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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2）05－0017－05
中国家族制度自产生以来，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以各种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发展，对人们政治经济活动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作为对传统家庭手工作坊的替代和补充，早期中国家族企业（Previous Family Business以下简称PFB）得以萌发， 以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艰难地生存和发展，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引入“苏联模式”，使家庭企业几乎陷入绝境。20世纪80年代转轨期出现的中国家族企业（以下简称NFB，New Family Business）与PFB形成了鲜明对照，使中国家族企业得到稳步发展。
一、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孕育与成长
PFB的孕育过程还得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明清时期。
1.1840年以前：封建家庭政权统治时期传统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与PFB的孕育
传统中国社会中，家族制度作为封建政权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一种生产技术，特别是手工业制作技艺，往往是在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产实践中首先总结提炼出来的。类似于英国17、18世纪家族企业的手工作坊在中国宋代就已出现。特别到明清时期，专门垄断一种生产技术而形成名牌产品的家族手工业行业日渐增加。如北京就有勾栏胡同何氏的布，前门桥陈氏的首饰，双塔寺李氏的冠帽，东江米苍党家的鞋，大栅栏宋家的靴，帝王庙街刁家的丸药等等，它们都名躁一时，家资巨万。
但总的来说，在中国几千年发达的家庭手工业之上却未能建立起现代工业经济。究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中央集权的家族政权无不把治家之法推广到治国的范围。视君臣为父子，视国家如一家一族，不赞成用任何物质利益原则来调节人际关系。其二，重道而轻农工商的文化传统。商业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最没有社会地位。其三，封建家族势力总是极力保守自己家族的技术秘密，技术分工的范围维持在一个家庭内部，技术创新十分缓慢，封建家族政权和发达的家庭手工业共同孕育着PFB，却难以自然发育成为现代企业组织形态。
2.1840至1949年：家族政权与外国入侵环境下PFB 的萌动与举步维艰
1840至1949年这一百多年中，中国近代史上记载着的是一段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历史。正是在这种动荡激烈的变化过程中，阻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组织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桎梏逐步消化以致于被打破，为自由交换而产生的PFB开始萌动。PFB萌动的主要原因：首先，几千年的家庭手工技能的沉淀积累为PFB 的出现提供了现存的生产工艺和能工巧匠。其次，洋枪洋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自给自足的思想禁锢；殖民统治者大量倾销商品以及在华投资办厂的商业行为，一方面催生了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组织模式，另一方面使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作坊难以为继，产品需求市场和劳动力供给市场逐步出现。再次，在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时，当时的社会精英从心在仕途转向决心办实业救国，如出现状元企业家张謇。再者，封建家族官僚看到兴办实业，既可捍卫政权统治力量，又不失为一种敛财增收的“文明”途径，于是出现资本与技术、劳动力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同时，国家政策也向有利于民族企业发展方面改弦更张。如1912年中华民国新政府成立及其所采取的奖励兴办实业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进一步“振兴实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
狭缝中成长起来的PFB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出现以荣氏家族企业为代表的大型PFB。然而，长期的列强入侵和军阀混战， 社会秩序和金融货币制度紊乱，交通梗阻，信息不畅，使得PFB发展困难重重。 特别是家族政权统治势力的存在，典型代表为蒋宋孔陈四大官僚家族，采取压制、排挤和兼并手段，与民争利，PFB举步维艰。
3.1949—1978年：“苏联模式”时期PFB 濒临绝境并“地下经济”潜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一五”时期，在“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影响下，以民族工商业为代表的中国家族企业，有着三五年左右与新兴国营工业和平共处、竞争发展的时期。但好景不长，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期内，“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1953年—1956年，经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来又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虽然达到了空前之高，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却遭到不少禁锢。家族企业面临的不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能否生存的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共同发展。家族企业如沐春风，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光。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后重新成长起来的家族企业走了一段“历史的回头路”。它们由“地下经济”而重生，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现已逐步成为中国当前最具活力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
二、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特色
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具有丰富家族文化底蕴的传统中国文化母体上，最先分裂出来的PFB，难免更多地“遗传”母体的“文化因子”， 表现出如下两方面的鲜明特色。
其一，治家、治国和治企模式相同并以家族管理模式向企业组织简单移植为主。
PFB这种新生的企业制度安排， 虽然其生产目的由自给自足向市场交换转变，但企业在选择管理模式时走了“捷径”或抄近路，几乎无一例外地简单移植传统家族模式。制度变迁在此找到了便捷的路径。
首先，从早期中国家族企业家来源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封建官僚家族或本身就是脚踏两只船。有资料表明，PFB 主要创业人的原来身份分别为：买办及买办商人占35.80％，官僚地主占30.86％，一般商人占18.52％，华侨商人占7.41％，手工业作坊主占7.41％。
其次，从当时的家庭教养和社会教育来看，无论是族塾的任务还是其他一切封建性质的塾学，都是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为课本，教育儿童从小就学习修身、齐家、事君、居官、治人之道。家庭教养中更是少不了孔子的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即仁、义、礼、忠、孝等内容。这样一来，进入PFB的所有成员， 从员工和老板，家族文化已成为他们共同的“公共知识”。企业中移植家族管理模式一切变得极其自然而且乐于接受。
其二，企业自发性与创新性混合并以自发性为主。市场中企业组织的出现和存在一定是以盈利为目的和条件。不可否认，PFB 的出现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推动。 当原有阻碍企业形成的各种枷锁遭到破坏后， PFB的成长更多地表现出自发性以及具有低成本创业的盈利目的。
从企业人事安排来看，PFB 的人事任免都由家长式的企业家指定安排，其中大部分都是家族成员、好友以及同乡。正如荣德生在他的《纪事》里写道：“昔年老友，都为经理”，颇有得意之感。荣家子女相继长成，经过学校教育及专业培养之后，荣氏兄弟又先后将他们的子侄、女婿辈安排到各厂的领导岗位上。
从企业财务方面看，PFB的账册大多沿用旧式簿记， 它们当中多数企业从不向股东大会提出报告，也没有定期向股东公布公司或企业的账目，退股时无须办理任何手续，更谈不上对企业财务收支的监督。企业财务和家庭财产往往混为一团。
然而，当原有模式不能适应变化中的形势时，PFB 也本能进行局部性的创新活动，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封闭的家族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不仅通过姻亲接纳家族外优秀人才，同时非家族成员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也开始引进；另一方面，它们中的一些大型企业除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的同时，也曾尝试学习西方科学管理。企业成为西方科学管理中国化的实验场所。如荣氏兄弟从实践中也愈益意识到要改革企业生产管理，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毫无“科学修养”工头，因而决定首先从废除工头制着手，即以所谓“生学制”（学校出身的技术人员）来代替落后的封建工头制。
三、转轨期的中国家族企业与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比较
NFB和PFB作为市场发育过程中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由于它们分别处于不同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它们两者间的差异也尤为显著。
1.NFB和PFB都产生于经济社会文化转型环境，但前者处在政府主导的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后者处在迫于外国入侵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转型时期。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外部变量的引进通常是解开制度“锁定”状态的有效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腐败的清政府闭关锁国被外国侵略者的炮弹给攻破，也可称为“被迫”引进外部变量；另一次便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政府主导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又称为“主动”引进外部变量。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其结果都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转型的重要特征便是，适应于新的经济文化环境的企业组织的出现，NFB和PFB就属于这类富有活力的组织形态。
转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NFB和PFB，它们既要办厂，还要营造企业发展所需的经营环境。在政府主导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或转型过程中，NFB具有市场主体的天然本能，甘愿承担不确定性风险， 充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实际上， 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已为NFB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构件， 主要有三：其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物质短缺，为NFB 提供了巨大市场；其二，国有企业和政府党政机关改革为NFB准备了大量的有技术懂管理的企业人力资本；其三， 以政府投资为主的高等学校为NFB输送了大量的后备力量。 从这个意义来说，在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NFB 作为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主体，在营造市场经济环境的同时，主要精力则置于企业发展本身。
比较而言，迫于外国入侵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PFB，显得不那么幸运，转型前后的剧变政治经济环境， 并不利于PFB的健康成长。与PFB争利的四大家族政权的存在便是一个例证。从企业员工素质来看，半殖民封建社会留给PFB 的是工人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甚至多数为文盲。基于这种状况，荣氏家族企业不得不于1906年开办公益第一小学和于1908年添办竞化第一女子小学。
2.NFB和PFB都是从正统体制边缘扮演拾遗补阙角色成长起来的，但前者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者时有被官僚资本吞并的可能。
从NFB和PFB的发育起点来看，两者的共同点包括：从企业创办初期从事的行业来看，它们更多地带有自发和模仿的性质，主要从事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销售。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从食和衣着手创业，企业成功的把握很大。不同时期都涌现出诸如“服装大王”、“食品大王”的家族企业，二是企业初始规模小，一般家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企业生产场地；家庭成员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三是企业大都通过“滚雪球”方式进行扩展，历年的盈余除部分分发股息外，较多的利润又转化为资本，投入扩大再生产，以至于雪球愈滚愈大。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NFB 数量增多（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私营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规模扩大，企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正如1999年新修宪法指明的，私营企业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企业环境，企业命运各不相同。 以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例， PFB在抗战前有一定的发展，不断出现新设厂矿，但改组、 倒闭的也不少。不少PFB因亏本而为帝国主义或官僚资本所吞没。
3.NFB和PFB在管理模式和企业组织形式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前者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推动着管理模式发生转变，后者更多的是内容决定形式即家长管理模式下的无限责任公司。
在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方面，NFB和PFB同样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如前所述，企业初期多倚重于家长权威的管理。从家庭作坊起步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家庭家族成员往往承担着企业的无限责任。然而，由于两者所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成长后的家族企业组织形式颇具差异。NFB是无限责任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并存但以后者为主。 比较而言，PFB正好相反。
NFB采用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主的组织形式， 更多地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成分。中国目前仍处于市场经济发育的初期阶段，离有限责任公司赖以存在的市场条件相距甚远。就NFB的“年龄”而言， 也只有十多年时间，相对于用了一百多年由无限责任公司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化的发达市场经济中成熟企业而言，NFB仍处于“呀呀学语”阶段。然而， 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关起门来的市场经济，竞争压力迫使NFB 首先从形式上成熟起来，进而逐步规范企业运作行为。
相对来说，PFB的发展更具有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演进制度变迁。 无限责任公司的优点与家族制度相结合，适应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合而为一，没有投票制，大股东一般也是主要经理人，直接操作企业，实现了权责结合，权能结合。避免了有限公司的多头统治和无人负责的状态，实现了上层管理的直线命令体制。使得企业在顺境中能大力扩展，在逆境中能力挽狂澜。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逐步从无限责任形式过渡到有限责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