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英美两国利用香港对我国西藏进行的侵略和分裂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两国论文,香港论文,英美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与西藏同为我国的神圣领土。香港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西藏是我国西南边疆的屏障。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以来，香港和西藏先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活动中，香港又曾起过某些特殊的作用。
一
19世纪中叶，英国以武力为后盾，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我国香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又对西藏发动了两次武装进攻。在1904年的第二次侵藏战争中，侵略军头子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在英印总督寇松（Lord Curzon）的支持下率侵略军闯入拉萨，使这座圣城第一次遭到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这就是当时帝国主义的文明。
清朝末年治藏政策一误再误，加上英国引诱煽惑，致使1910年达赖喇嘛十三世出逃印度。辛亥革命后，西藏当局驱逐驻藏清军出境。清军经由印度取海路回到内地，香港在当时是必经之路。乘中国内地鼎革之机，英国逼迫袁世凯政府派员参加西姆拉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当时川藏交通完全中断，中国政府派员入藏，唯有经香港取海路由印度进藏一途。英国为阻止中国政府与西藏当局谈判交涉，逼其就范，竟公然断绝印藏交通，不许中国派员经印度入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七、八年之久，才有所改变。1919至1920年，甘肃使团在李仲莲和朱绣率领下由青海入藏，面见达赖喇嘛十三世，解释内地辛亥革命后的形势。达赖喇嘛十三世表示要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不久即派代表前往北京与中央接洽。当时他派的三名堪布，是取海路经香港前来内地的。
此后，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不断恢复。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不久，即派出刘曼卿女士入藏。刘曼卿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于1930年闯过当时土匪横行，动荡不安的西康地区，由川藏一路抵达拉萨，向达赖喇嘛十三世陈述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的道理，完成了增进双方了解，密切汉藏感情的使命。任务完成后，刘曼卿取海路经香港内返。
1933年达赖喇嘛十三世圆寂。1940年，国民政府派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率团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十四世转世坐床事宜。时值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虽已迁都重庆，但绕行海路入藏仍较陆路更为便捷。香港是必经之路。吴忠信一行入藏前，曾派人赴港采办礼品、药品，并从事其他准备工作。为了便利联系，当时还曾考虑在香港设立一通讯处。〔1〕
总之，自辛亥革命后，英国在其侵略西藏的活动中，每每利用香港。而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因为陆路阻隔，也往往不得不取海路经香港入藏。中央政府与西藏当局之间不正常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交通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从西康、青海、云南等地前往拉萨，需时二至三个月，而从印度到拉萨只要20多天。但香港、印度均控制在英国手中。取此路入藏，同样困难重重，经常要与英国反复交涉。如1940年吴忠信进藏，就因英方迟迟不予签证，致使行期一拖再拖。当时内地与西藏的交通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英国手中。
二
抗日战争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对于英国侵略西藏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具有了较前不同的意义和更为密切的联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美两国的在华利益受到了威胁。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有必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但是帝国主义的利益和思维方式又使其不愿轻易放弃其远东慕尼黑阴谋，还在幻想日军不会真的进攻英国的殖民势力范围。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英国在香港并未认真设防。1941年12月8 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当天，日军飞机就轰炸了香港启德机场，随后占领了香港。驻港英军投降。
当时，缅甸已经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中国自西南、东南边境由陆路或海路获取外援的补给线均告中断。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运输线。不久，西藏当局也被迫开放其陆地运输线。相当数量的国际援华物资，便是由邦达仓等藏族商人从印度经川藏一线，用牦牛等驮畜运抵内地的。噶厦政府虽未直接参与此事，但西藏人民的确为国内的抗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中美英苏结成盟国。中国虽因抗战而国力大伤，但人民却空前地团结起来，国共两党也实现了合作。因此，虽然从经济上、军事上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国，但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却大大地提高了。1943年，在各方面形势的推动下，中美、中英间开始进行关于取消美英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在中英关系问题上，中国理所当然地要求解决香港、西藏这些中英之间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英国决不肯轻易放弃已经在华获得的侵略权益。1943年初中英关于战后香港归属问题的争执，几乎使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破裂。坚持奉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政策的丘吉尔政府，坚决不肯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同样，1943年中英间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也未获得任何进展。当年8月，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中国外长宋子文的一件备忘录中阐明了英国的西藏政策。其主旨是，在中国承认西藏自治的前提下，英国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概言之，英国既不肯放弃对于香港的占领，也不愿改变多年来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变为中国与英属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的一贯政策。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香港问题和西藏问题成为影响中英关系的两个主要问题。
然而，对于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利益来说，香港显然比西藏重要得多。英国政府对于香港也远较对西藏更为重视。英国外交部以及驻华外交官们更多关心的是对华贸易与香港未来这些问题，而不是偏远的喜马拉雅山地区西藏与英属印度的关系问题。而对于英属印度政府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英国本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在此问题上的利益分歧，具体地表现为英国外交部与印度事务部之间的矛盾。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以台克满（Sir Eric Teichman ）为代表的个别英国资深驻华外交官即认为，中国在战后迟早将重新控制西藏。至迟在1945年，英国外交部已经在考虑1943年的艾登备忘录是否已经过时。这些动向引起了印度事务部某些官员的警觉。1945年2月，印度事务部的皮尔（R.T.Peel）给印度政府的卡罗（Sir Olaf Caroe）写信说：“我估计，提出重新审查英国对藏政策这一建议，是出于外交部中的普遍愿望。外交部着眼于未来，需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尽可能消除会引起摩擦的因素。西藏问题无疑是这类因素中主要的一个。台克满认为中国迟早会将西藏并入自己的领土，而我们得准备接受这一事实。我十分担心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失败主义的观点。人们可以发现，如果能把西藏作为一个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于英王陛下政府来说会是方便的。”〔2〕皮尔的信， 反映出印度事务部与印度政府中一些官员对于英国改变其西藏政策，忽视印度利益的担心。这在当时英国撤离印度已不可避免的形势下，显然是有根据的。但是，二战后仍然死抱着帝国主义政策不放的英国政府，无论在香港问题上还是在西藏问题上都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并不认为需要因为香港而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1945年11月，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再次占领香港。同月，英国内阁决定了在西藏问题上的两条方针：1，避免无条件地和在中国不承认西藏自治的情况下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2，如果有必要，应警告中国人，倘若他们试图破坏西藏的自治，英王陛下政府就将考虑收回他们对于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承认。〔3〕
面对英国的强硬态度，积极准备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既无暇他顾，亦无可奈何。一如战前一样，英国仍然霸占着我国香港，仍然奉行分裂我国西藏的政策。对于英印政府和印度事务部来说，担心英国政府最高决策者会漠视印度的利益，“牺牲”西藏而换取香港，也仅仅是一场虚惊。但是虚惊之后，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中的某些人加紧了鼓动西藏当局中分裂势力进行“藏独”活动的努力。后来，美国也开始了对于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
此时的香港，直到新中国建立初期，成了少数“藏独”分子、美英两国政府中的某些势力针对我国西藏搞阴谋的一个据点。所谓“西藏独立”这出持续了几十年的闹剧，其中的某些场次就是以香港为舞台上演的。
三
1947年8月印度独立， 英国在印度长达三百余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同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进攻。蒋介石政府的彻底崩溃已成定局。在国内外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噶厦政府组建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Tsepon W. D.Shakabpa）为首的所谓“商务代表团”，拟前往印度、中国内地和欧美一些国家，一方面进行经贸活动，一方面争取美英等国政府支持“西藏独立”。
这个代表团于1947年11月间自拉萨启程，先在印度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48年1月底到达南京。为了从事“西藏独立”的活动， 夏格巴等人使用的是噶厦政府自行印制的护照。该团在印度时就走访了英美驻印度的官员，为其英美之行作准备，但没有得到英美等国的签证。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告诉夏格巴等人，既然他们准备在赴英之前先到中国内地访问，可以在中国内地申请签证。但英方却在夏格巴等人所持的护照上签发了进入香港的签证。至于美国，国务院早在这个代表团到达印度之前，就指示其驻印度的大使：“本政府只能以非正式的礼节接待预定来访的西藏代表团成员，除非该代表团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假如该代表团只携带有西藏旅行证件，那就应当按照“257 表格”（通常是美国在对访美者所出示的护照不予承认时发给来访者的一种签证），而不应当按照他们的护照向他们发放签证”。〔4〕
于是，这个代表团只好先到中国内地来。他们虽然可以利用英方的签证进入香港，却不得不用国民政府驻加尔各答领事馆为其签发的中国护照前往内地。
抵南京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官员劝告夏格巴等人不要自行前往美英。并给了这个代表团一批生丝出口证（另一说为蒋介石亲自调拨了价值300万美元的丝绸和75万美元的茶叶给西藏）。〔5〕夏格巴后来也表示拟由上海经香港返印。国民政府外交部因夏格巴等人不再要求前往美英等国，于是没有再发给他们赴美英的护照，只是电告驻印大使预先布置，待该团返印后密切注视其活动。
但是夏格巴等人却对南京政府耍了花招。离开南京之前他们就已私下获得了英国驻华大使馆签发的的赴英签证。抵香港后，又获得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签发的赴美签证。在香港，他们卖掉了那批生丝出口证，换取了外汇，于1948年7月初离港赴美。
多年来，英国一直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从未明确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因此，英国驻南京大使馆给持有噶厦政府护照的夏格巴等人签发赴英签证的做法，并未引起南京政府的惊讶。〔6〕
但是美国则不同。近代以来，美国政府始终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公众舆论也是这样看待西藏的。由于在20世纪初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个被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西藏就等于是一个落入英国势力范围的西藏，因此，美国一直不赞成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企图。
早在1904年，当美国政府得知以寇松为首的英属印度政府声称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法律上的虚构”、是“政治幌子”时，即“表示强烈异议，并申明大不列颠在1876年9月13日的烟台协定、1886年7月24日的北京协定和1890年3月17日的加尔各答协定中， 与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进行协商时，曾经三次承认中国人的主权，以后中国人从未放弃过他们的统治权”。〔7〕为此事， 美国驻英国的大使还在与当时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兰斯多恩侯爵（Lord Lansdowne）会见时，请其澄清“（英国）依然把西藏看作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使兰斯多恩不得不作出了肯定的答复。〔8〕辛亥革命之后，当北京政府派尹昌衡进军西藏， 行使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主权，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提出照会进行干涉时，美国再次对英国的做法提出批评。美国驻华使馆向外国在京记者表示，“美国对西藏不感兴趣。根据英中条约，认为中国不能进入西藏是没有理由的”。〔9〕抗日战争后期， 当英国为确定其西藏政策而与美国交换意见时，美国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1943年5月15日的一份外交备忘录中，美国告诉英国：“就美国而言， 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西藏地方拥有宗主权和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版图这一事实。美国政府对此从未提过任何异议”。〔10〕
1947年，西藏噶厦政府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后，美国政府与之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但又采纳了美驻印度大使的建议，在与拉萨的通信中，均写给“外交局（Foreign Bureau）”，而不是按照西藏人的说法，写给“外交部（Foreign Office）”。“这表明，美国官方认为拉萨的办事机构仅仅是中国外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代表一个独立的国家”。〔11〕由此可见，美国不支持、不承认西藏独立的立场和态度，至那时为止是一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1947—1948年时，又是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的后台。美国对西藏的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南京国民政府是很在意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夏格巴一行签发赴美签证一事，当然地引起南京政府的极大关注。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未事先征询中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即行签证西藏当局自发证件，不仅违反国际通例，而且有损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48年7月12日， 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就此事提出口头声明与质询：1，西藏当局对外无办理外交之权， 其所发旅行证件，不能代表中国护照；2，夏格巴等在美无权与美政府洽商事件； 美驻香港总领事于发给夏格巴等入境签证前，何以并未通知我驻香港郭特派员？3，美国政府对于西藏素以承认中国之主权为原则。 此次接受西藏地方当局所发证件，中国政府颇为诧异。如此非美政府驻香港总领事私人之错误，是否为美政府变更其对西藏态度之表示？此点盼美政府予以说明。
美国驻华大使馆当即表示，美国向来承认中国在西藏之主权，并无变更立场之意，并答应将南京政府所询各点向美国务院查明后予以答复。
与在国内交涉的同时，外交部密电驻美大使顾维钧，指示他与美国国务院联系，查明夏格巴等人在港所获签证是否系经国务院核准发给，同时设法与已经抵美的夏格巴等人取得联系，进行劝诫，并对该团在美行动严密注意，随时报告。
7月15日，顾维钧向美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 内容与叶公超所提口头声明与质询基本相同：1，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根据民国宪法，西藏无权和外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要受中国中央政府的指导和批准。2， 以夏格巴为首的西藏贸易代表团成员所持的旅行证件，不能代替中国政府为出国旅行签发的必要的护照。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签证于这些异乎寻常的旅行证件，事先并未通知或磋商于代表外交部的中国驻香港的外交特派员，是一项出乎意料之事。估计他这样做也未曾事先向其政府请示。3， 夏格巴和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无权和美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但中国大使馆将乐于为他们访问的目的即为了贸易利益的目的，提供便利。4， 美国政府一向承认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因此，中国政府相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为西藏贸易代表团签发旅行证件以代替中国政府的正式护照是一种疏忽，而不是有意违反美国政府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传统政策。〔12〕
随后，顾维钧又为此事面见美国务卿马歇尔。马歇尔向顾维钧保证，“美对西藏，拟完全尊重中国意见办理”。〔13〕后来由于国民政府态度坚决，美国政府在接待该团的问题上，确实尊重了中方的意见。在西藏代表团会见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问题上，顾维钧坚持要代为提出申请，安排谒见，并陪同其前往白宫。在夏格巴拒绝了顾维钧的陪同之后，杜鲁门最终没有接见他们。夏格巴在美国为西藏独立而奔走游说未获任何结果。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为夏格巴一行赴美签证一事所引起的风波，遂告平息。
这件事虽已过去了多年，但至今仍然留下了一些疑团。例如，此项签证究竟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擅自签发的，还是在征得美国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后签发的？当顾维钧问及此事时，美方的主管官员巴特沃思并未予以明确答复，推说需要查阅卷宗。但当时他就告诉顾维钧，“驻香港美国总领事并未于夏格巴等所持旅行证件上签证，仅于另一普通纸上签注可入美境，此项签注并无损害中国对西藏主权之意”。马歇尔还为此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可以向中国外交部次长指出，“当签证申请者不能出示有效的护照或某个国家所签发的护照不被美国承认时，通常就在签证申请表格上签字核准”。后来美国务院又曾向顾维钧解释，称此事系美驻香港总领事对发给签证规定的误解，“因此不必过于认真”。但是据夏格巴本人提供的照片，此项签证分明是直接签在了夏格巴所持西藏当局擅自印发的护照上。〔14〕
十分明显，美国政府此时是准备在西藏问题上做手脚的，绝非如其所说“没有任何侵犯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打算”。〔15〕如果这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于南京政府态度的一次试探，那么，选择香港作为发给夏格巴等人签证的地点，无疑是再合适不过了。夏格巴等人蓄意前往美英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是绝不肯改持中华民国的护照的。而如果美国与英国一样在南京就由其驻华大使馆发给夏格巴等人入美签证，则无异于公开背离自己数十年来承认中国在西藏主权的传统政策，站到了英国人一边，也未免太不顾及南京政府的面子了。在香港由其总领事馆签发签证，则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而给夏格巴出主意，让其赴港申请签证，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此项建议的，正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6〕
实际上，当着南京政府在全中国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美国确曾考虑过改变其对西藏的立场。1949年1月8日，美驻印度大使享德森致电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17〕而这一要求的提出，距夏格巴等人的欧美之行，不过是半年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给夏格巴一行签发赴美签证，显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人劳尔·托玛斯父子（Lowell Thom-as & Lowell Thomas,Jr.）又以“无线电评论员”的名义，于1949年8月前往拉萨活动，两个月后才返回美国。他们此行的目的，除了鼓动噶厦政府以武力抵御“共产党的侵略”之外，还要把“一个独立的西藏的观念，带给长期以来一直被告知西藏是中国遥远的一部分，英国帝国主义的贪婪目光在盯着中国的这一部分的美国公众。”〔18〕尽管劳尔·托玛斯父子并无官方身份，但其拉萨之行却显然得到了美国驻印度大使享德森和夏格巴等人的协助。据当时南京政府驻英美使馆人员的分析，“美政府所以对西藏表示好感，盖欲利用西藏为将来对苏联之空军基地”〔19〕1948—1949年时，英美帝国主义均已看出，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仅仅是时间问题了。若想不让西藏落入中共手中，在冷战中多一张牌打，鼓动西藏独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政府甚至曾打算直接提供大量武器支持西藏独立。但是经过通盘考虑，后来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在解释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时说，“美国的观点是，尽管在一年前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什么，但现在向西藏提供任何武器都已为时过晚了。此时承认西藏独立，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府（按指国民党政府）来说是不礼貌的，而对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则是刺激性的。”〔20〕当时促使美国不支持西藏独立的原因还有，英国和印度都对向西藏提供大量武器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尤其是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不肯把自己绑在美国冷战的战车上，协助美国向西藏运送武器，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另外，美国政府也多少抱有一种幻想：如果不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不过分刺激中共，人民解放军也许会推迟进军西藏的军事行动。
但是，毛泽东“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藏的军事行动，使得帝国主义的这一幻想破灭了。
四
“无可奈何花落去”。英美帝国主义眼睁睁看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蒋介石集团被赶到了一组海岛上，又眼睁睁看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进军西藏的行动。英国政府此时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印度的独立已使得英国失去了侵略西藏的直接利益驱动，而大英国帝国的没落也令昔日“中国不承认西藏自治，英国就不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宗主权”一类威胁变成了荒唐的呓语；但是另一方面，英国又舍不得完全抛弃近半个世纪以来费尽心机在西藏上层中培植起来的亲英分裂势力，不肯承认自己多年侵略西藏活动的失败。为了保护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英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采取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立场，确定了“留一只脚在门内”的政策，承认了新中国的政府。但是英国在意识形态上又是反共的，不甘心不追随美国做一些冷战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香港仍暂时地处于英国政府的控制之下。于是，英国政府又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对我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进行干扰和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开始筹划解放西藏。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同时决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同月10日，毛泽东主席又指出：“现在英印巴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21〕中央人民政府还派出了劝和代表，由四川、青海两路入藏，敦促西藏噶厦政府速派代表来京谈判。
但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政府的支持授意之下，西藏当局却迟迟不肯派团来京。1950年2月， 虽然派出了一个由孜本夏格巴率领的代表团离藏赴印，但是其目的是要来京表明“西藏独立”，提出要在印度与中央谈判“解决友好关系问题”，或者在香港与中央谈判。对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中央负责同志：“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22〕由于当时乘机由印度飞经香港仍然是从西藏前来内地的一条便捷的道路，英国为阻挠西藏代表团来京，不给西藏代表团签发途径香港的签证。这使得西藏代表团有借口在印度仍事拖延。〔23〕
在西藏代表团滞留印度期间，主动请命由四川甘孜入藏劝和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在昌都受阻。8 月下旬，在英国特务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 ）策划下格达活佛遇害身亡。显然，不打一仗，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无法实现的。毛泽东指示，一面“向印度驻华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 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一面电示我驻印度大使催促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并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9月中旬到达北京”。〔24〕
当时，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美国不准备承认西藏独立，英国也改变了不许西藏代表团经香港来京的态度，但是西藏代表团仍然不肯动身。1950年10月7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昌都战役， 藏军主力被彻底击溃，西藏当局中积极鼓吹独立的分裂势力已输光了与我进行军事较量的本钱。在此形势下，西藏当局不得不派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代表团分为两路，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于1951年3月27日离开昌都，4月22日抵达北京。增派的两名代表从印度加尔各答乘机，经香港，改乘火车于4月26日抵京。5月23日，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国人民在西藏同国内外反动势力和分裂势力的斗争虽然仍未停止，但帝国主义分子利用香港在西藏问题上做手脚、搞阴谋已不太容易了。我们不妨用一件小事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利用香港侵略西藏的活动划一个句号：1955年5月29日， 经我西南地区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的英国特务罗伯特·福特，提前获释，经由香港被驱逐出境。〔25〕
历史事实表明，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和分裂我国的神圣领土西藏，曾经利用当时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条件，进行过许多很不光彩的阴谋活动。但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由于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的坚决反对，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了。以夏格巴为首的一小撮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所从事的“西藏独立”活动，没能争取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公开支持，留下的只是失败的可耻纪录。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西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藏族人民正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西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回顾百多年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欺侮的屈辱史，回顾帝国主义利用香港侵略和分裂我国西藏的历史，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在发展，世界在进步，国内外少数仍然与中国人民为敌，试图分裂我国西藏的人，应从香港回归这件事上悟出一些道理。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玉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221页。
〔2〕〔3〕转引自〔英国〕阿拉斯太尔·兰姆：《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罗克斯福特出版社1989年版，第505页，第507页。
〔4〕转引自〔美国〕梅·戈尔斯坦著：《喇嘛王国的覆灭》， 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596页。
〔5〕〔16〕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
〔6〕〔19〕参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 年版，第365页。《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版，第605页。
〔7〕〔9〕李铁铮著：《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夏敏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第137页，第239页。
〔8 〕见西藏社会科学院等编：《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10〕〔11〕转引自〔加拿大〕谭·戈伦夫著：《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玉宝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125页，第128页。
〔12〕〔14〕〔15〕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8—409页， 第410—414页，第409页。
〔13〕《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61 —365页。
〔17〕培根致斯普罗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9卷，第1065页；转引自蒋耘、 时殷弘：《建国前后美国对西藏的图谋》，《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
〔18〕《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 罗克斯福特出版社1989年版，第516、533页。
〔20〕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371／76314F16015，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联邦关系部，1949年11月8日。
〔21〕〔22〕〔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226页，第369页，第488—489页。
〔23〕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25〕〔英国〕罗伯特·福特：《在西藏被俘》，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