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的哲学思想_经济建设论文

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的哲学思想_经济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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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03)01-0021-04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分析、研究和处理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时,体现出丰富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既具有经济实际的内容和特色,又具有哲学理论的思辨性和辩证性,这两方面的结合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的这些哲学思想主要寓含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在研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在领导经济建设中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对范畴,即目标(目的)和手段、现实和可能、必然和自由。

一、目标和手段是毛泽东制订经济发展规划时经常运用的哲学范畴

目标是人们的实践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其特性是目标先于实践活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也有其奋斗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53年制订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经毛泽东审订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在解释工业化时指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四个现代化”的表述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注:郑德荣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下卷,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139页。)在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的奋斗目标。

手段是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的一切措施的总和。其中包括方法、道路、技巧、物质条件、自然条件等。

毛泽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制订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怎样实现这一目标,其中手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此问题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1页。)具体说来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调动国内的一切力量和积极因素。什么是国内的积极因素?毛泽东讲,“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同上书)这也就是说,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要调动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关心群众生活,给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但是我们在调动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基础上组织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往往采取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运动,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在注重调动工人和农民积极性的同时,还必须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科技专业人才的积极性。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主导力量,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客观地讲,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当时我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团结、改造、利用”的政策,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反右斗争扩大化,把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使他们的才能和智慧在当时受到压抑和浪费,没有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二是学习外国,特别是学习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我们不可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与我国毗邻,当时他们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无私的援助。同时苏联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最主要的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而我们党搞社会主义建设则是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自己没有经验,只有学习和借鉴苏联的经验,甚至照搬苏联的具体作法。正如薄一波同志指出的:“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帮助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举世瞩目。但是,同社会主义改造比较起来,在建设方面我们自己的创造比较少,农业方面、商业方面比较好一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基本是照搬苏联的,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可是到后来苏联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三是正确理解和处理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关系就是矛盾。如果关系不顺,矛盾重重,社会主义经济就会阻力重重,延缓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进程。为此,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就必须正确理顺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主题,辩证地阐述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指导方针。

二、现实和可能是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时体现出的哲学范畴

现实和可能是揭示事物发展过程中,在当前的现实中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发展趋势的一对范畴。同时也是揭示在现实情况的基础上,从多种可能性中寻求最佳发展道路的一对范畴。在毛泽东经济哲学思想中,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寻求中国经济建设可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一个重要的特色。

从经济建设的实践来看,所谓的现实,则是指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种条件的综合,实质上就是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一个国家的革命,必须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一个国家的建设同样如此,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模式,从来都不能得到成功。

可能性是指在现实的事物中,潜藏着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又是多方向性的。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可以根据对这种可能性的认识,从发展趋势的多方向性中进行价值选择,并促使这种价值选择从可能转化为现实。从中国的现实即国情出发,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可能的选择是什么?毛泽东选择了三种可能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一,走工业化道路。建国初期,我国还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农业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的主要是工业基础,在这种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首先选择了走工业化的道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最早提出了工业化道路。周恩来在谈到“一五”计划时讲到:首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同时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讲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是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6页。)正是选择了工业化的道路,所以在“一五”计划期间共安排大中型建设项目694个,实施施工达到921个,内有156项是由苏联援建的。苏联援建的项目,主要是帮助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的重大作用。

其二,商品经济道路。商品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1958年11月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读书过程中,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取消商品经济,相反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本质的差别,其所有制形式是不同的。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因此,中国很需要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联系。因此,即便是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商品还很不丰实,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可能存在。”(注: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纪录》,见《毛泽东思想简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3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仍然保留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后来发展市场经济贮存着“种子”,这应该说是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但是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是计划经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商品经济只是在一定范围有限制地发展,只是在经济发展中起补充作用。只有在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以后,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市场经济才在我国经济生活和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

三、科技兴国道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的论断。科学技术对国家和民族的兴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提法,早在中国近代一些仁人志士就已经提了出来,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科学也好、教育也好不可能救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建国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科技兴国开辟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前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泽东非常重视和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制订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和《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8页。)又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并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84页。)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问题,并正式把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作为20世纪的奋斗目标。

三、必然和自由是毛泽东在总结经济建设经验时经常强调的哲学范畴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讲过一段寓意深刻、富有哲理的话:“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也就是不断地认识必然性和规律性,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

所谓必然性,就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必然性和规律性是同等的范畴。必然性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们要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就必须认识客观事物的必然性规律性,否则,一切行动就成为盲目的,就必然导致失败。1956年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经济制度,从而使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必须通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来进行。也就是说,要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状况以及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再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度中建设社会主义其困难是非常巨大的,加之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

所谓自由,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认识是自由的前提。人们在没有认识客观必然性之前,只能是必然性的奴隶;认识了必然性,按照必然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从而就获得自由。要获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由,首先必须认识中国的国情。调查研究是认识中国国情最基本的方法。1956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为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用了一个半月时间,进行了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亲自听取了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并查阅了大量资料,以此为基础,毛泽东写下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提出了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同时更是对必然的理性把握。毛泽东在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同时力图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其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其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且,毛泽东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探讨了“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关于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最后他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7页。)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批“凡是”,倡“求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不断地进行探索,终于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从而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获得较大的自由。在新的世纪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必将推进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收稿日期:200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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