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兼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合作论文,高等学校论文,职能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已经有众多学者对未来社会进行过描绘，但无一例外地都把国际化当作其重要特征。在世界经济和科技日趋国际化的过程中，高等学校将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其社会职能是否会有新的拓展？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应当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这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必须正视的一个理论与现实问题。
开展国际合作既是新世纪社会经济、 科技和文化发展对高等学校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高等学校在世界各国经济和科技日趋国际化的历史潮流中应当和能够扮演的角色。
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随着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这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现代高等学校经历了数百年的不断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从不适应到逐步适应，再从新的不适应到新的适应，与社会的不断冲突和磨合，引发了高等学校从未间断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局部的和整体的、目标的和过程的、体制的和内容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等等，并集中体现在社会职能的变化上。洪堡倡导的“教学与科研统一”的办学思想，冲破了“传授和保存文化的单一职能”传统思想的禁锢，推动了19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威斯康星思想”的提出和扩散，使高等学校在承担传递、保存知识和创造、发展科学文化的职能之外，还必须承担将学校所拥有的智力资源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新职能，使得高等学校逐步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边缘逐步走向了中心。高等学校社会职能的拓展，反映出人们对高等学校社会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并使其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时至今日，人类开始进入以知识经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信息时代。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必将随之而有新的拓展。国际合作将成为21世纪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
这里所说的国际合作，是指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它主要包括师生互换、学位等值、学者互访、国际联合办学、国际合作研究、参加和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国际间教育资源的互补和援助等。笔者认为，将其作为第四职能而提出，既是21世纪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对高等学校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大学在世界各国经济和科技日趋国际化的历史潮流中应当和能够扮演的角色。
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世纪之交，千年转换，世界经济在急剧变化之中。除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国家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将愈演愈烈以外，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化和一体化已成为明显特征。经济的国际化已不再是世界经济某些区域的特殊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国际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资本跨国流动正在加快、国家之间和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日益加强，世界经济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日益明显，相同的经济利益，已使各国经济融为一体，国家间的关系日趋紧密，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导致了生产的国际化、商品的国际化和市场的国际化。（注：雷兴长、李俊霞：《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发展特征》，《甘肃社会科学》（兰州），1998年第1期，第38—40页。）
其次，从世界科技发展的角度看，如果说，在19世纪，科技尚处于生产力发展的从属地位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末期，科学技术已由从属变成了主导。国家的竞争，包括国家安全，以前主要是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解决，战场上兵刃相见，而今天高科技市场就是战场，谁能占领科技前沿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为了提高本国的科技竞争实力，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纷纷突破“闭关锁国”的樊篱，通过科技人才的国际交流，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掌握国际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和信息，提高本国科学研究的起点；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仪器设备和先进技术，改变本国科学研究的落后状态，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方面与国外接轨；在一些大型的科研项目上直接开展国际合作。例如1993年12月俄罗斯与美国签署协议将建造国际空间站；日本、美国和欧州国家的50家电子公司达成了数字录像机国际统一标准协议；1995年7月，美国电子计算机业务机器制造者协会、 日本电子工业振兴协会与欧洲业务机器和信息机器制造者协会宣布，将就美国提倡的全球“信息高速公路”设想进行合作。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进行科研合作，其目的在于增强各自的竞争力，这些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现出国际化的趋势。（注：朱丽兰：《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高度谈科技和教育》，《科技导报》1996年1月15 日。）
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国际化，要求高等学校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它要求高等学校成为面向世界的国际型人才培训中心。经济、科技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大学应当培养一批有事业心、懂科技、通外语、会经营、善管理，具有较强国际意识，能掌握国际贸易、金融、法律知识，适应国外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复合型人才；以及一大批知识面宽、适应性强、具有创新精神和竞争能力的高科技人才。其次，它要求高等学校成为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品孵化中心，能够在一些科技领域形成有本国特色和优势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并向国际市场拓展。第三，它还要求高等学校成为最新科技信息和国际合作的交流中心。通过送出去，请进来，参加和举办国际会议、招收外国留学生、组织国际科技开发的合作攻关等活动，使高等学校成为国际交流和合作的桥梁。质言之，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国际化对高等学校的新要求，必然使其走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轨道。
知识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科学技术的研究历来是人类共同的事业，这是促使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在动因。自古希腊开始，高等教育就具有国际性，只不过由于文化、宗教的原因和通讯、交通等条件的局限，当时的国际交流只能限于非常狭小的范围；由于经济、科技发展尚处在相对较低的层次，因此其国际合作的任务也相对较轻，很难提到“社会职能”的高度来认识。而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知识日益全球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格局。很多问题，如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贸易问题、发展问题、种族问题、妇女问题、和平问题等等都已成为国际性问题，需要各国的科学家和政治家，跨出国门寻求合作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密集、智力密集和信息密集的学术基地，理当承担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人类文化的使命。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只有借助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能及时获得信息，改革发展，使自己站在国际学术前沿而不致落伍。因此，把开展国际合作提到高等学校第四职能的高度来认识，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高等学校面向新世纪的战略选择。（注：陈学飞：《面向21世纪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六大基本趋势》，《教育研究》（北京），1996年第12期。第58页。）
提出高等学校“开展国际合作”这一新职能，其实并非笔者的发明和盲目拔高。1996年，在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就已明确提出：“大学聚集了与知识的发展和传播相结合的所有传统职能：研究，革新，教学和培训，以及继续教育。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另一项职能即国际合作，亦应增加到这职能之中。”“大学被赋予四种社会职能：1.培养学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2.提供适合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需要的高度专业化的培训；3.向全民开放，以满足最广义的终身教育各个方面的需要；4.国际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提交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也提出，“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这首先是教学和科研的全球性的一种反映。现行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文化间了解的日益需要以及现代交流、消费市场的全球性质等，正使这种世界环境得到加强。”“国际合作是世界学术界的共同目标，而且还是确保高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性质和效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高等教育已在知识的发展、转让和分享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因而学术上的国际合作应为全面开发人类的潜力作出贡献。”“国际、地区、国家和学校各级的决策人在考虑各种方案和作出决定时应以决定高等教育在社会上的战略地位及其自身的职能的三个口号为指导，即针对性、质量和国际化。”
1998年5月4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为了实现现代化， 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蓝，应该是认识未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这四个“应该”，第一个是指培养人才，第二个是指发展科学文化，第三个是指直接为社会服务，第四个则是国际合作。这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的要求和希望，同时也是对高等学校在新时期需要承担的社会职能的准确概括。
高等学校承担“国际合作”的社会职能， 在促进社会经济、科技国际化的同时，自身也有一个国际化的过程。
虽然按照社会职能的含义，它主要强调的是社会要求它做什么的“职”和它能够做什么的“能”，似乎是一种被动性的涵义，但在实际运用中，人们通常将其作为“应该做什么”的主动性的理解。笔者认为，高等学校的“国际合作”的社会职能，决非是一种单向的输出，它在促进社会经济、科技国际化的同时，自身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换言之，高等学校通过国际合作，将促使自身步入国际化的轨道。
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理解为一种结果，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国际化了的高等教育”，应当是一个先进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体系，是人们为适应今天的竞争、迎接明天的挑战而孜孜以求的、近乎理想的大学教育模式。实际上，它所强调的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结果。二是理解为一种趋势和过程。它是相对于传统的封闭的教育体系而言的，它注意的不单是“国际化”实现的程度，而且更强调实现“国际化”的过程。而开展国际合作，就是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活动。正象教育理论界经常讨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现代化”一样，对它们都更倾向于作“趋势”和“过程”理解。
日本著名教育理论家喜多村和之教授曾经提出过衡量大学实现国际化的三条标准，即“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强调高等教育应当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能够为他国、他民族所承认和接受；二是能够与外国进行平等交流；三是能够充分地对外开放。大学国际化既是衡量一国大学教育水准的标尺，又可视为一个为达到大学教育的“通用性”、“交流性”和“开放性”而努力的全部过程。（注：龚放、赵曙明：《大学国际化——高等教育发展趋势》，《高等教育研究》，1988年第4期第25页。）
有学者指出，教育国际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首先，它通过国际人才交流，使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以同步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迅速传播，有利于缩短两者之间在教育、科技方面的差距，大大加速发展中国家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其次，它有利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文化范式，促进国际社会间的文化融合。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教育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受教育者在接受一种教育的同时，也在接受一种文化，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不断受到多重文化熏陶的人，就成为加速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载体，成为跨国沟通的桥梁。再次，教育国际化也有利于提高社会开放程度，拓宽社会成员的文化视野。现代社会要求其社会成员具有对外交流的能力，有兼容四海的胸襟，有富于进取和变革的观念。不断扩大的国际化教育，能够使人具备思想观念方面的开放性。（注：邴正：《教育国际化与后发展国家的文化》，《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9期。）
在《对外开放与中国大学》一文（载《高等教育研究》 1998年第1期）中，笔者曾介绍了近年来在国内20所大学考察的情况。诸多事实证明，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援助基金组织的援助，使中国的一些重点大学得以装备一批较为先进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国际人才交流，使中国大学的教学、科研人员较快地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在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方面的差距；培养高层次人才和科技攻关的国际合作，促进了学校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国际的信息和文化交流，带来了中国大学教育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变革，加速了教育管理科学化和教育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2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高等教育就没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今天。
也许有人认为，全国性的重点大学承担“开展国际合作”的新的社会职能，大家都能够理解，而对于一些普通高等学校，目前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承担这一职能。有的同志甚至会认为，开展国际合作是高等学校的锦上添花之举，在目前大部分学校仍然在为“生存”和“温饱”而奔忙的时候，是很难拿出更多的“余钱剩米”来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的。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徘徊，并付出了极大代价而作出的重要抉择。因此不但经济领域要对外开放，教育领域也要对外开放，不但重点大学要对外开放，普通大学也应该对外开放。在经济领域，不但高新技术产业、沿海城市发展等都要国际化，农村经济，包括乡镇企业、边远地区同样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普通高等学校也必须承担开展国际合作的社会职能，为所在的地区培养面向世界的高质量人才，在本地区的国际合作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要根据国际化的要求，不断改革与之不相适应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把国际合作列为高等学校的第四职能，除了前述社会和高校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外，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对其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提升，以增强高等学校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对此工作的重视程度。尽管这一职能的一些内涵看起来似乎可以通过原有的三大职能予以实现，但是实际上其内涵与外延要宽泛得多，它远远超出了原有职能的覆盖范围。应该说，关于第四职能的讨论目前仅仅是开始，很多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曾经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业社会重视过去，工业社会重视现在，信息社会重视未来。在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时代，我们尚且不能“独学无友”而“滞于一乡”；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我们更不能闭关锁国，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国际化，决不仅仅是高等学校“锦上添花”的权宜之举，而是顺应教育发展规律，迎接新时代挑战的长远之计。
开展国际合作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既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和消极影响。因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
与高等学校已有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不同的是，开展国际合作这一新职能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也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和消极影响。因此在实现这一职能的过程中，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以除弊兴利。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首先，要正确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性的关系，防止文化殖民主义的侵蚀
虽然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双向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由于发展速度、重点和环境的不同，这种双向交流的程度和影响途径就有明显的区别。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位于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众多的文化输出渠道。因此，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包括社会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均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传播而进入主流社会。教育塑造文化，文化也影响着教育，影响着受教育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的人才流向还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有的学者指出，当大批接受了国际化教育的人才脱颖而出时，欧美化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宣告形成。他们对欧美文化较为亲近，在生活方式和人格取向上留下深刻的异族文化的烙印。由于他们是社会的文化精英和技术骨干，他们的行为有着强烈的文化诱导作用，势必引起社会的模仿和效法，结果是外来文化日益扩张，本土文化日益萎缩。尽管这一结论尚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但它反映的文化异化的现象当引起人们重视。
未来的国际竞争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参与国际竞争，通过国际化等手段来增强竞争能力，其目的是建设自己的国家，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行国际化，是由一个民族环顾世界而产生的生存危机感和对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的展望而设计的，因此应当以国家主权与民族繁荣为主导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权益。
在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确实潜藏着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有效抵制和防范，则有可能变成某种文化的单向扩张，破坏全球文化的多样性结构，带来文化生态上的灾难性后果。因此我们应当坚持教育国际化中的文化独立性原则，文化融合和兼容并蓄的原则，坚持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的目的性原则。
其次，要正确对待人才外流现象， 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只要允许人才国际流动，只要国家间存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的差异，就可能出现跨国界的人才外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我们既不能片面强调人才外流对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对人才国际流动进行不适当的控制和干预；也不能过分强调外流人才将会产生的潜在的积极作用，用“人才外储”和“借鸡生蛋”的理论来聊以自慰，对人才外流采取无为而治、听其自然的态度。笔者曾对我国人才外流与回归问题进行过较深入的调查。大量事实证明，人才外流对我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低估的。一是它加剧了我国高级人才的青黄不接，二是造成了我国有限的教育投资的部分外流，三是形成了一些潜在的消极影响，如使我国的国际形象蒙受一些伤害，在国内形成了一些非正常的社会心理冲击等等。当然，在承认人才外流对我国损失不可低估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适量的人才侨居国外，也可对我国产生一些潜在的积极作用，大部分暂居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都会尽一切可能，利用多种渠道，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有的甚至可以作为中国经济和教育国际化的桥梁，起到国内人员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我们不能把人才外流现象完全归咎于教育国际化，但在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国际化的时候，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遏制人才外流的进一步恶化。一方面要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另一方面也要正视一部分留学人员已定居国外的事实，支持他们在国外扎下根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外的优势，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