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文学论文,石榴论文,灵光论文,美学论文,树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世界文学史上，乡村一直是原乡神话式的存在，无论骂它、爱它，批判它、赞美它，背后都有基本的原型意义。乡村是大地、母亲、故乡、家、爱、童年、温馨、苦难等等一切本原意义的代名词，它包含着巨大而深远的象征性，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寄托。“乡村”，几乎可以说是作家情感的祭坛，忧伤而甜蜜，神圣而深沉，充满着古典的膜拜意味。在对乡村本体的叙述过程中，作家类似于一个收藏家，一个信徒，总是试图在乡村中追寻遥远的时间与空间的叠韵，感受过去的生命与自我生命之间神秘的关联。本雅明在论及传统艺术的价值时，使用了一个非常感性的理论术语——“灵光”（aura）。“什么是灵光？时空的奇异纠缠，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静歇在夏日正午，沿着地平线那方山的弧线，或顺着投影在观者身上的一截树枝，直到‘此时此刻’成为显像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呼吸那远山、那树枝的灵光。”① 勿庸讳言，在哈代的英国乡村、福克纳的南方小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村庄，在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阎连科的耙耧山脉那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灵光”的存在，它由乡村的尘土、阳光与原野，由乡村的生命、神话与历史中折射出来，经过心灵，凝聚为精神的故乡，激发着人类最为深沉的情感悸动。
但是，在李洱的乡村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充满灵光的、神圣的、哀愁的乡村，充满人类与民族所有命运与主题的乡村被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展览式的、世俗化的乡村。阅读《石榴树上结樱桃》，似乎在进行一次非常奇特、怪异的乡村旅程，展现在你面前的官庄村，是一个完全“光裸”的村庄，没有地理性与文化性，原乡神话式的情感及隐喻不再存在。在官庄村的上空，没有乡愁，没有精神意义的还乡，甚至没有了大地、植物与原野，只有事件、人物及现实的进程，乡村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元素，一个肌体，不附着任何其他更为本原的象征或寓意。作家用一种准确的风格把乡村分解为一个个现实的行为、事件与语言，冷静而饶有兴趣的肢解，骨架、肌肉、脂肪，筋筋缕缕，丑陋、干巴，令人难堪的逼真。
世俗化，意味着“神圣情感”的消失，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没有记忆，没有审美。驴粪蛋就是驴粪蛋，不是故乡的某种象征；猪圈就是猪圈，没有蕴含童年生活的情怀；权谋就是权谋，不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只是乡村生活中一个极为平常的元素。而一旦对乡村的“神圣情感”丧失，那笼罩在乡村上空充满本原意味的“灵光”也即消逝，“真实性”成为作家的终极目标，纯然客观的分析，略带嘲讽的叙述，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乡村——之间有显而易见的距离感。叙述者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地进入事件的核心，以一种残酷的理性，把事件本身的进程叙述出来。
在充满“灵光”的乡村意象中，作家，包括读者常被乡村背后巨大的象征性所支配、感染，不自觉地会有膜拜心理。有膜拜，有尊敬，才有诗性，才有文化，才可能进入乡村的文化结构及民族对乡村的文化心理，在此意义上，乡村不仅是作家本人对故乡的回望及精神的本原探索，也是一个民族对自我精神的深层追寻。《石榴树上结樱桃》给我们来一次“祛魅”，抛弃乡土小说所特有的主观倾向性和情感气息，抛弃那种深刻的“痛感”和“情感”（它们在形成小说巨大感染力的同时，常常遮蔽着作家的叙述），而致力于“还原”工作，回到现实之中，对乡村现状作客观的描述与最细节的刻画，由此，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处于世俗进程中的，混沌、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的乡村意象。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一“真实”、“世俗”的乡村叙述却带来强烈的陌生化效果，让人“震惊”，这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乡村。更重要的是，我们突然发现了“面纱”的存在，李洱的叙述仿佛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以精确的风格割开面纱，使我们窥到那面纱之后的真相——残酷而真实，细节栩栩如生。女村长繁花面临着村支书的选举，要想选举成功，她的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尤其是计划生育问题，上面的基本政策是一票否决制；同时，她又必须在村里拉到足够的选票，挫败那些力图取代她的力量。于是，一场乡村大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李洱运用自己运筹帷幄的能力，把这场乡村争斗写得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热闹异常。繁花为选举成功而进行方方面面的铺垫，慰问同盟、阴谋策划、请客拉票、做各种亲民表演等，俨然翻版的总统竞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版的中国乡村，世俗、丑陋，却真实无比。现代文明的各个元素都对官庄村发生作用，生活方式（如手机、汽车）、政治（选举、环保、计划生育）、经济（引进外资、发展企业）等，它们在官庄村的土地上汇合，发生混战，并改变着村庄的生活结构与存在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乡村经历着比之前几千年都要更为彻底的变化，在全球化文明迅速膨胀的时代，社会的各种元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极其可怕的速度渗透到中国大地的角落，哪怕是最偏远的乡村也不被落下，它们在乡村以奇异的形态互相纠结，并发生影响，产生新的行为与结果。在这样复杂的语境下，仅仅古典的追忆是不够的，仅仅原型性的文化叙述也是不够的，它所牺牲的常常是现实层面乡村生活的真实状态，或者说，只有作家主动撤去情感面纱，主动撤去文化的渗透，乡村本体的存在状态才有可能呈现出来——无关乎家族伦理、文化世情，也无关乎自然伦理、原野大地，它就是地表层面的存在。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叙事者是一个干脆利落的旁观者，而叙事本身也几乎不掺杂更多的情感，完全可称之为“零度”叙事——这在现代派作品中经常出现，但在乡土小说中却几乎没有。作者很少对人物给予情感，没有道德的焦虑，没有对事件的判断，甚至，连通常的暗示性都没有，“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叙事精神”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乡村故事。李洱毫不留情地把作家的“精神还乡”之路掐断了，他在与笔者的访谈中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写作目的，“我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幻想”②。乡愁、归属感，包括那想象中广袤忧郁的大地原野、亲人朋友，在李洱那里，都是要被嘲笑和被解构掉的东西。在中篇小说《光与影》中，主人公孙良的归乡之路毫无疑问是一条通往彻底黑暗的道路，越是走近乡村，他就越感到虚无、害怕，因为此“故乡”已经非彼“故乡”，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言，“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最后，当孙良热爱的章老师——唯一还携带着故乡印记的人物——被两个高大的学生“挟持”着颤巍巍地出现在孙良面前的时候，归乡本身遭到了最彻底的解构，生活的所有意义都没有了，只剩下偷鸡摸狗的性爱和一碰皆碎的脆弱。生活中最光亮的地方，恰恰充满了更为强烈的阴影。对于李洱来说，他的任务不是书写光明，追寻光亮，而是使阴影部分和其中所包含的复杂色彩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这一点，我们从《石榴》的女主人公繁花的形象中也能感受出来。繁花不是我们文学记忆中的乡村女性，既不泼辣强壮（乡村生命力的象征），也不温柔贤惠（母性与家的基本隐喻），繁花是一个干练的政治女人，冷漠、理性，在她身上，没有任何关于乡村的文化象征或关于人类命运的本原寓意。她所遵循与付诸于行动的原则是政治游戏规则，是权力与智慧的较量，没有情感的成分，虽然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让失败了的繁花流露出些许的伤感，但也基本上是愿赌服输。
这是李洱有意识的美学试验的结果，女性形象的模糊与非本质化有效地驱除了读者（或者也包括他自己）心中顽固的对乡村的本质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在人类心灵景观中，乡村总是与大自然，与本能，与肉体，与人的生理紧密相联，对它的升华愿望几乎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情欲本能，而乡村女性，也自然地成为地母的形象，宽广、混沌、丰厚，能够容纳包含一切。繁花不具备这些品质，作者让她（女性）从历史、文化的隐喻中摆脱出来，走进实在的生活与政治之中，时空缩短，一个世俗的、野心家的繁花，一个扎实地进入时代之中的现代乡村女性，虽然不那么复杂，不那么具有传统特性，但却别具意味。李洱自己也这样认为，“这样一个角色非常复杂。对我来讲，这部小说有意思的是，我写了一个乡村女性。在此之前，乡村的女性往往代表母性，我选择这一女性，她被政治化、世俗化。当乡村的女性融入了世俗化进程，那么，整个乡村就进入了世俗化进程。这也是我选择女性来作为这部小说主人公的原因之一，虽然我非常不擅长于女性。”
二
应该说，对乡土中国的描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如贾平凹、莫言、阎连科、李锐们的笔下已经达到了某种极致或巅峰，这些小说既有对民族国家命运的隐喻意味及对农村文化生存状态的抒写，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满含着对中国大地、原野无以表达的热爱，《红高粱》、《日光流年》、《无风之树》等都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要想超越这些作品的确很难。作家从乡村走出，那里有他们生命最初的痕迹，有童年记忆，那里的一草一木是充满呼吸的，它们不需要本雅明那样的“凝视”，深沉的情感与生俱来地存在于血液之中，日夜流淌。在这样“灵光”的笼罩之下，这些小说有一个最根本的美学倾向，即乡村作为文化存在的原始乌托邦的象征性（不管作者的目的是反乌托邦还是建构乌托邦），它代表着原始正义，传统理想、生命的自在状态，它是人类的童年时代，而它的命运就是不断被各种秩序破坏并修剪的过程。这样一种大的精神原则使作品内部容易出现潜在的二元对立思维，官方／民间、城市／乡村、现代／传统、致富／良心、金钱／道德，这些对立的因素最后往往指向批判政治与现代文明，由此，当代政治发展史与经济发展史也必然作为负面因素破坏、侵袭着具有原始正义的乡村存在。它带给读者一种博大的情怀和深沉的情感，同时，也有理想破灭后深刻的怀疑精神，使我们看到文明进程的黑洞与繁荣背后的荒凉。从总体来看，这类小说对乡土的书写整体性大于细节性，抽象性多于具象性，较少对处于冲突过程中乡村的结构性变化作“共时性”的叙述，而“共时性”这一概念，在处于全球化、后现代语境的时代，所蕴含的意义要比其他任何时代更为深远。
《石榴树上结樱桃》给我们展示出关于乡土叙事的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和世界观。这是由技术主义、理性主义与世俗主义所组成的“百科全书式”叙事，强调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共时性”，最终达成一种“准确的”、几乎是“后现代拼贴式”的诗学风格。在这里，乡村／城市的界限消弭，农民一边搓着脚趾头一边讨论台湾海峡问题，嘴里还时时迸出如“全球化”、“女权主义”等最现代的时代名词，乡村在各种话语的交锋之中变得光怪陆离。作家不再试图描述、感受，而是试图分析、探讨、展示乡土存在。这与阎连科、莫言等人的乡土创作之间有明显的“代际”特征。实际上，从整体发展趋势上看，近几年来，仍活跃在文坛上的六十年代作家如毕飞宇、韩东、李洱都开始涉足“乡村”这一重大题材，毕飞宇的《平原》、韩东的《扎根》等等都有这样非常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
这一技术主义与理性主义背后是哲学意义上的世俗精神的渗透，这里的世俗精神并非“庸俗”或“品格低下”，而是作家摆脱了“神圣”观念的统摄（它包括各种宏大叙事，政治的、思想的及艺术的），对日常生活进行诗学上的肯定，回归到人性、事物及社会的现实层面，并作出独特的叙事与价值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如本雅明所言的可技术复制时代的文艺“展览化”倾向③。这也是以知识、理性为起点的李洱们的最大精神特征和对文学存在的基本态度。他们信任理性，长于思辨，强调文学的科学性与学科性，感性抒发与情感描写对他们来说只是文学的一个层面。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来说，这种观念无疑相当于一次“文艺复兴”。
的确，当我们以“世俗”的视野，以“共时”的时空观念重新考察乡村，就会发现，当代乡村生活所呈现的景观涵盖了太多复杂的、相互矛盾的东西。当繁花站在肮脏的猪圈旁，一边打电话商量选举的事，一边搓着泥巴，并思考着官庄村的现代化之路时，某种真实的荒诞意味慢慢渗透出来。此时，几个最为不同的元素形成深刻的映照——最乡土的与最现代的（猪圈与手机）、最落后的与最文明的（泥巴与选举）——展示出处于后现代语境下乡村的“悖谬式”存在，这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原乡神话”式乡土小说的缺失，给读者搭建了一个通向后现代境遇中现实的乡村之路的平台。乡村生活还是猪圈、泥泞、传统的争权夺利，但行为方式完全变了，手机、竞选、民主、环保等时代名词把时空拉得无限近，乡村、城市、现代性、全球化，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平台上，纠缠、扭合、互相冲突并且互相改变。这个乡村已经不是原始的、文化的、道德核心的乡村，而是世俗存在的、现实生活中的乡村。正是这一世俗性与真实性，使我们看到在备受现代文明、经济和政治挤压下的乡村的另一面：现代文明从来都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乡村与现代文明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或被侵入与入侵的关系，它也以自己独特的地理性、容纳性杂糅这些外来话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使彼此脱离原有的轨道，而变成全新的事物，恰如文中的颠倒话所言，“石榴树上结樱桃，兔子枕着狗大腿”。一切都显得滑稽、荒谬，却自有它的逻辑和存在空间。
在这一意义上，李洱很少作价值判断，在面对现代文明与传统生活、传统观念之间的冲突纠缠时，李洱更多地以一种冷静的姿态，以平视的眼光，以对“复杂性”的本能热爱，以最大的“关联性”把事件发生的过程，把事件过程中人的状态及乡村状态给描述出来。乡村不再原始而封闭，一个农民随时可以了解国际大事，并被胁迫进整个政治发展的潮流之中时，但是，对于乡村来说，这种开放性并非如知识分子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压迫或摧毁，相反，它极有可能是被欢迎的。比如致富（这是很多乡土小说家喜欢的主题）。因为“致富”理念的提倡，整个中国乡村道德、人伦及文化结构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朴素的、人情的乡村逐渐消失，那的确是一首挽歌。但是，当以“世俗”视野去观照乡村生活时，你会发现，“致富”有其合理性，它对乡村实质性的影响绝不是挽歌那么简单。乡村不需要挽歌，它需要实在的能够生活的金钱，更进一步来说，它需要金钱以融入整个社会之中，它不想被“另眼相看”，这是一种合理的文化要求。“‘宁愿富，不怕死’。在死亡与富裕之间，它选择发展。它极力要融入现代化进程，但这一融入过程，有太多的悲喜剧。另外一些作者可能会把它写成一曲挽歌，我对这种哀哀的声音也持一种怀疑……而对我来讲，我甚至希望某种改变，只是这种改变给我带来一种感觉的错乱，我不知道这对于乡村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知道这是中国农村的真实途径，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这或许也是李洱执著于进入乡村世俗生活层面的根本原因。
三
如前所述，乡村象征原型的丧失与世俗乡村的浮现并不只是作家叙事方式的变化，在这背后，隐藏着作家美学观念上的根本差异和世界观的不同。在理性主义的渗透、技术化的分析等后现代视野的观照中，作家思维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灵光”消逝，随之而消失的不仅是乡土／都市、前现代／现代的二元对立视野，也包括一代作家对乡村的乌托邦幻想和原始主义情结。文学乡村由此也走上了先锋道路，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美学革命。《石榴树上结樱桃》摒弃“我”的情感与存在，以“百科全书式”叙事给我们拓展了一条通往乡土中国的新的途径。它或许使我们少了那份激情和热爱，使我们不得不撕去那总蒙在我们心灵之上的乡愁，但却更容易展示当代中国乡村的真实生活图景及它在当代生活中的坐标，也更容易使我们真正审视中国乡村的现实位置。可以说，它的出现也弥补了当代乡土小说的理性匮乏。
但是，总有隐隐的恐慌、害怕和深深的失落感。阅读《石榴树上结樱桃》，感觉叙事很冷酷，筋骨清晰，细节充分，却显得干涩，“情”的成分太少，唯一的温情就是小说结尾那一段，但那不足以挡住整部小说给人带来的严寒感。从总体来看，《石榴树上结樱桃》的“真实”虽然让人“震惊”，但却仍然有点过于细枝末叶，没有达到总体的真实（可能与我的美学预设有一定关系？），作品没能进入到乡村伦理层面与情感层面，只是把事件与肌理勾画出来，缺少真正的源头，这也使得作品的“技术深度”与“情感深度”几乎成为反比例存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问题？“百科全书式”叙事以追求思辨、深度与复杂性为根本特征，这在李洱的知识分子小说中得到出色的发挥，为什么在乡土小说中显得力不从心了呢？技术主义、理性主义到底是否能够成为进入乡村的又一通道？或者说，这种后现代美学思想与技巧对于乡土题材来说是否存在着致命的局限性？
南帆在评论《石榴树上结樱桃》时，认为这部作品的“轻喜剧风格”使文本缺乏一种“激越的声音”和“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的叙述者人情练达，脸上挂着悲悯的微笑。他多半置身局外，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即是幽默与调侃的空间。由于叙述者的智慧，种种矛盾的价值观念并没有迎面相撞，以至于不得不分出个青红皂白。相反，它们被巧妙地处理成一系列喜剧式的修辞，例如轻微的反讽，滑稽的大词小用，机智的油腔滑调，无伤大雅的夸张，适度的装疯卖傻，如此等等。这时，开怀一笑就可以将严重的问题暂时搁下……圆熟的叙述是否同时表明，作家并没有及时地发现可能打破生活现状的力量？”④对于书写知识分子生活或当代生活的存在性时，“反讽”作为一种重要的风格非常恰切，它能够把知识分子的尴尬非常贴近地呈现出来，但是，对于乡村书写来说，它是否显得过于轻巧了一些？而从根本上讲，造成缺乏“深刻的矛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小说的“轻喜剧风格”，这背后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即“世俗”存在的乡村是否就是“真实”的乡村，或者，这一真实度有多深、多远？
《石榴树上结樱桃》给我们展现出现代乡村结构的基本构成和主要矛盾，并力图揭示出当代乡村存在的“悖谬”状态。作者充分地发挥了自己在小说结构、语言和思想上的优势，技巧上无懈可击，同时，又有对乡村问题和乡村生活的洞察力，作者随时而至、出其不意的幽默也给作品平添了几分趣味。然而，在细细品味之后，却又觉得作品缺了点什么东西。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小说缺乏一种力量，缺乏一种能把小说各个成分融合在一起的凝聚力。在《午后的诗学》中，作者用费边的客厅和费边的名言警句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庸俗化的知识分子氛围，它有些夸张、变形，但却有内核的真实，那就是作者对此种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它们构成小说的和谐因素和紧张的张力，知识分子自相冲突、左支右绌的生活扭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并最终形成某种象征的意义，我们能领略到其中的不可言传的意味和气息。
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你能感觉出作者的束缚感，小心翼翼，认真努力，因为他怕一不留神踩住自己埋下的炸弹，他得努力让读者不看出其中的漏洞和缺陷，这一漏洞就是他还不能完全自由地把握他所要写的人物、生活的整体形象。李洱以他细致而精确的构思，艰苦而认真地思考他所书写的对象及背后复杂的纠缠性，然而，对于乡土生活来说，这只是厚厚尘土之上的最表层的东西。他不能够自由地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这并不是说作家必须曾经是一个农民，必须要完全了解农村生活的全部才能写这样的题材，而是作家对此还没有达到一个感性的充分认识。在认识论的科学框架内，人的意识被规定为从感性到理性，然后再到抽象、升华的过程。然而，在小说领域，却似乎正相反，在这里，需要感性的还原，而不是如前所述的理性还原。只有感性的还原，才能使故事冲破真实的、实在的故事束缚，传达出比真实更多、更大的东西。
可以说，这一新的美学理念成为一把双刃剑，在成就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同时，也凸显了其缺点。《石榴树上结樱桃》给人很强的无根之感。作品缺乏乡土性，缺少与地理之间直接的联系，没有背景（这在许多时候甚至是作家的有意为之），虽然作者在文中也运用一些河南方言与地方民谣，并尽量让人物语言口语化，但是，从整体上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色彩与情感气息，作者竭力所做的是不让你陷入情感之中，而着眼于事件本身。在许多时候，看起来是在还原乡村的细节与具体的事件，但呈现出来的却是问题主义的乡村。作者没有进入真正的乡村内部，或者说，作者的灵魂并没有进入乡村的灵魂内部。当作者把自己的理性和一种纯知识分子的智性思维用于对乡村生活的剖析时，显然有点太单薄，并且，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
一个作家所能真正把握的，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范围。而小说最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能在最不经意的地方暴露出你致命的缺点，当然，也会在最细节的地方让人感受到一个作家的“根”之所在。从根本上讲，李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只有回到这群人中间，他才能获得写作的真正力量和情感，他的敏感、痛苦的气质是他对纯粹思想的渴求和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感受所赋予他的，在这里，他是一名杀手，温柔的杀手，冷酷残忍，但每一刀却也戳在自己心头上，因为，他和他们是同类，有着对同类特有的理解力、宽容度，他能体会到他们的灵魂如何在地狱里痛苦地挣扎，能感受到他们庸俗、做作甚至于无耻的生活背后的空虚和恐惧。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人性、对生活的恐惧，是一个以知识、思想为生的人的必然结局。
在与李洱对话时，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我经常有一个想法，想再写一部乡村小说，但它必定与《石榴树上结樱桃》有所重复，我又不大愿意去重复一件事情。”为什么李洱会有“重复”的感觉，而如莫言、阎连科这样的乡土小说家则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否与作家的美学出发点有关？因为，从事件层面，《石榴树上结樱桃》已经涵盖了乡村所有的因素，传统／现代、真实／荒诞，所有现实元素一应俱全，而乡村世俗的、“悖谬”式的现实存在作者也已进行了颇为精深的勾画，但是，这是不是乡土小说的全部？还有哪些是可以不断书写下去的东西呢——基本元素不变，但其叙事，其结构起点却由一些更为宽广也更为深层的东西组成，如作家的情感，对大地、原野新的认识，等等？而这些的匮乏是否可以说恰是这一美学起点的瓶颈？
这也使我产生了一个大的疑问，如此理智的开始，对于文学中的乡村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从积极意义上讲，《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叙事风格的确给我们带来新的冲击，使乡土产生了新的意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使关于乡土文学的批评变得充满挑战性。在思考本文时，笔者有明显的感觉，笔者也只能把《石榴树上结樱桃》作为一个事件来分析，你无法把情感渗透其中，你必须是纯理论的思维，否则难以说明哪怕最微小的问题，这与思考如阎连科、莫言的乡土小说时的感觉完全不同。但是，似乎也不能否认，这种光裸之后的琐碎与丑陋，这种对乡土中国元叙事的取消带给人一种隐隐的不安和莫名的恐慌。试想，如果说连乡村、大地都不再能够成为人类、民族最根本的依托之地，那么，我们到哪里去找民族的共同的根及精神的依靠呢？如果整个民族都失去了建构精神故乡的冲动，以如此科学、冷静的目光审视中国生活，审视古老的大地、山川、河流，而不产生任何更为深沉的悸动，那这个民族将会多么贫乏！
但是，反过来说，这能成为问题吗？或者，对于文学，对于乡村象征性的美学变化，甚至对于作家情感来讲，也并不那么悲观？随着全球化概念的日常化，随着中国传统乡村的结构性裂变，随着文学观念的丰富多元，富于“灵光”的文学乡村也必然会发生变异，而如何迎向“灵光”消逝的地方则成为一个必然的新课题。或许，只有敏锐的作家才能够为我们“嫁接”出这样真实而又纯然陌生的乡村？或许，如我这样自相矛盾的批评只是因为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新的美学因子让人无法作出清晰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本身是否成功也许并不重要，但作为一种新的元素的诞生，它所带来的问题、新的视野和新的可能性却有它极为独特的价值。
注释：
① 本雅明：《摄影小史》，《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影像阅读》，许绮玲、林志明译，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
② 李洱、梁鸿：《百科全书式的叙事》，《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2期。以下李洱的谈话均来自于此。
③ 本雅明认为，“随着绘画的膜拜价值的世俗化，对其独一无二基质的设想也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当然，‘本真性’这一概念总是要超越真实的囿限（这在收藏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收藏家总是保留着拜物教信徒的痕迹，并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占有来分享艺术作品的膜拜力量）。尽管如此，在艺术研究中，‘真实性’这一概念的功能是一清二楚的：随着艺术的世俗化，真实性取代了膜拜价值。”本雅明指出这正是传统艺术发生危机的象征，但同时并没有否定艺术的这一世俗化倾向，而是作出理性的辨析。《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4～1935），《经验与贫乏》，第26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④ 南帆：《笑声与阴影里的情节》，《读书》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