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当代论文,体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宣称，资本主义经济与消费文化正在制造一个同质的社会。这只不过是动人的谎言而已。在当今世界210个国家和地区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仅20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180个，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已经从1971年的25个增加到目前的49个。这种现状使我们不能只关注发达国家，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存在。只有将资本主义世界看作一个整体，才能了解它的真实面貌：资本主义是文明与落后、进步与局限、繁荣与贫困共存的体系。研究和借鉴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方法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看法，对于全面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认真思考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是非常有益的。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起源及其全球扩张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年)，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阶段。在他看来，14、15世纪的欧洲封建制度危机的巨大压力，使大规模的社会变化成为可能，而以下三个关键因素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得以建立：一是世界规模的地理扩张；二是不同区域的劳动力的不同控制方式；三是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的产生(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世界经济体的不平等劳动分工派生出等级化的世界政治结构。“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基本动力，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存在于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外部区域不断被“融入”和“边缘化”，接受其世界范围内劳动分工的角色，逐渐沦为“边缘”地区。
马克思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发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认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 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主义要冲破地域的限制，在世 界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利润。“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 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 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资本的掠夺本性暴露无遗。“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261页)，马克思这样概括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世界体系的过程：“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剥夺促进了资本集中的加快，科学技术、土地、生产资料的利用率都大大提高，劳动协作日益发展，“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这样，西方强国经过剧烈的政治革命、两次科技革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对全世界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579页)。
20世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世纪，在这一时期，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若干次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调整其国家职能，以缓和其内外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福利国家的退潮，新自由主义者叫嚣资本主义全球化一统天下，甚至认为“第三世界已经消失、需要用新的词汇来形容贫困”(英国《卫报》，1991年5月9日)。东西矛盾退居其次，南北矛盾即“中心——边缘”的对立更加显著。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及其未来。
二、从世界体系视角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深化
目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运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如加拿大学者埃伦·伍德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正在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在各个层次展现得更加清晰。
(一)新的国际分工使边缘国家更加边缘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空间越来越小，资本积累受到阻碍
等级性的(而且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沃勒斯坦进一步认为，追求最大化利润所产生的垄断的需求，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周期性，也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高度垄断的核心产品和高度竞争的周边产品之间会出现基本轴向分工的原因(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不等价交换在当代主要通过两种机制表现出来：
一是跨国公司通过产业内部垂直分工加固了“中心—边缘”的不等价交换。2000年的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超过1.1万亿美元，90%以上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排名中，前50名中美国公司16家，德国公司6家，日本公司16家。这些大跨国公司增强了西方国家的竞争优势，通过控制的大量权利和各种资源，对全球垂直化分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原有的不同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格局进一步深化到产业内部，即发达国家从事技术、资金密集工序的生产，而发展中国家从事非熟练劳动密集工序的生产，形成同一产业内部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或者说，发达国家公司仅生产少数核心部件，使自己成为服务型色彩浓厚的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公司则充当了外部供应链的制造业企业的角色。同样，在国际贸易中形成低附加值和高附加值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比如，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0%以上为加工贸易，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占10%，而且，制成品出口的大多数仍是呈现“三低一高”(低附加值、低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力投入)特点的产品。另外，跨国公司还通过技术垄断、抢占人才以及收益再投资和内部贸易等表现出的资本主义排他性，使发展中国家不能摆脱边缘地位。
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际经济组织，掌握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批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西方国家的帮凶，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世贸组织同样是发达国家的代言人。发达国家不仅没有很好地执行在纺织品、农业等方面达成的协议，还使南方国家在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竞争规则、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劳工标准等新议题的谈判中，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资本主义的生存一直都是以高度整合的外部空间为依托的，这可以使它通过转移厂址降低劳动力成本、使污染等环保成本外部化、寻找新的买主，还可以获取世界劳动力后备军等等。然而，在现有的世界范围的分配状况下，只要生产不断扩大，迟早会出现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这种局面日趋严峻。以汽车工业为例，全球轿车的生产能力超过7000万台，而销量不足5000万台。高新技术产品也出现了过剩的趋势，在过去4年中，美国共有900亿美元投资于光缆建设，目前已生产的光缆可绕地球1500多圈，共约3900万英里，而实际使用率仅有2.6%左右(《理论前沿》，2002年第1期)。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新的分工模式下，只有发达国家居民才能真正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发展中国家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消费的边缘，再加上环保运动等反全球化浪潮高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又无法在地理上进一步扩张，这就使得资本主义想要通过增量财富的创造来获取利润的余地越来越小，压缩了资本积累的外部空间。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就曾如此断言，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手段逐渐失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合功能严重受损
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国家是不同的群体获得利益的合法杠杆，政治调整的最有效的杠杆是国家组织。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缓解社会矛盾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实行普选权，二是建立福利国家。核心国家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类似的两种制度以缓和国际矛盾：即宣称“民族自决”、“人权高于主权”和实行“开发援助”计划。然而现在都遭遇了困境，使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阶段的三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当代以“核心国家之间、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核心国家内部的矛盾”三重关系重新展现出来。
被视为西方民主标志的普选权在当代逐渐受到冷落，选民对选举的热情度明显降低。2000年美国大选投票率仅为50.7%，较1960年代总统选举投票率低约25%；18—29岁的青年人中只有55%进行了选民登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民主的虚伪性：治理美国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选民感到自己对于目前的政治现状无能为力，逐渐丧失了参与的兴趣。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导致中间阶级逐渐减少，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福利政策也并未彻底消除贫困。美国200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说，90年代末，美国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13.75万美元，是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年平均收入1.3万美元的10倍。在过去20年里，最低工资和中等工资一直没有增长或者有所下降。美国公司高级经理与工人的工资之比从1980年的42∶1扩大到了1998年的419∶1。这也就说明中间阶级在美国长时段的经济繁荣中并没有得到好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 C.Thurow)分析说，如果中间阶级的人数这样长期减少下去，对于美国社会的生存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经济的富足并没有使人们享受的福利相应增长。削减社会福利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对工资成本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福利开支削减的幅度越大，就越能够更好地增强竞争能力、进行反对失业的斗争(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以年均10%—18%的速度增长，而福利支出却下降了21%—31%。美国的福利人口从1994年3月的1440万削减到1997年3月的1120万，下降了22%。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冷战结束以来，几乎大部分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至2000年的11年中，共有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达397场次，年均约36场次，新发生的共有122场，年均约11场，单1999年共有40起，其中新发生9起；2000年共有45起，其中新发生21起(《解放军报》，2000年1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策导向可以说是诱发或加剧这些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自决”“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只不过是“新干涉主义”的幌子，波黑战争是这样，科索沃战争亦如此。
发达国家主导的建立世界层次福利国家的现实是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更加扩大。“历史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的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了空前的报酬两极化……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就是意味着实际差距持续不断的扩大”(《历史资本主义》，第42页)。30年来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援助”计划几乎是一场灾难。(美国《洞察》周刊，1994年11月29日)斯蒂格利茨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措数百亿美元去挽救印尼的银行家，实际上是挽救向印尼银行家贷款的美国和欧洲的银行。而官方援助大多也是口惠而实不至。2001美国政府对外发展援助的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1%，为战后最低纪录，远远达不到联合国规定的0.7%。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继续增加，到2000年底拉美国家积欠的外债总额已从1974年的93亿美元增加到7508.6亿美元，其中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就占了72.6%。这样就使全球达到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世界上2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12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高收入国家和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最富20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最穷20个国家的37倍，这一差距在过去40年里扩大了一倍(《2000/2001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向贫困开战》)。更令人担忧的是，边缘国家内部也产生了分化。“被人们称为北部国家内部一种新的‘南部’正在逐渐形成。南部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北部’”(《竞争的极限》，第77页)。埃及学者阿明(Samir Amin)近期载文指出，埃及20%的富裕阶层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60%的低收入阶层仅拥有18%的财富。而巴西贫困人口的总收入和富裕人口的总收入相差28倍，近25年来，巴西一直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矛盾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的限度已近极限，体系渐趋分裂状态，“这个世界体系为维持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需要而进行调整的能力已呈现出强弩之末的讯号。”“体系可能会通过减慢某些使之精力耗尽的活动以延长其寿命，但死亡的幽影总在地平线某处显现”(《历史资本主义》，第99、55页)。
(三)以追求科学为象征的资本主义文明示范效应减弱，“核心—外围”概念从空间扩展到社会关系方面，“普遍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之间的对立显著
追求科学是文明的象征。这一思潮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全球扩展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文明上的表现。当先进的技术与先进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和谐匹配、并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资本主义就具备了战胜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能力。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外在的制度约束机制不断削弱，使其更加注重短期效益，弱化了进行技能、基础设施等长线社会投资的意愿。“追求利润现在成了逻辑上的必然。任何原则，当它不再受到其他考虑的调节时，就会变得更加危险”(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2页)。有学者甚至指出，“一旦科技与意识形态开始分道扬镳了，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大问题’(动摇制度的大地震)何时出现”(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资本主义文明宣扬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首创精神，以及普罗米修斯式的吃苦耐劳、遵守规章制度的社会意识。同时个人主义也助长了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特别剧烈的竞争。为遏制这种矛盾，资本主义文明又发明了“普遍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两个相反的主题，从而把“核心—边缘”概念从地理意义上扩展到了社会关系方面，即种族主义借传统之名，维护不平等的国内、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为体系再生产底层劳动者。“种族主义已成为世界劳动力种族化的一种意识形态”，性别的区别也被制度化了。普遍主义的结论就是量才任用制，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则解释了为什么底层的人会跌到下面去，以此来维护核心国家的优势地位，并消除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所必需的劳动力流动的阻碍。沃勒斯坦戳穿了这个谎言，指出中心区列强总是要支配边缘地区，涉及它们的文化时，总是把一种劣等的意识强加于人民。“所谓的普遍主义科学一直是狭隘的和排它主义的，尽管主张的是相反的东西。”同样，“量才任用制是虚假的普遍主义，它宣称机会是普遍的……从本质上来说是精英主义的”(《历史资本主义》，第84、86页)。下面的数字能更清楚地解释普遍主义的虚假性。《华尔街日报》1997年9月3日的文章说，黑人的收入比同等教育水平的白人低19%，黑人家庭的贫困率是白人的2倍以上，在同等条件下，黑人被雇佣的机会只有白人的1/3。而移民处境更差，1989年至1997年，在新增贫困人口中，移民达300万人，占75%。据路透社1999年7月14日报道，占美国劳动力45%左右的妇女，其平均收入仅为男子收入的75%，其中黑人妇女只有男子的65%，讲西班牙语各民族妇女则只有男子的57%。
让“普遍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相互制约的预想远未达到，反而彼此越离越远。现在要求实现普遍主义和要求实现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呼声同样强烈。只有在生产高度发展到消灭阶级的阶段时才能使这种对立消弭。(恩格斯语)
三、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主义是世界体系的未来
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而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作为“反体系”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社会主义预示了世界体系的未来。
(一)作为世界性的历史存在，生产力和普遍交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两个重要前提
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世界性的，“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论述二者关系：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交往扩大。“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同上书，第86页)。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同上书，第88页)。另一方面，交往的扩大又有助于保存生产力。“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同上书，第108页)。最后，在二者的基础上，是人成为真正的历史性存在。社会主义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当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时，他也就获得了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当前，跨国公司、金融巨头、区域集团、国际政治经济组织、互联网在使世界财富更加垄断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交往自由化、各民族进一步相互融合的趋势，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的深化使人们寄希望于社会主义
世界体系内的国家是分等级的。“国际体系的准则不是由同意或一致加以实施，而是根据强国的意愿和能力，首先把限制强加于弱国，而后强加于强国之间”(《历史资本主义》，第32页)。核心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使世界的自然生存资源、人的素质、社会资本(家庭、社会体系)、制度资本(制度的公平、有效、廉洁)均受到冲击和破坏，使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这种现状更加清楚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剥夺的是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的权力。虽然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是很多有利于实现公正与和平的力量在壮大，比如生态运动、反种族歧视、女权运动、反全球化的弱势人群及劳工组织的行动等等，增强了“反体系”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曾经指出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的严重危机，使人们更加向往社会主义。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以来，主要出现过三个霸权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是有周期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就开始衰落。美国同样面临衰落的命运。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中潜在的巨大危险是“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脱节。我们不要忘记，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几个世纪，就是由于社会和政治上层建筑不断增加其支出，而社会生产资源又没有相应的增加作为补偿，社会因而陷于瘫痪的。另一方面，以“9·11”恐怖事件为高潮的反体系运动，暴露出全球权力与财富的分配极不平衡，使想建立“单边体系”的美国在本土遭到了最严重的创伤，这也可以说是体系的全球性矛盾激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索罗斯(George Soros)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导言中先验地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正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不能为失败者提供任何希望和援助的体系，很容易被绝望的行动所破坏。”当代世界的种种变化充分证明：“在卡尔·马克思逝世113年以后，资本主义再度驶入这位革命的经济学家为他那个时代所正确描述的那个方向上”(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沃勒斯坦预测社会主义是世界体系的三种可能之一：“能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生产力，并能改变分配制度的唯一可替代的世界体系，将引起政治和经济决策的重新整合。这将构成世界体系的第三种可能形式，即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第462页)。阿明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21世纪的替代道路便是(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是如此)：“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2期)。世界左派的论断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的正确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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