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莉#183;M#183;尤因斯的《辛亥家书》（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书论文,尤因论文,埃米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书四
亲爱的家人们：
那天，拉滕伯里(Rattenbury)先生进来吃午饭时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天啊！这真是一团糟。”确实如此，上周我们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经历了这次事件，我觉得长大了许多。星期一（10月30日）和星期二（10月31日），事情看来有希望了。星期三（11月1日）早上，我们在吃早饭时，传来的消息令我们十分高兴，革命党人占领了好几个地方。尽管清军有精良的装备，革命党还是在汉口站住了脚。拉滕伯里先生和我一样，愿意为革命党人的事业做点贡献，至少我们可以用激烈的言辞来表达我们的支持，我们真的非常高兴。早饭后，其他人出去筹集粮食，我和贝尔卷绷带。我们刚刚开始工作，布斯先生和拉滕伯里先生进来，他们神情严肃，似乎听到了什么可怕的消息。他们说：清军决定放火烧汉口，清军已经在向城里扔炸弹，整座城市很快就会火光四起，最后被烧成灰烬。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感受，我们在汉口的驻地位于城的最边缘，里面还有不少人，盲校里有六十多个盲童，男士医院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伤员和病人，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妇女医院里也有几个病人，四个年轻女护士就住在附近，也根本回不了家。布斯小姐收养了一个名叫朱迪(Judy)的小姑娘，还有几个仆人等。除了那些人，还有几个携带家眷的教师和牧师们。布斯先生立即去找清军首脑，得到的答复是：停火三小时。这期间一队人马被派往教会驻地，把那里的病人接过来。人们找到一艘小艇后，布斯先生、拉滕伯里先生和另一位男士志愿出发去救人。他们带了五十来位中国人作为红十字会人员，让他们把那些无法行走的伤病员抬到小艇上——大约几分钟的路程。他们出发后，顺利地驶入汉江。尽管已经得到保证，艇上也有红十字旗，他们还是遭到两岸的枪击。他们继续前进，几乎到了武神庙，即教会驻地。枪炮声越来越密集。另外，大火也烧到了汉江边。当救援队要靠岸时，船身几乎着火了，中间的发动机也坏了。炮弹不断地落在船的四周。他们只得掉头，这时，船身几处起火。布斯先生说：尽管他们（他和拉滕伯里先生）愿意冒险，但仍然不得不顾及那些随行的中国人。而且大火像一堵墙，挡住了船行的方向，根本过不去。布斯先生的表情我终身难忘，他们一回来我就看见了他，他的精神是完全垮了，我们大家也绝望了。其他从武神庙回来的人的情况也很糟糕。贝尔和诺拉一想到妇女医院的病人们就非常难受。而布斯先生则担心男士医院的伤病员们，克莱顿先生也为盲童们担忧。我们不时地出去看一下火势。大约中午的时候，风向偏了一点。浓烟飘向另一边。我们看到男士医院房顶上的红十字旗，但我们看不到房子。不过我们想既然旗子还在，房子应该不会被烧得太厉害。
白天的情况如此糟糕，晚上就更可怕了。汉口有八十万居民，而全城的三分之二在燃烧。大火蔓延约有三英里长，火焰不断地升高，大火在城市的上空形成一片红云。火苗迅速伸向邻近的房屋，一会儿又是一片新的火海。我们发现，教会驻地的附近没有火光。我们祈盼它能幸免。假若如此，那真是一个奇迹。我们坚信上帝会伸出仁爱之手。我们从来也没有在一天内做如此之多的祈祷，而事实上我们做了。我们几乎没有停止过祈祷。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
临近早晨，火势减弱了。另一组救援队在十点左右出发，这次他们从陆地上过去。我们真想去帮忙，但别人不让我们去。当盲童们排着队过来（后面还有其他人）时，你们会想象到我们的喜悦心情。在这一天里，整座房子嘈杂一片，混乱不堪，可是大家都非常高兴。我们把所有的人做了区分。当然男士们做统筹安排，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四处帮忙。我和诺拉帮克莱顿先生带盲童去伦敦会医院，医院就在租界的边上。我们的行动必须小心翼翼，克莱顿先生非常谨慎地带着我们在江岸上走，那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我和诺拉都没戴帽子，我还穿着一双旧拖鞋，走起来噼啪地响。我们没有时间准备，我的头发也没梳理，诺拉更是披头散发。我冲下楼梯时，克莱顿先生把我们安排进队伍里。我用一只手拉着三个盲童，另一只手抱着铺盖卷，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形象。回来的路上，克莱顿先生为了安慰我，他告诉我说，他看到有人对着我拍照片。
这真是一个奇迹，只有一个老太太走丢了，估计她会是安全的。大火烧毁了驻地，克莱顿先生的厨房也被部分烧毁了，但没有人受伤，其他的房子也安然无恙。星期五（11月3日），另一组队员去找粮食、毯子和其他的东西。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遭到了袭击，有人向他们开枪，不知是否有意，但大家都平安地回来了。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了，尽管还有一些革命党人在四处活动，但清军占领了汉口，每天晚上都有枪声响起。前一天晚上，武昌的要塞打来炮弹，轰炸了一个仓库，就在江岸码头的一边，那里住着清军的许多官兵。我们都希望清军就此完蛋，因为清军士兵不断在那里开枪打炮，已有好几个中国人被打死了。有两个就死在我们的大门前。幸运的是，外国人早已撤走了。
星期六（11月4日），我们都去清政府的中国邮局分检邮件。这是件高兴的事，我们都愿意做。所有的中国职员都逃走了，所以负责此事的外国人乐意去做。星期天（11月5日）一切平静，我们去美国教堂做了礼拜，晚上又去了伦敦会教堂。我忘了告诉你们，星期六那天，诺拉做了姜汁面包和太妃糖。准备过11月5日的节日，那是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日。我们想可能还会在混乱中过一段时间。星期一（11月6日），我最急需的是买一顶过冬的毡帽。这里有两家布店，他们什么都卖，我们讨价还价（在中国就得这样）买了一块布料，修女帮我裁剪，贝尔也很喜欢。我想这大概是挺不错的，帽檐上有一条黑色的飘带和一个蝴蝶结，我认为这种法国式非常漂亮。无论如何，它很适合我。
因为身体不舒服，我在星期二（11月7日）睡了一天。我似乎得了神经衰弱或其他什么病，总觉得头昏眼花的。星期三（11月8日）我的身体稍有恢复，就和贝尔去了法租界的墓地。我去祭扫了戴维·希尔(David Hill)的墓，还有玛格莉特·贝尼特(Margaret Bennett)（注：原注：上一代传教士。特别是戴维·希尔，他推动和普及了循道会。）的墓。这样做要比几年来做的事更能使我的心情好转，并给我不少的帮助。
昨天（11月8日）的消息令人吃惊。清军又宣称要轰炸武昌，并把大炮摆到了英租界的后面。突然有几发炮弹从武昌飞来，也不知是要打什么目标。门和窗被震得直响，但没有任何伤亡和破坏。我的私人物品（书，画片和一些照片等）都在武昌，我根本没想到还能见到它们，假如它们能回到我的手中，我会感到既高兴又失望的（注：原注：她真是这样认为？抑或是一个玩笑？）。如果我手上只有几样东西（主要是照片），我并不在乎。但是拉滕伯里先生说，如果有机会，他会把我最珍爱的东西取回来。
今天，我们吃午饭的时候，有一个男人被枪弹打中，他当时正在我们住房对面的一条小船上。布斯先生跑出去把他救了回来，送到附近的医院里。好了，我要停笔了。我该学习了。现在战斗暂时停止，绷带的需求量也减少了。革命党的事业也望成功，这些你们可以从我的信中看到。袁世凯现在要想“议和”，但黎元洪将军非常谨慎，有再好的允诺也说服不了他。如果真是这样，革命肯定能成功。中国将会有一个得体的政府，前景将会十分辉煌灿烂。用斯托基(Stalkey)和克(Co)的话说：“哦，美妙的日子，calloo,calley。”现在我真的不能再写了。
带给你们我所有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911年11月9日
于汉口 循道会
家书五
亲爱的家人们：
又是一个星期日（11月19日）早晨，我们还在等待着革命的成功。整个晚上，到处是激烈的枪炮声，自开战以来，这是最激烈的一晚。我在午夜时才睡着，可一会儿就被一场恶梦惊醒，再也睡不着了。我听到炮弹的飕飕声，甚至听到了近处的炸弹呼啸声和落入水中的声音。半醒半睡中，我想着我身体的那一部分最容易受伤。我记得克莱顿先生说过：只要脑袋是完好的，身体的其他部分无所谓，不必过于担忧。但克莱顿先生也说过：“人没了脑袋怎么办？”不管如何，一个晚上又过去了。我们发现大家都平安无事，脑袋和躯干都完好无损。本周的前几天非常平静，只是偶尔有几发炮弹从武昌的革命党那里飞来，轰炸清军官兵住的仓库。仓库就在江岸的尽端，离我们约三百码左右，你们能想象出它的位置。最后，经过两天的交战，清军把仓库烧掉了。
从星期五（11月17日）晚上开始，革命党人又有了大的行动，他们切断了清军装备和军火的后援，并试图从三面包围清军。沙元帅统领的舰队已经反戈，加入了革命党的行列。据称已经安排好，它们（那些舰船）将从九江的锚地出发，沿江而上，从江上轰击清军，然后陆军从地面发起进攻。水陆联合作战计划在昨天（11月18日）开始，但是由于舰队未及时赶到，战斗计划搁浅了。我们担心：假如舰队不能加速并赶到指定地点，清军知道这个计划后，会突然发动进攻以击退革命党人。
星期五（11月17日）早上，我们登上弥撒会（注：原注：R.T.S.=Religious Tract Society.译注：弥撒会，即中国宗教弥撒会(Chines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成立于1844年，1894年与华东弥撒会(East China Tract Society)合并，改称中国弥撒会(Chinese Tract Society)。）楼顶，清楚地看到一排排清军的大炮。在一所英国小教堂做了弥撒后，克莱顿先生带着我和贝尔登上商务大楼的房顶，我们看到了整个内城。城内是一片被火焚烧后的废墟，但我们的心情倒并不因此而感到沉重。楼顶有一个英国士兵在瞭望，他对中国人的打仗方式嗤之以鼻：“炮弹，哼，这也叫炮弹。”他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道：“你就是坐在炮弹的旁边，它也伤不了你。有的人说炮弹会爆炸，我怎么没见过。”我们对这个士兵的话感到怀疑，我们在去伦敦会不久，就看到一颗炸弹击中一所房屋，在墙上留下了十七处弹孔。
昨天（11月18日），来了一大批四川（注：原注：四川，湖北西部的一个省份。）难民。他们的突然出现使我们非常兴奋，可怜的人真是吃尽了苦头，我们让其中三十人过了夜，你们可以想像我们如何地忙碌。今天他们出发去上海了，他们对此非常满意。他们大多数人是加拿大卫理教(Canadian Methodist Church)的信徒。
今天（11月19日）是快乐的日子。从英国又来了一批信件和包裹，诺拉收到一箱可口的饼干和蜜饯。这些是在休假的古奇(Gooch)小姐寄来的。东西塞了整整一箱：巧克力、蛋白杏仁糖、果汁奶糖和透明水果饼，全都产自英国。我跟你们说，我坐在诺拉的床边，真羡慕死了，我都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也许只能用弗雷德(Fred)（注：原注：埃米莉的哥哥。）的话最确切，这是他年轻时对一位英雄的评价：“太棒了”(them was good)。帕特送给我一些太妃糖和一本来自上海的书。她是想让我分享快乐。她真好。
我期待着我的圣诞礼物。汉口有许多我们的人，为了他们，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圣诞晚会。克莱顿先生的盲孩们都在那边，另外还有其他人。我真希望属于我的圣诞礼盒已经寄出。礼盒一旦到了上海，格迪(Gedye)太太会马上转寄给我，我就能马上拿到。我开始写这封信时，战舰已经到位了，正在向清军的大炮阵地开炮。我们期待着清军大炮全都被炸毁。一艘小小的鱼雷快艇冲出岸上炮火交叉的火力网，驶向武昌。在行驶过程中，可怜的小艇机舱被击中，但它还是勇敢地向前冲，最后到达了安全地带。我和贝尔本周继续我们的学习，贝尔昨天参加了考试，我想下星期六（11月25日）参加我自己的《三字经》考试。如有可能，我们想一起考。
我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告诉你们了，整个一周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最可怕的是，那一天我们去市场买肉，找不到包肉的纸，后来我和贝尔只好用细绳扎猪肉，拎着回家。
好了，不能再写了，下周再谈。我希望你们和我一样快乐。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911年11月19日
于汉口 循道会
家书六
亲爱的家人们：
我再次坐下来写我的周记。我写得非常零乱，因为我不得不分几次写完。今天（11月26日）早上，我想去教堂，然而我并不愿意做礼拜。本周内，这里到处是枪炮声。清军试图占领汉阳。革命党人则努力重新夺回汉口。到了周末，革命党占了绝对的优势。尽管汉口还在清军的手里，但不时有一股股的革命党人过江来偷袭，他们给清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据估计，本周内有几千人的伤亡。革命党人全方位对汉口发起进攻时，枪炮声响成一片，非常可怕。
本周，我们收到了从报道有关这场革命的报纸上剪下来的简报，感到十分可笑。整个晚上，我的肚子都有点痛。我希望你们能多寄一些内容过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惟一留在武汉的英国妇女，许多伦敦会的女士、内地会（注：原注：C.L.M.=China Inland Mission(Anglican)。译注：内地会，总部设在伦敦(Newington Green,Mildmay,London.N.),1866年入华，1907年统计有信徒8867人。）的几位妇女、几位外国平民的夫人、还有几位在美国教会工作的英国妇女也都在这里，所以我们都成了报纸上的女英雄。另外，我、诺拉和贝尔最近没做什么护理工作，我们要时刻准备好，去护理受伤的外国人。因此，我们除了卷绷带，没有直接参加护理中国伤员。我可以告诉你们，读了报纸上赞扬我们的文章，心情并不好。修女艾丽斯倒还好，她在负责一个医院的护理工作。由于拜尔斯(Byles)医生病得很厉害，已被送回英国治疗，所以贝尔在本周被派去负责汉口的伦敦教会妇女医院的治疗工作。这样，我们突然也有了大量的工作，我和诺拉变得心情沉重起来。大批的伤员涌向医院。一天下午，修女下班休息了，我们到国际医院去兼管一下。一开始，我们的工作并不多，大约有七十几位伤病员在恢复中。但是不到一个小时，伤员们被分批送了进来。诺拉不得不到手术室去帮忙，而我则在外面尽一切可能地工作。中国人通常用担架把伤员抬上楼梯，然后就放在楼梯口的空地上，因此，楼梯口一会儿就挤满了伤员，后来者只能躺在地板上。担架员只能跨过地上的伤员，给新来的伤员找地方。最后，担架只能被竖起来，让伤员靠墙站着。我努力地维护着秩序，首先让他们把伤员抬到走廊的尽头，然后坚持要他们把重伤员的担架放在地上，让所有手脚和脸部受伤的人都有地方坐下。修女回来时，我已经收了四十八位伤员。到了晚上，我们整整收了一百多人。我负责把伤员送进手术室，铺好床，等着他从手术室做完手术出来。很快所有的病床都睡满了伤员，铺床的草也用完了，床单也没了，后来者只能躺在地上铺的麻袋片上。那些可怕的情景我就不说了，但我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如果我能承受那个下午，那么在中国就还没有能使我精神崩溃的事。那简直是可怕。
昨天（11月25日）早上和下午，有些时候我很忙。上午我和修女在一起，下午她去休息一会儿，有一个伤员被送到手术室去包扎伤口，我忙着铺床。可怜的人们！医生用氯霉素处理伤口，伤员们的尖叫和呻吟声令人心碎。整个医院都乱糟糟的，根本理不干净。新的伤员不停地运到，我们下班前又有二十几个伤员进了医院。你们简直难以想像这些中国伤员多么地肮脏。我们又没草铺床了，你们不妨想像一下这些所谓的病床。当然，这比把伤员丢在战场上要好多了。他们非常勇敢，他们毫不犹豫地承受着痛苦和死亡，这使外国人汗颜。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养好伤，重上战场，这就是革命党人的特别之处。
只要有空，我就不断地读书学习。昨天晚上，我参加了考试。试题并不难，可我犯了好几个不该有的错误。我要把孔夫子的有关孝道的几句话译成英语。不知怎么搞的，我写的一篇作文“忠诚”。我应该写“忠”字，而我在开始时写了错别字“寺”。后来我发现了这个错误，真是恨死了自己。当然其他部分做得还不错。我不得不停笔了，还有许多圣诞卡要写。午饭后我还要值班。我祝你们过上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和新年。我会很想念你们的。送上我深深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911年11月26日，星期日
于汉口 循道会
家书七
亲爱的家人们：
此信只想告诉你们我一切平安快乐。我不可能写一封长信，我的时间每天都不够用。现在是星期日（12月10日）晚上，我想尽可能写完三封信。本周，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因为我要复习应付昨天的那场考试。但在星期四（12月7日）晚上，修女爱丽丝也病倒了。整个周末，我一直在照顾她。她的喉病引起了败血症。所以一开始，我们以为她这次病得不轻，但她却很快康复了，今天已经起床，我们为她而高兴。据说，现在这段休战期能继续维持两周。我们目前平安无事，我们十分希望和平能出于双方的意愿。两边派出的代表正在磋商。但清政府一天不被推翻，革命党就绝不言和。
上周，我去武昌住了一夜，是阿伦(Allan)先生和拉滕伯里先生带我去的，我借机收拾了我的物品。我们的驻地看起来糟透了，荒芜一片，房间里十分肮脏。我开始以为许多东西肯定丢失了，可是我高兴地发现仅丢了一块手表和一条项链，妈妈的婚戎和我的化妆盒都在。我把心爱的物品装了一箱，并带了回来。我们的回程颇费周折，我们先在离城较远的地方登岸，走上一大段路才到城墙边，又沿着城墙绕了一大圈后，才进了东门。这里离我们的驻地最近。平时，东城门白天开放，夜晚关闭，人人都可以自由进出。但现在城门总是关着，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随便进出。城门口有士兵把守，如果有人想混进城内，一经发现，就会立即被处死。
高级中学校舍已成了红十字医院，我去那儿的唯一可能就是做护理工作，那是肯定的，假如我帮不了什么忙，我也不会去。但假如不去，我就可以完成本周的考试。当然我不会感到遗憾。
我在挂念着我的圣诞礼盒是否已经寄出，至今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三周内我也没有收到家人们给我的信，所以我不知你们寄了还是没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已决定寄圣诞礼物给我。
我们期待着这个快乐的节日。领事已允许女士们回到汉口，尽管他没让我们再回去工作。我们的女士们都将住在租界内，未婚的姑娘们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全都非常高兴。
我又不得不停笔了，我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更多的爱送给你们。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911年12月10日
于汉口 循道会
家书八
亲爱的家人们：
我想我应该给你们写信了。自从我寄出那封可传阅的信后，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我恐怕是越来越懒于写信了。当你做了三年的传教士后，你就会有使你“和蔼可亲”的“同感”。然而，今天一个合适的头痛病让我卧床休息，所以我就利用晚上写几封信。
我想详细告诉你们有关纪念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一个周年庆祝活动。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都将10月10日那天作为庆祝日，而对武昌则是更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你们还记得这里爆发的那场革命的经过吗？许多人在讨论如何庆祝这个节日。最后，某个人或组织提出一个快乐的建议。武昌有座大庙宇，被称为皇庙。在旧时代，每年仅使用一次，当地的官员到皇庙去，在象征皇帝的牌匾前跪拜，表示对皇帝（天子）的尊敬。这个建筑物呈阶梯状，逐层递增。走过层层台阶，就可以来到以前置放皇家牌匾的神坛，台阶的中央是几块平坦的石板，以前只有皇帝和大官才能在上面行走。整个建筑物被漆成红色，与中国其他庙宇一样，相当俗气。但这毕竟是武昌惟一的皇庙。
然而，一些聪明人想出了好主意，把皇庙变成纪念革命英雄的场所。这个建议被采纳后，准备工作也启动了。建筑物被改漆成灰色（如果你仔细看，肯定还能发现原来的红色）。它的四周插满了共和五色旗，也装饰了电灯，整个建筑物变得非常辉煌艳丽。人们安排了一天的庆祝活动，其中有一场冷餐会，招待所有曾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外国朋友。每个外国人都收到了邀请信和节目单（第一个节目就是在皇庙举行的大祭奠）。但很可惜，许多外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受到邀请而不愿意参加，他们害怕会有一场反对黎元洪将军的抗议游行。几天前，就有一批士兵闹事，结果有一百多人被公开处死。
我们在租界领事馆开会讨论是否参加庆祝活动，最后，只有几个人愿意去。拉滕伯里先生带着我和格兰德(Grand)小姐于九点左右出发去皇庙。我们对中国的习俗不甚了解，我们穿着教服，结果，这样的穿着却十分得体，我的帽子非常适合喜庆的场合。前一天晚上，我在领事馆的朋友们的建议下，自己裁剪缝制帽子，帽子里塞满了报纸。做完以后，我发现丝绸上有一个洞，看得见里面的报纸。我不得不借了一个大别针，遮住这个洞。大家都说帽子很漂亮（当然不是那个洞）。我们赶到了皇庙，大批的人群堵住了街道，等着宾客的到来，中国绅士们穿着西式服装，戴着礼帽，或是西服上装，或是英式软帽和花呢服装，脚蹬高帮皮靴，有的步行，有的乘马车而来。啊！在中国已经没有人坐轿子了。没有华丽的丝绸官服和衣着漂亮的随从们。我们推推攘攘地往前走，最后到了有士兵站岗的地段。这里道路畅通，从这里开始，我们感到了有趣和快乐。我们的两边是持枪的士兵，前面是军号队。在入口处，庆祝活动的组织者出来接待了我们，引着我们走上中央的台阶。我们这些平民的脚踩在了以前只有皇帝才能走的石板上，一直走进了内厅。我们被安排在祭坛的右边，观看整个祭奠活动，场面非常壮观。我们从上面看下去，几个形状各异的院子里，在阳光的照耀下，各种颜色争奇斗妍。到处是共和旗，红、黄、蓝、白、黑色的条纹依次排列。皇庙里的士兵全是曾受过伤的革命党人，我们碰到了许多老朋友，他们认出了我们，这使我们非常开心。他们告诉伙伴我们的身份以及与我们交往的经历，并竭力想让我们知道他们的身体恢复情况。有一位肩部曾受伤的士兵，当时在医院每天给他换药时，他都会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现在他显得既自豪又兴奋，他还拿起筷子给我们看。
我们没等多久，仪式就开始了。皇帝的牌匾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三张大照片，上面是在革命爆发前三天被杀害的烈士。照片下有几张祭桌，桌上摆着各式菜肴，全羊、全猪、全鱼、大肉大菜，以及酒和茶等。人们用这些祭奠烈士的英灵，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不感到饥饿和寂寞。祭坛的两边站着总统、副总统、国民议会以及陆军和海军的代表们。他们大声地念着祭文，怀念这些英雄们。然后全体人员在烈士的遗像前三鞠躬后离开了。所有在革命中受过伤的士兵过来致哀。最令人激动的是一队儿童，他们全身着黑，抬着常青树枝编成的花圈在遗像前鞠躬，他们都是众多烈士的遗孤。所有烈士的名字被刻在竖于皇庙周围的石碑上。
参加仪式的外国人只有十一位。我和格兰德小姐是仅有的两位女士，但我们看到许多中国女士，我们幸运地看到了这一切。显然，中国政府以官方的名义认可了这次祭奠活动。我们离开皇庙后去参加冷餐会。街上一片喜庆气氛，如同外国的假日一样，但又带有中华民族的自豪和兴奋，这一切对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招待会很特别，但也很欢乐，许多外国人也从汉口赶了过来。招待会上有几个祝酒辞和讲话，场面十分热闹。开始时那里没有椅子，但招待会过半时，有人搬来了一些椅子给女士们，我们当然表示感谢。招待会上还有人做讲演。最吸引人的是一位宋小姐（注：译注：原文Miss Sen.），她为中国妇女们呼吁，并感谢所有教会的外籍妇女们。因为她们为中国妇女提供了受教育和得到有关帮助的机会。
三点时，我们去了黎将军的衙门。这些日子里，由于安全得不到保证，他没有参加公开的活动。接见计划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他只在家中接见外国人，那里有精心挑选、精干帅气和训练有素的重兵把守。黎太太也陪同接见，但我却为她感到难受，她是一个害羞、腼腆的女子，尽管她是原配夫人，可看起来却疲惫得很，毫无生气。别人给她穿上一套不合体的西服，使她显得浑身不自在，对她这么一个中国小美人，简直是折磨。我们许多人都有同感，真的，我们还是感到已经生活在“新的”中国，中国的妇女可以在家中接待客人，能与男人们平起平坐了。
你们能为中国祈祷，你们能继续为中国的妇女们而祈祷吗？愿她们能平安走过这段危机四伏的时期。由于没有知识，她们中已有不少人的生活遭到破坏和毁灭。我们参加完招待会后，穿过喜庆的街道，穿过人群回到家中。我们有的在想，将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一年前，你们为我们将会遇到的危险而祈祷，你们的祈祷起了作用。现在你们可以为整个中国而祈祷。我期待着你们中的一些人能来中国。你们可能会争着来的。
我已经没有时间再谈谈我的工作了。下次我会再写信给你们的。我必须停笔了。
给你们我所有的爱！
爱你们的 埃米莉
1912年11月3日
于武昌（注：原注：无论是谁保存了这些家书，显然就是保留了辛亥革命及其周年纪念的记录。（埃米莉）还有许多写于1911年12月至1912年之间的家书。但此封家书表明埃米莉已回到武昌工作，她的确给那场革命事件作了独一无二的记录。读着如此清晰和身临其境的家书，已无需再作更多的说明。）循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