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宣统论文,满族论文,诏书论文,皇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1)05-0115-05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历史大变革，在这次变革中清帝颁布退位诏书。清帝退位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针对这一事件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被掩盖在各地革命起义的光辉之下，较少被学者所关注，对皇室内部力量变化与清帝退位诏书关系的研究就更鲜见。因此，本文将结合当时的皇室成员活动，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期对辛亥革命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清末满族皇室的分裂
有清一朝，满族皇室内部之间的权力纷争不断。近代以来随着统治危机的出现，皇室之间的政治分化更是愈演愈烈，举其要者，有“辛酉政变”的骨肉相残，“戊戌政变”慈禧与光绪母子的反目成仇。宣统年间，皇室成员之间的权力争斗表面上落在汉族官吏的任用问题上，实际上是皇室权力斗争的反映，这一问题从满族统治者入关以来就存在。
满族贵族自入关以来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以汉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里，保有满人为主导的封建统治，清政府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将最重要的政权部门委以皇室人员。到清朝末年，清王朝旧有的统治方式不断受到内忧外患的挑战，统治者被迫逐渐把财政权、用人权、军事权下放给各省督抚，督抚的地位日益显要，尤其汉族督抚，他们的势力不断膨胀(这些代表人物主要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袁世凯)，满族皇室的统治受到威胁。满族亲贵中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取向：一方面忽视汉族实力派对中央统治地位的威胁，延续旧有的统治方式；另一方面逐渐压制、削弱对地方实力派的依赖程度，加强满族亲贵权力。他们的意见分歧在清末立宪运动时期表现明显，两派的斗争主要围绕袁世凯的任用问题而展开。摄政王载沣、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对清王朝皇族统治权的削弱非常不满，对汉族官僚袁世凯尤其警惕。1908年，善耆和载泽“向载沣秘密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即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善耆主张严办”[1]324。在他们三人的鼓动下，袁世凯被罢免。另外一方面，对汉族实力派增长持认同态度的代表人有庆亲王奕劻、会办大臣那桐等，他们和袁世凯关系紧密，成为袁的重要同盟。“皇族内阁”出台后，社会不满加剧，殆武昌起义爆发，皇室内部众口惶惑，主张更见分歧。奕劻、那桐等人平时就对载沣的作为颇多微词，加上皇室需要扭转因“皇族内阁”出台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内外压力之下，载沣自辞监国摄政王之位，宣布“退归藩邸，不再预政”[2]卷六十六.辛亥.十月.庚戌。针对袁世凯，皇室内部冲突加剧，载沣与奕劻在清末是军机处的两位重臣，他们的分歧意见，使得满族皇室的统治力量进一步削弱。
满族皇室分裂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即皇室成员对于个人利益的看重和对待国家事务的漠视。面对南方的武力威胁，清政府财政困窘，无力支撑军费开支，隆裕太后要求诸亲贵毁家纾难，但皇室成员给予支持者寥寥。隆裕下旨给各亲贵大臣，要求他们将“所存款项，分别提回，接济军用”，并通过宗人府传知各王公，“将存放私有财产，尽力购置国债”[2]卷六十七.辛亥.十一月.戊寅。为了调动王公购买国债的积极性，诏书还强调由度支部制定国债的归还章程，承诺“事宜后归还”[2]卷六十七.辛亥.十一月.戊寅。隆裕的懿旨迫使皇室人员捐款，但捐款的数字与清廷的期望相去甚远，从恽毓鼎日记的记载可见一斑：“庆邸(庆亲王奕劻)近捐银五万，载泽捐五千金，以行贿所得不能兑现之大清银行期票抵之，银行退还，泽无怍色。”[3]567与此数字作对照，当时清王公储存在外国银行的银两达四千万之巨[4]69。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也试图采取措施让各王公捐款，称“倘皇室及亲贵不能筹饷，彼亦即需辞职”，并以没有获得足够的军饷，“深不满意于各王公，因此遂告病假”[6]498。袁世凯的告病加深了皇室之间的裂隙。针对军费筹集的困难局面，资政院也制定筹款办法，“分往各处亲贵处，劝捐”，并“拟调查各亲贵存款实数，以强迫手段勒令认捐”[6]1912年1月1日第一张第七版。隆裕太后、袁世凯、资政院等期望皇室捐款以利军费的做法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清廷出现了王公殷实、政府亏空之状态。在此情形下，皇室成员各怀心思，消极对待国家事务。在1911年12月袁世凯被袭击时，太后特集亲贵开御前会议，决和战，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诸亲贵皆愿退让[3]570。之后召开的内阁会议，醇亲王等均到场，“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5]111。良弼被炸后，随着危机的迫近，皇室人员纷纷出走，前往青岛、天津租界地等处避难。1912年1月召开的御前会议，商讨国家大计，反对共和的声音微弱[7]948。隆裕召集的王公会议，诸王公“亦鲜有至者”[4]69。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皇室内部已经分崩离析，此后，皇室再也没有形成抵抗南方民军的能力，清帝退位已经不可避免。
皇室分裂对清帝退位诏书的影响
皇室内部的分裂客观上使汉族官员地位凸显，袁世凯利用皇室内部的分裂，再次出现在朝廷上，并成为操纵清室命运的官僚。其实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袁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当时有些满族亲贵就因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附从民军默赞共和，要求袁世凯“再选派一皇族中精干者充任议和大臣，袁不同意，满族亲贵与袁氏之感情因此益恶”[6]1912年1月2日第一张第五版。分裂的皇室已然无法阻止袁世凯的行动。1912年1月3日，醇亲王倒戈，宣布支持共和[8]3。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庆亲王奕劻不断向隆裕太后施压，终于在2月1日，太后将所有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袁世凯将南京政府拟就的诏书进行篡改①，以显示其是从逊位的皇帝手中获取政权的[9]378。
皇室分裂对于退位诏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诏书的形成和诏书文本生成两方面。
第一，从诏书出台的谈判过程看，由于皇室内部的分崩离析，因而清廷从具有谈判先机到优势丧失殆尽。武昌起义后，南方的民军与北方的清廷，他们面临同样的困境，即战争所需军费的匮乏，双方均不愿将战争进行下去。南方民军主动提出，如朝廷宣布揖让，将给予皇室优厚回报[5]77。此时，包括资政院在内的一些政府机关仍支持晚清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皇室成员和王公贵族并不希望晚清政府和南方民军对抗。1912年1月5日，资政院举行谈话会，议员认为革命军行为无常，对其“已决意请将停战媾和等约即行取消，速为开战，孤注一掷，毋再着议让步”[10]1912年1月5日第二张，但庆亲王等人却不主张开战。1912年1月17日～19日，隆裕太后连续召开三次御前会议，讨论逊位问题。会上，庆亲王奕劻、贝子溥伦等主张逊位，恭亲王溥伟、辅国公载泽等反对，大多数王公沉默不语，隆裕太后抱着溥仪啼哭，不知如何是好。当反对者被问及如何对付南方军队时，大家都只是空叫嚣[11]2725-2727。如前所述，皇室分裂造成的消极对待国家事务，逐步削弱了朝廷对抗南方的信心和实力。正如《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所载：“皇家自愿亡国，真中国三千年历史未有之奇。列祖列宗乃生此等子孙，岂非气数。”[3]570
面对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满族皇室分裂所造成的消极作为甚至无所作为，对时局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清廷官吏或逃亡或归隐，据《大公报》描述：“凡从前所百计钻营而惟恐不得者，或挂冠归隐，或告病乞休，或缺未开人已先行，或缺已补而人终不到，甚至一缺而更易数人，一人而替兼数缺，非但京师部院十缺九空，即外省行政官亦决然舍之”[10]1912年1月8日第二张。黑龙江省代表庆山认为民军已然很强大，现实的问题是清政府已经不受欢迎，甚至连特权利益阶层“满人亦欢迎民军”[6]1912年1月10日第一张第三版，清政府更加缺失了依靠力量。所有信息显示，只要清帝退位，一切将太平[12]779。前面已经提到，摄政王载沣已经趋于共和，袁世凯鼓动奕劻出面动员太后，加上宗社党人良弼被炸伤数日后亦死，保守势力作鸟兽散，袁世凯的谈判代表敦促皇室接受谈判合约。1912年1月13日，唐绍仪请内阁代奏，如“隆裕早日逊位则民军念禅让之德，皇室待遇必极优，并密将优待条件电呈内阁请代奏”[6]1912年1月13日第一张第三版。袁世凯向隆裕太后进言，与其抵抗最后一无所获，不如趁早接受南方提出的和议条件，隆裕太后仅仅表示只要保全她们孤儿寡母。
第二，从诏书内容的谈判过程看，最初双方谈判的内容相当广泛，一度涉及国体问题的争论，力图保障皇室利益的人员也相对众多，最终的退位诏书仅仅对于皇帝的物质利益给予更多关注，诏书对皇室权力大打折扣。
南北谈判之初，清廷在1911年12月19日提出所谓“已极端迁就无能再让之议和条件二十二条”，其条件有大清国皇帝改为中华联邦共和国主，国王为世袭大统领任期为四年，国王及统领待遇相同等内容[13]586。从提议可看出，清政府期望建立君主立宪政府，企图保全皇室的特权，但皇室成员对个人利益的日益看重和消极对待国家事务，使得清廷赖以谈判的筹码越来越少。我们发现分裂的皇室与诏书的优待条件之间具有时间上的因果联系。鉴于各地起义不断，军队将领对清室亦逐渐不予支持，皇室成员自己各怀心思，载沣也转向共和，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接受退位的要求。与此相适应，南北谈判的重点不再是国体问题，而转移至皇帝优抚条件上去了。
皇室利益的保护是通过谈判形成条款加以保障的，这些条款的内容在谈判前后有较大变化，出现这样的情境，是清王室面临的环境变化引发的。根据南北和议谈判过程中所拟定的优待条件和退位诏书版本的比较，不难发现，整个皇室的利益都处于不断收缩的境地。具体表现为两点。第一，诏书中取消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象征地位，清王公也仅保有世爵。其实迟至1912年1月18日，黄兴致伍廷芳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对于清帝的称呼仍有保存大清皇帝之名称及“世世相称”字样[14]26。1912年2月4日，内阁进呈皇帝的议和条件，更是对清王公世爵的传袭给予保护，如第一款，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并得传袭，其袭封时，仍用大清皇帝册宝，凡大清皇帝赠封爵位，亦用大清皇帝册[2]卷七十.辛亥.十二月.庚戌。待正式诏书出台，皇帝名号的“相传不废”改为“终身不废”，世爵的传袭变为“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2]卷七十.辛亥.十二月.戊午。对于谈判条款内容的变化，我们可从前面对皇室分裂的分析得到明晰的解释。条款内容的前后更改，表明皇帝不再是满族亲贵特权利益的授予者和保护者，清朝皇帝和满族亲贵之间的关系受到消解，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意义也被取消。对王公世爵传承的改变，也表明作为封建社会特权等级的世袭制度寿终正寝。第二，诏书对皇帝与皇室优待标准的逐步降低。早在1911年12月20日，廖宇春(南北议和时北方的联络者)和顾忠琛(为黄兴代表，携有黄兴委任状)商定和平解决的办法时，提出优待皇室等四条，在这次优待皇室的条例中当包括除清帝之外的王公亲贵。随后在南北双方召开的第一次协商会议时，伍廷芳提出“君主逊位，其他满人皆可优待”[5]77，然而当优待条例呈现出来后，三十二名皇族针对优待皇室条款要求做出应对的时候，皇室成员“意见不一，奕劻默不作声，载泽面诘奕劻”[6]1912年1月2日第一张第五版。可见，皇室之间的分崩离析弱化了谈判的筹码，清王室已经不能就南方民军提出的条款进行有力争斗。在后期的谈判中，针对王公亲贵的优待条件不断收缩。1911年12月31日举行南北议和第五次会议，将清王室的拟优待方案调整为应“优待清室本支，指宣统母子等。近支愿随本支安置者听，或愿改汉姓与汉族相等。远支均改汉姓，杂居，与汉人同化”[5]101-102。在最终颁发的退位诏书中，内容更收缩为“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由中华民国拨用”[2]卷七十.辛亥.十二月.戊午。除皇帝之外的满族皇室的物质利益只限于对其私产的保护。
退位诏书颁布后的皇室反应
关于清帝退位优待条件的谈判与退位诏书的出笼，显示了皇室力量逐步分散和解体。谈判最后形成的条款，乃为“民军所开优礼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皇族四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2]卷七十.辛亥.十二月.戊午。显然，诏书条款的生成是皇室内部分裂的必然结果，这种分崩离析的态势在清末民初的史料中有着更为形象的记载：“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统军咨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善耆)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年本有青官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据财政部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能，融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于予夺之权。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15]131-132。这种统治力量的分散，使得清朝政府和南方民军在会谈时都不再顾及王室及其他成员的利益。而南方谈判代表，更是利用中国千年来对最高统治者的昧敬，对皇帝母子在物质利益上给予了明确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隆裕对退位诏书的认同，最终促成退位诏书的出台。总体来说，此诏书从形式上承认了清室、皇族享有的优裕条件，但退位诏书对于清帝的待遇具有明显的物质利益保障，而其他皇室仅留虚名。清朝的稳固依赖于宗室贵族的同心协力，优遇宗室亲贵是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15]108，但其他皇室成员在面对王朝统治危机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党派纷争甚至消极作为，也就意味着其物质利益不可能得到保障。隆裕在退位诏书颁布当天评论到：“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亲贵至今日，不出一谋，事后却说现成话，甚至纷纷躲避。只知性命财产，置我孤儿寡母于不顾。”[3]577因此，在最终颁发的退位诏书中，对于近支及一般王公的物质利益不再提及。退位诏书出台后引发了部分皇室成员对诏书的不满和抗争，这些不满和抗争主要表现为哀叹未来生活之困顿和另立王朝造反的图谋。
清廷退位诏书颁布仅三天，原清廷内务府大臣世续就致函袁世凯，哀诉宗室生计艰难请求拨屯田留作养育之需[5]191-192，稍后郡王载洵也就此问题向袁世凯表达了抱怨，哀叹宗室王公风光不再。郡王载洵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晋辅国公，次年又晋升为镇国公。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后，载洵致函袁世凯称，对于近支王室的困境给予了详细描述：“日前规定皇室经费，均归宫中用度。最近支中，除醇亲王(载沣)曾奉昔日明诏外，其洵等皆未提及。”其信中还说到“皇室近支花费很大，而收入则无保障”。载洵叹云：“纵将一切用度删减净尽，亦恐日后无以图存，况尚有奉祀、致祭种种要需乎。宫中条款同以此为前提矣。哀哀王公，谁其顾之。”[5]191诏书仅对皇帝的物质利益作出保障，清帝退位之后其他皇室成员的生存就成了问题。除了哀叹之余，有的满族皇室更图谋另立皇帝，以期再次拥有特权。恭王溥伟、肃王善耆是图谋造反的皇室力量代表。溥伟乃老恭王奕嫡孙，光绪二十七年(1898年)承袭王爵，在宣统末年，载洵、溥伟与载涛等王室成员和良弼等组织了宗社党。在1912年2月21日，即北京宣布共和之初，溥伟和善耆等谋在奉天独立，拥戴恭王溥伟为皇帝，据《申报》报道：“自上腊中旬起，满亲贵之秘密出京者络绎不绝，意图煽惑巡防队勾结外兵谋东三省独立……”[6]1912年2月21日第一张第二版虽然他们没有形成气候，但这为后来张勋复辟，外国势力介入，形成满洲问题和蒙古问题留下了祸患。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王朝的兴亡更替与皇室成员的作为息息相关，清王朝也不例外。晚清的皇室分裂表面上表现在如何对待日益膨胀的汉族实力派的问题，实质仍然是皇族内部的争权夺利。皇室的分裂导致统治阶级在处理重大危机时无力挽救局面，因此清朝的灭亡，诚然有诸多的外部因素，但是满族皇室内部分崩离析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帝退位诏书的出台，可以说清帝的退位也是清王朝自我崩溃的结果。皇室的分裂证明封建的清王朝自身的腐败已至极限，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必然以先进的民主制度代替旧有的、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
辛亥革命“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17]，作为辛亥革命所实现的重要目标，最高统治者皇帝宣布自行退位，有助于减少社会冲突，维护中国社会的统一，迎合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没有经过彻底的革命战争的洗涤，作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的作为和民主革命两种力量聚合的结果”的清帝退位[18]，同样为中国政治的发展留下了不少隐患。诸如中国近代化进展中的帝制思想根深蒂固、地方实力政权的持续增长，这都为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1917年的张勋复辟埋下了种子，也为军阀割据、中国内战埋下了隐患。
注释：
①骆宝善研究员指出，最近在日本发现的资料显示，袁世凯通过巧妙地更换文字顺序，实现了一字窃国的阴谋，见凤凰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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