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精神：一条伟大道路的探索之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之源论文,道路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柏坡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它可以从多方面界定。我们可以从执政党的建设的角度，即从“两个务必”的角度去认识，也可以从政治道路的角度即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从政治道路角度讲，西柏坡精神能不能说是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呢？如果这个认识站得住，那么西柏坡精神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伟大道路的历史源头。
一、历史起点的本意和广义
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对伟大道路历史起点的理解。在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后，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如何认识这条道路的起点，直到现在，仍有不同意见。做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也不必独尊之说，应当百家争鸣。
我个人觉得，产生不同看法，恐怕有一个对历史起点的理解问题。理解不同，对源头的界定也就不完全一样。首先，从本意上讲，历史起点应当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这条道路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容已经有了。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已规范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十三大报告一开头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明确地把这条路线概括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十四大报告一开头就提出第二次伟大革命的问题，实际上就明确地指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条道路的历史起点。因此从本意上讲，这条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是薄一波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成于邓小平”，大家都很清楚； “始于毛泽东”，大家一般也不会有什么疑议。但对“始于毛泽东”的“始于何时”？这就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看法，认为始于1956年八大前后，理由是这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了。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主要任务的思想。从《论十大关系》起，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我们实际上从《论十大关系》开始有了自己的建设路线。所以一般说始于毛泽东，是始于1956年的八大前后或《论十大关系》，这是一种对这条伟大道路源头的追溯方法。另一种看法则是追溯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理由是在西柏坡，我们党开始探索自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可谓源头的源头。显然，这是从广义上讲的，而不是从本意上讲的。这样讲，它的内涵就有了一些变化。
二、西柏坡精神与一条伟大道路的探索之源
为什么说西柏坡精神包含探索这样一条伟大道路的源头呢？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三大战役与三大转变。在西柏坡实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决战，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周总理曾说：西柏坡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我们党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标志着中国革命实现了几个重大转变。
首先是实现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指解放战争的这场战争，还应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那时起，中国战争就连绵不断。从外敌入侵看，包括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从国内看，包括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还有军阀混战、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后，革命人民才夺取了战略主动权。革命胜利已成定局，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个转变结束了109 年的战争，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所以，从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的这个伟大转变发生在西柏坡，是应当充分认识它的意义的。
再一转变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中国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长期以来占据农村，现在要进入城市。七大开会初期没有谈到城市问题，到后期看到形势发展很快，才把城市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在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谈到城市问题，我们就要犯大错误。此后，中央开始布置城市工作，有了进驻城市的精神准备。既然很快夺取城市，工作重点就不一样。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随着这个转变的实现，我们党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接着就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我们党过去革命28年，搞武装斗争，推翻一个旧世界，现在要建设一个新世界，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也是在西柏坡，毛泽东同志说：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很重。发展生产事业不能不成为全党首要的中心的工作。所谓“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
这三大转变带有相应性，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同向的。实现这几个转变，为以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道路，清扫了环境。如同我们今天搞开发区“三通一平”的工作，这一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两个转变都顺利实现了，后一个转变不很顺利。建国以后就已经开始搞建设，大规模地全面性的建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着手。思想上已明确了，但在以后的实践中我们党的认识有反复，犯了严重错误。真正集中力量搞建设，把发展生产力做为根本任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从西柏坡开始实现中国革命几个重大转变，为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道路打下了基础。
（二）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分析与目标设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们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一个基础性分析。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国情都讲到了，讲得比较清楚。这是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国情最初的比较完整的认识。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较薄弱，现代工业经济只占10%，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左右。这就是“汪洋大海”。它与古代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革命胜利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建设工业国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是说，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目标设定是搞社会主义。当然，要搞社会主义，我们党的纲领，在一大就很明确的，但直到七大，都还停留在理论上。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则是从西柏坡1948年的九月会议开始的。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讲了8个问题，其中讲到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是很明确的。在作总结时，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领导因素。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刘少奇同志专门讲了我们国家如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正因为在1948年9 月会议和随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得比较清楚，所以毛泽东同志1958年成都会议上讲：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很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差，不能像苏联那样夺取政权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区别于苏联夺政权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办法。中国通过搞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预计搞15年左右，后来提前了，1955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其实，现在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但当时目标已经明确了，就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方法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如果不是从本意上去分析，而是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思考，从这个角度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柏坡。这就是要宏观地看历史。从广义上说，这应当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涵。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最初胚胎形态。这条伟大道路的基本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本来的意义讲，它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现在追根溯源，能否说在西柏坡，从九月会议开始，就有了关于这条道路最初的思想胚胎，或者说它是处于胚胎状态呢？我想是可以的。
比如，“一个中心”。现在我们对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后，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中心、核心或重心。当时不可能有这么一个思想。但有了这个思想的胚胎，认为我们进城后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也就是为经济建设让道。尽管在理论上没有提的那么高，而且也不是作为搞社会主义来提出的，但是这个思想的轨迹是清楚的。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一个中心”就是它的必然逻辑。
我们今天所说的“四个坚持”的内容，在这里也明确了。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作这个概括时就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个“一贯”的起点可以说就在西柏坡。党的领导是不成问题的。社会主义道路、目标、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就是在九月会议明确的。毛泽东同志讲的八条的第三条，明确提出我国的国体是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在我国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这话很明确。毛泽东同志说，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过去北洋军阀搞议会制，搞到那种状态，不可取。“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我们不能走议会制道路，不搞三权鼎立，而是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搞民主集中制。既然“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正式提出在九月会议，那么它当然就成了这一条的源头。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七大已经被提出是我们党的指导方针。所以，四个坚持的思想在当时就很明确了。建国后，四个坚持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作出那样明确的概括。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基本点。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的思想，可以说当时还没有。但如果不拘泥于本意，泛意上的改革思想那还是有的。当时的改革，就是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兴利除弊，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实行各种社会改革。这在七届二中全会都谈到了。这是关于改革。再看关于开放，像现在这样的开放意义，开放局面，当时不可能有。但广义上的开放思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做生意，不管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生意可做就做，至少现在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他们可以互相竞争。这就是一种开放意识。这与后来情况不完全一样，对外不闭关锁国，不封闭自己。这一点在西柏坡是明确的。后来造成封闭状态是有各种原因的，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撤走专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逐步从开放意识转变为封闭意识。但在当时还是讲开放的，尽管当时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往来，还要做生意。这种开放意识与我们现在讲的开放，从思想认识路线上说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了这么一个视野，我们就不难发现，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西柏坡精神作为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换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的内涵是值得继续挖掘的。
（四）执政党的建设。革命即将全面胜利，当执政问题摆在我们党面前，提到党的议事日程时，中共会不会变成李自成？我们党领导的伟大的革命战争会不会变成另一次农民战争那样一种结局？这不单纯是一个能否巩固胜利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选定的社会主义目标能否实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否走下去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讲“两个务必”，就是解决执政党建设问题。这个考验一直到今天还存在。我们党还面临着新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形势更加严峻。当时，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敏锐的，也是有战略眼光的。提出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使我们党比较顺利地闯过了第一关，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现在看来，糖衣炮弹还仅是一个方面，在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更重要的还不是糖衣炮弹的考验，而是权力腐败，这往往对我们党威胁更大。现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凡蜕化变质了的，都与权力腐蚀有关系。他们掌握权力后，忘乎所以，忘记了权力究竟是谁给的，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坚持“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问题，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的完全是非共产党的勾当，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的味道。这些人没有能过执政关、改革开放关、市场经济关，也就是说没有摆脱“周期率”的深渊。说到“周期率”问题，我想，恐怕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执政考验问题，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改变颜色？再一个是，我们国家富裕了，还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仍然保持过去穷的时候那样一种革命精神，那样一种不断追求新的目标的奋斗精神？这是一个新的考验。现在看来，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努力，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地方、一些人富裕了，就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拜金主义泛滥，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完全背离。目前，这虽然是局部性问题，但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周期率”。两个“周期率”，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两个腐蚀，即有一个权力腐蚀、金钱腐蚀的问题。党风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这两个腐蚀在起作用。要解决党风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两个腐蚀的问题。从整个国家来说，现在不算富裕，到本世纪末才是一个小康水平。将来实现共同富裕，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状态，比如到二十一、二世纪成了发达国家，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向上发展、追求进步的活力，不走下坡路，这个问题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当然，有些问题，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问题，还是国际范围的问题，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党和革命者共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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