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尽管马克思有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在城镇与乡村的对立中隐晦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体现得最为充分)，但是，马克思忽略了历史进程中空间的自主力量，空间只是被视为诸如生产处所、市场区域之类的自然语境。正如哈维所评述的：“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1]143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危机(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区的衰败、经济重建与城市财政危机以及城市骚乱与社会运动)[2]47，一些学者纷纷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以及哈维(David Harvey)等。
一、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菲伏尔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奠基人，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改造成为“空间辩证法”。1974年列菲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详细论述了这一“空间辩证法”的展开过程。
列菲伏尔将空间和地理的分析带入马克思主义中，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性，使得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时间的魔力中解放出来，并进一步认识到并非只有以时间解放为主题的历史哲学，空间本身也积极参与了整个历史进程。在列菲伏尔那里，历史成为创造和发明空间的历史。正是这种思考，空间才成为一个如此重要的理论问题，人们也才从对时间问题的关注转移到了对空间问题的关注[3]。
不仅如此，列菲伏尔还结合当前的空间现实，扩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是论述“生产”的哲学家，早在1845年，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构建就赋予了“生产”以人类学本体论的意义。列菲伏尔在分析政治经济学时期的马克思与研究《资本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新认识。在马克思那里，生产主要指的是物质生产，而空间通常被视为物质生产的器皿和媒介。列菲伏尔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在他看来，空间生产不是指在空间的内部的物质生产，而是指空间本身的生产。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一文中，列菲伏尔明确指出，社会生产的产品都占据着一定的空间，这种生产是“空间中物的生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城市急速扩张，社会普遍进入城市化，过去的这种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不得不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即生产空间本身。也就是说，人们需要生产出更多的空间以满足急剧膨胀的城市的需要[4]47。列菲伏尔第一次提出要从关心“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从而将一个背景性概念变成一个实体范畴。这也就意味着，空间自身直接与生产相关，生产是将空间作为对象。
列菲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不仅将空间概念带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之中，从而将空间带出了生产的黑暗地带，而且重要的是对空间的生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反思，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空间生产的真相，从而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新时代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列菲伏尔认为，“空间是政治的。排除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空间就不是科学的对象，空间从来就是政治的和策略的……空间，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同类商品的生产”[5]。他断言，“(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6]30。这样，我们看到，作为一个产品，空间就如同其他商品一样，是被带有意图和目的的被生产出来的。因而，空间是人造的，而不是纯自然的，它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4]62，是社会的产物。就此而言，空间永远是具体化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列菲伏尔因此强调，社会形态的变化必定带来空间性质的变化，空间就这样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获得了各自的历史性命运。
既然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就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这样，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眼光就会对资本主义空间形式充满警觉。在《空间的生产》一书的第五章“矛盾的空间”的结论部分，列菲伏尔概括了资本主义空间的六个功能特性：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空间都有使用价值，并能创造剩余价值；空间是一种消费对象，公园和海滨这样的场所，都是被消费的地方；空间是一种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社会的控制；阶级斗争已介入空间的生产，空间既是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空间还成为意识形态的力[6]348-349。
空间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空间的生产深入生产关系，也卷入人的行动。社会形成和创造了空间，但又受制于空间。社会和空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的辩证关系。
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及其理论的影响是多重的，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奠基人，其后来者，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种子思想家的哈维和卡斯泰尔，他们对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研究以及对城市空间的政治理解都与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资本循环与空间生产
哈维沿着列菲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路，要求放弃“空间是什么”的问题，而代之以特定的人类实践如何生产并使用特定的空间的问题。那么，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哈维认为，空间是资本作用的产物。他以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为例，具体分析了这一生产过程。
作为20世纪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哈维比其他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更加关注资本集中与循环在城市空间生产中的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哈维提出了资本三级循环过程的观点来解释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资本三级循环包括：初级循环(primary circuit)，即资本投资于工业生产过程；次级循环(secondary circuit)，即资本投资于人造环境(build environment)的生产；第三级循环(third circuit)，即资本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有关的教育与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
在资本运动的初级循环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的作用，会出现“过度积累”(over accumulation)危机，其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资本闲置以及工人失业等。资本主义应付资本初级循环产生的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就是将资本投向次级循环。哈维指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由各种各样的人造环境要素混合而成的人文物质景观，它包括工厂、铁路等生产性人造环境和住房、商店等消费性人造环境[7]15-16。人造环境是人为建构的“第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人造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由初级循环内的工业资本转向次级循环的结果。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的生产是资本控制和作用的结果，是资本的利润驱动的结果。所以，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实质是资本的城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利润[7]178。哈维认为，资本在次级循环投资是城市发展和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城市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物质基础设施的创建”[7]1。人造环境不断地创造价值的能力，使资本在次级循环中获取利润，于是吸引更多的过剩资本进入次级循环，当城市中心区可建面积趋于饱和时，资本便迅速地向郊区移动，从而造成城市中心或中心城市的衰落。为了追求新的且更具有生产力的固定资本形式，不得不加速对老的项目投资的贬值甚至毁坏，这又会破坏既存的空间结构，空间结构被重新建构。然而，重新建构的空间结构势必成为进一步积累的障碍，使过度积累这一基本矛盾在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使用中重新产生。为解决资本次级循环中的危机，资本向第三级循环转移，即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教育与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
在资本的第三级循环中同样不会消除过度积累的趋势，解决由第三级循环引发的危机的办法就在于“空间整理”，即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地方，投资转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空间关系和全球空间关系的建构与再建构，乃是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到20世纪的主要手段。”资本的伟大本能就是要穿透各种空间障碍，这实际上是全球化的动力，资本要不断地寻找新的地盘，不断地将非资本领域资本化。资本主义的这种扩张带来的结果就是“全世界的空间被非领土化，被剥夺了它们先前的各种意义，然后再按照殖民地和帝国行政管理的便利来非领土化”[1]330。全球空间就是在这样的资本和贸易的控制和支配下得以重新铸造和组织。空间自身的固有屏障在资本的流动本能之下崩溃了。根据哈特在《帝国》中的观点，资本的本能就是流动，帝国主义为了满足资本的本能，只好重新塑造新的地理空间。世界市场无非是空间障碍的消除，战争实质上就是空间的重新配置。
总之，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的循环和流动是资本主义过程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为了解决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就需要转向对人造环境的投资“空间”开始成为彻底的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引发了空间的“同质化”和“不稳定性”。一方面，在“可复制和重复的法则”支配下，商品空间仅以“可计算的空间”即商品的面目存在，资本主义商品逻辑使得空间不可避免地“同质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破坏性特征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生产表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所谓的新空间的增长不过是对空间的重复破坏的结果，并且深刻地破坏了人的自身生存环境。因此，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本质上关心的是空间的交换价值，它就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新的手段，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自我维系的一种方式。
三、政府干预与空间生产
如果说哈维是从生产的角度研究空间生产的方式及其原因，那么，卡斯泰尔则从“消费→集体消费→政府干预”这一逻辑链条展开了对空间生产的分析。
卡斯泰尔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城市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最主要功能是经济，而在经济的生产、交换、消费三个环节上，城市的最主要功能则是消费。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和交换不再集中于某一城市，而是通过发达的交通和通讯在不同的地区间组织起来的，但消费(卡斯泰尔将其等同于劳动力再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的供给，所以消费问题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中的核心问题，劳动力再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与必需消费品供给的矛盾也就成为基本的结构性矛盾。
卡斯泰尔把消费品分为两类，即私人消费品(private individual consumption)和集体消费品(collective consumption)。前者指那些可在市场上买到或自己提供的，被个人独占和消费的产品，如吃、穿、用的商品；后者指那些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如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卡斯泰尔对“集体消费”时定义是“问题的特点和规模使得消费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只能是集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人。”[8]集体消费品与私人消费品一样对于劳动力再生产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而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显重要。
但是，因为集体消费品这类商品的特性不能满足市场价格的要求[9]143，所以任何私人资本都感到对这类消费品的投资、耗资巨大且回报太慢，私人资本无力或不愿从事这类社会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性决定了必然潜藏着劳动力再生产必需商品的供给危机。面对以上矛盾，政府对交通、医疗、住房、教育、闲暇设施等集体消费品生产和管理领域开始发挥干预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措施、税收优惠政策和房屋政策等，鼓励和刺激私人资本进入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金融政策，如让银行向私人资本进行抵押贷款，向民间发行债券筹款投资于公共事业等，为私人资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政府还成为生产集体消费品的直接投资者。由于政府从整个社会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的干预和介入，以及主要为了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保证劳动力能更多地创造剩余价值，政府与资本开始携手进行空间生产的投资活动。
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已成为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独立力量，它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进行调控，而且还直接介入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消费过程中，从而成为日常生活的真正管理者。集体消费品生产与私人消费品生产的一个最大不同在于它会对空间结构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其使用价值保留较长时间。例如，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必然会导致人口以及相应的工作机会和服务向郊区的转移，从而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可见，政府干预进而促进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已经成为城市空间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因素。
卡斯泰尔认为，城市只是由政府政策加以补充的市场机制的物理扩展。政府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防止社会动荡。随着资本的循环和流动，政府在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和介入集体消费过程，必将极大地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动。
卡斯泰尔指出，那些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城市规划和政策，并不必然符合广大城市居民和贫困阶层的利益。因为，政府对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干预本质上是服务于私人资本的[10]。与马克思揭示的资本家将工人的工资维持在低水平上一样，政府对集体消费水平也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是，政府干预越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领域就越政治化。城市消费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日益成为政治问题，集体消费越来越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竞争的直接内容，城市问题与权力问题由此也发生了勾连。
四、社会运动与空间生产
在《城市与民众》一书中，卡斯泰尔还着重分析了欧美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城市社会运动及其对城市的影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中，社会冲突不再只是围绕生产阶级而展开，还围绕消费利益群体展开，这种冲突并不必然引发和加剧阶级斗争，它往往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卡斯泰尔将城市社会运动定义为“由于社会的统治利益已经制度化并且拒绝变迁，所以在城市角色、城市意义、城市结构方面发生的主要变化一般来自民众的要求和民众运动，当这些运动导致城市结构变迁时，我们就把它称为城市社会运动。”[11]7在卡斯泰尔看来，城市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广大城市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对政府城市规划的抵抗，表明了民众自我防范意识的高涨。
在长期的城市社会生活中，民众逐步产生了一种新的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相应的社会利益、价值观念，即人们对自己社区的看法。他们将社区与自身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认识到为了城市规划而搬出自己长期居住的社区，不仅意味着离开一个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与长期在社区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断绝，放弃了融会在该社区中的社会与文化价值。同样，社区环境的好坏也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在同一社区的居民有可能超越阶级、阶层、种族、文化等界限，组织不同的利益政治团体，为保护社区的共同利益进行斗争。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费品，社区居民便会通过社会运动来表示不满并进行抗议活动。这些基层民众的社会运动对于政府的决策和城市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2]48-49。由于卷入集体消费问题的民众并不单纯属于哪一个阶级或阶层，比如变迁问题几乎涉及所有的人，受污染的空气也不会只停留在穷人的房屋前，因此集体消费问题提供了一个使诸多阶级或阶层联合起来反抗的基础，城市社会运动成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反抗形式和社会动力之一。
在卡斯泰尔看来，城市社会运动一般围绕三个方面展开：抵制以利润获取为主要目标，坚持提高集体消费水平的城市规划；社区文化的创造与认同；政治上的自治管理，市民组织具有参与决策权[2]50。在《城市与民众》一书中，卡斯泰尔还提供了许多城市社会运动的经验研究案例。例如，卡斯泰尔以拉美国家城市中出现的“非法占地居住”运动分析了城市社会运动与政府的关系。非法占地居住是指许多人聚集居住在他们没有合法权利的地方，形成自己的社区。面对非法占地居住，政府越是力图侵入这些社区，这种运动就越扩张，这些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政治体系建立起了持久的联系，即有助于它们自身的生存也有助于政治体系对民众的控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中国家和资本对最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非法占地居住者的存在使这种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当一个城市的大多数人必须自己解决他们的劳动力生产的许多问题时，政府对自己的制度价值就只得睁只眼、闭只眼，而非法占地居住者越获得政府的容忍，也就越需要寻求权力的保护[12]。卡斯泰尔通过对上述城市社会运动的分析，证明社会运动是对社会统治的反抗，在当代社会中，“他们对城市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1]329
然而，卡斯泰尔也清醒地意识到，城市社会运动有其局限性，它只能改良城市，却不能改变社会。“城市运动确实抓住了我们时代的问题……但它不是结构性社会变迁的行动者。”[11]331这是因为城市社会运动一般只是在整个社会系统的某一个方面展开，而且往往具有地域性特征。而一个有可能导致整体社会系统变迁的社会运动必须能在更为宏观的层次上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联系起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性的社区范围内加以解决。卡斯泰尔认为，区域性的城市社会运动要对整体社会体系的变化产生影响就必须满足两点要求：一是各种社会运动能够联合起来；二是各种社会运动能够作为一个整体置于更广泛的阶级斗争背景下，而能够满足这个要求的前提条件是政治组织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实践[13]。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对城市社会运动、城市规划、城市政策、城市政治产生的影响给予客观的评价并予以足够的重视，对其为城市空间生产发挥积极影响的未来前景抱以乐观期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城市空间乃是各种利益角逐的产物，其中主要包括资本的力量，政府的干预以及城市社会运动的影响；城市空间一直处于各种力量的较量之中，是各种力量较量、平衡的产物。这就是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也就是“空间的辩证法”。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看待当前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逐步确立，资本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分析和认识资本力量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随着政府经营城市理念的引入，如何以空间公平、空间正义为根本指针反思城市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角色及其政策尤为迫切；随着房屋拆迁、征地以及围绕新建商品房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各种社会冲突也不断出现，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各类草根民间组织在影响地方城市化过程的作用，也应给予及时回应。所有这些我国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和现象，我们可以借鉴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加以深入研究，通过理性而实证的分析和研究，使我国的城市化能更健康、可持续的顺利推进。秉持空间公平与正义，最终使得我们现代人身处作为生存家园的城市空间，每个人都能“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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