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空间”初探_决定论论文

“可能性空间”初探_决定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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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在讨论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历史必然与主体选择、社会历史规律的特性等有关问题的过程中,不少同志使用“可能性空间”这一概念,以此来批判机械决定论,说明社会运行的具体机制,阐述主体选择的客观基础和范围。

“可能性空间”不仅存在于自然与社会历史领域中,也体现在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每一进程中。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面临着众多可能性,拥有其特定的“可能性空间”,现实本身只是这个“空间”中部分的展现,其自身又蕴含着无数可能性。世界是多维的,而非简单的,线性的;规律并非唯一的铁的必然性链条,也不是单一对应的联系,而是透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普遍的、可重复的联系,是一种平均值、总的发展趋向;社会历史规律更高级更复杂,它既有必然性、确定性,又与偶然性、应然性相关。历史可能惊人的相似,但绝不会绝对重复再现,历史规律是人的意志和理性直接参与作用的“自为的规律”,对其不能作简单化的、自然主义的理解。“可能性空间”概念的提出,对于与决定论划清界线,批驳非决定论,丰富和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可能性空间”概念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这一概念是哲学史上关于可能性研究的必然发展。其中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作出了杰出贡献。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则为“可能性空间”概念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统计物理学、量子力学、非平衡热力学的兴起,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的机械决定论开始崩溃,随机性、偶然性、非线性、不稳定性、涨落、不可逆性等逐步成为本世纪科学的主要术语;概率统计在自然科学中成为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方法,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论无不与概率统计密切相关;“物理抽象”的方法及由此建立的一系列概念和规律,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范畴,冲击着机械决定论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辩证决定论,是决定论与选择论的统一。它在早期为适应反对唯心史观的需要,主要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对社会历史诸因素交互作用阐述较少,恩格斯在其晚年书信中已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弥补这一缺陷。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点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有的哲学教科书或者把历史决定论描述成历史预成论和宿命论,似乎社会的人只是历史规律实现自己的工具,或者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似乎革命意志可以决定历史进程。理论误导与实践失误使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发生怀疑,甚至否认社会历史领域存在客观规律,进而动摇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原则的根基。为回答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哲学工作者应努力吸收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借鉴现代哲学发展的新趋向,清理机械决定论的残余,深入批判非决定论,探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路。“可能性空间”概念的提出便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可能性空间”的“空间”是诸多可能性的集合体,用以表达事物前后相继的关系,揭示事物的未来状况与当下状况的关系,未来事物和当下其他事物的联系,亦意味可能事物前后相继的关系,从过去、现在到未来,说明事物发展的趋向。可能性空间作为多种可能性的集合体是一个立体化的多维世界,其中既包含着横向的关系,又包含着纵向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与它的环境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后形成一个彼此联系的网络。我们所说的“可能性空间”是与上述网络直接相联系的。网络中诸内容的纵向关系,即时间关系,发展关系,并没有超越此空间限制,相对说来,它只是在量的范围内的发展。这样的纵向发展,也是保持着空间质的定性的发展。

“可能性空间”是哲学上“可能性”范畴历史发展的结果,在形式上,它是由现代数学中的“向量空间”和“状态空间”衍生而来的。

在我国哲学界,有的学者把可能性空间界定为“诸多可能性的集合”。这种界定没有使空间具体起来,本质上仍处于黑格尔关于可能性论证的逻辑初级阶段。这样空间的范围太大了,诸多可能性在这个空间中若没有共同的规定性、共同的根据,这个可能性空间本身就仍是一种堆积、凑和,并非集合。另有学者把可能性空间界定为“诸多可能性的有限集合”,这一界定为无限广大的可能性空间作了限制,但这一限制化是从外延上进行的,为什么诸多可能性是在一个空间里,并是有限的,这深一层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仍没有揭示概念的内涵。可能性空间大致可界定为:“具有共同规定性或根据的诸多可能性的集合”。这里可能性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符合这个事物质、根据的诸多的发展趋势。

毛泽东说过:“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它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①。可能性空间中诸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也可分作两种:第一是根据内部要素的关系;第二是根据内部要素和条件的关系。其中各种关系或关系的组合,都构成一种或多种大小不一的可能性。构成特定可能性空间的一定根据,与任何条件都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一定的根据并不一定要伴随某种特定的条件。根据获得何种条件,是不能超出根据应有的条件的可能范围,但和哪一个具体条件的组合而形成什么样的具体现实是或然的,所以某种根据和某些条件结合趋向往往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无数多的,这样的不同的可能性的集合,即是我们所理解的可能性空间。

根据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决定了“可能性空间”中至少有两种相反的可能发展趋势。这是诸可能性之间的实质关系,它确定了事物的基本方向。从可能性空间的结构上看,可能事物发展方向有正相反对的,即正向的可能性(符合必然性)和反向的可能性(违背必然性)或者“居零”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相反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只是事物发展的基本状态,还不是现实的存在形态。马克思说:“……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②列宁说:“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③在可能性空间中,现实的发展往往是两种相反可能性彼此结合的状态,区别在于二者所占比重的大小,因而形成了许多的可能性。但最终仍是由这两个正相反对的可能性决定的一个东西。

可能性空间是有边界的,决定这个边界的是该空间的根据。边界最明显的划分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可能性都是有根据的,而不可能性又分为绝对的不可能和相对的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是一种无条件的永恒的不可能,如物质毁灭,运动消失等等;相对的不可能性是一种有条件限制的不可能,如大海捞针,嫦娥奔月之类,随着条件的改变就会向可能性转变。不可能性有绝对和相对之分,可能性空间的边界随之也有绝对和相对之分。相对的不可能性就是抽象的可能性,可能性和绝对不可能性之间应是可能性空间的最后的、绝对的边界,相对的不可能性(或抽象的可能性)与具体的可能性之间应是相对的、模糊的边界。模糊边界或相对边界的划分是在根据的范围内由条件决定的,它既可以因条件变化而消失,亦可以因条件变化而扩展为绝对边界。

可能性空间的边际问题是和可能性的几率问题相关联的。在可能性空间中存在着大小或程度不同的诸多可能性。一方面,这些可能性不是必然性,其几率总是小于“1”,另一方面,它们又区别于不可能性,其几率总是大于“0”。“0→1”的区间就是诸可能性在可能性空间存在的量的范围。特定可能事物在可能性空间的变化发展,总是某种具有一定或然率的可能性的现实化。更具必然性的可能事物(几率接近于1)变化发展的根据,所表现的潜在可能性的展开是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中进行的,但这些外部条件只是起着有限的影响,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根据和条件的相互作用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说的,而是特定具体事物可能性展开过程中才是如此。而或然率较低的可能事物(几率渐近于0)变化发展的根据不充分或不很充分,它们所表现的可能性的现实化过程,外部条件则起决定性影响。由于可能性空间中诸可能性的或然率总是处于0和1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纯粹的必然的可能事件和纯粹的偶然的可能事件,它们都只是这个连续序列中两个极端状态的近似描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性的或然率越高,过程越具有必然的性质;可能性的或然率越低,则越具有偶然的性质。

每个事物的根据都有自己的空间界限,因而就有了自己本质所能显示的范围。如果我们以甲事物作为根据,对该事物构成外部影响的条件乙、丙等其它事物的根据就是条件;而若以乙、丙等事物作为参考系,事物的根据就更为条件了。因而,在平行的可能性空间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区分也具有相对的意义,它随我们所注目的空间的转换而转换。

以社会历史领域为例。社会历史在总体上是一个宏大的复杂系统。它本身所具有的总规律、总趋势是一定的,在总体上它有自己的质的规定性,有自己的根据,特定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有特定的可能性空间。它的根据规定了在空间中具有至少两种相反的可能发展趋势,这些可能性的发展趋向及其实现,由对立的两个方面的力量来决定,亦受到条件的影响。对一上具有特定根据的可能性空间来说,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依这个根据为中心所表现的质的范围和基本方向,它只能确定它自身的活动范围,而对于这个可能性空间范围中的较低层次的“可能性空间”即具体事物的可能性的实现,则不是这个总的根据所能直接决定的,而是由具体事物的可能性的根据和环境条件决定的。因此,层次范围较高的“可能性空间”和层次范围较低的“可能性空间”在发展方向上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就为偶然性的活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丰富的偶然性成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必要补充,必然性才不致成为宿命论。

马克思说: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④“可能性空间”这一范畴比“可能性”更深刻,更具体,更丰富,还体现在它与其它有关范畴的联系上。可能性空间体现着事物发展和联系纵横两方面的整体性质,汇总了各种范畴之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联系,其中包括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主要联系和次要联系以及因果联系等等,可能性空间与必然性、规律性、因果性,与或然性、偶然性、应然性,与主体性等等都有着深刻的广泛的联系。并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

可能性空间是一个中介性概念,既能和决定论的诸因素联系起来,又能和非决定论的诸因素联系起来。它将现实事物剥离开来,分离出其根据、本质的方面和规律、必然性的趋势,又分离出其条件,现象的方面和或然性、偶然性的趋势。传统的“可能性”范畴是同决定论的因素结合着的,本质上代表一种全规律的必然的趋势。但可能性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因而也是主观设定起来的东西,必然和条件、和偶然性结合才是确定的,而条件并不包含在可能性概念之内,因而它自身不能直接过渡到现实性,等同于必然。建立“可能性空间”这一概念,使必然性与偶然性,根据和条件、本质和现象皆容纳进来,但又不象在现实性中那样已经结合起来了,而是处在一种分离的、潜在的、未完成的状态,在这种既结合又分离的状态中充分展示事物发展的随机性、丰富性、全面性、多样性。

通常的理解是,当人们进行抽象时,决定论的因素一旦显现出来,认识似乎就深刻了,但人们一旦将抽象对象还原为具体,则非决定论的丰富性便显现出来。这时从人的认识角度去看特定的现实事物,其发展的前景就是一种“可能性空间”。可能性空间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对象。从具体到抽象,只抓住了可能性本质的根据的一面;从抽象到具体,人们的认识才真正充实和丰富起来。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可能性空间是理性认识所达到的具体,而可能性则只是一个尚未返回出发点的抽象。

当我们说到“可能性空间”时,现实性已蕴含其中,至于可能性空间中哪一种可能状态成为现实,还不能够确定,这要依据内部对立的倾向之间的斗争和外部条件等诸因素相互作用而定。而在社会历史领域,还要考虑到主体因素即主体选择的作用,在那里可能性与应然性是密切相关的。历史过程中多种可能性的存在为主体的能动的选择和能动的实践提供了广阔的余地。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不是被机械决定了的,可能性空间把实践的目的性和现实联系起来,主体在其中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可以在认识和遵循必然性的基础上,自觉选择并有意识地创造条件促成某种可能性的实现。这是社会历史规律决定性与非决定性的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是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辩证统一。

“可能性空间”的提出和论证,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它给决定论一个新的支点,这使决定论奠基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使人们在非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在确定性范围中发现非确定性的空间,把可能性、偶然性、必然性、规律性在相互联系中统一起来,使人们形成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更精细的把握和更确切的反映。可能性空间这一范畴以决定论为基础,同时充分发挥唯物辩证法的作用,对决定论的一般原则进行了扩充和重建,吸收科学发展新成果,拓展和更新其内容使之与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合拍,使决定论最终与机械论脱钩。

其次,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丰富更全面的客观世界的发展图景,使人们的认识更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它不是我们过去描述的由潜在到现实,目标明确的、必然性单线奋进的清晰图式,而是告诉我们,认识直接面对和反映的是具有无限可能性和无数空间的变动不居的客观事物,规律只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一种大致的平均的趋势,这就使必然性具有了或然的几率意义,以必然性为轴心,事物发展有着无数的可能性、或然性、偶然性,它们共同构成动态的可能性空间。而作为可能性空间轴心的必然性只是一个实现着的可能最高的可能性。可能性和偶然性在必然性为轴心的规律区间中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不再是神秘的、不可度量的东西。没有偶然性起作用的规律是神秘的,同样,没有可能性、或然性为补充的必然性很难与唯心主义的理念、意志、目的等划清界限。现代科学和哲学已不再热衷于为自然和历史立法,那种直言判断式的绝对的永恒的真理在各个领域都受到冲击,那种以明晰的必然规律编织起来的机械决定论的网络已到处被撕开了缺口。可能性空间这一范畴却可以促使人们的认识贴近现实事物,使人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认识论不能仅仅是反映论,更要突出其作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的功能。可能性空间这一范畴把认识和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可能性空间范畴的确立还可以深化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把主体活动作为内在的一个中介环节包含于自身,构成了更宏大更丰富的系统,其间,客观性与主观性,必然性与应然性、可能性与目的性、能动性、选择性、自由等密不可分。事物发展的自身规律与主体意志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历史领域极为复杂、变幻无穷的发展图景。因此,在研究社会历史规律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时,可能性空间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总之,“可能性空间”这一范畴的确立,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决定论,对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64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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