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研讨会综述_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研讨会综述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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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8-0076-04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5月26-30日在广州—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十余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或基地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以及国内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发言、提问踊跃,学术气氛浓厚。学者们就怎样理解马克思理论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的文本研究、实践哲学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和当代价值

过去,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我们是一本教科书、一个体系、一种理解。现在不同了,对马克思我们有了不相同的理解、各具特色的研究思路和多种声音。“从一个‘马克思’到众多‘马克思’”,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发展现实。然而,马克思的哲学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价值,这是大家的共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作为研讨会的主题,也正表达了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认识马克思哲学的人类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价值、精神实质,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这个变革首先体现在哲学的这种理论性质——包括哲学对现实的作用方式——的根本变化上。马克思使“哲学”从绝对化的理论教条中解放了出来,马克思的哲学为我们提供的不再是处理问题的万能公式,而是一种提高自我意识和观察能力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精神意境。从这一意义上说,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我们必须“转变”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反过来,根本转变思维方式又只有“理解”了马克思哲学才有可能。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实质和精神就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分别不在于目的上,解释不等于不想去改变,改变也不意味着不需要解释。马克思关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最能体现马克思基于过去、立足现实、开创未来的新哲学精神。

有的学者认为,消解人对物的依赖性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就对时代的变革与哲学的使命及其相互关系作出这样的论述:“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中,虽然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了“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在对“物的依赖性”中“再度丧失了自己”,因此哲学的现代使命就跃迁为对“非神圣形象”(物)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就明确地承担起把人从“抽象”的“普遍理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人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使命,承担起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哲学使命。这正理论地表征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哲学正是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历史的大尺度”,作为当代哲学确认了消解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表现为:马克思的理想与人类理想的统一,马克思的使命体现人类的真正使命,马克思以自身存在表现人类的存在。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有三重意蕴:其一,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范式是一种当代类型的思维范式,可称之为现代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思维范式,而马克思本人则正是这一思维范式的开创者。当然,思维范式的相同并不排斥理论立场的差异甚至对立。其二,马克思哲学具有对市场经济校正机制的社会批判功能。这种批判功能的发挥,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社会独特的运作方式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哲学所从属的现代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思维范式所决定的。其三,作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与作为一种古代实践哲学之典范的中国传统哲学都属实践哲学理路,这使二者在思维范式上具有一种亲合性。这种亲合性在20世纪之初,促使国人在各种西方哲学中选择了马克思哲学,而在新的世纪,它也将构成中国哲学重建的一个积极的、非常重要的中介。

有的学者认为,从存在论的根基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有三个方面的工作是基础性的:第一,明了近代哲学视域的边界。这一边界的标记是黑格尔哲学,马克思突破这一边界而实现了哲学上的重大革命。正是这一革命不仅揭示出哲学之近代性的界限,而且真正超越了整个柏拉图主义(即全部形而上学)。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所特有的原则高度,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所持批判立场的全部理由。第二,由存在论的根基处来深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20世纪,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质是得到强调和多方面发挥的,但这一点并没有在存在论的基础上获得深化和巩固。第三,呈现当代视域或当代语境的路径乃是“对话”,这里的“对话”一词取最广泛的解释学上的含义,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狭义的文本解读。文本的客观性(或客观意义)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在对话的途中被构成的。当代语境也不是现成的,它是在“对话”或“追问”中生成的。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的阐明取决于这种对话的开展,而这种对话的开展既源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同时也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境况的揭示。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其结果就是从根本上终结了形而上学。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同时举起了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在时代性上,二者具有一致性,即对西方近代哲学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在指向性上,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孔德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和精确性原则出发批判形而上学,用实证科学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并把哲学局限于现象、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从人的存在出发去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转换主题,即关注人类世界、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给予深切关注,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马克思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而使哲学的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这标志着西方哲学的转轨,即从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对话者,而且是现代西方哲学进程中极其重要的参与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

二、研究方法和文化哲学

正如黑格尔所说,方法不是某种外在的、可以弃置不顾的东西,它总是内在于整个哲学研究和叙述的过程中。我们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同样不能忽略方法论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在研究马克思哲学时,应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寻求概念的相对的明晰性是必要的。例如“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之间就存在着重大的差异。“马克思哲学”指的是蕴含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手稿、书信、谈话等“原始资料”中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的则是马克思同时代的或以后的研究者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解释中形成的各种文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第二手资料”。我们首先要探讨的应该是以原始资料为基础的“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而不是以第二手资料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其二,避免落入“分析目的论”的窠臼。所谓“分析目的论”指的是人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极易把人们已经掌握的这位历史人物的晚期思想作为目的引入到对他的早期思想的分析中。当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时,这种分析方法不但会使研究者忽略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当时的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理解成不同文本之间的更替,也会导致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理解的简单化。所以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把两种不同的视角综合起来,一是“源”,即现实生活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二是“流”,即传统的或同时代的哲学文本与马克思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

有的学者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进行范式转换。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内涵与外延都已不再能统摄众多纷繁复杂的后现代景观了。学者以为,必须通过一种新的历史性理论逻辑界说来反省这一现象,即指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共建构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与晚期马克思主义并存的新格局,才能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

不少学者还对文化哲学和文化精神进行了讨论。

有的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冲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人与自身活动及其成果的矛盾,就是人与文化的矛盾。因此,文化是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中介和主要手段。文化中介的存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直接变成间接。每一个人总是在继承和发扬先人遗留的文化的基础上与自然发生联系的。

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人类社会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重大社会转折。社会信息化、社会的全球化、当代文化的作用都突出了人与文化的矛盾,人与文化的矛盾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活动的直接主题。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处在文化冲突的焦点,这就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在资本主义文化泛滥的背景下,如何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方向;挑战之二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如何能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挑战之三是在全球化的文化激烈竞争、冲突的背景下,如何能追赶全球发展的潮流,缩小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差距。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两种矛盾的境遇:一是上述三种挑战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并存,二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不平衡性亦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并存。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和矛盾,向我们提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应该适应当代社会人与文化矛盾的主题,并向文化研究转移。把文化哲学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

有的学者从马克思学说当代意义的新视角,阐发了作为人之生存的本质性文化精神的马克思思想。关于实践的哲学理解和关于异化的理论批判中所包含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基本状况构成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核,也成为他学说的价值追求。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是人的实践的超越的本性,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文化精神。

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构成和异化理论中,哲学作为人的生存的本质性的文化精神的自觉,其深刻的批判精神指向一切既有的和将要生成的东西。它的最主要的批判维度有:指向尚未生成的可能性的疆域,指向现有的造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的造物)的自在性和异己性,指向主体自身,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

马克思学说的定位:与人类发展的同时代性。马克思哲学的批判锋芒从根本上或首先指向前现代性的人类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和自然主义文化精神。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体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精神,但是,它同时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社会机制和理性精神的深刻批判。它的文化批判精神在修正现代工业文明的局限性的同时,也内化为信息时代的重要的文化精神。

三、实践哲学和实践精神

二十多年来,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重大进展是实践观念的凸显。要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把二十多年来关于实践讨论的理论成果真正巩固下来。

有的学者在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时,认为:在21世纪,实践哲学作为研究“实践”的哲学应以回归实践本身为基本取向,作为对实践的哲学研究应以走向实践智慧为主要进路。所谓实践哲学的进路,是指哲学研究实践问题的特定视角和方式。先前实践哲学的主要进路有:观念论进路、伦理学进路、本体论进路、生存论进路、后现代进路。这些进路都有所见,但一个共同问题是对实践智慧的遗漏。

实践智慧进路的基本观点是:实践的本质不是“是”(being)而是“做”(doing),它是杂有无数异质的人跟同样杂有无数异质属性的对象之间实际打交道的自觉活动。任一实践既关涉若干异质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又不能还原为其中任一单独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所以,实践与理论认识、道德原则之间不具有一以贯之的逻辑推论关系,不管这种推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实践智慧就是根据特定实践的具体需要,调动一切相关的知识和价值资源,以非逻辑地统合各种异质性因素的方式,来筹划操作活动的一种理性能力和品质。实践哲学研究实践智慧,就是要彰显区别于“是”问题的“做”问题,并揭示二者间的复杂关系,以补益于21世纪的人类实践。

有的学者以一种彻底的“实践精神”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所谓以“彻底”的态度贯彻“实践的精神”包含两重要求:一是切实澄清实践观点究竟给哲学观带来了何种变化,以至于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与传统哲学“质”的“断裂”,哲学由此成为“现代哲学”;二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反过来也应适用于马克思哲学自身,在实践面前,马克思哲学本身也没有豁免权。

针对第一重要求,有两点最为迫切:(1)贯彻实践优先于理论、生活高于逻辑的精神;(2)贯彻真正的“历史性”原则,避免实践成为一个形式化的、在任何时间和地方都适用的、没有意义的抽象空洞概念。

要满足第二重要求,(1)必须把我们自己的生活置于优先地位,以我们自己的生活作为基点,而不要拘泥于马克思的现成词句,从而既解放马克思,也解放我们自己;(2)澄清今天我们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历史性”特质,考察人类实践活动的特点。讨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变革和当代价值,重要的不是实践的言辞或概念,而是把“实践的精神”真正贯彻到底。

有的学者认为实践哲学的良性发展需要从自崇拜转向自批判。从这一观点出发,学者认为“实践”内含了三个困境:一是主体性—物化困境。可能是由于发展水平的原因,“实践”往往被注释为“劳动”,实践面对的世界则被注释为“财物世界”。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联系到马克思对物化的批判,“劳动”本体论或“实践”本体论与物化论之间就有内在的矛盾冲突。作为主体性结晶的物化财富在社会世界中沦为人们崇拜的对象,马克思对这一现象的批判是否牵涉甚至连带着对“实践”、“劳动”本体论的批判?二是自然—生态困境。这里的“自然”不是外在的大自然,而是在总体化“实践”中孕育出的第二自然。“实践”在其中运作的范围愈小,其结果的合理性往往愈大,而实践在更大范围内的运作常常产生一种“自然破坏力”来扼制实践的进步,并与“生产力”争夺发展的决定权。三是交往困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不但看到预示着相互理解性的生活世界,更看到了人们相互否定或引发自悖谬性的生活世界,以及疯狂地追求除旧布新式的现代时尚的生活世界。交往范围越大,合理性就愈可能得到消解,而同时自否性或悖谬性就往往得以发生在交往的缝隙中。“交往实践”成为一个问题是搭便车问题引发的经济学集体行动论和社会学探讨的集体行为论所昭示出来的,哈贝马斯的拯救方案对交往的这种内在困境考虑不够,只诉诸相互理解性的生活世界难免陷入另一种理想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交往理性论仍然是一种新的实践崇拜论。以上各点说明,“实践”的自我批判对于实践哲学来说是多么重要,而对实践的自崇拜、特别是与胚胎发展论结合在一起的自崇拜的自我批判又是多么迫切。

此外,与会的专家、学者还讨论了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及其现实意义,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当代哲学对人类自身生命的关怀等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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