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_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_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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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夕和刚建国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将来的事情,设想大致经过15年左右的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可是1952年底,毛泽东和党中央改变了“将来过渡”的初衷,提出国家工业化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并举的方针,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转变呢?本文试图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分析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客观原因,说明我国五十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的选择。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党中央改变“将来过渡”思想,而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呢?

第一,5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是促使新中国迅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孤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实行敌视、禁运、封锁的政策,社会主义的苏联是能够给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物质支援和建设经验的唯一国家。50年代初,苏联的友谊援助和支持对新中国正在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国际形势就使中共中央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不能不重视苏联共产党的意见。

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问题上,从来未赞同和接受过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他们根据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强调民主革命“立即”和“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和原则,认为中国革命也应如此。他们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就已包含了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任务,中国的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在1946—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这种转变完成的标志。而对新中国建立后,没有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声称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要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作法很不理解,认为这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在新条件下的翻版,甚至怀疑毛泽东是铁托式的人物,中国为争取苏联的援助,通过多种途径向苏联方面解释自己的国策,以取得斯大林的谅解,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十分谨慎地征询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意见,不断地修订自己的政策,特别是在和苏联磋商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希望得到苏联方面更多的援助。苏联方面则流露出愿意援助社会主义的中国而非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意向,毛泽东在了解到苏联的这一意向后,改变了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衷,提出了从现在起开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见,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压力,是中国五十年代初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外部条件。

第二,1952年的国内形势,为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建国后的头三年,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基本建立和巩固起来,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可能。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基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同时,我们凭借刚刚建立的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消灭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没收了占我国工业固定资本80%的官僚资本企业,建立起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力量;“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三年后,我国奇迹般地恢复了国民经济,为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再加上我党实行了正确的策略方针,解决了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团结和统一,为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毛泽东和党中央正是抓住了当时政治、经济、人民群众觉悟提高等有利因素,适时地提出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其次,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土改的过程中,已开始对部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经验。

建国初期,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原料、资金和生产销路等方面的困难,帮助他们恢复生产、渡过难关,政府对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当时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虽然是作为维持私营工业生产的手段,但是一个其规模和影响都不容忽视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和改造运动毕竟已经发生,因为这种做法不但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而且也必然加深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的联系,引起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从而也就程度不同地开始了对它们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开始时我党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毕竟积累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

在农村,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简单协作的互助组已经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土地入股的初级社也已经开始发展,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也有了若干典型试验。这些互助合作的形式,不仅是帮助贫苦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共同富裕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适当形式。手工业的生产这时也在向互助合作方向发展,有的组织起了手工业供销社,有的还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成生产合作联社。这些实际上是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经验。

基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①可见,1952年有利的国内条件和积累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为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三,1952年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又为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必要性。

随着各项社会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任务紧迫地摆在了党和人民的面前,这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须条件,也是全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大量存在,却为实现这一任务带来了困难。

首先看农业,土地改革只是完成了中国农村的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农业经济中封建的生产关系被消灭了,但它并没有完成农业的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广大贫下中农缺乏生产资料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乡村中分散、落后,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生产规模狭小,工具落后,资金短缺,主要靠手工劳动,他们无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采用新技术,更无力抵御自然灾害。许多农民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样的生产不能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商品以满足城市和工业生产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同时,个体经营又造成了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土改后不久,农村中出现了部分农民“中农化”趋势,甚至有的农民跃入“富农”行列,也有部分农民因天灾人祸、不善经营等种种原因破产贫困,借高利贷,出卖劳动力当雇工,或廉价出卖农产品,以至出卖分到手不久的土地。面对这些情况,一些老解放区纷纷向中央表示,要求尽快组织互助组或合作社。毛泽东说:“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丧失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②可见,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在是农业生产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

其次,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无法适应工业化的要求,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建国初期发挥着两重作用,即有有利于国计民生,发展生产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一面,又有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一面。建国初期,为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大力发展国营工业的同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其发展中为国计民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资产阶级出于其固有的本性和走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一旦条件具备,他们便采取种种手段,竭力摆脱国家的制约,自行其道。建国初期,表现为限制和反限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私人资本利用国家财政经济的暂时困难,掀起了四次物价大涨风,把整个市场搞得乌七八糟,企图夺取市场领导权。党和政府经过努力抑平物价后采取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等措施,合理调整工商业。1951年下半年,全国工商业进一步好转,但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在好转的行业中出现了牟取暴利的思想,私营工商业过去对政府的加工订货看作负担,因为加工订货只能给他们正常利润,不能给他们以暴利。”③不少资本家开始不接受国家的订货,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集体抵制的行为,还有些资本家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一些私营商业利用国家因进行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物资而市场又供应不足的困难,抢购物资,套购商品,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并且勾结农村资本主义势力抢购、套购粮食等农产品,囤积居奇,党和政府遂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再一次予以反击。上述情况表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如果只是单纯扶持,而不同时逐步扩大改造,则私人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作用将有增无减,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为了把还控制在资本家手里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解放出来,使它得到迅速发展,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以上情况是我党提出“将来过渡”思想时所未曾出现的。毛泽东曾指出: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④1953年,中共中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提出从现在起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必要的、适时的、正确的,具有客观必然性。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情的变化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是50年代初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观因素。

民主革命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及七届二中全会,虽然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问题上,由于缺乏实践经验,不可能作出明确的规定,经过建国后三年实践经验的积累,党逐步认识到,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离不开工业化,但公有制是完全可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通过循序渐进的中间环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中培育和确立的,不必经过单独的准备阶段,在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现在就应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针对1952年农村中出现的买卖土地、两级分化的新情况,我党认识到建立在小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个体农业经济,要解决适应工业发展和避免两极分化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根据当时的经验和认识,党认为组织起来、互助合作不仅是帮助贫苦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防止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⑤

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毛泽东在1952年6 月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段。”⑥我党向来主张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既然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必然要集中力量去解决。这样,资产阶级工商业不仅需要利用、限制,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工商业。

综上所述,从历史的全局看,中国共产党1952年以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把我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有着不可避免的客观必然性,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打乱了总路线循序渐进、逐步过渡的部署,大大缩短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时间,同时也埋下了日后的祸根。但是,这种失误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否定50年代正确地选择社会主义的理由。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的选择。

注释: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8页。

②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7页,65页。

③《陈云文选》1659—1666,第14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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