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终结论的表现形式及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现形式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2-0045-06
20世纪末，《科学美国人》的记者霍根(John Horgan)出版了《科学的终结》一书，以独特的方式全面审视了时下的科学发展，并得出结论认为：“科学(尤其是纯科学)已经终结，伟大而又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1]封面这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包括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会议(参见文中说明)在内关于科学终结的讨论在世纪之交的集中反映。“撇开霍根的悲观主义不论，仅就20世纪成为新科学范式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言，在这种范式下的科学研究的确给人以无法再走多远的感觉。这种情况与19世纪末十分相似。科学的危机就要来临了么？科学认识存在何种意义上的极限？这个极限能够突破吗？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严肃问题。”[2]一时间，围绕“科学的终结”这个主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今20世纪已经过去，21世纪也已经在奔涌向前了。在这个时候，认真冷静地总结和反思科学终结论，能够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科学的本质，树立正确的科学进步观。
一、科学终结论的历史溯源
实际上，在霍根之前，科学终结的论点已经出现过多次。早在1872年，德国生理学家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知识的极限”的著名演讲，1880年又发表了一篇影响更为深远的题为“宇宙的七个谜团”的演讲。他将我们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限定在纯粹机械的法则上，并认为最基本的问题——物质和力的性质，运动的最终来源、感觉和意识的发端——是无法解决的。他的口号是：我们无知，并将永远无知。
19世纪下半叶，当普朗克(Planck)在1875年来到慕尼黑大学时，物理学主管建议他不要研究科学，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去发现了。米利肯(mulliken)在189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时，也受到了类似的劝告。[3]13-14同年，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发表预言认为：“说物理科学的明天不会出现我们过去所遇到的那么令人惊讶的奇迹，这是不可靠的，但看起来可能的是大多数主要的根本原理已经被牢固地确立下来，并且进一步的工作将主要会是对这些原理进行精确的应用。”[4]23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于1900年在回顾当时物理学的发展状况时，就很自信地说，在已经建成的物理学大厦中，后辈物理学家只能做一些零碎的修补工作了。
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衰落》中，斯宾格勒(Spengler)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等新兴的物理学破坏了真理的确定性和精密性的希望，它是科学之不可避免的即将到来的衰退的可靠迹象。现代科学自我毁灭的一个终极原因是它倾向于理论和使用符号系统。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每一种主要的文明都经历了相似过程：从萌芽的春天，到衰落和死寂的冬天。这就是我们文明的命运，科学也包括在内。斯宾格勒甚至精确预言，西方的科学将在2000年走到一个终点。
1969年，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分子生物学的先驱之一、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教授斯坦特(Gunther Stent)出版了《黄金时代的来临：关于进步终点的一种看法》一书，其核心思想是，科学、技术、艺术以及一些进步累积的事业，都正走向终结。他提出，伴随着逐渐减少的回报的快速出现，进步的终结将会很快地出现在科学中，虽然最初进步因为依靠自身而速度加快，但最终它是自我限制的：“目前进步之让人晕眩的速度使得看起来非常可能的是，进步必定很快停止，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内停止，也可能在一两代人内停止。”[5]94在他看来，生物学领域中，1953年对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随后对遗传密码的破译，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遗传信息代际传递问题。生物学家只剩下三个重大问题尚需探讨，即生命怎样发生、单个受精卵是如何发育成多细胞生物以及中枢神经系统怎样加工信息。一旦这些剩下的重大问题完成，则生物学或曰纯生物学的基本使命也就完成了。
1989年，在美国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大学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科学的终结”的会议，参加会议人数达4000人之多。很多相关领域的著名人物，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霍尔顿(Gerald James Holton)、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哈丁(Sandra Harding)，还有分子生物学家斯坦特等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发言最后以《科学终结了吗？——攻击与反驳》为名结集出版。此次会议上，关于科学终结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观点：[6]传统科学终结论、认识极限终结论、科学无匹敌终结论和科学事业终结论。
关于科学终结论的讨论影响最大的是霍根在《科学的终结》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访问了当代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一些著名人物，就物理学、宇宙学、进化生物学、社会科学、神经科学、混杂学(包括复杂性和混沌方面的科学研究)等领域内的终结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霍根雄辩地论证说，那些最优秀、最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众多科学家正被一种深重的忧虑所困扰，这些失落感部分地来自于社会和政治的刺激，如研究经费的缩减、恶意的抵制，以及来自动物权益活动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技术恐惧论者的强烈反对等等。连科学家们自身也开始意识到，科学发现的伟大时代已经过去，关于宇宙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终极和根本的纯理论已经被描绘出来。将来的探索已不可能再产生什么重大的新发现和革命，科学进入了一个收益递减时代。
以上只是我们以时间维度为线索而对科学终结论的简要回顾。这些观点的共同取向是，在科学繁盛之时表现出对科学未来前景的担忧。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考察科学终结论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加以批判。
二、科学终结论的表现形式及其批判
考察科学终结论的历程，我们发现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基本上有四种表现形态：功成名就论、覆没灭亡论、强弩之末论和四面楚歌论。功成名就论认为科学的基本任务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完成或竭尽所能；覆没灭亡论认为科学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正走在灭亡的路途之上；强弩之末论认为科学正在经受收益递减的影响，其发展日趋缓慢；四面楚歌论认为科学已经带来了环境污染、伦理破坏等严重的社会影响，而这些影响将会增大社会对科学的抵制并从而使科学的进步举步维艰。我们统一将这些观点称为科学的终结论。因此，这里的“终结”并非特指科学的灭亡，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指科学因为种种原因而出现的趋向极限的可能。
(一)功成名就论
功成名就论可以划分为终极理论完成论和科学之竭尽所能论。终极理论完成论认为科学必将寻找到终极理论(the ultimate theory)；科学之竭尽所能论认为科学达到了其能力范围的极限，而并不能达到终极理论，科学因其达至了其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而完成，除此之外的事情，是科学所无法解答和完成的。早在1964年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就已认定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只有两种可能结局：[7]250一是所有的科学定律都找到了，任何实验观测都符合理论推算，则科学就以“功成身退”而终结；另一个可能是我们已经明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自然现象，但一直有那么一点新的发现无法与已知规律契合，一旦我们解决这个疑点，又会有新的谜题出现，而且实验越来越昂贵，进展越来越缓慢和乏味，人们逐渐失去兴趣，科学就以“被抛弃”而终结。可以说，费曼提到的这两种终结情况刚好可以适用于目前我们对功成名就论的划分。
1.终极理论完成论。该派观点认为，尽管科学的进步路途迂回曲折和崎岖不平，但从更长的时间来看，科学总体上沿着一条线性道路前进，而最终科学将实现其最核心的任务和目标，寻找到能够说明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终极理论或曰万物之理(Theory of everything)，并且能够使得人类对自然的分割的零碎的理解整合成前后一贯的整体性理解。到这个时候，科学因为功成名就而完满收场。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数是从事实际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代表人物是爱因斯坦、温伯格(Steven Weinberg)和霍金。他们都是其所处时代的最前沿的科学家，都把科学看成不断累积进步的事业，都在寻求一个终极理论之梦。这个梦开始于米利都的哲学家们，他们想使用一个物质的基本构成要素来说明所有的自然现象。这个梦又被牛顿延续，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随着量子力学的发现以及认识到化学现象可以通过电子和原子核之间的电的相互作用而得到说明，这个梦才基本成型。
爱因斯坦认为，尽管我们没有可靠的方法，并且需要依靠人类的可能出错的思考能力来进行工作，但人类受着莱布尼兹意义上的“前定和谐”的引导而前赴后继地寻求隐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他充分估计到前进路途上的曲折和困难重重，但还是认为从长期的历程来看，科学的命运就是揭示终极的统一理论。温伯格所设想的终极理论将会构成一个对支配世界的基本规律的综合的完整的说明，构成对物质/能量的完整说明，将会给出为什么自然事物是如此这个状态的最终说明。霍金也持类似看法，他在剑桥大学的卢卡逊数学教授职位的就职演说上指出以后有可能流行的扩展的超引力理论可能为这样一个终极理论提供基础。
2.科学之竭尽所能论。它认为科学在获得终极理论之前就可能因为其先前的突出表现而走向收益递减，趋向极限。该派的代表人物是科普作家霍根。霍根承认科学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承认仍然存在许多重大而又使人困扰的问题，比如研究人员事实上每个月都能发现数以百计的新基因，但对于如此庞大的基因组群在体内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却摸不着丝毫头绪；他们知道艾滋病是由导致人体免疫缺陷的病毒造成的，但对于这些病毒是如何作祟的却只有极其模糊的理解，至于该如何阻止它们作恶则全然束手无策，等等。但他认为这些重大问题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解的，因为它们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范围。
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几个大多数科学家都认可的必须要回答的基本未知问题：宇宙为何而存在？物质由什么构成？生命是如何起源的？意识在大脑中是怎样产生和起作用的？在外星上是否存在智慧生命？这些问题又包含很多的小问题。霍根认为在神经科学领域，科学家们对于意识如何产生的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拥有漂亮的假说，譬如数学物理学家彭罗斯(Roger Penrose)把心智力量与量子力学相类比的尝试。而这些精心炮制的观点中，没有任何一种是经得起检验的。又比如数学物理学家威腾(Edward Witten)就认为世界的最基本构成单位是某种极其细小的弦，它们比夸克还要小。然而威腾所极力提倡和支持的超弦理论有一个最大缺陷，超弦是纯数学的产物，从未有谁设计过什么实验来验证它。当某种东西不能在实验室里重复出现时，科学共同体往往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即使对于其他物理学家来说，超弦理论也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即使威腾本人也是在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才能理解超弦理论。这也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科学已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当下所面临的困难的艰巨性，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科学正在靠近某种极限的直觉。在霍根看来，这正表明科学即将出色地完成其历史使命，它已经在其能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如果如霍根所言，科学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剩下的只是那些不可解的问题，那么今天的科学家们安身立命之所何在呢？他认为，这些科学家们可以继续追求琐碎的科学(如修订人类DNA图谱)或者从事“反讽的科学”。[1]10
我们认为，作为科学功成名就论的两种表现形式，终极理论完成论与科学之竭尽所能论，分别表达了科学进步在理想上与现实中的两种可能性。理想地看，科学是会达到顶点和完成历史使命意义上的终结的，这是人类的终极理论之梦，但是“终极理论不会终结科学研究，甚至不会终结纯科学研究……奇妙的现象，从紊乱到思想，将仍然需要解释，而无论什么样的终极理论被发现。”[3]18；现实地讲，达致终极目标的过程漫长且迂回曲折。在可预见的未来，科学不断深化认识、累积成果，但与此同时也不断遇到瓶颈与障碍，也会呈现出趋近极限的未来态势，而科学就是在不断克服瓶颈中取得新进展的。综合地看，这两种形式的功成名就论在不久的将来都不会出现，更可能的情况是，科学在朝向其限度或曰发现万物之理的前进路途之中，会不断提呈新的成果，也会遇到新的困难。科学进步的未来前景就在理想与现实的交叉融合中不断推向前进。
(二)覆没灭亡论
科学覆没灭亡的原因是多样的，因此其表现形态也繁多，可以分为自我毁灭论、严重政治工具化的灭亡论、降级为纯粹社会建构的灭亡论。
1.自我毁灭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斯宾格勒。他在《西方的衰落》中认为，作为西方文化的科学要经历类似季节性的循环：从百花齐放的春天，到万物萧索的冬天。因此科学的未来之路就是按照可从先例计算出来的时间表走向死亡。他认为：“科学内部的癌细胞会最终将科学杀死，精密科学不久必将倒在它自己锋利的剑下……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科学性的放任给我们带来了饱和。”[8]1，424他警告说，文明进入冬天阶段的特征正是当高级科学在它自身领域内最富有成果的时候，正是它自己的破坏行为的种子开始发芽的时候。这时科学既在它的学科范围之内，也在它的学科范围之外丧失了权威，而在科学自身内部升起的对立的、自我破坏的要素最终将毁灭它。科学在其领域之外丧失权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倾向于把只适用于自然宇宙的思考技术不自量力地应用到历史领域；而在历史领域中，需要的是直觉的方法，而不需要推理和认知。如此一来，科学的内在因素就在外在影响的协助下导致科学的灭亡。
斯宾格勒曾预言科学将于2000年灭亡，而实际上如今已经处于21世纪，科学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呈现出更旺盛的勃勃生机。事实胜于雄辩，科学自我毁灭论由于其耸人听闻性，而在当代几乎没有了支持者。但它所引起的关于科学未来前景的争论，则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在特定的环境下一时兴盛起来，表现为典型的世纪末情结(19世纪末与20世纪末都出现了典型的科学终结论)。而且，他对科学的内部因素所引起的对科学自身的影响的关注，也以一种相对温和的面貌出现在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关于科学的收益递减效应和累积性抑制增强的问题中。
2.严重政治工具化而灭亡。此类观点往往为社会科学和人文方面的学者所持有。他们认为，科学的萌生、兴盛和壮大需要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需要适宜的综合因素构成的小环境；一旦这种外部条件被人为地扭曲变质，则在这种环境下的科学就必然变成名存实亡的存在。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科学被操纵起来作为政治工具的情况。想想曾经出现的雅利安科学和李森科科学就可以得知一二。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控制和歪曲科学的尝试，我们很容易想象极权主义政治或神权政治的滋生和蔓延，而这会抑制一个繁盛的科学所需要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因此是非常不适宜科学事业发展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科学覆没了。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科学之严重政治工具化而导致的灭亡。
时至今日，社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使得纳粹时期和前苏联专制时期的李森科科学出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但其可能性仍然存在。
3.降级为纯粹的社会建构而灭亡。将科学降级为纯粹的社会建构的观点是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结果，后现代主义者往往持有这种看法。所谓科学降级，是指在认识论上将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认为科学的认识论主张，如进步、知识积累、客观性、绝对真理等等是虚妄的，科学无法实现这些主张。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以真理为旨趣的科学可以被看作是名存实亡。科学不再被看作是客观性的堡垒，而是科学家们主观创造的产物，是社会因素形塑而成的文化成果。如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会议就认为，科学已经被理解成更加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以及权力的基本工具的产物了。
诚然，科学如同其他文明形式，如音乐、绘画、舞蹈等等一样，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其兴盛发展的速度也并不是均匀一致的。但我们纵观科学历程，可以看到科学技术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已经翻天覆地地改变了我们身处的世界，尽管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主观因素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的生产、科学实验的进行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科学本身的客观性和进步性并没有因此而灰飞烟灭。我们同样可以说，自然科学的探究确实在一个尽管细微但却重要的意义上是累积的。这并不是说科学的每一步都有新的真理被增加进来，也不是说进步总是一件关于新的真理累积的事情。而是说，随着科学在其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前进，发现了新的真理、更好的设备、更好的词汇以及利用这些成果的方式。如此这样，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科学已经建成了一座被很好证明的主张和理论的辉煌大厦(诚然，尽管被丢弃的概念和理论的废品堆积到目前为止也很庞大)。[9]31因此，我们在承认主观因素和社会因素在科学中的建构作用的同时，并不能抛弃科学的客观性、积累性的认识论主张。一方面，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形式，因此与文学、艺术等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科学以自然为研究对象，因此与人文学科有着本质区别。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的关系就是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的关系。这才是对科学本身的一个全面和理性的把握。如果将科学归结为纯粹的社会建构，那么科学就将因失去其本质内容而名存实亡。
(三)强弩之末论
该派观点往往为具有一定科学素养或从事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学者所持有。它认为，科学的发展遵循一条收益递减的曲线。当代科学进步日新月异，但很快我们将面临并进入一个累积性抑制增加和收益递减的时代。在其中，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等资源越来越多，而相应获得的科学发现则越来越少，越来越慢，而且这些发现在范围、影响和带给人们的震撼力方面，也很难与之前的很多重大理论如相对论等相媲美。的确，随着自然科学向更深远的领域拓展，观察宇宙更遥远的现象和探测物质更深层的结构，科学活动的开销不可避免地逐步攀升，而取得的收益却要渐次减少。例如超高能超导对撞机的花费最初(1987年)估计是在40亿美元和60亿美元之间，后来(1992年)是80亿美元，当最后美国国会于1995年取消该计划时，其估计花费高达110亿美元。尽管花费如此之巨大，但是对更深层次的微观世界的探索却并没有产生出乐观的结果。
霍根使用了“影响的焦虑”概念来表达以下看法：对于科学以及所有人类事业的现状而言，始终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威胁，恰恰是科学本身的巨大成就，构成了它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阻碍。年青一代人想要与达尔文、爱因斯坦和沃森与克里克比肩甚至超越他们，简直是妄想。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影响的焦虑”中从事一些解难题活动，或者是以一种思辨的、后经验的方式从事“反讽的科学”。
“影响的焦虑”换成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科学成就的累积性抑制增加，也就是说既有成就对随后的发展，或先行者对后来者存在制约作用。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知识积累的海量增长，带来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0]244-245首先，加大了进入科学领域的难度。由于知识的社会积累的无限性与个人能力发展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一个人要想从事科学领域的专业工作，就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储备足够的背景知识和研究技能。其次，加大了个人投资的额度且影响优秀科学人才的产出。科学工作者预备期长，需要相应增加经济投入，对个人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高的素质要求和低的经济回报之间的反差会影响到优秀科学人才的产出，这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储备。第三，使个体的科学进取精神低迷。在“影响的焦虑”的压力下，后辈科学家如果不能持续产生有建树的科学成果，他们的兴趣热情以及进取精神会受到挫折并因此低迷。最后，科学的社会公众参与度降低。由于科学的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也加大了公众理解和介入科学的难度。远离感性直观世界，这样的科学面临着不被公众理解的危险，公众支持科学的程度也会下降。以上几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就使科学处于一种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中，给科学施加上了层层的桎梏。
科学发展的累积性抑制增加与收益递减是同时并存的。“收益递减”规律本属于经济学概念，基本含义是说，当连续增加某种投入，而保持其他投入量不变时，我们会得到越来越少的增加的产量。“收益递减”规律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适用，并且现在就已濒临收益递减的转折点。继续增加投入，已经不能带来更多的重大科学成果。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收益递减”主要是指科学在认识上的成果的递减。美国科学进步促进会前主席格拉斯提出，在我们自己的世纪里，科学的增长是如此之迅猛，以至于我们被这一现象所迷惑，认为这样高速的进步会无限持续下去。[1]34事实上，即使社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科学有朝一日仍将会达到收益递减的转折点。毕竟天文学家已经探测到了宇宙的最远处(如果有边界存在的话)，他们无法看到边界之外存在着什么。而且，多数物理学家认为，物质还原为越来越小的粒子最终会走到尽头；也许相对于实践目的而言，已经到了尽头。即使物理学家们发现了深藏在夸克和电子之后的更小粒子，这种知识对于生物学家而言，几乎没有用或者完全不相干。生物学家已经认识到，最有意义的生物学过程发生在分子或分子以上水平。[1]34-35
我们认为，科学进步中的收益递减现象确实存在，但现在判定我们已经处于收益递减的历史时期，则没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从极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当下的所谓“收益递减”也许只是一种积蓄和酝酿时期，是一种科学发展相对平稳和低速时期，经过这一段平缓之后，科学又可能经历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走向收益递增的时代。科学发展的历程反复地向我们表明了科学发展在低缓的积蓄期后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变革期。
(四)四面楚歌论
这种观点往往为环保主义者和伦理主义者所持有。他们认为，科学的进展以及技术应用，带来了诸多的麻烦和难以解决的问题，科学也因此随时存在因为外部因素而终结的危险。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人类借助各种技术手段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和环境危机以及人类生存问题，结构性失业所造成的频繁迁徙对家庭生活的破坏，高技术的应用导致社会的急剧变化造成了对传统的冲击和社会的不稳定，克隆人和胚胎干细胞研究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科学的进步对宗教信仰慰藉作用的侵蚀，对科学家自以为是的精英优越感的愤恨，科学教育的失败等等这些持续增加的担心，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最终导致科学的覆没。如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会议中的一部分人所认为的，科学是有害的，是世界上一些问题、危机和罪恶的总根源，因此主张，为了人类的未来，科学事业应当终结。尽管这些言论极尽夸张之能事，人类不会因此停止科学研究的步伐，但这却表达了人类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问题的厌恶和反感之情。这种集体情绪的渲染，无形之中会助长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本能抵制。按照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科学进步终会因外部因素的限制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停滞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科学将会终结。
我们认为，科学的外部环境的恶化是客观存在的，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科学因外部环境恶化而走向终结的结论。外部环境的恶化，应该归咎于科学本身，还是归咎于科学之技术应用，本身就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且当下外部环境的恶化本身也是对科学的一种反面的警醒与督促，这同样也是使科学能够更好地发展的一个动力。我们应该坚持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科学的前景问题。
三、结论：树立正确的科学进步观
通过对科学终结论的历史渊源和各种表现形式的考察与批判，我们对科学终结论有了一个全面的把握。简而言之，科学终结论，即在不同的人看来，科学因不同的原因而走向终结。
可以看到，除功成名就论外，覆没灭亡论、强弩之末论和四面楚歌论都看到了科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种种限制。的确如此，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所拓展的科学方法以及所赖以进行科学活动的资源同样也是有限的。无论科学进展到何种程度，这些限制都是无法完全摆脱的。但是，科学终结论因此走向极端认为科学未来将会走向终结，则是不符合科学活动的实际情况的。正相反，科学的进展往往就是在不断出现限制和克服这些限制的过程中前进的，每一次对限制的克服，都会将科学大大地推向前进。因此，我们很难断定科学的未来前景就是走向终结。而且，作为人类探究自然的实践活动，科学发展的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比较合乎实际的是，科学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科学始终处于存在与生成之中。[11]2-3
面对科学未来的不确定性，终结论的悲观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科学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就，科学势必有持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成就的态势；而过分乐观主义的态度也是失之偏颇的，毕竟我们确实面临着一系列看起来很难突破的限度。我们的最佳策略是采取适度乐观的现实主义态度，在克服局限中推进科学进步，又在科学进步中应对新的局限的出现，始终使科学处于一种动态的可持续发展中。这是我们应持的正确的科学进步观。
注释：
①科学终结论作为一种对科学发展之未来前景的看法散见于科学家、哲学家等的言谈和著作中，集中论述较少。到目前为止，专门论述科学终结论的著作主要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1918)、斯坦特的《黄金时代的来临：关于进步终点的一种看法》(1969)、约翰·霍根的《科学的终结》(1997)以及专门讨论“科学的终结”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国际会议(1989)。另外，在杰拉尔德·霍尔顿的《科学与反科学》(1999)的第五章“关于科学的终结的争论”以及Susan Haack的Defending Science(2003)的第十二章“远没有结束”中也有细致分析。本文是在详细分析考察已有的科学终结论的基础上，对科学终结论进行细分，以更形象和直观地把握科学终结论的各种表现形态，这有助于深化学界对“科学是什么”和“科学之未来前景怎么样”这些基本问题的把握，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科学进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