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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回想当年笔者所在的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一司，承担着加入世贸谈判银行业方面的工作，大家的心情可以说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终于加入了世贸组织，忧的是“狼来了”之后结局难料。今天，十年过去，中国银行业不仅没有被“狼”吃掉，而且成功渡过加入世贸的过渡期，成为国际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成就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与国家的对外开放相同步。1979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指引下，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稳步推进，经历了从局部地区到全国范围、从外币业务到本币业务、从外国居民到本国居民的历程，实现了从“引资、引技”到“引智、引制”的转变，做到了既“引进来”又“走出去”，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日益增强，银行业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循序渐进地实施“引进来”战略
以1980年日本输出入银行率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为起点，中国银行业实施“引进来”战略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0-1993年。为配合国家改革开放总体战略的实施，我国通过引进外资银行，为外向型经济和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开放区域逐步从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标志性事件包括1980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第一家外资银行代表处，1981年南洋商业银行在深圳设立第一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1983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关于侨资、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1985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
第二阶段是1994-2001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外资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不断提升，“引进来”战略进一步深化，开放区域扩展到全国范围，并在有限客户和有限业务领域实施开放政策。1994年我国颁布了全面规范外资银行的第一部法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规范了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1996年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对外资银行开放了外资企业及境外居民人民币业务。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高，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保持了外商投资进入中国的良好势头，促进了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的迅速发展。
第三阶段是2001-2006年。这一阶段以我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五年过渡期，银行业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自加入之日起，我国向外资银行开放对所有客户的外汇业务，逐步扩大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的地域和客户范围，并逐步放松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业务限制。在履行承诺的同时，我国还实施了一系列积极自主的开放措施，如鼓励外资银行在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放宽外资银行业务领域限制，允许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等。
第四阶段是2006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加入世贸五年过渡期结束，我国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银行业实施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享受国民待遇。2006年11月11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11月24日，中国银监会随后发布条例实施细则，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取消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非审慎性限制，同时，鼓励外资银行在华分行转制为法人银行。
经过三十多年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截至2010年底，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37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1家外商独资财务公司，另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外国银行在华设立90家分行；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总资产达1.74万亿元人民币，营业性机构总数达360家；外资银行机构网点遍及我国27个省份45个城市。
从“引资、引技”向“引制、引智”转变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开放学习国外银行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入世贸之前，这一过程主要停留在产品和技术合作环节，尚未触及体制、机制等问题。最早规范入股中资银行的政策是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发布的《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不得投资中资金融机构。作为个案报审，实践中只有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于1996年和1998年先后分别投资了光大银行与上海银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底。2002年之后，情况开始改变，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逐渐增多。2003年12月，银监会颁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允许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并对入股行为进行了规范。截至2010年末，共有32家中资商业银行引入41家境外战略投资者。
由“引资、引技”到“引资、引技、引智、引制”并举、重在“引智、引制”，中资银行的体制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健全，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风险管控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全面提升，中国银行业正逐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商业银行迈进。
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随着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银行业在“引进来”的同时，也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以开设分行为主。1979年，中国银行在卢森堡设立分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业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营业性机构。此后，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等大型银行陆续在巴黎、法兰克福、悉尼、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设立分行。2007年11月，招商银行获准设立纽约分行，成为自1991年美国《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颁布以来首家准入美国金融市场的中资银行。第二个层面是设立子行。设立子行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意向。2005年以后，随着绝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中国银行业机构在境外设立子行或附属机构的步伐不断加快。第三个层面是兼并收购。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积极寻求海外并购机会，境外股权投资迅速发展，已成为国有大型银行全球化战略的重要内容。
据有关资料，到2010年底，我国已有5家大型商业银行在五大洲设有89家一级境外营业性机构，收购或参股10家境外机构；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5家分行、5家代表处；2家城市商业银行在境外设立2家代表处。中国银行业机构提供跨境金融服务能力逐步提升，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银行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以后的10年，中国银行业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均获得实质性的提升。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按资本实力世界前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国银行业机构入榜名单从2001年的15家迅速增加到2010年的101家，距日本的102家仅一步之遥，而总资本实力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稳步推进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中的地位不断提升。2010年11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获得10年间的第二次调升，投票权上升到第三位；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也得到了调升，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2009年，中国成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国，参与了二十国集团金融监管对话机制，开始直接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新规则的制定。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的提升，使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中发挥了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使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得以更加平等、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
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
实践证明，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银行业不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差距，感受到了压力和挑战。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提升了我国银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在高度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坚持对外开放是顺应社会进步和发展潮流的选择，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同时，我们要科学设置“防火墙”，增强免疫力，使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持续稳步推进。
第一，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金融是经济的中枢，金融的安全直接涉及国家经济社会的安全。我们在看到对外开放积极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没有科学设计的开放也将给一国带来的风险。回顾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历程，我们始终坚持了维护国家金融主权，把握安全底线。一是保证国家对银行业的绝对控制。我们鼓励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入战略投资者，但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总量不得超过25%；二是对境内外风险进行了适当隔离，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实施法人导向政策；三是加强了对中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防止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引入对银行经营和客户利益的损害；四是加强了国际银行业监管合作，加强了对跨境银行业的监管，实施了稳健的“走出去”战略。在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仍应设置必要的防火墙，注重防范来自境内外的两个市场风险，为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持。
第二，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坚持体制改革。改革与开放始终贯穿于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我们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了解学习境外同行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只有坚持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强身健体，使我国银行业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回顾我国银行业的开放历程，正是由于坚持了改革开放并举，及时启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并进一步推进中小型商业银行改革，才促进了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在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科学设计，统筹规划，保证开放与改革的协调推进。
第三，既要学习国际经验，又要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具有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轨迹。近一百多年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建设国家的风雨历程证明，我们在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做到趋利避害。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我国金融体系和制度也具有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我们必须在坚持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加以利用和吸收，既不能“言不称希腊”，又不能“言必称希腊”，做到知己知彼，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第四，既要坚持循序渐进，又要把握时机。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金融开放不宜走得过慢，也不宜走得过快。过快的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不但国内金融市场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化吸收，而且极易受到国际金融风波的冲击。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由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入世前的“狼来了”，再到入世后的“与狼共舞”并逐步融入国际市场，正是遵循了循序渐进的战略，较好地处理了对外开放的坚定性与阶段性的关系，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转折。
构建更加开放的银行业竞争格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已今非昔比，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神话，而随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欧美债务危机又进一步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金融体系的缺陷。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金融市场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强的世界经济形势，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一方面要审慎清醒，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又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进对外开放，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银行业已经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同时也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从规模上看，中国银行业已经可以与欧美日争雄，实现了硬实力的平面扩张。但从软实力看，微观上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质量还不尽如人意，公司治理尚未形神兼备，经营机制方面也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宏观上则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中国金融业当前面临十大不平衡：一是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二是东中西部金融发展不平衡；三是大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四是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发展不平衡；五是金融创新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平衡；六是金融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要求不平衡；七是金融业发展速度与人才供应不平衡；八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与金融企业的管理水平、体制机制、金融文化建设不平衡；九是中国金融实力与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及其他参与权上的不平衡；十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地位不平衡。这十大不平衡直接影响我国金融业服务经济的深度，直接影响我国金融业更加融入全球化的进度。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银行业必须抓住机遇，以对外开放推动深层次的金融改革。
一是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创造条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中国银行业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能力；鼓励外资金融机构针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要求，在组织形式、服务模式、服务产品等方面加大引进和创新的力度，实现国内金融市场的服务多元化；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步伐，进一步提高对内开放水平，提高民间资本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和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堵邪路，开正道，实现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均衡。
二是进一步深化“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研究，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风险进行全面评估，提高对国别风险的预判能力，使“走出去”在组织形式、区域选择、风险管理等方面取得突破；注重品牌建设，逐步实现由资本、机构“走出去”向服务、品牌和文化“走出去”转变；注重“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协同动作，加强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积极推进金融外交，进一步巩固和增强我国在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其与我国世界经济地位相适应，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创造更加平等的国际竞争环境。
三是进一步推进银行业体制机制改革。对照国际银行业几百年发展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客观面对和深入分析我国银行业体制机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化解能力；根据银行业发展的新阶段和新需求，提高创新能力，转变金融发展方式，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注意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培养以“利、法、信、义、道”为基本要求的金融文化，加强中国金融业品牌建设，切实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软实力。
四是构建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风险预警和危机应对机制。根据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特点，加强对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法规制度框架建设，从制度层面设置有效的防火墙，切实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根据国际金融风险发生和传递的特点，在国家和机构两个层面构建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加强对各类风险的有效识别、评估、计量和监控，构建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加强对中外资银行的统一监管，加强对两类机构不同类型的风险甄别分析和判断，提升对国际金融风险的危机应对能力；积极探索建立地区性金融防御体系，加强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切实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跨境蔓延。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一个阶段性目标已经实现，但中国金融业仍“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与高手过招才能成为高手。我们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更加开放的银行业竞争格局，才能使我国从金融硬实力平面扩张的金融大国向金融软实力立体提升的金融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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