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敛浮躁，稳步前行：2002年文坛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稳步论文,浮躁论文,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的文坛，总的来看，是依流平进、稳步前行的一年。20世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那种纷至沓来的文学论争，已经越来越少了。2002年够得上焦点与热点的，大致有：有关文学存在理由的讨论，名著改编影视作品的争论，时尚话语与中产阶级话语的扩张问题，等等。显而易见的是，意气用事的论争少了，已有的论争更加脚踏实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坛减敛了浮躁气，恢复了平常相的一种表现。
雷达：今年整个文学创作呈平稳发展的态势，无论是实力派作家还是青年作家，包括更年轻的一代，都不时地推出新鲜有力的作品。我以为，今年在小说创作方面呈现四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在信息密集和多媒体竞相发展、竞相争夺受众的文化语境下，作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浮躁和沉不住气，现在不少作家的文体意识增强了，比较能沉得住气了，那种你追我赶生怕被遗忘的不自信状态有所改观。二、没有特别的号召，可是我们的作家把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普通人以及弱势群体的精神关照上，在某种意义上这成为创作上的一个焦点。应该说，这是承继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人民性的传统，写底层、写小人物，从普通人身上发现时代的精神和风云变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三、在都市生活的描写中，那种客观地展示欲望的作品少了，而注意欲望化和道德理想的关系的处理。四、个人化的女性主义的写作曾经是热门话题，一些女性作家起而颠覆男权话语和建构女性话语空间的努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曾经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性别意识和身心的成长上，现在也有微妙的变化，那就是注意把女性成长和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内容联系起来。
2002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有不少。长篇小说中有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张洁的《无字》、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张者的《桃李》、张抗抗的《作女》、麦家的《解密》等。《远去的驿站》把怀旧和对于民族灵魂的发现结合得很好；《无字》、《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作女》都是很富有生命体验的作品；《桃李》、《解密》在表现知识分子的生活方面都有所创新。中篇小说中，毕飞宇的《玉秀》、《玉秧》，王松的《红汞》，戴来的《练习生活练习爱》表现出对日常生活敏锐的思考和独特的感受。历史题材小说方面，熊召政的《张居正》、孙皓晖的《大清帝国》比较突出，都是规模很大、同时写得很精彩的作品。吕雷和赵江合著的《大江沉重》、冯积歧的《沉默的季节》各有特点。报告文学作品中，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何建明的《根本利益》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
白烨：2002年的文坛，总的来看，是依流平进、稳步前行的一年。20世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那种纷至沓来的文学论争，已经越来越少了。2002年够得上焦点与热点的，大致有：有关文学存在理由的讨论，名著改编影视作品的争论，时尚话语与中产阶级话语的扩张问题，等等。显而易见的是，意气用事的论争少了，已有的论争更加脚踏实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坛减敛了浮躁气，恢复了平常相的一种表现。但有一些论争，我认为以后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如时尚文化的肆意漫泛、反腐小说的质量下滑，等等。
从小说创作的情形看，2002年是收成不菲的一年。虽没有叫得很响的长篇巨制，但值得一读或读了必有所获的作品相当不少。比如，张洁的《无字》三部曲，张抗抗的《作女》，潘婧的《抒情年华》，李洱的《花腔》，莫怀戚的《经典关系》，张者的《桃李》，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关仁山的《天高地厚》，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老村的《人外人》，等等。这些作品，或者在题材题旨上别开生面，或者在表现手法上别具一格，都以各自的意蕴和妙趣，给人以新的感受与新的启迪。长篇小说在2002年有多点开花、全面演进的迹象，这或许是小说创作质量开始攀升的一个标志，对于已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坛应该是一个福音。
从小说创作的情形看，2002年是收成不菲的一年。虽没有叫得很响的长篇巨制，但值得一读或读了必有所获的作品相当不少。
孟繁华：我今年集中阅读了30多部长篇小说，印象比较深的作品包括张者的《桃李》、莫怀戚的《经典关系》、柯云路的《龙年档案》、潘婧的《抒情年华》、张抗抗的《作女》、黄国荣的《兵谣》、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沈乔生的《狗在1966年咬谁》。但是2002年的小说创作没有出现像《尘埃落定》那样有力量的文学作品，这是很大的遗憾。
《兵谣》是好看的小说也是力量的小说，是透露出真正的英雄主义的小说，改变了过去“类成长”小说惯常的写作方式，写出了和平年代里真正的英雄，是军旅文学的重要突破。莫怀戚在《经典关系》中把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写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作者观察力的敏锐。在人们的眼里大学校园是民族的精神堡垒，但是《桃李》以喜剧化的方式表达出已融为一体的校园欲望和社会欲望，作家通过想象虚构的方式调侃了一下知识分子，很难说有多么深刻，但起码让普通读者重新理解想象中的校园。《龙年档案》是柯云路重新介入严肃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在写作上借鉴了武侠小说的结构形式，具有阅读的快感。《抒情年华》为想象历史、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范本，带来新的启示和参照。懿翎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有特点，她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体现了作家对语言的感受力，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反省，可能和任何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都有很大的不同。
李敬泽：一年的时间不是衡量长篇小说成就的很好的尺度，今年的长篇小说在总量上比前两年都多，但没有很多好作品出现，泡沫成份严重，包括出版行为和写作意义上的泡沫成份。长篇小说本身所需的基本艺术价值正在很多作家那里崩溃。长篇小说要求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在很多作家那里已不受重视，缺乏耐心和兴致，出现了大量艺术上粗糙、流于现象的作品，手工艺式作品大量存在。今年有几部值得一提的作品，比如李洱的《花腔》、麦家的《解密》、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李修文的《滴泪痣》、张洁的《无字》、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这几部长篇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构成了2002年小说的主要景观。就我的目力所及，文坛现象有三：其一，就是这几部长篇没有一部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反映中国人在这几年里生活经验的长篇，非常好的不多——小说家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可能确实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相对而言，当我们处理历史记忆时，可能有比较稳定的价值视野。对长篇小说艺术而言，需要在大的艺术完整性上预设一种想象，而处理历史记忆会比较容易把握，反映转型期社会的现实生活则比较困难。今年的长篇小说侧重于两点：1，篇幅短了；2，大多比较强调生活片断的流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完整性的把握上气力达不到的表现。其二，经过长时间艺术经验的积累，20世纪60年代及6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成为长篇写作的主力。像《爱人同志》、《花腔》等，这些长篇小说都充分体现了60年代小说家崭露头角的实力。其三，《无字》、《远去的驿站》这两部作品都是将个人经验放在历史背景下，着力考察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达到了一定艺术水准。作家具有非常扎实的艺术耐心，一部长篇能写十几年，60多岁时还能写出这样的好作品，是令人敬佩的艺术现象。
今年各种各样的畅销小说很多。畅销书也需要提高水平。中国的畅销小说在艺术上的放纵和粗糙是非常严重的。讲市场时也要讲市场伦理，即使提供消费品，作家也有义务做得地道。
另外今年各种各样的畅销小说很多，也需要提高水平。中国的畅销小说在艺术上的放纵和粗糙是非常严重的。同样是畅销书，美国畅销书基本的艺术水准高于我国。讲市场时也要讲市场伦理，即使提供消费品，作家也有义务做得地道，畅销书不是作家把自己从100米拉到50米就能写得出来，一样具有严格的艺术指标。李修文的《滴泪痣》提供了比较好的范本。长远看，我们需要专业的畅销小说的写作。
《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任解玺璋：张洁的《无字》不光是今年、也是近几年比较有分量的书。她借助几个女人的命运，反映整个中国20世纪的命运，形成中国妇女在20世纪政治运动的命运史。在描写男性和女性的政治关系上，她把握得非常好。唐浩明的《张之洞》不像他写的《曾国藩》那么激动人心，但他从现实出发写历史人物，从这个角度讲比《曾国藩》更有意义。整部作品很厚重，可以看出作者扎实的功力，这与他占有大量资料有关，只是太拘泥于一些史料，稍显僵硬。李洱的《花腔》在叙事文本上有独特之处，几个叙事角度纠缠在一起，很复杂，但吸引人一口气往下看，可读性非常强，在历史时代的背景下写个人，这两点结合得比较好。
张洁的《无字》不光是今年、也是近几年比较有分量的书。她借助几个女人的命运，反映整个中国20世纪的命运，形成中国妇女在20世纪政治运动的命运史。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主编宋文京：整体看今年的原创小说比较平淡，形式探索上进展不大，贴近生活的小说比较多。比较好看的小说也有一些，比如韩少功的《暗示》、张者的《桃李》、徐坤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张抗抗的《作女》、尤凤伟的《泥鳅》、李洱的《花腔》等。《桃李》实际上是在探讨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生存尴尬。这群知识分子区别于以往的知识分子群像，其中的价值观念与通常看到的小说不同，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有一种批判精神，有点新《围城》的感觉，只是略显单薄。《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与这几年的私人写作一脉相承，徐坤的优势在于，作品中有自己心灵亲历的真切，对历史细节有所刻画，但我觉得这部作品还可以再精练些。张抗抗敏锐地捕捉到一群边缘人，这些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人在《作女》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抗抗造了一个“作女”的概念，非常切合阅读实际和时尚的视野。韩少功是有大师感的作家，擅于驾驭多种文本，不会被“小说”这样的词汇捆住自己。但他的《暗示》似乎也没有达到他自己满意的程度。李洱的《花腔》以及新作《遗忘》，都有探索精神，具有代表性的思路。我觉得尤凤伟的《泥鳅》写得非常好，描写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荒唐经历，情节迭宕，语言生动。另外毕飞宇、刘庆邦的中短篇写得很扎实，内在感觉很硬朗，视野有超拔的东西。
《北京晚报》记者李峥嵘：原创的文学作品值得一读的很少，今年读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经典的、畅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蛋白质女孩》对上海乃至华东一带年轻人的影响，几乎可以与当年《廊桥遗梦》对北方的影响相比。我出差时遇到一些普通白领，他们居然能倒背如流，很多年轻人征婚时用到《蛋白质女孩》里的概念。《沧浪之水》是居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畅销书前列的，作者阎真是我的老师，10年来他写了两本书，《沧浪之水》是其一，传统的写法虽然没有太多创意，但体现了对现实的抗争。另外看了些再版的图书：人文社的《唐浩明文集》今年再版，从历史总结上看还是有价值的；上海译文社的《昆德拉文集》，由法文直译过来，比过去由英文的转译更忠实于原著。
《桃李》实际上是在探讨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生存尴尬。这群知识分子区别于以往的知识分子群像，其中的价值观念与通常看到的小说不同，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有一种批判精神，有点新《围城》的感觉，只是略显单薄。
《北京晨报》记者孙红：很多人对杨二车娜姆是有非议的，但是我通过读她的散文《女人梦》，通过与她面对面的接触，发现她个性的坦荡以及民族性所带来的自然纯朴。她的每本书都装帧豪华，有很多个人的照片，都是写个人的生活经历，没有新鲜感。但是平心静气地看，她带给我们新的生活观念。金仁河的《菊花香》是高居排行榜上的作品，尽管他所营造的氛围是大家已经熟悉的，故事也非常简单，但当它落到文字上时，还是让人感动。我想这是人们追求唯美浪漫情怀的原因。人们往往羞于表达爱情，我恰恰觉得人应该善于表达。《女人梦》和《菊花香》都有追求浪漫的共同点，也许有人认为这两部书很浅薄，实际上看似简单的生活代表了所有，最终打动你的是生活的细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信出版社的《你今天心情不好吗》是我每天晚上的必读书，成为一天中美好的结束。
《北京青年报》记者陶澜：有人说，2002年是中国书界的“平庸年”。虽然男、女、新、老作家的新作不断，如池莉的《水与火的缠绵》、张抗抗的《作女》、尹丽川的《贱人》、橡子的《水果》、海岩的《平淡生活》、万方的《香气迷人》……，但是真正打眼、耐看的却并不多。甚至有的作家的作品令人有“廉颇老矣”的感觉。在这一年的阅读中，有几本看过后有如咀嚼完橄榄的感觉，回味无穷。一本是懿翎的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这是一个关于智慧、爱情与幸福的故事，好像老套，却伤心透顶，是一个笑着哭泣而讲出来的故事。另一本是青年作家张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桃李》。这部26万字的小说曾以三个中篇的形式先后被全国多家文学期刊发表和转载。该书以辛辣诙谐的笔调讲述了发生在北京某著名学府内一群知识分子身上的故事。《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也值得一读。这本《评点》视野开阔，以随笔之轻松闲适谈古论今，厚重的历史在轻松的阅读中徐徐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