当国都南迁后，官员、文人学子大量南下，随着北京人口结构的变化，当地现代商业、娱乐空间迅速萧条，而传统的消费、娱乐空间仍得以延存，特别是天桥这个平民市场还能继续保持繁盛。 总的来说，从戊戌变法到国都南迁的约30年里，北京在政治、社会生活上处于一个新旧交织的时代，在新的国际形势中，北京虽然对于现代性的力量进行了部分接受，但旧的一切尚未完全被清理干净，在政治、社会、经济、娱乐等各领域都出现了新与旧的交叠。 除了北京保守的政治氛围与落后的工商业基础所导致的新旧力量的交叠，帝国主义对北京的政策与北京市民对外国势力的激烈反抗也阻碍了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早在帝都晚期，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就成为帝国主义在华野心的象征，激起民众极大愤慨，义和团在清廷的默许下对其发动攻击，成为庚子事变的导火索之一。进入国都时期，外国资本又试图通过不平等条约介入北京的城市建设以谋取利益，引发北京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反抗。经过激烈抗争，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全部由本国财政解决，诸如电车这样耗费巨大的工程，外国资本也未能插足，像香厂新区也是由市政公所组织规划设计，由本土民族资本建设完成的。这与上海、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的市政建设大多由外国资本投资并控制完全不同，北京的市政建设一直掌握在本国资本手中。也正因如此，国都北京的城市建设没有按照外国现代城市的建设路径、模式发展，而是与本国政治、民族情感、国家认同密切关联，从而使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带上了更多的本土特点，呈现出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相交叠的空间形态，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沿海商埠的现代化之路。 三、故都的空间重塑及其文化表征 1928年，国都南迁，北京作为首都的殊荣瞬间消失，城市身份问题遂提上日程，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失却国家政治中心的核心地位，城市的发展动力自然也面临着更新，直接表现为国家财政投入的不足导致北京现代化进程的延宕。迫于这种形势，北京官方与民间舆论不约而同地重新定位城市地位，在北方军事中心、经济中心还是国家文化中心的争论与权衡中，最终决定将文化中心作为其发展方向，即利用本市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北京塑造为以旅游、教育、文化等资源推动城市发展的国家文化中心。于是，故都北平的现代化建设策略与国都时期相比就产生了相应变化：保护城市历史资源的呼声压过了原来为塑造国都形象的现代化建设，维护城市空间结构的稳定代替了原来的城市空间改造运动，发展城市旅游资源与打造国家文化中心的宏观政策使这一时期北京的现代化建设融入了更多传统文化因素。北京卸去了灿烂的国都光环，在故都10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供人游览、凭吊的“文化古城”。 这一时期，北京已降格为“北平特别市”，加之于城市建设上的政治束缚便得以解除，原有空间政治亦随之消解，维持既有空间结构的力量顿时消散。然而，故都并未因此转向沿海商埠城市那样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抓住了“文化”这根救命稻草，在失去政治保障后选择了返归传统以寻求发展动力。文化成为影响其空间的决定力量，原有城市空间政治被新的建设国家文化旅游中心的计划所代替。北平不再是政治力量交锋的舞台，而将被建成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游览空间。 北平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是要通过保存历史古物、在文化上返归传统重新获取城市发展动力。无论社会舆论还是政府的施政方向，都将建设文化旅游中心作为拯救丧失国都政治身份的故都的一剂良药。就政治地位而言，北京已沦为地方性城市，城市地位大弱于往昔；就文化层面而言，北京由帝制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古迹足以使其在新的国际环境中跻于东方文化中心的地位，于城市身份的转换中获得全新的文化动力，但同时现代化也遇到了较国都时期更大的阻力。表现在城市空间形态上，城墙、城楼、皇家宫苑、坛庙、牌楼等古迹得到了力度空前的保护，许多受损古迹也得到了良好的修复，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在故都时期反而被继续稳固下来。其时，北京的现代市政建设虽未完全停滞，但在构建文化旅游中心的呼声中也退化为建设文化旅游区的陪衬，建设现代北京不再是主流。因此，故都时期北京仍较大程度地保留着传统城市的空间外观，这主要归因于放大了传统文化力量的文化旅游区建设规划及其指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 国家政治中心的南迁，也使得那些“在1919年和1925年曾经在政治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大学生们，现在发现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北平不再是首都，对一个软弱的地方政府，再也不能通过游行示威发挥它施加压力和劝诱的强大威力了”。[13](P154)曾活跃于北京街头的学子只能回到校园，在建设文化古城的呼声中充当国家教育中心大军中的一员；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力鼓吹新学、西方文化的学者，在故都时期即使没有远离这个城市，也选择了偃旗息鼓，士大夫讲学之风与中国传统文化随之复兴，实现了文化领域的回归传统。故在北京卸掉了政治的冠冕后，文化仍能继续发挥其“心房的作用”，[5](P209)既能因之救济经济上的不足，促进城市的正常运转，又使北京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足以称雄于国内的文物古迹在物质、空间符号上极具文化艺术价值，理所当然地转化为故都建设国家文化旅游中心所倚恃的特殊资源，所以北平政府实施的文化旅游中心建设与故都文物整理计划，以及“北平旅游手册”对故都的文化宣传与文人的文学记忆，均将文化古迹看成能使北京重新焕发活力的捷径。在时人看来，返归传统，创建文化古城，是在政治之外找到的繁荣故都的力量。 但文化并不能与政治全然无关。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梳理文化观念时曾指出，“文化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由于这些条件可能关系到国家，文化还会具有政治的维度”。[14](P11)实际上，故都北平所要返归的传统文化也未能彻底脱离政治。北平创建国家文化旅游中心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试图利用文化古城的影响力提升其国际声誉，通过“文化”这一软实力影响华北军事局势，抵御日本对华北的觊觎，以期起到政治中心起不到的作用。另外，在城市建设上返归传统文化并抑制现代化建设，整理、修复帝都的空间符号，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传统空间政治的承认，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功能在城市空间的藏匿之下，以物质遗产的形式得到保护与整修，并对现代性形成了顽强的抵抗。因此，故都北平向传统文化的返归是从原有的显性空间政治向隐性的文化政治转变，基于传统文化思想规划建造的帝都空间结构在故都时期得以延存，席卷全球的现代性在故都北平亦不得不向传统的文化政治妥协。 从国都到故都，北京对于传统的发扬与对现代的抑制，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根源。有学者在评价传统与现代在国都与故都的命运时说：“在国都阶段，心态保守的中央政权，多少起了压抑西化、追求时髦的作用，传统文化仍居社会主流；到了故都时期，北平把传统的文化当成繁荣城市的宝贵资产，在追求与拥抱西方进步物质文化的同时，却在价值观与城市意象上，保留中国文化的精神。有意思的是，这种充分开发传统精髓，以重新定位城市，赋予城市新生命的努力，只有当北京成故都之后，才获得充分发展。”[15](P24)质言之，国都时期的帝制政治思想残留与故都时期返归传统的文化政治，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之所以呈现传统与现代相交叠形态的根本原因。 我们还可以在北京与其他城市的对比中发现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特殊性。与北京受政治和文化支配的空间逻辑不同，近代上海得益于外国资本的涌入与商业市场的发达，现代性在进入上海后便获得了长足发展，摩天大厦、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跑马场等空间符号成为近代上海的城市意象，以致有人宣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16](P7)而此时的北京却经历着返归传统以谋求转型的阵痛。近代巴黎的改造经验更具有可比性。在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授意奥斯曼主导了巴黎的改造计划，拆毁了大量历史街区后，修建了大楼、城市广场、公园、教堂，扩建并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将巴黎改造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都市，从而与历史上的巴黎彻底决裂。大卫·哈维称这种决裂为“创造性破坏”，其背后则是“经济、社会组织、政治与文化上的复杂模式，这些模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17](P325)当时的法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大量工人失业与资本过剩等问题困扰着刚刚取得政权的拿破仑三世，最后他选择授意奥斯曼“通过城市化的方式，解决资本过剩和失业的问题”。[18](P8)这显然是近代巴黎改造的根本动力。 相比之下，北京则由于保守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资本既无法产生有效流通，也没有使自身增值并推动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求，进而束缚了商业、社会生产、市民阶层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且北京的地方自治与行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极为有限，因此决定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根本因素是传统政治观念与文化逻辑。帝都、国都、故都，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三种不同的城市身份，在政治上虽历经更迭但始终未能彻底革新，在文化上虽有西学涌入但又终究返归传统，使北京的城市空间沿着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轨迹演变、发展。在这种空间演变逻辑之下，近代北京的现代化建设虽有所突破，但城市整体上仍保持着传统空间结构，人们基本也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的，“如果未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3](P47)因此，近代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依旧是传统北京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容器。同时，这种空间结构还形成了北京颇为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赵园曾指出，“对于北京，最稳定的文化形态，正是由胡同、四合院体现的”。[19](P21)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两种空间符号形成于帝都时期，进入近代之后又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保存下来，成为北京地域文化形态的典型象征。这正是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变迁在文化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