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现实的新途径”：在历史与语言的交汇之中——以特朗斯特罗姆的中文译本个案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本论文,斯特论文,个案论文,中文论文,新途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2)04-0018-08
一、对特朗斯特罗姆的翻译、误读及其历史性
在2011年12月10日的诺贝尔奖晚宴上，莫妮卡·特朗斯特罗姆代表她的丈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致辞。在感谢“所有的翻译者”之后，莫妮卡说：“翻译诗歌的唯一现实基础，那应该被称为爱。”[1]2
我不想据此讨论翻译伦理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变得越来越焦灼，而只把莫妮卡的认识和感情，作为研究“翻译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这一课题的个人动机，进而吸引读者关注从这一课题之中引申出来的语言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正如莫妮卡的其他描述，特朗斯特罗姆不仅受益于翻译者，而且其作品被翻译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其他瑞典诗人所不及的。在1983年(特氏52岁)之前，“他的诗歌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2]426，这时没有中文译本；“据2011年12月瑞典日报披露的最新统计，现在，特氏作品有54种语言的译本”[3]4。这时他的中文版诗歌全集已经出版(未收入的新作也将进入新版全集)，而且译本众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从瑞典文翻译过来的李笠译本。
梳理译本构成是必要的讨论前提。依据现在的观察，针对特朗斯特罗姆的部分误读可能源于某些译本的俭省程度。比如诺贝尔奖委员会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评价通常被译成：“诺贝尔文学奖会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他，人们将重新认识他诗歌语言精练、精准的魅力。”[4]
李笠看出其中存在的症结：“‘语言的精炼、精准的魅力’一说没错，但这句评语的中文翻译好像跟原文有出入。”原文是：“用凝练、透彻的意象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4](Through his condensed，translucent images,Transtromer gives us fresh access to reality.)“诗歌语言精练、精准的魅力”与“凝练、透彻的意象”之间的差异一目了然：前为大众修辞，后为专业术语。“意象”是一种精微的确认，而此处“语言”的应用则显得有些笼统。“通向现实的新途径”则是一串被有意无意缺省的关键性词语。它的缺省究竟意味着什么？缺省的是现实还是现代性？两种不同的表述，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翻译问题，而本质却是一个理解问题，一个宽阔的超越“意象”层面的历史性问题。
诗人胡续冬从其他角度阐释误读产生的维度：“许多诗人都在两个维度上误读了特朗斯特罗姆：一是稀里糊涂地接受了美国诗人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误读，把他的诗歌非历史化、原型化了；二是把特朗斯特罗姆的空无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空灵、留白弄混了。”[5]
“非历史化、原型化”正是本文清算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错误认识的传播不仅造成对特朗斯特罗姆个人作品的延伸误读，而且为继续葬送当代诗歌评价体系之中的历史性标准提供了一把锋利的小铁锹。这种把特朗斯特罗姆的诗纳入类似于瓦雷里“纯诗”轨道的企图，实际上属于一种一厢情愿的追求。“纯诗”固与审美关联，但它与历史性其实只是多元并置的关系，而非对立或者非此即彼。真实的特朗斯特罗姆始终保持欧洲极为重要的书写历史回声的传统，他与保罗·策兰、布罗茨基、米沃什一样关心现实问题，关心历史问题，只不过他的方式，既不是米沃什的直接，也不是策兰的简洁，更不是布罗茨基的现代。
从技术特征来说，特朗斯特罗姆的技术与策兰的技术之间似乎更易沟通一些，因为他们都是那么隐蔽，只不过隐蔽方式有所不同。特朗斯特罗姆的技术隐蔽方式，既具有深度意象的东西，又带有超现实主义的痕迹。比如《果戈理》中“彼得堡和毁灭位于同一纬度”[6]10。《上海的街》中“这里每人背后都有一副十字架，它飞着追赶我们，超越我们，和我们结合/某个东西在背后跟踪我们，监视我们，并低声说：‘猜，他是谁！’”[6]242在特朗斯特罗姆的多种隐蔽方式之中，这些诗句属于比较直接的隐蔽，因其涉及内容的理解线索是清晰的，不必引入更多的经验、知识与材料；而《俳句诗》中“太阳低垂/我们的影子是巨人。一切/很快是影子”[6]283，《风暴》中“……在黑暗中醒着/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在厩中跺脚”，这里的意思虽然能被部分敏感的读者感知，但是他们仍旧不能非常确定地把它讲出来。这种间接的隐蔽，即使祛除新批评的细读方式(“影子”和“黑暗”不仅语义确定，而且置身其中的语法关系也是确定的)，仅仅依靠能够感知的部分就能指向“我们”的生存状态。
将特朗斯特罗姆的“空无”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空灵”、“留白”混淆，因而使它合法地在中国传统诗歌之中找到相关的阐释材料以及美学依据，实际上是一条根本行不通的道路。其中的主要差异不仅是文化的，还有美学的。比如《车站》中“火车已经到站。一节节车厢停立在这里/可是门没有打开，没有人上下”[6]211，只是一种物理现实，而非精神性的象征；比如《孤独》中“被撞碎前/你几乎能停下/喘一口气”[6]101，在车祸之中感受到的孤独也是非常具体的；比如《树和天空》中“一棵树在雨中走路/在倾洒的灰色中走过我们身边”[6]58，它接近中国传统美学“空灵”的境界说，实际表现的却是一种雨后的主观感受。如果生硬地把似是而非的这样两种元素纳入比较诗学的框架，同样也会加大误读的深度。
而翻译中的有意误读则带有明显的创造性和个人的经验特征。其历史性不仅表现在译者对“社会现实就是历史的当代显示”的表达方面(特氏的法文版译者就认为“他的诗歌是对生存的反思，对每个个体存在的反思”[7]62，与“原型化”毫无关联)，也在于选择的翻译词汇自身具有的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特殊的或者固定的词汇；词汇在历史长河中的应用与演变)，在于作者表达历史的艺术才能(如找出一个既包含现在又囊括历史的词/物)。
二、翻译样本：《致防线背后的朋友》的历史性
特朗斯特罗姆多样化的深度隐蔽方式，不仅使他的作品具有纯诗的外表，而且益于表现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考虑瑞典的民主社会环境，那么特朗斯特罗姆的隐蔽可能就只是为了形成蕴藉的个人风格。对某些读者而言，他是隐晦的，对他本人来说却并非如此。他说：“我希望能够以清楚的方式描述那份现实，那我所体会到的、充满神秘的生命。”[8]32
为了发现特朗斯特罗姆表现现实与生命背后的历史性的“清楚方式”，有必要聚焦他写于1970年的作品《致防线背后的朋友》。李笠的中文译本是这样的——
给你的信如此简短。而我不能写的
就像古老的飞船膨胀，膨胀
最后穿越夜空消失
信落在检察官的手上。他打开灯
灯光下，我的言辞像栅栏上的猴子飞蹿
抖动身子，静静站立，露出牙齿！
请回味句中的含义。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
那时旅馆墙上的高音喇叭已被遗忘，
我们终于能安睡，变成正长石[6]141
根据特朗斯特罗姆1970年4月19日写给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的信中所述，这首诗写于旅行期间。按照瑞典学院的安排，特朗斯特罗姆访问了苏联波罗的海地区的列宁格勒、里加和塔林等地。他在那里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分离，他的拉脱维亚语译者夫妇生活与写作的麻烦，他所受到的电话骚扰或者监控，等等。事后，他给勃莱写信说：“我将给你一首在那里写的或许很烂的诗，此诗在特殊情感状态下是有作用的。离开里加前，我把此首诗交给了那里的朋友，将来他们在收到我那些枯乏无味的信时可以阅读。避免那些收信者被查出来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把这首诗命名为：《给防线背后的朋友》。”[9]
“防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参照罗宾·弗尔顿的英译本To Friends behind a Frontier,Frontier的意思是指国界、边界，边境、边陲、边疆、国境，那么防线的核心内容也就不言自明，甚至可以展开联想：界碑、电网、铁丝网或者栏杆、柏林墙。
把这样一首诗送给苏联的朋友们，特朗斯特罗姆在自己感同身受的同情(“特殊情感状态”)之中，夹杂着一些认识(“将来他们在收到我那些枯乏无味的信时可以阅读”，言外之意是，这首诗才是一封真正的书信)与判断(“避免那些收信者被查出来”)的元素。
全诗只有9行，却被特朗斯特罗姆分成3个相对独立的诗节。在诗歌的形式构成中，诗节比段落具有更强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它使极为简短的9行诗具有了更长的时空停顿。读者完全可以从中体会到特朗斯特罗姆的严肃、隐忍与迟滞。
第一节中，“给你的信如此简短。”这个“简短”想必就是鲁迅所言的向秀《思旧赋》的那种简短。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控制性的苏联环境里，存在两种表达：一种是不能随意发言，另外一种就是不能多说。即使可以说，也只能选择无关紧要的内容，如同特朗斯特罗姆说过的“枯乏无味的信”。这里的“简短”明显是指第二种情况。“而我不能写的/就像古老的飞船膨胀，膨胀/最后穿越夜空消失”。不能书写的内容只能消失，不论消失在自己的嘴巴里，肚子里，心里，还是消失在“夜空”之中。“夜空”的含义与黑暗的含义关联，而关于古老飞船的比喻则显得有些深奥。飞船是自由的，它代替或者搭载人类飞行，而古老的飞行或许与古老的自由之梦相关。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之梦仅仅“膨胀”了一下然后消逝。无奈与微弱的努力都是可以触摸的，它或许只是存身于“膨胀”这样的词语选择之中。
第二节中，“信落在检察官的手上”。这是特朗斯特罗姆想象的或者猜测的情景，也可能是历史事实，如同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展示的类似细节。上节着力描写书信之短，这节直接描写书信在传递过程之中遭受的命运，等于间接回答上节提出的疑问。检察官“打开灯”，审视或者查找信中存在的危险与罪证。在明亮的灯光下又能藏得住什么秘密？所以，接受审查的信中词语就像“栅栏上的猴子飞蹿”。无论猴子“抖动身子”(颤抖与恐惧)，还是“静静站立”(麻木与从容)，甚至“露出牙齿”(惊骇与挣扎)，一切都在检察官的控制之中。而信的发出者和接收者，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如同哈姆雷特“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这种情形或许间接地证明，个人尊严只在彼此纠结的瞬间才能产生和滞留。
第三节中，描写未来以及未来对现在的回忆。不管信中的句子多短，多么省略，也“请回味句中的含义”，体会句中真正表达的意思，体会微言大义。“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解决问题的未来虽然遥远，但是毕竟得救有望。“那时旅馆墙上的高音喇叭已被遗忘”，高音喇叭是指一种悬挂于公共场所和重要单位高处的公共传播工具。在未来，它不仅控制无效，甚至相关记忆也随之丧失。“我们终于能安睡，变成正长石”，从现在的无法入眠到未来的能够安睡，是一种多么令人喜悦的变化。正长石是什么？李笠在注释中说它是“一种化石，被人认为能带来好运”。化石是一种存留在岩石中的古生物遗体或遗迹，“我们”变成化石，意味着“我们”变成遗迹，而遗迹恰好能为我们带来历史的教训。
勃莱1970年4月26日在给特朗斯特罗姆的回信中写道：“我喜欢《致防线背后的朋友》，但我渴望在第二、三节之间能有更多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通过向审查官‘露出牙齿’而清楚表达出来的一种奇妙敌意。”[9]勃莱敏感地察觉到“恐惧”的存在，但却没有体会出特朗斯特罗姆为保护苏联同行或者读者而采取的克制方式。或者说，勃莱在向特朗斯特罗姆提出更高的诗歌要求：既能保护困境之中的读者，又能提高“恐惧”的表现力。
三、修订译本的语言要求以及针对真实的努力
在2011年10月6日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李笠修订《致防线背后的朋友》，标题改为《给防线背后的朋友》。“致”和“给”的词语差异不大，但仍存在细微的区分：前者比较文学化，后者比较生活化。分节数字序号则由阿拉伯数字改为中文小写数字。
给你的信写得如此枯涩。而我不能写的
像只古老的飞船膨胀，膨胀
最后滑行着从夜空消失
信落在审查官手中。他打开灯
灯光下，我的言辞像笼里的猴子飞蹿
抖动，静立，露出牙齿！
请读句外之意。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
那时旅馆墙上的麦克风已被遗忘
我们终于能安睡，化为正长石[10]
通过比较，读者可以发现修订版的诸多变化。
第一节中极为关键的形容词“简短”，现在修订为“枯涩”。显然这里的关注点是非常不同的。“枯涩”指出内容的变化，与“枯乏无味的信”构成互文——即前面提到的第三种情况。虽然“简短”的含义仍旧保留在“枯”中，但已不如原来的效果那么突出。“最后穿越夜空消失”则修订为“最后滑行着从夜空消失”。“穿越”的动作幅度比较强烈，“滑行着”则显得柔和一些。弗尔顿的英译本是“……drifted away at last through the night sky”[11]141，drifted away的意思明显倾向于“滑行”和“漂移”。
第二节的修订倾向于事实与历史的精确，把“检察官”修订为“审查官”。检察官属于司法系统，审查官具有明确的特殊职能：对书信、书报、电影、戏剧进行审查，验看其中是否存在违禁的内容。将“栅栏”修订为“笼”，平面的束缚变成立体的拘囿，弗尔顿的英译本倾向于前者，显然没有“笼”具有更为强悍的力度。而将“抖动身子，静静站立，露出牙齿！”修订为“抖动，静立，露出牙齿！”可能并非出于词义准确性的考虑，而是由于诗歌的节奏。一般来说，读者更加重视语义分析，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忽视其中存在的美学问题——虽然在特朗斯特罗姆身上，前者的问题显得更为严重，但是有必要保持全面的视野和基本的观察结构，以使问题在更为开放的灯光下得到充分显示。
在句子的处理上，原来的译本是四字一个短句，整齐而有力；现在的译本则是两个双字，再加一个四字短句，形成节奏先短促后延长的变化，读起来比较舒服。我不知道瑞典文版本的实际情况，而英文版虽有相应的微弱显示，但是远不如中文版这么明显。翻译其实就是创造，原文主体存在的大小程度有赖于翻译语言和译者选择。这与传统翻译观有着较大的分歧：传统强调译本与母本的对应，现在则着重强调译本的独立性与在译本语言环境之中的艺术高度。杰克·路德维说：“翻译者必须勇敢地，也许是危险地，为词语、声音和戏剧性对抗挑选隐喻的对等词。”[12]164这里的关键词是“挑选”，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显示。
对苏联以审查为特征的控制形态，以塞亚·伯林有过温和的阐释。他说在苏联，外国的“访问者也不总是被怀疑是在刺探情报和图谋不轨”。特朗斯特罗姆在苏联旅行中受到的电话骚扰以及他所推测的背景极有可能属于这样一种情形。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社会管理方式？伯林说：“要是你和一个俄国人谈论其他的政治或文化的价值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转移他们对目标的注意，浪费他们的精力。”[13]91如果目标指的是苏联人民的工作与生活目标，那么特朗斯特罗姆所致力的诗人之间的交流在苏联的高管们看来就带有腐蚀苏联人民心灵的意味，因而必须受到限制。这当然是对苏联心灵温和的心理揣摩，而苏联的实质，即使按照降调考虑，仍旧无法逃脱围绕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控制而构成的极权社会的命名。
第三节中，“请回味句中的含义”和“请读句外之意”的语义基本相同，但是形式色彩存在明显的差异：“回味”带有修饰性与强调重新体验的意味，而“读”则比较直接；“句中的含义”，强调字里行间的潜在内涵以及上下文的联系，而“句外之意”则是中文“言外之意”的翻版。在这里我要着重强调，我们的分析注意的只是表达差异，以及不同语言形式带来的不同阅读效果，并不谋求对形式本身的优劣做出判断。诗歌语言极为微妙，稍有不同，都会构成形式与效果的双重差异。因此在译本之中，每一个中文词的挑选其实都是对母本不同侧面的精心呼应。不同的译者做出不同的选择也就在情理之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权威性，即并不存在唯一的合法译本，且不说译者个人气质的自然渗透。
译者对言辞的反复选择和反复斟酌，其实也是对特朗斯特罗姆写作方式的一种呼应。罗宾·弗尔顿说过：“特朗斯特罗姆对选择和修剪的需要可能少于其他任何诗人。”[14]这就是说，特朗斯特罗姆最后达成的文本效果其实已是一条把水拧干之后的毛巾。
重要的修订出现在第三节里，如把“高音喇叭”修订为“麦克风”。开始的时候我为这样的修改觉得可惜，因为高音喇叭的历史属性契合读者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体验。在讨论中，李笠赞同我的阐释，但是同时指出“麦克风”属于原文，它是当时一种比较原始的窃听器。这可能就是防线背后的社会现实。译文尊重原文表述，没有将之甜蜜地置换到中文的语言环境之中。这可能再次印证，翻译与诗歌的历史性源于对真实性的追求。同时表明，针对真实的努力不可能顾忌事实的陌生性所造成的接受难度。
关于“正长石”，特朗斯特罗姆在信中是这么解释的：“‘正长石’是一种特殊化石，常常会在巴尔干一带的石灰石里找到(从地球形成后)，它的形状有点像石化的麦克风。”[9]将这个解释与李笠的“好运石”解释结合起来，意思就变得更加完整了。从监视器性质的实体的麦克风，到能带来好运的麦克风形状的正长石，蕴藉丰富的双关语其实恰恰预示着社会变革的未来：“我们”经历的正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在历史中埋葬不堪回首的罪恶。
四、修订版2重新考虑节奏并且延伸历史经验
2011年12月底到2012年1月初，我在云南大理参加“天问中国新诗新年峰会”期间，与李笠面对面探讨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他说他仍在修订10月份的修订译本(即上面提到的译本，下面简称“修订版1”)。1月7日，他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给防线背后的朋友》修订版2——
给你的信写得如此干瘪。而我不能写的
像一只古老的飞船膨胀，膨胀
最后滑行着从夜空里消失
信落到检查官手中。他打开灯
灯光下，我的言词像铁栏上的猴子飞蹿
抖动身子，静静站立，露出牙齿！
请读句外之意。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
那时旅馆墙上的麦克风已被遗忘
我们终于得以安睡，化成一块块正长石。①
第一节中，第一句的句式与修订版1相同。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修订版1第一句与原版第一句，句式是有微妙变化的：原版“给你的信如此……”，修订版1则是“给你的信写得如此……”增加“写得”两字，实际上延缓了节奏。此外，明显的变化是：修订版2以“干瘪”一词替换了修订版1的“枯涩”。“枯涩”是枯燥不流畅或者干燥不润滑的意思，“干瘪”则是干而收缩与不丰满或者内容贫乏枯燥无味的意思，二者语义接近而所强调的形式侧面(每个词汇突出强调的语言色彩)不同。“枯涩”间接显示写信者的精神状态，而“干瘪”倾向于对信的内容本身予以客观性的显示。第二句，把修订版1“像只古老的飞船”修订为“像一只古老的飞船”，增加“一”字改变原来比较紧凑的节奏，语感随之产生变化，原本音阶平滑而短促的词汇“像”由于“一”字的参与而得到强化和突出。
第二节中，第一句原版“检察官”，修订版1“审查官”，改为修订版2“检查官”。虽然检查的内涵变得更加清晰，但是“审”的严厉性就此终结。第二句，把修订版1“言辞”改成修订版2“言词”。按照现代汉语语法规则，两个词通用。但是如果非要强调二者的差异，那么可能就是，前者带有一定的修辞意义，后者仅仅指陈词汇。特朗斯特罗姆在《自1979年3月》中就曾经反复强调过“语言”和“词”的差异。李笠对词语的反复琢磨与选择，及其个人的诗人身份，都比较符合特朗斯特罗姆心中的译者标准，“人可以和要翻译的诗取得自我确认，而认识你要翻译的那人，也具有特殊价值……”[15]35
第二节较大的变化是为“猴子”处所进行的词汇选择。李笠撤消修订版1的“笼”，倾向原版的“栅栏”。或因“栅栏”突出拦截而囚禁之意并不明显，李笠才对它加以创造性的修饰：“铁栏”。“铁”字的硬度和冷度会使“栏”字具有一定的负面色彩。
一个词或者标点符号的增删必然导致语言效果的变化。比如《公民》，原版“罗伯斯庇尔每天早晨用一小时盥洗/他把剩下的时间奉献给了人民/在标语天堂里，在道德机器里”，修订版不仅为首尾两句添加句号，而且把尾句改为“在标语的天堂里，在道德的机器里”，“的”字限定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并在两个重音词汇之间加入轻音词汇，使诗句的节奏起伏有致。特朗斯特罗姆在给他的英译者勃莱的信中②说：“《公民》译得好极了！我想划掉的唯一的词是‘无论如何’(从结尾倒数第三行)。去掉它。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太多了……”[16]多个词，少个词，看起来无所谓，但对微妙的诗来说却是致命的。
“铁栏”的修订不仅牵扯微妙的语言效果，更是直接与“牢狱”的历史经验关联。1970年处于经过解冻思潮之后的后斯大林时期，“虽然政治生活趋于温和，但苏联仍旧可以说是一个警察国家”[17]535，1972年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1973年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虽然这个时期，微弱的政治宽容已经显示端倪，但是极权体制本身并未得到调整，检查制度仍在强力运行。为“猴子”处所进行词汇调整或者选择的历史性，在于引入附着于“铁栏”一词之中的历史经验(比原文更多的历史延伸)，强化检查制度具有的威力。
“一首诗被翻译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很多东西都能被发现。”[18]51由此观之，那些被原文唤醒的本来属于延伸的阅读感受与联想的东西，被译者直接应用到译本之中。这也正是诗歌翻译的创造性法则之一，只不过它的界限与尺度在中国传统译者们中间容易引发争议而已。特氏的西班牙文版译者说，“翻译或多或少都是一种再创造……这意味着削弱或拆解甚至有的时候是亵渎(通过省略或添补的方式)原文……接下来就该用西班牙语重写、改造或是伪装诗歌了，从而最终创造出一个新的文本”；“我的翻译试图做到的也就是这些：翻译、可能的含义、等同的含义、近似的含义、再创造、重写、伪装。”[19]70与此相比，被中国传统译者们视为大胆的李笠(偶尔增加原文的行数)其实还算是相当保守的。
第二节的第三行，将修订版1的句子恢复为原版，可能还是考虑句子之间的平衡关系，而没有强化一种舒服的节奏。
第三节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三句，修订版1“终于能安睡”变成修订版2“终于得以安睡”；修订版1“化为正长石”变成修订版2“化成一块块正长石”。添加词汇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延缓节奏。这也是修订版2的一个形式特点。李笠可能觉得原来的行文过于简洁，现在趋向语调的从容，利于阅读过程之中情感的积累。得失或在力量强弱的选择之间。
修订版2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变化是标点符号，尤以第三节表现明显。一个是第一句末尾使用惊叹号，最后一句末尾使用句号。而前面两个版本的句尾只在第二节的最后一行用了惊叹号(修订版2保留了这个惊叹号)，其他句子的末尾并没有使用标点符号。这就形成修订版2的特征：延缓节奏，强化词语选择和语调形式的力度。
五、修订版3的综合调整和强调语言的历史性
1月10日，李笠发来《给防线背后的朋友》修订版3，他说这是最后的修订版。他在13日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我感到这次我译出了特朗斯特罗姆的气息和脉搏。”
我的信写得如此枯涩。而我不能写的
像一条古老的充气飞船膨胀，膨胀
最后滑行着穿过夜空消失。
信落在审查官手里。他打开灯。
灯光下，我的词语像栅栏上的猴子飞起，
抖动身子，静静站立，呲牙咧嘴。
请读句外之意。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
那时旅馆墙壁内的窃听器已被遗忘。
我们终于得以安睡，化成正长石。
第一节中，第一句恢复到修订版1。第二句修改幅度较大，“飞船”改为“充气飞船”，表述更为具体，呼应后面的“膨胀”，同时前面的量词改“只”为“条”，显示飞船的具体形状。第三句，保留修订版2“滑行着”，后半句则恢复为原版表述，同时将书面化的“穿越”改为略微平实的“穿过”。充盈内容的同时，节奏再次得到延缓。
第二节，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审查官”一词的完全确定，因为这个职位与审查制度相辅相成，它的文化含义和社会含义比较固定。其次，“猴子”处所再次调整为原版的“栅栏”。根据我的猜测，这可能是由于原文谨慎的推动，虽然我倾向于“笼”(它的效果过于强烈而缺少隐蔽)。“笼”的佐证由特朗斯特罗姆提供：“我1970年曾到过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那里完全是封闭的。有时候，你感到仿佛就像是格雷厄姆·格林③早期小说中的人物。”[18]41再次，李笠舍弃“言辞”“言词”，改为“词语”。这种直接性也表现在将“飞蹿”改为“飞起”上。“飞蹿”其实更具表现力，而且比较符合猴子的动物行为特征。最后，由前面三个版本强烈的“露出牙齿！”改为比较细腻而又平实的“呲牙咧嘴。”(注意其中标点符号的变化)，这个变化较大，或许因为这样的改变更含蓄，更符合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
诗人北岛敏锐地意识到“检查员所代表的防线(即语言边界)”，从而将现实的屏障与语言的边界结合起来，具有历史与语言的双重深度。他进而阐释第二句和第三句，“语言所具有的行为能力，是对检查员所代表的防线的挑战。”[20]238明确地指出，诗人的私人语言具有对抗现实(即未来的历史)/强权政治的可能性。
饶有意味的是，如此鲜明的关于检查制度的历史性问题，本应对此更敏感的俄文版译者却说：“特朗斯特罗姆在诗里不涉及政治或者社会主题，他让我们看到的只是现实。”[21]64表达貌似高妙，实则取缔政治主题的存在，因为类似的内容不仅出现在《给防线背后的朋友》之中，也出现在其他的诗篇之中，如《里斯本》《东德的十一月》以及前面提及的部分作品。
第三节的变化，首先是句尾都用了干脆的句号，感情不再奔放而趋于冷峻。第二句，把伪装成麦克风的窃听器直接改为“窃听器”，虽然表面的意义变得清晰，但是它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也被相应地取缔了。相应的改变还有“墙上的”变为“墙壁内的”。一种伪装的窃听器和一种隐藏的窃听器，事实与体验皆有不同。翻译或许只能顾及其中一种，而不能全都顾及。这就是版本多元化的意义之所在，尤其在涉及不同语种的双关语的时候。第三句的变化，采取一种综合方式，将节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略有延缓，祛除原来的绵长。
在李笠修订译本的过程之中，读者可以看出特朗斯特罗姆在汉语之中呈现出来的丰富性。无论出于语感还是逻辑，考虑语言必须结合历史，如此一来，对事实本身的敬畏可能就会变得突出一些(强化语言与强调事实并行不悖)；如何应用有些属于体验性或者倾向性的词语选择，比如对读者隐晦的阅读需求采取何种语言方面的保护措施，如何在事实基础之上阐释自己的认识和情感。这些其实已经涉及到历史叙述(历史修撰)的问题(运用语言进行转述/复述/重构)。李笠选择和缓的词语可能出于这些考虑。激烈的表达固然效果惊人，但却没有顾及特朗斯特罗姆行事的温和与文风的稳重。至于如何综合考虑语言的历史性与语言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彼此更为适当的位置)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④
在气质上接近一个诗人非常难，所以努力只能从语言开始。在语言的较量之中，不断创造新的译本。这些不同的译本既属于特朗斯特罗姆本人，更属于译者。把译者的气质充分地体现在各自的译本之中，说是借题发挥不算刻薄。且不说其他译者(董继平、北岛、黄灿然等)的不同译本，单以李笠为例，他自己的译本就不止一个。而且我更愿意相信，他还将有新的修订版问世，这不仅仅是关于语言能力的问题，还包括人生与知识，包括理解的真正达成。这需要时间，而历史正是由时间组成。通过分析《给防线背后的朋友》的修订，我们不仅可以理解1970年的苏联历史，也可以浏览与之匹配的中文译本的语言简史。
从这个角度的前端来看，超现实主义者特朗斯特罗姆，与保罗·策兰、米沃什、布罗茨基一样，“把见证人的活的记忆纳入历史叙述之中”[22]26。如何在诗歌之中进行历史叙述(涉及记忆和个人经验的处理)，其实才刚刚开始，它对现在的读者来说至少可以澄清“非历史化”的误读。而从这个角度的后端来看，对中国诗人的技术启迪更为重要，因为诗永远是诗，不是新闻报道，不是时政评论，不是历史纪录，虽然它看起来近似历史纪录，但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只在复杂的人性之中。特朗斯特罗姆说：“我对政治很有兴趣，但更多的是出于人性的方式，而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18]43对诗人来说，就是在有限的审美之中工作。
①还有一个修订版，可能位于修订版1和修订版2之间。全文如右：“我的信写得如此枯乏。而我不能写的/如古老的飞船膨胀，膨胀/最后滑行着穿过夜空消失//信落在审查官手里。他打开灯/灯光下，我的词语像栅栏上的猴子飞蹿/抖动身子，静静站立，露出牙齿！//请读句外的词语。我们将在两百年后相会/那时旅馆墙上的麦克风已被遗忘/我们终于得以安睡，化成正长石。”木叶：《一个诗人的分身术——读特朗斯特罗姆》，载《上海文化》，2012年第1期。本文没有讨论该版本而把思考的机会留给读者。
②正是在这封信中，当时年仅26岁的特朗斯特罗姆，一边和勃莱讨论《公民》的英文翻译，一边向勃莱直播电视机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他敏感地发现文学奖获得者、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在听到颁奖辞的时候“撇嘴”，而且领奖的时候“走路困难”。特朗斯特罗姆预言勃莱80岁的时候能够获得文学奖，但是这一预言最终应在他自己身上。
③通常认为，格雷厄姆·格林把通俗的间谍小说提升到真正的文学高度。在他的小说中，不仅有紧张的情节，而且反映出人性与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在冷战环境中，特朗斯特罗姆此处关于间谍说法的黑色幽默才得到了西方读者的响应。
④可以参考黄灿然的“现代敏感”说。我想以此说明语言的历史性问题与它的现代性问题是如影随形的。对于其中的分寸怎么拿捏，既是功力问题，更是选择问题。而它本身同样涉及翻译的创造性问题。黄灿然：《译诗中的现代敏感》，载海岸选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