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晚年清代学术史研究之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晚年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3-0029-06
梁启超晚年潜心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尤其是后两部论著，可视为梁启超在学术思想史方面的代表作。相比较而言，《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清代学术的鸟瞰图，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清代学术的展览馆，侧重于“史”。这两部书至今仍畅行不衰，堪称是藏山传世的学术经典。本文即以这两书为主，将梁氏晚年学术史研究之重要特色逐一论列。
一、从思潮演进角度加以宏观研究，具有开创性
从历史上看，中国并不乏学术史方面的创作。但是，由于道统史观的影响，传统的学术史多为对一家一派学术的表彰，从中难以把握各时期学术发展之全貌。
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力倡进化史观。他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1](P10)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是运用进化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在该书的《总论》中，梁启超将中国的学术思想分作八个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2](P3)
梁启超的上述划分方法是以“时代思潮”的演变为根据的。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对这一研究理路给以更为深入而具体的说明。他指出：“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如潮然。”又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3](P1)在他看来，我国自秦以后，真正能称其为时代思潮的，不过是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而已。
此外，梁启超还以发展演变的观点看待每一思潮，认定每一思潮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直至衰亡的过程。他借助佛教名相，指出：“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具体可分为四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无论何国何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3](P2)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中，梁启超更以发展演变的学术史观分析了各期学派、人物的兴起替嬗，脉络清晰，条理分明。梁氏的这种研究路数，可以使人对各时期的学术发展有一个宏观和整体的认识。这是中国以往的学术史研究一般不能做到的。
二、全方位论列各派学术思想，双向度寻求学术发展根据，具有全面性
梁启超的学术史著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历久不衰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叙述上的全面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能够全方位论列不同时期各学派的学术思想。梁启超在谈及他本人的思想特点时，曾以“太无成见”一语概括。正因如此，其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也体现在其学术史创作中。首先，其学术史论著涉及范围广泛。其中不仅包括哲学、史学、经学、小学、音韵学、校勘学、辑佚学，还涵盖了地理学、历算学、乐曲学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其次，在选材上，他主张“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3](P148)。在其论清学史的两部专著中，梁氏对自己不喜好的学者如汤斌、李光地、毛奇龄等人也给予了应有的位置。再次，梁氏的学术史，对当世学者（如康有为、章太炎、孙诒让以及梁本人）的学术成就也加以论列。这与钱穆“不载生人”[4](P25)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
其二，双向度寻求学术发展根据。对于推动和影响学术发展的原因，梁启超一般从内外两个向度加以探讨。首先，梁启超认为，学术思想自身的矛盾是学术发展的内在根据。他以晚明王学为例，认为它之所以为清代学术所代替，是由于自身的积弊。他指出：“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李卓吾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3](P94)因此，这种学术是根本无法久存的，它必将为新的学术思潮所代替。其次，梁启超认为，外部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形势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说的‘环境的变迁与心理的感召’，这两项要常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3](P105)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用三节的篇幅阐述了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的关系。比如：在论及清初经世致用思潮产生的原因时，他指出：“他们（引者按：即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者）对明朝灭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玄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3](P106)对于清代考证学独盛而自然科学不兴的原因，梁启超也从政治形势上加以说明。他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清代的八股取士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康熙末年宫廷内部的皇位之争，斗争结果是雍正帝获胜，耶稣会支持的皇子允礽失败，耶稣会因此受到严重打击，由他们所稗贩来的一点科学萌芽也随之夭折。此外，对于清初学术逐渐向考据方向发展的原因，他也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上加以解释。梁启超为何如此重视政治形势对学术的影响？因为他认为：“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为转移，中国之学术，常随政治为转移。”[2](P3)应当承认，他的这一认识是颇具客观性和深刻性的。另外，梁启超也注意了地理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其所著《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与《儒家哲学》，即是体现这一优长的力作。
三、以忠实态度研究学术史，具有客观性
梁启超认为，做学术史“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3](P148)。在他看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体现这一特点的模范之作。他说：“梨洲之前，有周海门曾著《圣学宗传》一书，它的范围和《明儒学案》差不多。梨洲批评他道：‘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梨洲这部书，虽有许多地方自下批评，但他仅在批评里头表示梨洲自己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拿别人的话做自己的注脚。”[3](P149)对于黄氏忠实客观的研究态度，梁启超深表服膺，并且在自己的学术史创作中严格加以贯彻。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即可以看出：
其一，提倡“为学作史”，反对“以史倡学”。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对传统的学术史研究进行了批判性总结。他认为，明以前的学术史，“大率借以表扬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做史”[3](P437)，是不足以仿效的。他对清代学术史家江藩和唐鉴作出严厉批评：“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记》之附记，可看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于作学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镜海搜罗较博，而主观性更重。其书分‘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3](P437～438)梁氏所提出的“为学治史”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学术精神，可奉为治学术史之圭臬。
其二，不抹杀异己学派的学术成就。梁启超虽属今文经学一派，但对古文经学健将章太炎的学术成就也给以公正评价。他认为，章氏“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廓大其内容而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鳞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3](P78)。由此可见，梁氏学术史研究无门户之见，这一点是其他学者所无法企及的。
其三，不回避本学派代表人物思想上的缺点。这突出表现在对他本人的评价上。他指出：“‘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力求忠实而已矣。”他认为，自己作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破坏力虽不小，但建设却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3](P73)在思想上：“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使然矣。”[3](P70)在治学上：“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3](P73)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非常严格并且难能可贵的，不仅丝毫无损于他的学术成就，而且愈益显示其人格的伟大。对于乃师康有为，梁启超也不“为尊者讳”，指出：“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之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亦有然。”[3](P64)这是极为客观而公允的批评，有助于世人把握康有为的个性特征。正是梁氏这种客观平实的评判态度，使得其论断真实无妄，信而有征，富有说服力，每每为后人所征引。
四、联系当时的思想实际，具有现实性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当时的思想先驱都力图从西方寻求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以改造中国的落后观念。梁启超就是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一位。在20世纪初叶，他曾明确指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5](P272)因此，他极力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以及经济法律方面的思想。他同时认为，新民之道在新学术。这是因为：“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术、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新之有道，必自学。”[6](P1)因此，梁启超的清学史论著，在倡言学术的同时，还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传统以及中国社会的实际。其中充溢着文化批判和为现实服务的精神，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梁氏学术史研究的这一特色，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批判传统思想中“好依傍”的“奴性”态度，力倡独立自由的治学精神。他指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3](P72)以清儒论，颜元思想本接近墨家，却偏偏自谓出自孔子；戴震思想颇有近世平等意识，亦自称出自孔孟；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本属空前创获，亦不敢不说出自孔子。推考先哲，亦复如此。“孔子改制，恒托于古”，“又不惟孔于而已，周秦诸子改制，罔不托古。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许行之托神农”[3](P65)，皆是也。他因此断然指出：“此病根不除，则思想终无独立之望。”[3](P72)
梁启超认为，传统思想中的“奴性”态度在当时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康有为的“保教说”。梁启超对此说颇不以为然，屡起而驳之。他说：“今日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援附之，曰：某某孔子所知也，某某孔子所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他因此申明：“吾所恶乎舞文贱儒，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以其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3](P71)
其二，批判当时存在的醉心西化和固守传统的错误观念，倡建新的学术风气。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相应地，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两种相对立的思想派别：一为“墨守故纸者流”（即顽固派），“徒为本国学术思想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一为“心醉西风者流”（即西化派），“徒为外国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2](P2)对这两种带有偏执色彩的错误学风，梁启超皆做了有力批判。他指出：“清季承学之士，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其言多牵强附会，徒长笼统嚣张之习，识者病焉，理无不可相及，顽固老辈之蔑视外国，与轻薄少年之蔑视本国，其误谬正相等。质而言之，弊在不学而已。”[3](P498)相比较而言，梁启超在后者的批判上倾注了较大的心力。他对“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发出这样的指责：“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顾亭林有言：‘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夫科学而至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自绝于科学矣！”[3](P511～512)
梁启超作为“过渡时代”的学人，一生以营造新文化自任。他所谓的新文化重在古今中西的融合互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作了最明确的说明：“我辈虽当一方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方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固有之遗产。”[3](P86)这一思想在《欧游心影录》中有更充分的表述：“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们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7](P35)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梁启超还提出这种新文化的建设要分四步进行：“第一步，要存一个尊重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向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7](P37)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更预言：20世纪是中西文化“结婚”的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2](P4)。
五、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具有前瞻性
梁启超不仅对清代近三百年的学术作了系统的总结和清理，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作出了很好的预期和前瞻。他说：“吾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盖稽诸历史，征诸时势，按诸我国民性，而信其于最近之将来，必能演出数种潮流，各为充量之发展。”[3](P86)具体说有五种潮流：在科学方面，他预言：“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头脑，凭借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科学国民’。”[3](P85～86)在佛学方面，他认为，从世界范围看，物质文明已经烂熟，而精神饥饿，心理不胜苦痛，佛教哲学在中国必将复活，以贡献于世界。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他认为生计问题已成为困扰全人类的公共问题，“吾敢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最好之实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于此问题应负最大之任务”。在文学艺术方面，他预言：“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收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3](P87)在国学方面，他指出：“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瘁，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3](P87～88)
除却对五种学术潮流在未来发展的构想，梁启超还提出对中国未来学术研究的三条建议“以自励，且励国人”。第一，重精戒杂。他说：“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做成半个学者’，力洗晚清笼统、肤浅、凌乱之病。”[3](P88)第二，分业发展，分地发展。所谓“分业发展”是指按照专业的精密分工，组织学术研究班底，发挥学术专长，进行分学科、分专业、分方向、分领域、分问题的详尽而深刻的研究。至于“分地研究”者，“吾以为我国幅员，广埒全欧，气候兼三代，各省或在平原，或在海滨，或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各省各地“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文学艺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必如是，然后能为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3](P88)。第三，追求学术多元，避免思想一统。他主张：“学问非一派可尽”，“万不可求思想统一”，二千年来所谓“表彰某某，罢黜某某”已贻害我国学术文化研究甚多，不应重蹈覆辙。学者宜各抒个性，尊重他人，“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于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3](P88)。
梁启超的这些预见和构想，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尚在运作之中。重要的是，他的预言和期望，表现了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深切见解、学术热忱以及20世纪的时代精神。
六、对重要学术问题和人物勇于作出论断，具有可读性
梁启超研判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两部力作还有一个夺人眼目的鲜明特色，这就是他勇于论断，胜义迭出，加之他的论著条理明晰，文采盎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例甚多，兹举两个方面。
一是梁启超对许多学术问题所作出的结论。如他论列以戴、段、二王为代表的清代“正统派”之学术特色云：“清代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3](P85)他还条分缕析地论述“正统派”的具体特色：“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孤证不为言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剿说认为大不德”；学术讨论辩诘中“词旨务笃实温厚”，“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3](P39)论述全面、准确，令读者一目了然，易于把握。再如他论及清代宗教文化曰：“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在论述龚自珍、魏源、杨文会、谭嗣同、章太炎及他本人与佛学的渊源关系后，说：“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在众多的嗜佛者中亦分“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两派。至于民间社会则是：“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欺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谶累牍”，消极影响不可低估。至于基督教，梁启超认为：“基督教与吾国民性不适，故其影响甚微……教案屡起，益滋人厌。”[3](P81～82)简直是活画出清末宗教界之状况，令人过目难忘。
二是梁启超对许多学术人物所作出的结论。他对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的评论具有典型性，他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他的研究方法盖有三端：“一曰贵创”，“二日博证”，“三日致用”。[3](P9～10)“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3](P14)“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的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3](P179)他概括颜元及颜李学派为“实践实用派”[3](P217)，概括其认识论为“唯习主义”的知识论[3](P231)，揭示其实践精神表现为：“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3](P19)，都是深刻中肯之论。其他如：他评价戴震及其《孟子字义疏证》“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3](P35)。他肯定龚自珍：“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形象生动，而又不失其深刻性。他论述自己的青年战友：“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济阳谭嗣同……《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划”，“其驳杂幼稚之论甚多，固无庸讳，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3](P75)其“彗星”的比喻极为恰当，其正反两面评估极为准确，难怪学人海论及谭氏，必援引此语为佐证。
梁启超论及自己的文字，称：“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3](P70)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他论清代思想学术的两部著作之中，成为后人纷纷取法的典范之作。文字是思想的载体，有了优美精妙的文字，思想就能够驰骋，这也是梁启超的两部论著留给我们的启示。
收稿日期：2003-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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