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国际贸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贸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入世以后，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曾一度高达20%以上，并于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然而，由于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贸易壁垒频发等因素，中国出口从超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快报数据显示，2012、2013年中国出口增速下滑至8%以下，2014年1-5月份出口同比甚至转为负增长，增速为-2.7%，尽管2014年前10个月份累积出口同比增速升至5.8%，但也难以企及曾经高达两位数的增速。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网站数据显示，韩国2014年上半年对中国消费品增长速度高达9.3%，其中，紫菜增长300%，化妆品和美容品增长320%，金枪鱼暴涨12倍，远远超过中国同期出口和进口增长速度。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背景下，为何韩国对中国出口大幅增长？其背后动力机制又对新形势下中国出口增长有何借鉴意义？ 显然，传统贸易理论强调的要素禀赋、生产效率、规模经济等因素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改变，韩国对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有不同于传统比较优势的新动力。事实上，2014年1-3月，一部源自韩国的偶像剧《来自星星的你》（后文简称《星你》）在中国迅速走红。2013年12月18日爱奇艺和PPS网络平台与韩国SBS电视台同步播放该剧，至2014年2月27日该剧播完为止，中国点播量超过13亿，每日网络搜索高达200万次。据百度百科介绍，截至2016年4月，该剧在中国的网络播放量已超过60亿，成为史上第一部百度指数破400万的电视剧，它被认为是“中国拥有社交媒体以来最被热议的韩剧”。该剧的影响范围不仅局限在网络中，在2014年两会期间也受到有关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甚至在一些重要场合被中韩两国最高领导人提起。韩剧在中国的广泛影响可见一斑。 韩国对中国出口迅速增长与《星你》在中国的热播几乎同步发生，我们不禁要问，二者是否是具有内在经济学机制的因果性事件？如果《星你》的热播是韩国出口激增的原因，其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又是什么？这对新形势下中国出口增长的新优势构建具有何种启发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星你》在中国热播对中韩贸易影响为例，分析文化认同对出口增长的影响方向与影响渠道。本文的创新点有两个方面：从研究角度看，本文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进口贸易增长，这在以往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中较为少见，本文提供了观察中国对外贸易动力的新维度，这在中国出口减速、寻求对外贸易新优势的背景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而从研究方法看，本文以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韩剧作为文化认同指标，这迥异于现有文献中的移民、语言、历史、宗教、价值或心理等指标，为文化认同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同时，我们不仅考察了文化认同对贸易规模的影响，而且分析了文化认同对贸易价格和贸易数量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厘清了文化认同影响国际贸易的途径。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与数据介绍；第四部分是计量结果与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国际贸易决定因素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现有贸易理论讨论了生产效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对贸易发生和贸易规模的影响。随着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领域被广泛重视，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正式制度也在国际贸易领域被广泛涉及，如Levchenko（2007）、Nunn（2007）、Costinot（2009）及李坤望和王永进（2010）等的研究。与正式制度相对应，一些具有软约束力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逐渐被经济学家所重视，如Knack和Keefer（1997）与La Porta等（1997）的研究。按照1993年诺斯在诺贝尔奖演讲中的分析，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规范、传统习惯、自我约束等。遵循Cyrus（2015）的做法，本文将文化定义为非正式制度，其外延包括历史、语言、宗教、价值观、心理特征等。与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类似，文化以及双边文化认同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经验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文献。 理论上，文化认同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贸易成本是广泛存在的，包括地理距离引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多种形式。地理距离降低双边贸易规模是国际贸易的基本结论，但McMallum（1995）发现，当控制了地理距离因素后，一国地区间的贸易规模约为跨国地区间贸易规模的20倍，此即文献中广泛讨论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s）。这意味着国际贸易成本绝非简单的运输成本，还包括更为广泛的成本形式。Huang（2007）将地理距离的作用分解为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认为信息成本至关重要；Blum和Goldfarb（2006）发现地理距离对于通过网络进行的服务贸易依然显著为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信息成本的重要性。Anderson（2004）认为广义上贸易成本包含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中间过程所涉及的所有成本，如运输成本、边界成本、国内零售批发分销成本等，总贸易成本为170%的等价税。进一步，边界成本包括跨越国家边界所涉及的所有成本，包括贸易壁垒成本、语言成本、货币兑换成本、信息成本、契约执行和安全性成本。由此可见，除剔除运输成本外，包括信息成本在内的其他成本形式是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认同虽然对运输成本和国内零售批发分销成本作用有限，但可以降低边界成本。比如，共同文化背景会降低语言成本，包括翻译成本、由语言差异导致的额外成本等；共同文化背景也会降低信息成本，包括信息搜集、信息分析成本；共同文化背景更容易产生信任，从而降低契约执行和安全性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化认同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更多是经验分析，一般将双边文化认同作为双边贸易成本的一种形式引入引力模型展开分析。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有关经验分析文献的总结上。按照Felbermayr和Toubal（2010）的总结，现有文献一般利用移民网络、语言、宗教、历史、价值等指标来测度双边文化认同，下面逐步展开论述。 移民网络是文化认同的基本测度指标。Combes等（2005）认为国际贸易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生产者获取异国消费者的偏好和品味需要支付成本，同样消费者了解别国产品特征和性能也需要支付成本，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非对称性将引致国际贸易的信息成本。Rauch（2001）认为移民和母国有天然联系，对母国消费者和生产者有更充分了解，而且将这些信息带入东道国，从而降低国际贸易信息成本。Gould（1994）、Head和Ries（2001）及Girma和Yu（2002）分别讨论了位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移民对母国国际贸易的影响；Wagner等（2002）讨论了加拿大各省份的移民对各省份与其他国家贸易规模的影响；Rauch和Trindade（2002）则分析了中国移民数量对双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内研究方面，蒙英华等（2015）讨论了移民网络对中国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上述研究均认为，移民网络确实促进了国际贸易。进一步细化分析发现，这种促进作用不但对于差异化产品更明显，而且对移民所在国的出口贸易更明显，这两个事实说明移民网络确实主要通过信息成本渠道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因为差异化产品较同质产品更需要充分信息，而对出口贸易的更大促进作用则说明偏好外溢渠道（preference diffusion）的相对次要性。 共同语言是衡量文化认同的另外一个指标，一般认为，共同语言会通过不同途径降低贸易成本。大部分引力模型一般仅加入共同语言虚拟变量，但并未考察共同语言降低贸易成本的途径。Melitz（2008）与Melitz和Toubel（2014）细致考察了共同语言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机制。按照他们的分析，我们可以通过4种指标测度共同语言，不同指标代表了不同的作用机制。首先是共同母语，这一指标代表了交易双方的种族关联，可以增进双方信任度、降低交易成本。其次是共同口语，这一指标主要代表贸易双方直接交流的难易程度，体现了共同语言的浅层含义。再次是共同官方语言，这一指标反映了两国官方对某种语言的鼓励程度，共同官方语言意味着双方更多书面文件或公共场合具有共同的语言选择。Melitz和Toubel（2014）认为共同官方语言代表了寻找翻译的难易程度和成本高低，更多体现了信息成本。最后，按照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即使两国不存在共同母语、口语或官方语言，但语言之间仍然具有相似度，如韩语、日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贸易成本。总之，语言作为文化的表现形式，共同语言可以增加文化认同，降低国际贸易的信息成本、交流成本和翻译成本等，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也有一些研究考虑了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方言接近程度对双边经济活动的影响，如Flack等（2012）分析了历史上德国地区方言之间的相似性对各地区间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刘毓芸等（2015）讨论了中国各地区方言距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世界价值调查数据（world value survey）也被广泛用来研究文化与经济的相关问题。该数据库从信任、尊重、控制和服从4个方面测算了近100多个国家在1989-2008年期间的价值观念情况，根据该数据库可以构建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接近程度。Knack和Keefer（1997）、La Porta等（1997）、Guiso等（2006）、Beugelsdijk（2006）及Tabellini（2010）等利用这一指标研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uiso等（2009）与Disdier和Mayer（2007）则关注对贸易的影响。 个人心理特征是文化概念的另外一个维度，Hofstede（1980、2001）从规避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男子气概（masculinity）、长期导向（longterm orientation）5个方面刻画国家心理特征，这些指标反映了冒险、独立、平等、攻击性、忍耐性等文化特征，进一步也可以刻画双边国家间的心理接近和文化接近程度。Beugelsdijk和Frijns（2010）、Anderson等（2011）、Aggarwal等（2012）、Chakrabarti等（2009）及Beracha等（2014）利用这一指标研究文化与对外投资的关系，包括投资规模、投资频率、企业并购和投资多元化等。 部分文献也采用了颇具匠心的指标来测度文化认同程度。Felbermayr和Toubal（2010）利用欧洲歌曲大赛双边打分高低来衡量两国的文化认同度，双边打分较高的国家之间文化认同程度也较高；Hellmanzik和Schmitz（2015）利用国家间双边网页访问和网址链接数来衡量国家间文化认同程度，并以此解释国家间文化服务贸易规模。与这些研究的思路类似，一些学者还关注突发或历史事件对双边认同和双边经济活动的影响，Fuchs和Klann（2013）利用达赖喇嘛出访这一外交事件来衡量两国间认同度，并讨论这一事件对双边贸易规模的影响；Che等（2015）则利用日军侵华造成损害程度来刻画中国各地区对日本的心理认同感，以讨论历史冲突对当今中日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从上述文献发展线索来看，早期研究从语言、移民网络、价值、心理等指标刻画文化认同；近期文献更多采用某一文化或历史事件来体现文化认同的内涵，并以此来分析文化认同对双边经济活动的影响。本文沿袭了采用文化事件测度文化认同这一研究思路，强调外生文化事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特别地，本文利用韩国电视剧《星你》热播走红这一文化事件，采用倍差法识别该剧热播对中韩贸易规模的影响，从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认同促进国际贸易的案例，这是对相关经验分析文献的有益扩展和补充。 三、模型与数据 识别《星你》播出对中韩贸易的影响并非易事。理想情况下，我们需要知道《星你》在中国播出前后中韩贸易规模，并且保证影响中韩贸易规模的其他条件不变，只有这样，韩剧播出前后的中韩贸易规模变化才可以完全归结为《星你》的影响。但问题是，韩剧播出前后，其他条件也发生了变化，比如韩国的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形势、中韩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如何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就成为准确识别《星你》作用的关键。 显然，倍差法是处理上述问题的有力工具，核心在于我们要寻找中韩贸易的合理对照组。对照组至少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星你》没有在该地区播出；其二，剔除韩剧播出因素外，该地区和中国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只有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才能保证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倍差”只来源于《星你》播出；更重要的是，只有两者完全相同，才能保证《星你》在该地区是否播出是一个随机事件，而不是由于两地差异性造成的，否则会产生内生性估计偏误。第一个条件容易被满足，我们发现，《星你》在中国与韩国本土是同步播出的，播出时段是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在该时段具有该剧播出版权的只有韩国和中国，因此满足第一个条件的地区很多。 对于第二个条件，我们要找出与中国相似的控制组绝非易事。当然，有一些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处理，比如加入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变量，就可以消除由经济规模或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带来的贸易增长差异。但是有一些因素是无法进行量化处理的，比如两个地区观众对韩剧的偏好程度。举例来说，如果我们选择美国作为对照组，就无法满足第二个条件，我们很难相信美国和中国观众对韩剧的偏好程度是一致的，也许正是由于中国观众偏好韩剧，所以《星你》才在国内播出而不在美国播出，这种情况下遗漏观众偏好就会造成内生性偏误，这也提醒我们应该选择观众偏好类似的地区作为对照组。至此，台湾地区作为祖国大陆的对照组就比较合理，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观众同族同宗同文字，两者对韩剧的偏好程度较为接近。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祖国大陆作为处理组，将台湾地区作为对照组，通过观测2014年1月至2014年3月韩国对祖国大陆、韩国对台湾地区出口贸易的差异性来识别《星你》的影响。我们参照Meyer（1995）与王孝松等（2010）的做法，构建如下形式的倍差法模型：
其中，《星你》播出前后处理组的增长速度变化为
衡量其他因素引起的出口增长速度变化，而γ则衡量了《星你》播出引起的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是我们关注的核心系数。 对于（1）式的估计，一方面由于采用倍差法，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都差分掉了，如产品的技术特征、耐用特征等；另一方面，由于加入了时间固定效应，所有不随商品、不随贸易伙伴变化的因素都差分掉了，比如世界收入水平、经济规模的变化等。 采用倍差法的前提是处理组与对照组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common trends），只有这样，（1）式中γ才衡量了外部冲击的影响，否则γ还包括处理组与对照组本身的不同趋势性，从而导致估计系数有偏。为此我们借鉴Jayachahadran等（2010）的做法，引入时间趋势项，从而控制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不同趋势，如（4）式：
其中，
反映了对照组趋势；
控制了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时间趋势差异性；
反映了冲击影响的动态性。对（4）式估计只能采用月度数据，即2014年各月份的增长率与2013年各月份增长率构成面板数据，其中Post按照2014年1月为界限取虚拟变量，而时间指标time则是连续的月份指标，按照Jayachahadran等（2010）做法，2014年1月为0，2月、3月等顺次取为l、2…，而2013年12月、11月等顺次取为-1、-2…。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4）式中的θ1、θ2事实上控制了韩剧播出以外的其他控制组与对照组差异性因素对贸易增长速度的影响，包括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等。 为了保证回归的稳健性，我们借鉴王孝松等（2010）的做法，加入了既随时间又随产品和贸易伙伴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比如产品初期的贸易规模，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如（5）式：
其中，
是对应增长区间的初期贸易变量，这类似于经济增长中加入初期经济规模，从而展现增长的收敛性。 上述回归中被解释变量是出口增长速度，因此可以分析《星你》对出口的影响方向，但无法研究《星你》对出口的影响渠道。在后续的回归中，我们借鉴施炳展等（2013）的做法将被解释变量进一步细化为出口价格增长速度和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从而分析影响渠道并验证理论机制。 贸易数据来自韩国贸易协会网站（http://global.kita.net/）。《星你》在祖国大陆播出区间是2013年12月中旬至2014年2月下旬，而在此区间台湾地区并没有《星你》的播出版权；《星你》在2014年5月份开始在台湾地区播出①；考虑到韩剧播出影响的滞后性和连续性，并且要错开《星你》在台湾地区播出的月份；最终我们选择时间节点为《星你》开播和播完滞后一个月的数据。具体地，本文分别选取了2012年1月到3月、2013年1月到3月、2014年1月到3月韩国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HS10分位产品出口数据，然后计算《星你》播出前后相同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率。最终，本文获得《星你》播出前（2012-2013年）和播出后（2013-2014年）韩国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口的增长速度，即外部冲击前后对照组和处理组的出口增长速度，从而进行倍差法回归。由于是计算月度的同比增长速度，因此剔除了可能的月度效应。借鉴施炳展等（2013）的思路，我们不仅计算了出口价值量（value）的增长速度，还计算了出口数量（quantity）、出口价格即单位价值量（unit value）的增长速度，从而分析《星你》的影响途径。在此基础上进行计量回归，结果汇总在第四部分。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基础回归结果 表1中回归结果分为两部分，即所有样本和完全重合样本。所有样本包括各月度所有商品样本，这一样本的好处在于最大限度的保留原始数据。然而，韩国对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出口的商品种类未必完全相同，而且在不同月份出口的产品种类也未必重叠，为了增强处理组与对照组增长率的可比性，我们又将样本限定在韩国所有月份、对两个贸易伙伴均出口的产品种类进行回归，即完全重合样本，这样做虽然可以增加可比性，但会损失大量数据。考虑到两类样本各有优势，我们保留了基于两类样本的回归结果。 表1的回归（1）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我们发现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为0.079，意味着《星你》播出前后，祖国大陆进口韩国商品的增长速度变化值较台湾地区高7.9%，这是一个同时具有经济和统计显著性的结果。Treat系数为-0.066，说明《星你》播出前，祖国大陆比台湾地区进口商品的增长速度要低，幅度为6.6%，即2012-2013年对应月份区间内，韩国对台湾地区、祖国大陆的出口增长速度差值为6.6%，因此如果没有《星你》播出和其他因素影响，2013-2014年对应月份区间内，祖国大陆从韩国进口增长速度较台湾地区应更低一些。Post系数为-0.084，即其他因素对韩国出口增长速度的平均影响为-8.4%，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下滑的事实。
回归（2）是利用公式（4）进行回归的结果，其好处是控制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趋势差异性，从而满足倍差法的同趋势要求。我们发现加入趋势差异性因素后，Treat×Post的回归系数增加为0.859，这进一步加强了《星你》影响的经济含义，即祖国大陆进口韩国商品的增长速度变化值较台湾地区高85.97%，远高于回归（1）中的7.9%；Treat系数绝对值也增加了很多，说明在《星你》播出前中国的进口速度比播出后低很多，这或许是由于2012-2013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所致；Post系数不再显著，说明在考察区间内，台湾地区的进口增长速度变化并不显著。因此，从回归（2）的结果看，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Treat×Post的统计显著性是稳健的，且经济显著性大幅度提高。进一步，time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在2012-2014年区间内，台湾地区自韩国进口速度并没有显著的增加或减少趋势；Post×time显著为负，这说明相对于台湾地区而言，祖国大陆从韩国进口速度在2012-2014年区间内呈现减弱的态势，这与中国整体上对外贸易发展速度下滑的实际情况一致；换言之，Post×time事实上控制了台湾地区和祖国大陆从韩国进口速度因素差异性的其他影响，包括经济增长态势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是，Treat×Post×time系数显著为正，如果说Treat×Post系数衡量了《星你》播出后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口增长速度水平值的差异性，Treat×Post×time系数则衡量了《星你》播出后祖国大陆较台湾地区进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其说明《星你》播出不仅提高了祖国大陆的进口增长速度，而且该作用在本文考察区间内递增。从回归（2）的结果看，考虑了处理组和对照组时间趋势差异性后，《星你》播出对中国进口增长速度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这意味着《星你》播出的贸易促进效应是明显且稳健的。 考虑到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初期进口规模的差异性，我们在回归（3）中加入了
变量，该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初期贸易规模越大，后期贸易增长速度越慢，这类似于经济增长中的收敛性。加入初始贸易规模这一因素后，Treat×Post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进一步，回归（4）～（6）是针对完全重合样本进行的回归，我们发现所有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变化，但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样本完全重合导致可比性增加所致，不再赘述。 （二）影响途径分析 下面我们分析《星你》影响中韩贸易的途径。借鉴施炳展等（2013）的做法，我们主要分析《星你》对数量和价格两方面的影响。表2报告了《星你》播出对价格影响的回归结果。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本文原始数据是韩国对两个贸易对象的出口值，而不是两个贸易对象从韩国的进口值，因此对应的价格应该为韩国出口产品的FOB价格，《星你》播出对出口价格影响在这里就表现为贸易成本下降对韩国出口产品FOB价格的影响。在回归（1）和（4）中，Treat×Post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韩国出口企业可能调整产品成本加成（mark-up）来获取更高利润从而抵消贸易成本下降效应；但是从回归（2）、（3）、（5）、（6）的结果看，Treat×Post系数的显著性并不稳健甚至符号由正转为负，说明韩国出口企业调整成本加成的机制并不成立，这可能是由于韩国对中国出口占中国总体进口比重较低、但占韩国出口比重较高所致。换言之，韩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势力并不足以使其调整成本加成增加出口利润。从其他变量看，几乎所有变量都不稳健显著，这意味着韩国出口企业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定价水平、定价策略存在一致性。表3进一步汇报了对数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我们发现Treat×Post系数相对稳健为正，这主要是由于贸易成本下降，而韩国出口商品的FOB价格并没有调整，导致中国消费者面对的到岸价格下降，从而最终韩国进口品在中国的销售价格下降，引致进口数量上升。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和表1结果高度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总结对数量与价格影响的回归分析，我们认为《星你》播出主要通过数量途径提升了韩国出口增长速度，而对价格并没有显著影响，韩国出口企业也并没有面对贸易成本下降进行成本加成率调整。 （三）影响差异性分析 上述分析集中于对所有产品的分析，下面本文按照Rauch（1999）的方法将样本分为差异化产品和同质产品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我们发现表4中差异化产品的结果与表1结果类似，《星你》播出确实提升了差异化产品的贸易增长速度，但是对同质产品影响并不显著。差异化产品价格形成需要进出口双方进行充分沟通，要详细了解产品的“差异”之处，因此需要支付较高的信息成本，《星你》播出恰好降低了信息成本；而同质产品的价格形成往往由参考价格（reference price）或者国际大宗市场机构（organized markets）决定，因此受信息成本影响很小，自然《星你》播出的影响有限。事实上，Rauch（1999）与Fink等（2002）也发现同质产品受共同语言、共同宗教等代表交流、搜寻等信息成本的影响小很多，而本文通过韩剧《星你》变量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四）稳健性检验 在上面分析中，我们利用2012-2013年和2013-2014年各年度1-3月份的韩国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口同比增长速度进行分析，发现对祖国大陆出口速度变化值高于对台湾地区出口速度变化值，我们将两者差距归结为是受到《星你》播出的影响，该影响为正，即使加入时间趋势和初始值后也依然稳健。但问题在于，或许这种发现只是一种巧合，或许有一些其他不可能观测的因素造成了这个结果，可能即使没有韩剧《星你》的播出，这种增长率变化的差异性也依然存在。为了验证上述猜测的可能性，我们进行了反事实分析。我们首先考察在没有《星你》播出的情形下，韩国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为此，我们选择《星你》播出前的2011-2013年各年度1-3月份的韩国对两者出口规模的同比增长率，采用与表1类似的步骤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
在表5中，我们重点关注Treat×Post变量，我们发现这一指标在所有的回归中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在没有《星你》播出的2011-2013年间，祖国大陆自韩国进口增长速度要慢于台湾地区，这与表1的结论截然相反。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没有《星你》播出，2013-2014年祖国大陆自韩国的进口增长速度要低于台湾地区，由此验证了韩剧《星你》播出对2013-2014年间祖国大陆自韩国进口增长的必要性。 类似于表5的分析，自2014年5月份，《星你》开始在台湾地区地区播出，而在祖国大陆的热播高潮也逐渐趋缓，《星你》的播出对中国进口的影响可能变弱。我们猜测可能在此区间上，表1的结果无法呈现。为此我们进一步选择了2012-2014年4-6月份的韩国对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出口数据按照表1的步骤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我们发现Treat×Post变量或者为负，或者不显著，这进一步说明表1的结果确实依赖于《星你》播出这一事实，剔除《星你》在祖国大陆热播这一因素，祖国大陆自韩国进口增长速度同台湾地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性。 表5和表6的结果表明，《星你》播出是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进口增长速度差异性的必要条件，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他外生事件对中韩贸易的影响，表1的结果可能混合了《星你》和其他事件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或许单独《星你》播出并不能构成两地进口速度差异性的充分条件。为了论证其他冲击的可能性，我们选择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韩这一外交事件，国家元首的访问应该是影响力较大的一个冲击。考虑控制时间趋势项、外交访问效果的滞后性两个因素，我们选择了2012-2014年7-9月份数据按照表1的步骤进行回归，结果见表7。
表7中，Treat×Post系数除回归（1）外均不显著也不稳健，说明这次外交事件在本文考察期内并没有对中韩贸易产生显著影响。这或许受国家领导人访问目的影响。事实上，相对于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英国的庞大企业家随行团而言，陪同访问韩国的企业家名单很难在权威新闻媒体中获取，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次外交活动的经济目的较弱。当然对于这一外交访问影响的深入讨论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但表7的结果至少表明其他的外部冲击不足以支撑表1的稳健性结果，说明韩剧《星你》的热播本身足以促成中韩贸易增长这一事实。 五、结论、问题与政策含义 伴随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已经从过去的两位数过渡到个位数。中国出口正在出现从超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变，如何发掘新形势下中国出口新优势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首先观察到《星你》热播与中韩贸易逆势增长的两个同步现象，然后基于文献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化认同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数量促进双边贸易规模增长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倍差法和10分位贸易数据验证了理论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星你》播出提升了中韩贸易增长速度；从渠道看，《星你》播出主要提升了贸易数量的增长速度；分样本回归则显示，《星你》播出对差异化产品的作用更加显著。上述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对于本文结论的解读需要强调两点：其一，本文结论并不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我们的研究表明《星你》播出促进了韩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部影视作品的流行都可以推动贸易增长，也不意味着一部影视作品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可以推动贸易增长，本文结论仅对《星你》在考察范围内成立。因此，本文结论更多具有相对性和启发性，而非一般性和普适性。其二，文化认同可以促进贸易增长，但本文并没有关注其相对重要性。显然，影响贸易增长的因素包括众多方面，如技术条件、要素禀赋、规模经济、贸易成本等，文化认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本文重点在于证实文化认同对贸易增长有作用，但并没有关注这一作用同其他因素相比的相对重要性。本文没有否定传统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决定性作用，只是强调在传统因素之外，一些突发性事件所代表的文化认同也是促进贸易增长不可忽视的力量。 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更多是启示性的。目前在内外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背景下，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有利于贸易规模增长，这应该是中国作为文化古国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中的比较优势。事实上，政府早已注意到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性，早在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本文的研究表明，文化发展不仅事关民族精神空间，也可能是未来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本文曾先后在南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进行宣讲，作者感谢所有与会人员的批评与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忽略了台湾地区可能的盗版情况。事实上，即使考虑台湾地区存在盗版情形，由于盗版的非法性，《星你》在台湾地区的普及程度应远低于同期祖国大陆，因此《星你》在祖国大陆的流行程度远高于同期台湾地区，应该可以忽略台湾地区盗版导致韩国对其出口增加的可能性。进一步，如果台湾地区盗版引致韩国对其出口增加，（1）式对韩剧效果会存在低估效应，但后续分析结果表明在存在低估的情形下Post×Trea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本文的结论在考虑到盗版情形后会进一步增强而不会反转，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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