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期震区居民心理状况与心理援助——基于四川理县和汶川县的实地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汶川县论文,理县论文,心理论文,居民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心理援助是指有关专业人员根据震区居民的心理状况和实际需要，使用专业的方法和手段，与受灾人员建立良好的人际互动和积极的社会情感支持，减轻其精神创伤与痛苦，减少和预防心理疾病发生，促进受灾人员心理康复的过程。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首次把“心理援助”纳入灾后重建的法制化轨道，心理重建与生活重建一样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内容。
创伤后应激障碍近十年来在我国学术界引起重视。汶川地震初期，有部分研究揭示了震区居民心理问题的存在和心理援助的必要性。其中，最受关注的心理问题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它指在遭受强烈的或者灾难性精神创伤事件之后，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如创伤性体验反复重现、持续性回避和对创伤性经历的选择性遗忘、持续性、警觉性增高和功能受损，症状持续超过1个月。国外基于社区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14％，高危人群的患病率为3％-58％①。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
灾害发生后，震区居民的情绪反应与身体症状多是人们应对危机时产生的正常身心反应，一般会在1-3个月内逐渐缓解②。但有些人症状继续保持，甚至加重，还有些人在最初没有表现出心理问题，而在灾难发生几个月后才逐渐出现不同的身心症状。台湾学者对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2年后6412名房屋被毁者的跟踪调查显示，20.9％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39.8％出现临床心理症状③。就是说，震区居民的心理状况和心理需求都在变化之中。因此在2009年2月和11月，本研究对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和理县进行了2次入户调查、一次访谈以及2个月的社区服务，了解恢复重建时期震区居民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心理健康状况，总结心理援助的模式、经验和问题，为后续心理援助提供实证依据，也为其他灾后心理援助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和访谈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以半结构式访谈为辅。2009年2月，本研究根据当地的受灾程度、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分布情况，以分层抽样的方法选取极重灾区汶川县8个社区和重灾区理县4个社区作为样本地区，采用系统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汶川县255户、理县152户作为样本，收回407份有效问卷。同时，本研究以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接受过心理援助的居民、心理援助人员、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共19人进行了个人访谈。2009年11月，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和随机入户方式调查了理县4个农村社区190户居民，收回有效问卷184份。
2.研究工具
(1)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PTSD—SS)
此量表由刘贤臣、马登岱等人编制，包括24个项目，理论上可划分为对创伤事件的主观评定、反复重现体验、回避症状、警觉性增高和社会功能受损5个部分④。若项目与总分间的相关系数≥0.4且在某一因子上的负荷量≥0.4时为选取项目的标准。主成份因子分析揭示PTSD—SS可概括为3个因子，即重现/回避症状、心理障碍/功能受损和情感麻木/紧张敏感。每个项目根据创伤事件发生后的心理感受分为“没有”影响到“严重”1-5级评定，累积24个项目得分为PTSD—SS总分，得分越高应激障碍越重。24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为0.94，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2-0.90之间。
(2)SCL—90自评症状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
此量表由Derogatis 1975年编制，具有容量大、反映症状丰富、能准确刻画被试的自觉症状等特点，可以用来进行心理健康状况的诊断。该量表包括90个项目，概括为9个因子和1个附加项。每个项目所列症状从“没有”到“严重”分别计1-5分。90个项目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α系数达到0.98，各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7—0.90之间。
(3)自制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四川震区居民心理状况及心理援助”问卷涵盖了个人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基本状况、健康状况、家庭财产状况、家庭收支状况、生活状况评价、社会支持网络状况、个人行为及心理状况、心理援助情况、需求与期望10个方面内容。3份针对不同群体的访谈提纲侧重深入了解灾后心理援助的情况。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使用2份心理量表进行2次实地调查(间隔均为9个月)，同时辅以个人访谈，比较全面地了解灾后重建期居民的心理状况和心理援助需要，研究结果能够相互补充和验证本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样本量不大，两次调查对象仅部分相同，因此并不期望通过比较反映震区居民心理状况的变化趋势，有待进行后续研究。
(二)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在2009年2月份407份有效问卷中，被试平均年龄为43.3岁，36-55岁的中年人占49.6％，16-35岁的青年人占29.0％，56-85岁的老年人占21.4％。其中，女性占57.2％，男性占42.8％；已婚人口占79.1％，未婚10.8％，丧偶6.4％，离婚3.7％。受教育程度初中占44.0％，小学占24.8％，高中和中专占19.9％，没上过学的占8.4％，大专及以上占3.0％。大多数人属于无业或失业(占36.4％)、以及在家务农的农业劳动者(占31.7％)，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非农产业工人和离退休人员合计12.5％，农民工占8.1％，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占4.4％，其他6.9％。可见，被试以已婚中年人、初中教育程度、无业失业人员和农民为主。在407户受灾群众中，地震中有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遇难或失踪的占调查总数的13.8％，房屋严重受损的占66.9％，维修后可以居住的房屋占31.9％。
在2009年11月份184份有效问卷中，被试平均年龄为40.51岁，36-55岁的中年人占50％，16-35岁的青年人占35.9％，56-85岁的老年人占14.1％。其中，女性占51.1％，男性占48.9％；已婚人口占82.6％，未婚11.4％，丧偶4.3％，离婚0.5％；受教育程度小学占40.2％，初中占33.2％，没上过学的占17.4％，高中和中专占7.0％。被试以已婚中年人、小学和初中教育程度的羌族藏族农民为主。地震中有家庭成员或直系亲属遇难或失踪的占调查总数的3.2％，房屋严重受损需重建的占75％，财产损失惨重。
二、对震区居民心理状况的定量分析
(一)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病率
两次调查结果均显示，大部分被试都表现出或轻或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24个项目中有20个项目的平均分在2以上，说明在该项目上普遍有自觉症状；两次分别有8个和6个项目的平均分在3以上，即症状达到中等以上程度，其中“灾害对精神的打击”和“想起灾害恐惧害怕”的症状最严重。2009年2月份的调查结果见表1。
表2显示了两次调查PTSD—SS的总平均分和症状阳性率、以及各因子平均分和阳性率。2009年2月份的中重度异常被试占35.6％，其中重现/回避症状最突出，其次为心理障碍和功能受损。2009年11月份的中重度异常被试占32.1％，心理障碍和功能受损症状最突出，其次为情感麻木/紧张敏感，说明震后重建期，地震和余震对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很多被试紧张、警觉和焦虑。
(二)心理健康状况
SCL—90总分超过160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或任一因子分超过2分，可考虑筛查阳性，需进一步检查。2009年2月份的调查显示，SCL—90量表总分为171.17；总症状指数(General symptomatic index，GSI)即量表的总平均分为1.90；阳性项目数平均有42.41个；阳性症状痛苦水平(Positive symptom distress level，PSDL)为2.79。50.9％的被试达到阳性，阳性项目超过43项的占47.2％，说明约一半被试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超过200分的占调查样本的26.3％，超过250分的占11.3％，这些人有很明显的心理问题，应求助于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
2009年11月份的调查显示，SCL—90总分为193.35，总症状指数2.15，阳性项目数平均有61个，阳性症状痛苦水平为2.38，有66.7％的被试达到阳性，比例较高，说明偏远农村地区被试的心理健康状况很差。
两次调查震区居民的SCL—90各项指标与1986年1388名中国正常成人的SCL—90常模⑤相比，均存在显著差异，各项指标均显著高于常模(2009年2月数据见表3)，说明被试总体心理健康状况不佳。
SCL—90每一个因子反映出被试的某方面症状情况，通过因子分可了解症状分布特点。两次调查的SCL—90各因子平均分与1986年1388名中国正常成人的SCL—90常模相比均存在显著差异，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常模。因子平均分大于等于2即有症状，反映各因子的阳性比例。从2009年2月份的调查数据(见表4)可以看到，强迫症状的阳性比例最高(50.9％)，睡眠和饮食、躯体化、焦虑、抑郁也比较严重。2009年11月份的调查，被试的症状类似，仍然是强迫症状的阳性比例最高(66％)，依次是焦虑、躯体化、睡眠和饮食、抑郁、恐怖、人际关系敏感和敌对，阳性比例均在40％以上。
(三)部分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家人遇难和受伤、财产损失、灾后环境及救灾满意度、对政府满意度、接受心理援助等变量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惟一具有显著影响的是“灾后环境及救灾满意度”。该变量对PTSD的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β=-0.15)和对SCL—90的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β=-0.16)在0.01水平上显著，它能负向预测被试PTSD和SCL—90的症状，说明被试对地震后的环境和救灾的满意度越高，量表得分越低，心理问题症状越轻。因此，积极有效的救灾行为和良好的灾后生活环境对震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和心理重建有正向作用。其他变量虽有影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009年2月份的调查发现，孩子遇难对父母心理状况的影响显著。地震中失去孩子的被试PTSD平均分是3.04，明显高于总体平均分2.71；SCL—90总分177.14，也明显高于171.17的总平均分。
以往众多研究中，有的发现PTSD的发病率存在年龄、性别等差异，有的没有发现这种差异⑥。本研究没有发现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对PTSD和SCL—90总平均分和因子分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但发现年龄对PTSD的影响显著(p<0.01)，36-55岁的中年人得分最高，16-35岁的青年人次之，56-85岁的老年人最低，说明中年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最严重。SCL—90总分也是中年人最高，只不过年龄影响仅属边缘显著(p=0.053)，但年龄对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敌对和恐怖因子的影响显著。
虽然汶川县的人员伤亡极大，理县伤亡较小，但是多元方差分析显示，两地被调查居民的心理状况没有显著的差异。汶川县作为震中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灾后得到的救援和社会支持较多，更好地满足了震区居民的需要，而理县受关注少，加之地处偏远交通不便，震后一年基本没有心理援助。这证明，得到的社会支持少，即使初始暴露程度低，也有可能产生较高的PTSD患病率⑦。
三、心理援助的模式、经验和问题
(一)心理援助的模式
本研究发现，心理援助大多集中在地震发生后的前3个月。汶川县居民接受的心理援助中，志愿者中社工所占比例最大(30.44％)，其他依次为：心理专家(20.65％)、医生(18.48％)、朋友和邻居(13.04％)、政府工作人员(9.78％)、社区工作人员(4.35％)、以及民间组织人员(3.26％)。根据工作方式，灾后心理援助的模式可概括为四种：一是医疗模式，侧重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二是心理学模式，侧重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三是社工模式，侧重个案工作、小组活动、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四是综合模式，综合使用心理、社工、医疗等专业方法。震后初期心理援助主要采用前三种模式，还有一些非专业性的援助，超过一年的长期心理援助主要采取后两种模式。
(二)对心理援助的评价
40.8％的受访者表示有心理援助的需求，66.6％的受访者认为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该长期持续下去，因为心理伤痛可能伴随人的一生。但是他们普遍认为，恢复正常生活最需要的前三项依次为：房屋、基本生活用品、恢复工作生产；最迫切想获得的知识依次为：怎样找工作和恢复生产、食品和饮水安全、预防疾病。
接受过心理援助的震区居民对心理援助的总体评价较好，对心理援助很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分别是48.9％和41.3％，只有2.2％的人表示不满意，还有7.6％说不清楚。
政府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对心理援助的看法比较一致，均认为很有必要，并充分肯定了它的效果。相比而言，心理援助人员本身的看法比较谨慎，认为心理援助的效果很难评估。汶川县社工对此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说：“有一些不太好评价，因为不知道这是周围环境的改变和他本人的自我修复还是我们的作用，当然你问他，他肯定说你们很好，但是我们自己来看就是不太能确切地说出我们影响了多少，但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作用，但影响到什么程度就不太好评估。”
(三)心理援助的经验
1.进入灾区前对心理援助人员的集中培训和选拔十分必要。受访的北京志愿者虽然有心理学专业背景，但仍然感觉赴灾区前的培训“很管用”。培训邀请了台湾、香港、国外的专家，传授国内外灾难危机干预的经验和方法，这对缺乏经验的志愿者来说需要持续地开展。
2.建立援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很重要。心理援助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仅需要有人提供援助，而且需要对方愿意接受援助。很多心理援助人员体会到“不管做什么援助，还是关系很重要，首先你要取得别人对你的信任。”实践也证明，没有良好的信任关系，心理援助很难开展，更难取得好的效果。
3.心理援助要帮助重建社会支持系统。为震区居民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能够体现来自社会的关爱，重建因地震受到破坏的社会支持系统，正如汶川县某村长所说的：“(心理援助)差不多做出来的事情都挺成功的，如果你遇上这么大的灾难，没有外界人来帮助你，你肯定就感到很绝望。有外界来帮助你不管做啥子，都是来帮助你，他肯定心理上要好受些噻，他觉得好人还是多，有安全感。”
4.社工模式有利于长期坚持。社工模式以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的方法，把心理重建与生活重建、社区重建结合起来，尽力帮助震区居民解决他们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容易获得接纳，对居民心理状况的改善有帮助。比较成功的例子是汶川县丧亲母亲刺绣小组，她们的绣品成功义卖，有力地推动了妇女情感支持、合作创收、文化传承和重建自信心。
(四)心理援助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心理援助资源缺乏且地区分配不均衡。我国灾后心理援助的资源很少，且有限的资源集中于距离城市较近或交通便利的地区。此次灾后心理援助的重点对象是在校师生和失去孩子的母亲，其他人特别是基层干部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得不到及时缓解，成为震后自杀的高危人群。
2.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机构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使心理援助呈现混乱和无序状态，这也是造成重复援助和援助死角的原因。不仅心理学、社工和医学背景的不同机构间缺乏交流合作，甚至“互相看不上”，而且同一专业背景的机构之间也各自为战，阻碍了心理援助服务的协调有序发展。
3.心理援助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援助者生活阅历和心理干预经验不足，难以获得震区居民的信任，无法有效沟通以满足居民的需求。汶川县社工讲述自己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情况：“有一位小学老师，妻子和孩子在地震中都没了。(我)跟他谈后，他就觉得我们还年轻，没有成家，无法理解他的痛苦……幸存教师曾在成都接受过心理学专业人员的心理团体辅导，但效果欠人意，部分教师产生阻抗心理。”
4.持续的专业心理援助不足，缺乏详细的心理援助计划、系统的心理干预方案和个案跟进，使心理援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很多志愿者仅靠一腔热情和抗震救灾的愿望来到灾区，无法提供有效的持续的心理援助。而且，一些心理问题与生活、生产和环境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心理援助者也可能无能为力。某受访居民感到现在难以找到心理专家了，有点失落和无助，他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不知道到哪能够找得到心理专家。原来是他们上门服务的，现在不知道能到哪去找他们……政府应该要制定(心理援助)方案，不能只是地震发生后来一阵子援助，以后就不管了。”
5.心理援助缺乏法律规范和监督机制。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也无监督机制，一般是援助机构自行监督和评估，大量短期的、零散的心理援助无人监管，致使援助效果难以保证，甚至可能对受助者造成二次伤害。
四、政策建议
本研究发现，地震9个月和18个月后，震区居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中重度异常比例较高(分别为35.6％和32.1％)，心理健康状况较差(SCL—90阳性率分别为50.9％和66.7％)；强迫症、焦虑症、抑郁症、躯体化和睡眠饮食问题最突出，不少人选择“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年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6-55岁的中年人群体、失去孩子的父母心理问题最严重；“灾后环境及救灾满意度”能负向预测PTSD和SCL—90的症状；偏远震区社会支持较少，当地居民的消极情绪和无助感得不到及时宣泄和缓解，后继应激水平高。灾后重建期，虽然大多数震区居民的情绪稳定，但其心理问题仍然严重，需要持续关注。
1.政府需建立专门的心理援助组织，整合并合理分配心理援助资源，促进心理援助服务的协调有序开展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指出心理援助工作由各级政府负责。为避免灾后心理援助的混乱无序状态，政府作为最有权力和提供资源的一方，应该在政策、机制、组织、宣传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制定灾后紧急心理援助预案和长期心理援助方案；整合心理援助资源，建立心理援助人才库，完善培训和遴选机制；明确心理援助的领导机构和管理机构，合理分配心理援助资源；开设心理咨询站点，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形成心理疾病预防干预体系；认真解释灾后重建政策，并就政策举行听证会等。政府可以根据灾区实际情况，从人才库中抽调专业人员组成心理援助队伍，必要时也可以进行不同地区对口支援，统一组织，有序参与心理援助工作，避免援助死角和不同团体的重复援助。
2.重建社会支持系统，增强震区居民自身的“灾难抗逆力”(Disaster resilience)
国内外研究和经验表明，震后不同时间段心理援助的重点不同。前3个月以心理陪护和支持、情绪疏解、哀伤辅导和重建社会支持为重点。3个月后，防犯幸存者的自杀倾向成为重点⑧。当身体得救以后，心理得救是更重要的问题。心理援助也是一种社会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预防心理疾病和自杀。对社会支持的满足度越高，PTSD发生的危险性越小，提高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的积极意义⑨。有相同经历的人容易相互沟通、理解和支持，比如，失去孩子的父母小组活动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支持网络，达到“助人自助”的目的。震区居民并非只是被援助、被治疗的对象或服务的使用者，而是一个具有不同资源和能力的能动者。心理援助者要尊重被援助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通过宣传心理危机和心理健康等相关知识，提高他们对灾后应激反应的认知水平和应对能力，增强他们自身的“抗逆力”，即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的能力以及在灾难中学习、成长和发展的能力。
3.以需求为导向，以社区为基础开展长期性和持续性的心理援助服务
灾难性的心理康复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可能有反复。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他们的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难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⑩。本研究认为，至少需要在地震后开展3-5年的心理援助。3年内，震区居民忙于解决房屋、生产、工作和生育等现实问题。3年后，如果某些主要需求和愿望仍未得到满足，他们可能再次感受伤痛、怨恨、迷茫和无助，特别是丧子父母、致残人员、特困家庭、基层干部和中年人群体都需要持续关注和长期跟进，使他们的负面情绪及时得到释放。进入恢复重建期，震区居民的需求多样化，物质需求和利益分配冲突增多，干群矛盾加剧，衍生出新的心理情绪问题。因此，心理援助有必要关注居民的需求，促进生活重建和社区重建。
4.加强不同心理援助机构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合作，建立转介机制
任何团队或个人的资源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心理援助人员遇到无法处理的个案应该转介给其他心理援助机构，严重的心理或精神疾病应转介给心理或精神科医生治疗。短期心理援助人员撤离灾区后，应转介给其他机构持续跟进，避免因服务中断而对受助者造成二次伤害。
5.培训当地基层干部和专业人员，发挥本地资源的优势
由于受人财物以及语言的限制，外地的心理援助人员很难长期坚守在灾区，服务成本很高。因此，应该注意培养本地的专业人员，提升当地的自救能力和应对能力，特别是对基层干部进行培训和心理辅导，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以利于抗震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基层干部掌握了心理疏导知识和技能后，可以对居民开展心理援助。
6.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开展心理援助
有效的心理援助必须考虑灾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我们在四川省羌族社区服务时发现，语言对于心理援助的深入进行很重要，懂得当地语言的心理援助人员才能给震区居民提供有效的心理抚慰、哀伤辅导和心理咨询等服务。以2010年玉树地震为例，玉树是藏族聚集区，必须挑选熟悉藏语的心理援助人员；玉树是高海拔地区，心理援助人员必须适应高原缺氧生活；心理援助人员不仅要经过专业培训，而且要有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以免给受助者和自己造成伤害，增加当地的负担；玉树是藏传佛教地区，心理援助人员有必要了解民族习俗和禁忌，了解藏传佛教对受灾者的影响以及其心理抚慰作用。宗教信仰有助于震区居民“抗逆力”的提高，可能缩短心理康复的时间。
7.考虑建立专项心理救助制度，把心理疾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医疗救助的宗旨是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最后保障，为有特殊医疗困难的家庭提供资金支持和援助，以改善目标人群的健康状况。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但现有医疗救助的制度安排仅限于身体上的疾病和明显的精神病人的救助，除此之外相当多的心理疾病、特别是突发事件或灾难中的心理救治在我国一直不受关注，还没有纳入国家医疗救助的制度性安排之中。汶川县地震引起社会对心理疾病和心理援助的广泛关注，促使政府思考如何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使因灾致贫、因灾致病的震区居民无论身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都能得到及时救助。建立面对贫困群体，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或灾难的专项心理救助制度是一个思路。
注释：
①丁薇、郑涌：《创伤与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中国临床康复》2006年第10期。
②张侃、王日出：《灾后心理援助与心理重建》，《中国科学院院刊》2008年第4期。
③Chen C.,Tan H.,Liao L.,Chen H.,Chan C.,Cheng J.,Chen C.,Wang T.,Lu M."Long-term psychological outcome of 1999 Taiwan earthquake survivors:a survey of a high-risk sample with property damage."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48.3(2007).
④刘贤臣、马登岱、刘连启、赵贵芳、李传琦、杨杰、孙良民：《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的编制和信度效度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8年第2期。
⑤金华、吴文源、张明园：《中国正常人SCL—90评定结果的初步分析》，《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6年第5期。
⑥王玉龙、谢伟、杨智辉、彭勃、王建平：《PTSD在中国的研究进展》，《应用心理学》2005年第2期。
⑦Wang X.D.,Gao L.,Shinfuku N.,Zhang H.B.,Zhao C.Z.,Shen Y.C."Longitudinal study of earthquakerelated PTSD in a randomly selected community sample in North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7(2000).
⑧钱革：《汶川震后心理危机的早期干预：文献与评价》，《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
⑨汪向东、姜经纬：《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危险因素》，《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年第5期。
⑩WHO.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and Substance Dependence,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eneva.Mental health in emergencies:ment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health of populations exposed to extreme stressor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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