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辛亥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鲁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的递进，是从政治改良到装革命、从虚君共和到民主共和，而这种递进是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政治的原因的。本来，黄兴、章太炎等一大批以武装起义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的先驱者，都是属于改良派阵营的，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通过自上而下有政治改革，有秩序地、不流血地使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和国家富强。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却摧残了政治改革的新芽，囚禁了光绪皇帝，逮捕、屠杀改革派，将中国拉向倒退。于是，被维新派的启蒙唤醒或者本来就属于维新派的志士仁人，那满腔热情的使中国进步与富强的火花就被保守派的冷水泼灭了。因此，他们为了给同志复仇、为了中国的进步与富强，事实上是被清政府逼得走上了暴力、暗杀和革命的道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虚君共和是不可能的了，墨守现状或向保守派投降又非所愿，于是就只剩下了暴力革命一条路。革命的对象是反对中国改革与进步的旧势力，而现实的承担者就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统治者，革命与排满就这样联系了起来。尽管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于国内，但是在满清统治者的压迫下，在国内公开地鼓吹革命、组织武装有着重重的困难，自立军的失败与《苏报》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革命的鼓动与组织工作，首先是在海外华人、特别是在留日学生中扎了根，然后反过来向国内施加影响，甚至回国暗杀、起义。
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正是戊戌变法失败、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日益蔓延开来的时候。在革命派的三大政治派系中，华兴会与光复会都是在鲁迅留日之后的1904年成立的，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联合起来建立了同盟会。其中，鲁迅与光复会有不解之缘。因为光复会的骨干及其成员多是浙江人，而当时的留日学生又崇同乡会，所以鲁迅与光复会的关系就特别密切。虽然周作人说鲁迅未入光复会，但是，据鲁迅的好友、当时的同学许寿裳、沈祖绵的回忆，鲁迅确曾加入光复会；①与晚年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增田涉说，鲁迅以一种怀旧的深情谈到他曾加入光复会。②事实上，鲁迅的绍兴同乡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都是光复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其师章太炎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密友许寿裳也是光复会会员。因此，无论鲁迅是否加入光复会，但他确是属于光复会这个圈子里的人。或许，鲁迅当时不告诉周作人，只是怕亲人知道了会为他担心。
凭着抵日不久就剪去了辫子，加入光复会这些事实，说鲁迅已是革命派的一员，不会有什么疑义。但是，鲁迅政治上的靠近革命派，并不表明他在思想文化领域已告别了改良派。而鲁迅一开始就不是以一个政治活动家而以一个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鲁迅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弱点，据增田涉在《鲁迅与“光复会”》中回忆，有一次鲁迅对他说：“我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曾经被命令去暗杀。但是我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我问母亲怎么处置。他们说担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这与鲁迅以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死而接受朱安陪伴母亲的回忆，是一致的。第二是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优点，据许寿裳回忆，当别人忙着反清排满的时候，他却在想，排满成功后怎样去改造国民性，这种改造国民魂灵的思想终于使他弃医从文。自然，改良派所谓在民智未开通之前就实行民主共和难以成功的论调，确实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一脉相承之处。但是，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也确实比单纯的反清排满看得远。因此，鲁迅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弱点就是他作为思想家的优点，他想的比别人深刻、复杂，而行动起来就不干脆而是思前想后。这一点，鲁迅在“五四”之后的杂文中也承认过。
鲁迅在思想文化领域告别改良派，是与章太炎、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在此我们着重谈谈鲁迅在思想文化领域转向革命派与章太炎的关系。
革命派的文化启蒙虽然在普及方面做得不如改良派好，然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邹容的《革命军》等，确实超越了改良派。鲁迅后来就很看重《革命军》与武昌起义的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③《革命军》那锋芒逼人的对天赋人权的宣讲，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专制政体的批判，再加上那略近白话的语言，确是一部启蒙杰作，是康有为、严复作不出的。特别是邹容对中国“奴隶之根性”的批判：“中国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是一部大奴隶史也”，对鲁迅《灯下漫笔》对中国“奴隶史”的批判，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邹容的《革命军》意气风发、激情澎湃，但是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样，都属于理性启蒙的范围。在革命派的理论家中，越出这一理性启蒙范围而具有卓然超群的浪漫品格的，是章太炎。章太炎与孙中山、邹容等人的不同，正可比卢梭与其他理性的启蒙学者不同。然而，学术界对章太炎的误解却是一误再误，诸如地主阶级反满派代表、封建小生产者的代表、民粹主义者等等，都没能揭示章太炎思想在革命派理论家中的实质性特征。不错，章氏确实是反对资本主义文明，要人“用国粹激动种性”；但是，章太炎并没有象他的某些追随者那样，以国粹去排斥外来文明，相反，章太炎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孙中山、邹容等人的思想缺乏现代性。假定章太炎真像一些论者所说，是甚么地主阶级或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那么章太炎不但称不上革命派的理论家，而且是比改良派、洋务派还落后的。事实上，章太炎的反文明、反权威、反束缚，强调道德的力量，反对社会对个人的压抑，主张个性的绝对自由，甚至崇奉原始、返归自然等等，都与卢梭如出一辙。而章太炎在文中对拜伦、尼采的推崇，正表现了他对始自卢梭、拜伦、尼采的浪漫哲学的承担。除非论者能够证明卢梭是地主阶级或小生产者的思想代表，否则，如果说卢梭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么，章太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带有浪漫色彩的启蒙思想家，应该是当之无愧的。而在所有革命派的理论家中，对鲁迅影响最大、最持久的，就是章太炎。从鲁迅告别并批判改良派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到未完稿的《破恶声论》，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愈来愈大。
鲁迅说，《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也就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这表明，鲁迅受章太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譬如在文字风格上，由于要“用国粹激动种性”，所以文字上就显得古奥；在人格与学问上，章太炎不但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且是坐牢志不改的革命家。据周作人回忆，鲁迅之所以那样佩服章太炎，就因为他既是革命家又是大学问家。章太炎对鲁迅在人格上的影响是终生的，所以一直到晚年，当鲁迅满怀深沉的心情回想往事的时候，太炎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眼前。
鲁迅对改良派的“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的抨击，就直接受到与改良派论战的章太炎的影响。章太炎认为，代议制并不能伸民权，“名为国会，实为奸府”，因为所选议员“必在豪右”，过去是皇帝一人骑在人民头上，现在却是一批人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与效立宪而使民有贵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权于上”，因为“不欲有一政皇，况欲有数十百议皇邪”。④鲁迅也是这样攻击“立宪国会”的，他认为“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因为这些议员“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与富人”，或“善垄断之市侩”，他们怎么能使中国兴旺发达呢？⑤章太炎对改良派的斗争，往往是从道德人格的角度，揭露对方无廉耻、重私利、趋炎附势；而鲁迅对改良派的批判，也主要不是从理论而是从道德人格的角度予以揭露的，说他们“假是空名，遂其私欲”，“以福群之令誉”，“掩自利之恶名”。当然，章太炎与鲁迅对立宪派的攻击，并不是要使中国固守君主专制的现状。相反，如果说立宪派对君主还毕恭毕敬的话；那么，章太炎就可以骂光绪为小丑，认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院则非”，主张三权分离，集会、出版、言论自由，总统有罪，人皆可诉诸法吏逮治。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太炎倾向于总统制，而反对内阁制。但是，在民智未开通之时这种主张是一种浪漫空想，于是，章太炎设想通过中间的知识分子上通下达、监督政府。这种中间的知识分子在鲁迅当时的文章中，就是那超人般的“一二士”，就是“上制天帝，下制民众”的摩罗。
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姓”的主张，对这个时期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所介绍的拜伦、尼采、易卜生等，都是专向旧文化实行袭击的反传统主义者，但是，鲁迅没有完全走上这条路，而且在《文化偏至论》特别是《破恶声论》中，还在“昌明国粹”。《文化偏至论》虽然从总体上看是很有反传统色彩的，但是，文章一开始就追溯传统的荣光：“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接着，鲁迅就为中国的“自尊大”辩护，认为在海禁大开这前，能够与中国文化比肩的没有，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自尊大”的心理也在情理之中。而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则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他若虽一卉木竹石，视之均函有神闷性灵，玄义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然而这篇“昌明国粹”的《破恶声论》与《文化偏至论》一样，反对束缚要求自由，反对合群尊崇个性。因此，鲁迅这一时期的论文所倡导的文化思想与“五四”时期的并无不同，只是“五四”时期的张扬个性与反传统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一时期的尊崇个性却与“昌明国粹”并存。不难看到，假如没有章太炎“用国粹激动种性”的影响，鲁迅就会在西方现代思潮和摩罗诗人的影响下走向反传统。事实上，《摩罗诗力说》以其对阿Q精神的揭露和对传统诗歌的反叛，已经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毫无二致了。
章太炎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对鲁迅的影响也很大。章太炎的所谓“宗教”是指佛教，但当时鲁迅并未读佛经。于是，鲁迅就把中国的“迷信”当作宗教，而加以歌颂。有的人说，宗教崇拜的是超越于有限相对之上的独一主宰，而中国人所崇拜的“不在无形而在实体，不在一宰而在百昌”，所以是迷妄的崇信。鲁迅对于这种以基督教为标准的宗教定义，进行了反驳：“敢问无形一主，何以独为正神？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面对着“破迷信者于今为烈”，甚至以科学斥迷信为迷妄之信，鲁迅说：“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鲁迅的结论是：“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⑥就这样，鲁迅把章太炎对宗教和国粹的推崇，统一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从1903年的《说鈤》、《中国地质略论》到与上文写作时间相近的《科学史教篇》，都在向中国人介绍科学知识，但他为什么反对以科学破迷信呢？首先，科学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解决不了人的终极关怀——对个体死亡的超越这个问题，而宗教却回答了这个问题；科学关心的是对真理的探求，而宗教关心的是信仰与价值领域。鲁迅在这个时期看到了这一点，意识到自己由科学转向价值领域，虽然“五四”之后鲁迅以科学破迷信的时候，忽略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反传统之后的信仰空白的关心。其次，起自卢梭的浪漫思潮与现代人学思潮，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思潮的反动，卢梭与章太炎公开地怀疑并反对科技的进步，这对于鲁迅的反对以科技、实际破迷信显然是有影响的。
当然，章太炎思想的浪漫性和现代性，不在于他张扬宗教和国粹；而在于他反对任何外在的权威，反对包括物质文在内的任何对心灵的束缚，反叛一切传统观念，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这对于鲁迅主张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有着巨大的影响。章太炎认为，“沾沾物质之务”是人的堕落，人应该逃到孤独的心灵中，注重精神的拯救；鲁迅认为，人应该远离实利，以心声和精神为贵；“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章太炎说：“个体为真，团体为幻”，反对群体压抑个人；鲁迅则希望坚强的个人“独立自强，去离尘垢”，敢于向群体挑战，“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章太炎说：“村落军旅牧群国家亦一切虚伪，惟人是真”，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对于他人，均无责任”；鲁迅也反复强调“绝对之主我”的个人应该“绝义务”。章太炎认为，脱离了一切枷锁的个人应该具有尼采所谓的强力意志，“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鲁迅说：“排斥万难，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章太炎在行文中常常提到拜伦、尼采等“多力善斗”的个性战士，而他们也为鲁迅所崇奉。⑦因此，鲁迅对西方人学思潮的接触，是通过了章太炎这一中介的；或者说，章太炎最早为鲁迅打开了通向现代人学思潮的大门。
浪漫派和现代人学思潮在反文明的同时，往往会走向崇奉原始、返回自然。浪漫派的祖师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书中，就否定现代文明而主张回到原始人的生活。章太炎也是这样，他否定了现代的物质文明而主张回到古代的俭朴生活。但是，这对于当时普遍接受进化论并以此追求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接受章太炎带有“倒退”色彩的理论是很困难的。于是，章太炎就向进化论发起了攻击：“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有进于此，亦必有退于彼，何进化足言”。章太炎的结论是；“进化之恶，又甚于未进化也。”⑧这样，章太炎就从理论上找到了崇奉原始、返回自然的根据。鲁迅受章太炎的影响，也说野人中有新力，并象章太炎一样歌颂“农人”：“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泊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⑨更重要的是，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使鲁迅看到了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知识之树与生命之树的巨大冲突，加深了其思想深度。但是，与章太炎不同的是，鲁迅没有抛弃进化论，即使这种进化论是以生命的痛苦为代价的，在这方面鲁迅跨过了卢梭、章太炎而走向了尼采。
由于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国粹与西化在革命派理论中的并重与矛盾，加之鲁迅的思想尚在形成中而易于受别人的影响，而影响的来源又较为复杂，就使得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显示出种种内在的矛盾。譬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是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的，《破恶声论》又全面肯定了传统，而《文化偏至论》则取其中道，使理论上的反传统与外在形式上的为传统辩护结合了起来。比较而言，《破恶声论》受章太炎的影响最大。但鲁迅同样没有意识到，在歌颂农人与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而鲁迅这一时期对改造国民性的置重，以及在《摩罗诗力说》中对阿Q相的某些揭露，都使鲁迅思想具有了某些个性特征而超越了章太炎。就思想的总体特征看，如果说章太多的思想更接近卢梭，那么，鲁迅的思想则接近尼采。
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就想以文艺改造国民性，但是，《新生》文艺杂志的流产，《域外小说集》的没有销路，《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的发表之后的寂然无声，使鲁迅感到仿佛奔驰在寂寞的荒原上。因为当时人们都在忙着实际的革命运动，相对忽略了思想启蒙，而当时的思想启蒙主要是以排满为主调的宣传鼓动。所以，鲁迅本应成为而终于没能成为革命派的启蒙思想家。若非“五四”后鲁迅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鲁迅在日本所发表的那几篇文学与文化论文，早就被人忘却了。不过，留日时期对于鲁迅终生的事业是有决定性的。鲁迅弃医从文，走上了一条文化启蒙与文学理论、翻译、创作的道路，并在严复、章太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人学思潮的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思想范式与创作方向。“五四”之后，鲁迅思想的进化论，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以及揭露国民性等等，正是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延续；而鲁迅留日时期接触并翻译的域外小说，对鲁迅“五四”后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1908年，鲁迅与许寿裳、钱玄同等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正式成了章太炎的学生。此后，章太炎的言行对鲁迅仍有影响，章太炎成了鲁迅一生中唯一的多次以“吾师”称呼的人。而假定没有老同学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向鲁迅拉稿，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就会完全不同。
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教书。虽然鲁迅教的是理科课程，并参加了驱逐尊孔校长“木瓜之役”，但是章太炎的“用国粹激动种性”对鲁迅仍有影响，《会稽郡故书杂集》与《古小说钩沉》就是这时候辑录的。不久，武昌起义发生了，绍兴也很快光复了。据当时许多人的回忆，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了绍兴，越社当即发起在绍兴城内召开迎接光复的大会，公推鲁迅为主席，会后，还组织了一个“武装演说队”上街游行、宣传，不但安定了人心，而且促成了绍兴的光复，因为王金发的部队五天以后才进城。当时一般群众不了解革命，就象躲避长毛一样逃来逃去，连学校的教师与学生走散的也不少。于是，鲁迅发动学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人心，并亲自带头讲演，对群众讲明革命的好处。⑩这些回忆与事实也许不尽相符，但是，鲁迅以满腔热情迎接革命的到来，是可断言的。鲁迅留日归来，就因没有辫子而被当作“假洋鬼子”，受尽了奚落和冷眼，现在，剪辫的“新党”来了，他怎能不为同志的胜利而高兴呢？
但是，革命的胜利并没有使鲁迅陶醉入梦，他清醒地看到，革命在许多地方不战而胜，是出于投机而非出于觉悟；而一般民众尚不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于是，革命的胜利使鲁迅又振作起来，担负起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启蒙大任。
然而，乐观很快被悲观代替了。辛亥革命胜利得快，失败得也快。革命的理想被传统的权术迅速地谋杀或同化，革命的权力也纷纷地转让出去或被夺去了。鲁迅看到，王金发刚到绍兴的时候，“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11)鲁迅支持《越铎日报》监督王金发政府，常说一些他不爱听的却于革命有利的话，于是就有消息传出来，说报社拿了都督的钱还敢骂都督，“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使鲁迅只好逃到乡下去。而报社终于在鲁迅去南京教育部任职后的两三个星期，被一群士兵给捣毁了。鲁迅走后，好友范爱农的学监被免掉，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后来出于对当局的失望自杀而死。范爱农，这个留学日本的新派人物，革命烈士徐锡麟的弟子，却死在为他欢迎来的“革命政府”的治下。所以鲁迅感到特别沉痛：“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12)
南京毕竟不同于绍兴，革命后充满新气象。“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13)“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但好景不长，革命政府的最高领导权被袁世凯篡夺，鲁迅也随教育部迁往北京。鲁迅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袁世凯当皇帝、“二次革命”的失败、张勋复辟、军阀混战。鲁迅在“五四”后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了，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14)而康有为当年担心的把皇帝这一全国权力中心的象征物踢开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反而被军阀混战验证了。因此，鲁迅陷入了失望乃至绝望、颓唐之中。为了消除自己的苦痛，鲁迅用了种种法“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15)以读佛经和钞古碑打发日子。然而，正是在鲁迅的热情被冰冻而变成“死火”之后，鲁迅对辛亥革命以及民族文化心理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反省，而这种反省构成了“五四”后鲁迅创作的主要内容。鲁迅对佛经的熟读，不但使他又了解了一种文化，而且加深了他的思想深度，在鲁迅诗与哲学之结晶的《野草》中，就可发现这种思想深度。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了多方面的反省。他认为，革命胜利后，革命者对于旧势力迁就、妥协、退让的结果，是旧势力对新事物的同化或谋杀。王金发到绍兴后，捉住了杀害秋瑾的谋主，“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参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16)现在“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鲁迅还认识到，革命若不以实力为基础就终会失败：“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17)
如果说洋务派的文化选择方案是“中体西用”，改良派的文化选择方案是“托古改制”或者说以“西化”为特征的“中体西用”，那么，辛亥革命并没有拿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选择方案。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漩涡中，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选择方案的革命运动，不能不说是一大缺点。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并重一样，在文化上革命派也是国粹与西化并举。且不说章太炎一边宣讲国粹，一边走向以伸张个性为特征的西方浪漫思潮；就是孙中山也常以国粹印证他“三民主义”的正确。仿佛中国的国粹可以与西方文化和平共处而没有半点冲突。革命派文化选择上的二难，在革命后“光复旧物”的乐观中，就放弃了文化启蒙。特别是在袁世凯窃国后，尊孔读经的复古浪潮又汹涌起来，戊戌变法前后人人以读洋书为荣、以不学外文为耻的景象荡然无存。因此，鲁迅常说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剪掉了辫子的革命，一切如旧。
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文化反省，主要是从国民心理，民族性格的角度着眼的。《怀旧》所描写的人们在革命到来之时的逃来逃去，就表现了人们对这场革命并不理解，而当作传统的农民起义来看待。而金耀宗、秃先生这些自以为高出于“愚民”之上的人却在投机地观望。等革命党掌了权，那些“恶革命党如蛇蝎”的“士绅和商人看见似乎革命党的人，便亲密的说道：‘我们本来都是“草字头”，一路的呵’。……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18)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的方法之一，就是祖传的“捧”；王金发就是在这一捧再捧之中，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的。
鲁迅对辛亥革命深刻的文化反思，集中表现在他的杰作《阿Q正传》中。当然，鲁迅借以文化反省的是阿Q，阿Q不仅是没有固定职业而在传统时代经常“揭竿而起”的流民，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压迫下走向“精神胜利”的象征。但是，阿Q革命也是投机，革命前他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并说杀革命党好看；在假洋鬼子不准革命后，他又说“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因此，阿Q的革命是阿Q无主义、无理想、无特操的一种表现，他只想借革命出他自己的怨气而不为任何人着想。他的革命畅想曲就是想同皇帝一般可以随便杀人，可以富贵荣华挑女人，甚至“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鲁迅认为，现代的革命者心中有理想之光，破坏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而阿Q式的传统造反则是“无建设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19)鲁迅的悲哀就在这里：阿Q若不欢迎革命，革命就没有群众基础；阿Q式的“众数”介入革命，也只是阿Q式的革命，它会令辛亥革命变质，变成传统的农民造反。因为一旦阿Q式的传统造反成功，那也只是君主的变易、朝代的更换，同时也意味着以民主共和国为理想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因此，阿Q式的革命无论是被扼杀还是成功，都是辛亥革命的悲剧。(20)然而，更大的悲剧在于，革命者不但不向阿Q进行文化启蒙，而且将之拒之门外，“不准革命”，甚至稀里糊涂地将阿Q判处死刑。鲁迅通过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1)
然而，由于辛亥革命的一败再败，使国民的劣根性愈益暴露，鲁迅对于国民性是否能够改造也持怀疑态度。鲁迅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22)且看《狂人日记》与《药》对于改造国民性的悲观态度。《狂人日记》虽非取材于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却是这篇小说创作的现实的灵感来源。鲁迅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白‘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23)《狂人日记》虽然在以疯子为战士上也受到尼采、雪莱、卢梭等“疯子”的影响，但是，章太炎的“疯”与“不疯”，却正是《狂人日记》着力描绘的。在《狂人日记》中，狂人作为新的道德价值的承担者愈是清醒，愈是想进行“救救孩子”的启蒙，就愈不被国民理解，其言行也就愈加疯狂；只有狂人“沉入国民中”而加入“吃人”的行列，赴某地去侯补，他的疯狂症才愈而成为被国民所理解的常人。于是，你愈是想进行文化启蒙，就愈不被启蒙的对象所理解，就愈不能与启蒙的对象沟通。改造国民性不就成了一种自欺的希望了吗？因此，鲁迅说，章太炎“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也就是鲁迅视为的文化启蒙，“却仅止于高妙的玄想。”(24)因为“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而《狂人日记》所揭露的传统道德及其承担者的“吃人”，显然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同乡惨遭杀害的痛苦记忆有关，特别是徐锡麟被恩铭的亲兵挖心并炒食净尽，鲁迅每每提及。所以《狂人日记》在揭露中国吃人的历史与现实的时候说：“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这个被杀害的犯人就是指秋瑾。如果说《狂人日记》仅仅是提到秋瑾被杀而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那么，《药》就从这一句话生发开去，对夏瑜（隐指秋瑾）的被杀在民众中的反应进行详尽的描绘。《药》具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华老栓、小栓与夏瑜象征着“华夏”的国民与启蒙者，结果，夏瑜的革命行动和启蒙说教不但不为国民所理解，而且革命者的血被国民当成治痨病的人血馒头，满足了国民的迷信心理。作者还借阿义、“二十多岁的人”、“花白胡子的人”以及驼背五少爷等人对夏瑜言行的反应，来揭示革命者愈是想对国民启蒙以解救国民就愈遭误解而被判为“疯子”这一主题。夏瑜关在牢里劝阿义造反，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被阿义打；夏瑜又说阿义可怜，结果被前述众人说成是“发了疯了”。通过这些连名字也不给起的“众数”，作者补足了华家作为国民的象征，使国民对于启蒙之“药”“牙关紧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作者在夏瑜的坟上平添了一个花环，表示革命还有后来者，然而这个花环却被来上坟的母亲当成是夏瑜冤枉的显灵。这就使国民对革命者的隔膜得到了最有力的表现：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与新价值的承担者沟通。行文至此，就使人想到鲁迅的母亲不愿看儿子的作品，而喜欢看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为题材的作品。小说名为《药》，就是一种象征：革命者向国民灌输自由解放的药，国民在寻求去病强身的药，而后一种药却居然是革命者的血，结果两种药都失效，失效的象征就是多了两座新坟，于是，鲁迅陷入了颓唐与绝望之中。
尽管鲁迅深刻反省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文化根源，但是，从“五四”一直到晚年，鲁迅总是一往情深地怀念与辛亥革命有关的革命者，肯定他们的光辉业绩。鲁迅不仅常谈起他的绍兴同乡徐锡麟、秋瑾，以“敝同乡秋瑾姑娘”称呼秋瑾，并作小说纪念他们的壮烈就义；而且也常回忆起留日时黄兴那“楚人的蛮性”、邹容给不让人剪辫的监督剪辫的故事。小说《头发的故事》就是鲁迅念旧的名文：“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因此，当浙江省建设厅于1929年在杭州西湖设“革命纪念馆”，追溯先烈的功勋，末后又有“落伍者的丑史”。鲁迅相当不高兴：“仿佛要令人于饮水思源以后，再喝一口脏水”。而所征求的“落伍者的丑史”的目录中，又有“邹容的事实”，鲁迅感到很“古怪”，于是挺身而为这位“革命军马前卒”辩诬。(25)说邹容有“落伍者的丑史”自然与史相背，但是，在追溯先烈荣光的时候，指出一些人的落伍，正是从正反两面对待传统，然而，由于鲁迅对辛亥的先烈爱之深，并这一点也否定了。
鲁迅提到的次数最多而且写专文纪念的，是孙中山和章太炎。鲁迅是章、陶系而非孙系的人，但是，孙中山为革命奔波一生的业绩深深感动着鲁迅。因此，当孙中山逝世后北京的“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的时候，鲁迅就著文为孙中山先生辩诬。在《战士和苍蝇》一文中，鲁迅说：“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鲁迅说：“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鲁迅说，当时报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己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因此，“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
鲁迅一生中多次以“吾师”相称的，只有章太炎。关于章太炎对鲁迅的影响，笔者已在上文谈过。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以道德和国粹救国的思想，影响了鲁迅一生。鲁迅终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就是以国民的思想道德的改变为第一要事。清朝未推翻之前，章太炎与孙中山联手共谋排满大事，革命胜利后，他又反对孙中山而支持黎元洪、袁世凯，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他又到总统府前大骂袁世凯，这种反对派的角色对鲁迅也有影响；鲁迅当了一生的反对派。1935年鲁迅作《出关》，小说的情节就受章太炎的影响：“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25)章太炎固然有许多国学弟子，但是，章太炎第二阶段那种与众不同的思想的真正具有变异性的传人，却是鲁迅。这甚至包括那种不满足于常识而直欲寻根究底的深刻的思想方法。因此，尽管章太炎后来有尊孔读经反对白话文等保守之举，有许多不利于革命之行，并对鲁迅有着巨大的反影响：要永远追求进步，否则不进则退；但是，当有人在章太炎逝世后作文奚落他的时候，鲁迅挺身而出，表彰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因此，“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27)
注释：
①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沈祖绵《记光复会二三事》
②胡风《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增田涉《鲁迅与“光复会”》
③鲁迅《坟·杂忆》
④章太炎《代议然否论》
⑤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⑥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⑦以上引文见章太炎《国家论》、《四惑论人》、《论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事》、《答铁铮》和鲁迅《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
⑧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四惑论》等
⑨鲁迅《破恶声论》
⑩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199～201，243页
(11)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12)鲁迅《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13)鲁迅《坟·杂忆》
(14)鲁迅《两地书·八》
(15)鲁迅《呐喊·自序》
(16)鲁迅《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7)鲁迅《两地书·十》
(18)(19)鲁迅《华盖集·补白》，鲁迅《而己集·扣丝杂感》
(19)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0)参见拙作《论阿Q革命》，载《〈阿Q正传〉新探》
(21)鲁迅《两地书·八》
(22)《鲁迅全集》第11卷第345页
(23)鲁迅《华盖集·补白》
(24)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5)鲁迅《三闲集·“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26)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27)鲁迅《且介亭杂文未编·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
标签：鲁迅论文; 章太炎论文; 光复会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摩罗诗力说论文; 阿q精神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革命军论文; 文化偏至论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