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转变中的宏观经济：197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始于1953年的中国经济起飞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方式，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力地支持了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快速增长，1953～1978年间，中国经济结构从落后的农业国结构进化为农业—工业国结构，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经济起飞任务。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借助于资源配置的计划方式，政府部门一方面直接控制国民收入分配和消费，进行强制储蓄，提高国家的积累能力，以满足重工业发展的巨额资本需求；另一方面直接控制汇率、工资、利率等价格参数，推行非均衡经济政策，提升重工业与其他产业的交换条件，以维持“高积累、高投入、高增长”发展格局下的国民经济基本循环。价格参数只是在服务于国家发展计划的产业倾斜意义上才具有资源配置调节作用，它基本上是凝固的，不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宏观经济失衡状况主要体现在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累积或者消解上。在严格的需求配额管理制度下，价格总水平的实际运动由供给面主导。1953～1978年间公开通货膨胀总体上是微弱的，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年均增长速度为0.46%，而且在大多数年份里经济增长速度与物价上涨率在经济波动过程中反向运动， 二者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1960～ 1962年严重的公开通货膨胀正是在此之前累积的巨大通货膨胀压力的公开释放：三年“大跃进”在通过“投资扩张→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途径极度增加需求的同时，由于对正常经济秩序和经济循环的破坏而绝对地减少了社会有效供给。
中国经济从70年代末开始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经济转型及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的对外开放，适应并且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化，通过对重工业超前发展所导致的非均衡经济结构的均衡化调整，创造了资源配置帕累托改善的经济收益，经济发展表现出高消费、高效率、高增长的特征；同时，也使得价格信号代替短缺信号来指示宏观经济失衡状况，通货膨胀的形式逐步公开化，通货膨胀机制趋于复杂并兼有制度与政策、长期与短期、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原因。自1979年以来，通货膨胀有加速上升的趋势，在经济波动过程中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其间四次经济周期中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的峰值分别为第一周期6.0%（1980年）、第二周期8.8%（1985年）、第三周期18.5%（1988年）和第四周期21.7%（1994年）。
在1979～1983年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累积的通货膨胀压力以物价上涨的形式逐步释放出来，通货膨胀是相对温和的。经济增长从1982年开始加速，一直持续到1988年。在1979～1983年间，GDP 年均增长率略高于8%，而在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的拉动下，1984～1988年间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1%。随着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日趋严重， 1988 年和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连续超过计划经济时代16.2%的最高记录（1961年）。之后，在同时紧缩财政和信贷的治理整顿政策的强力干预下，通货膨胀得到了迅速抑制，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从1989年的17.8%下降至1990年的2.1%， 然而也因此导致了全面的市场疲软，在波谷年度的1990年，GDP增长率下降至8.8%。
中国经济从1991年开始回升，在1992年重新进入周期性的扩张阶段。1991年和1992年GDP的增长速度分别为9.2%、14.2%，分别比上年提高了3.4个和5.0个百分点，由于是在1990年经济波谷基础上的恢复性增长，保持了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即使在1992年也仅上涨了5.4%，所以，在经济周期扩张阶段形成了高经济增长、 低通货膨胀的良好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增长在1993年达到波峰后收缩，通货膨胀滞后一年从1994年开始回落。1993年和1994年GDP 增长速度较1992年有所下降，然而仍然维持在13%左右的高位水平上。但是，在货币供应过度扩张的需求拉动因素与农产品价格上升的成本推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物价稳定的局面已难以为继，发生了奔腾的通货膨胀，1994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了21.7%和24.1%。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从1995年起逐步到位，在经济收缩阶段，通货膨胀率以明显大于同期经济增长率的幅度下降。1996年GDP增长9.6%，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6.1%， 接近于本次经济周期扩张前期的“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标志着“软着陆”的成功。按通货膨胀治理的牺牲率指标（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与通货膨胀率下降幅度的比值）考察，1994～1996年该指标为0.19，而1988～1990 年为10.46。
但是，中国经济的收缩走向却并未在1997年发生逆转。随着短缺经济的终结和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宏观经济继续偏冷，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1998年宏观经济运行呈现经济增长下降、失业增加而通货紧缩的不良态势。1998年上半年，GDP增长7.0%，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1%，各项经济发展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都有大幅度的回落。 下半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逐步增加，已采取的一系列扩大内部需求措施的预期效应开始显现，在内部需求的强劲拉动下，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从8月份起开始回升，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虽然仍然走低， 但下降惯性有所减弱，经济景气在第四季度全面回升。1998年社会零售商品价格上涨率在-2.5%以下，年初确定的GDP增长8%的目标没有实现，只达到7.8%。本次经济周期的波谷在1998年形成，从1999 年起进入下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
二、有效需求不足与经济结构问题
（一）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观点
中国经济衰退在1997年已经比较突出，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观点对此作出的判断与解释，将其主要原因或者所谓深层次原因归结为长期性的经济结构问题，而不是周期性的有效需求不足，没有认识到在经济收缩阶段后期施行需求紧缩政策的顺周期操作错误。即使是政府在1998年采取的扩大内部需求措施，也仍然定位为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原则下的微调，一方面用以补偿净出口需求减少，从而抵消外部需求冲击，另一方面却指向缓解在买方市场形成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需求约束这样的长期目标。
宏观经济理论的主流观点是认同正统总供给函数范式Y＝S（P／P[ E]）的，先验地接受了总供给曲线（在舍象价格预期途径后）具有独立于总需求曲线的短期稳定性假设，有关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论争集中于判断中国宏观经济态势是位于反L 型总供给曲线相对平缓部分还是相对陡直部分。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体系的经济结构问题，如农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区域经济趋同、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缺乏等，一直制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且因经济扩张或者经济增长加速而恶化，即经济结构失衡状况是顺周期的。实际经济扩张过程基本上是由于受到经济结构失衡的约束而终止的，经济结构失衡态势能够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交替以及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
对应于主流观点的政策主张认为，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应该成为中期乃至整个经济转型时期的政策选择，并奉行于整个经济周期过程。针对1997年以来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商品普遍过剩的现实宏观经济状况，主流观点认为，需求紧缩政策只是使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问题暴露出来，而且需求紧缩政策将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促进经济结构的均衡化调整，缓和而不是加重经济结构失衡状况。因此，虽然有必要在经济收缩阶段适当松动需求紧缩的力度，但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取向仍然应该是紧缩性的，应以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置换长期的经济结构均衡。
（二）经济结构问题的周期行为：基于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的研究
从实证的观点看，中国经济体系的结构问题是复合的，必须作这样的区分：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相联系，从而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深化和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解决的长期性结构问题；与短期宏观经济形势走向相联系，从而能够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消除的短期性结构问题。
以下三方面结构性原因构成了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长期背景：（1）1980～1997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7%， 相当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然而， 在成功地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的同时，也逐渐降低了后发优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2）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低效率供给以及危及金融体系安全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严重，不仅正在销蚀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成为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3）中国经济完成了由短缺经济向相对过剩经济的历史性转变，有限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有效需求开始制约潜在总供给的利用率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
在潜在总供给Y[M]基础上定义潜在有效总供给Y[E]为特定经济体系能够提供的适应需求结构的最大产出，而潜在有效总供给与潜在总供给的缺口（Y[M]－Y[E]）构成了潜在总供给的结构性滞存，等于在瓶颈部门的潜在供给能力已经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有非瓶颈部门潜在供给能力剩余的总和。只有在潜在供给结构完全适应需求结构的特殊情形下，潜在有效总供给与潜在总供给才是同一的，从而正统总供给函数才是有效的。面向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证明，由于投资需求的总需求弹性大于1， 并且消费品部门属于潜在总供给的短边，总需求变化通过影响供给需求的结构对称状况而影响潜在总供给的利用程度，总需求因而具有影响潜在有效总供给的正向供给效应，中国总供给函数必须同时附加预期和总需求，采取Y[S]＝S（P／P[E]，Y[D]）的形式，并且dS／dY[D]＞0。
这样，总需求曲线移动除通过正统的价格预期途径引致总供给曲线垂直移动外，同时引致总供给曲线同向水平移动。因此，代表潜在总供给结构性滞存（Y[M]－Y[E]）的经济结构失衡状况在需求冲击形成的经济波动过程中逆周期运动，构成了反映总需求动态的短期性经济结构问题。长期性经济结构问题本质上是非周期性的，而经济扩张伴随着短期性经济结构问题的改善，经济收缩伴随着短期性经济结构问题的恶化，作为长期性经济结构问题和短期性经济结构问题总和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是逆周期的，在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结构均衡间并不存在可以为需求管理利用的置换关系。
中国经济周期由扩张阶段向收缩阶段的转折，确实是由通货膨胀的负面社会福利效应触发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增长已经达到潜在总供给的技术上限，从而资源供给能力因经济结构恶化无法继续支持经济扩张。总需求与通货膨胀的同向运动只是因为在国民收入分散化的历史背景下，集中性支出是通过通货膨胀税来融资的，而并非总需求曲线沿稳定的总供给曲线移动的映象。假若能够建立规范的储蓄—投资机制，由于总供给曲线随总需求曲线同向移动，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体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提高有可能在价格基本稳定的情形下实现。
（三）从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到反周期操作
按上述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推论，紧缩性的需求管理增加了潜在总供给的结构性滞存，恶化了短期经济结构问题，不利于形成适宜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的稳定、均衡的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无助于长期性结构问题的解决。主流观点是自我验证式的，它强调经济结构问题；而紧缩总需求，就必然加剧经济结构问题，从而证实主流观点，进而为实行需求紧缩政策提供充足理由。正是依据主流观点，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不适当地强调并且指向经济结构问题，固守所谓适度从紧的中期原则而拒绝逆周期调整总需求，这已经人为地引致了短期性结构问题，从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状况，降低了总体生产能力利用程度与就业水平，最终形成了经济停滞而通货紧缩的萧条局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限目标和有限能力的，虽然同时作用于需求面与供给面，但是应该以需求管理为主；虽然同时具有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但是应该以短期调节为主；虽然同时追求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多种目标，但是应该以稳定经济为主。因此，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以稳定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短期需求管理，通过反周期调节尽可能地缩小实际总供给与潜在总供给的缺口，从而能在实现宏观经济均衡的前提下促进宏观经济均衡途径跨时优化，按潜在总供给的扩张速度持续增长。为应对经济收缩后程中国经济的萧条态势，适应需求管理反周期调节的自然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虽然经济增长目标只是预测性和指导性的，但是维持9.5 %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指导线，据以确定1999年乃至以后的需求扩张力度。需求管理的收缩取向能够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能够减少通货紧缩的经济增长损失成本，但是，除了在通货膨胀预期完全理性而且经济调整没有摩擦的非现实极端情形下，通货紧缩预期必须通过实际的通货紧缩过程形成，而实际的通货紧缩必须通过实际总供给低于潜在总供给来实现。本次经济周期的平均增长速度以及通货膨胀减速的实际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潜在总供给按接近10%的速度增长，从1995年第三季度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实际经济增长明显地落后于潜在总供给的扩张。从供给面的基本生产要素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经济如此高速的潜在总供给增长是可以解释的：（1）劳动。 二元经济结构蕴涵着几乎无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近似无限的劳动供给，教育发展以及高速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使用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2）资本。 与经济发展加速相伴而生的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形成了强劲的内部储蓄能力，同时，规模巨大的外资流入有效地弥补了国内储蓄缺口。（3）技术。 技术开发能力与技术传播机制得到加强，技术进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而跳跃式发展，而由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制度创新以及相应的经济结构均衡化调整更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
货币政策在1998年已经全面松动，相继出台了降低存款准备金要求、取消信贷规模控制、下调存贷款利率等调控措施。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从1998年5月开始逐月回升， 但是货币供应结构的流动性比率偏低。不仅非均衡汇率政策的紧缩效应抑制了基础货币的增加，而且基础货币增加对货币供应增加的乘数效果被货币乘数的下降部分吸收，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又进一步抵消了货币供应增加对扩张总需求的刺激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失效不仅仅是因为政策时滞、在钉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货币供应部分外生化，以及真实利率因通货紧缩而居高不下，还主要是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固有缺陷，即宽松的货币供应虽然能够改善企业生产和投资以及个人消费的融资条件，却无法直接提升和协调产品销售环境的企业预期以及个人收入预期，尤其是在经济景气预期普遍悲观的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至于货币政策扩张效应传导链的中断和发生于银行系统的“惜贷”行为，只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在金融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不同步进展造成的，国有商业银行预算约束的硬化已经领先于国有工业商业企业，微观经济层面的预期成本—收益核算职能基本上是由国有商业银行独立承担的。
从政策效力与税收制度的技术因素角度考虑，税收杠杆缺乏相机调节的操作空间，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倚重于增加财政投资支出。由财政政策主导的需求扩张政策，其着力点应该在于充分发挥其信息传递作用，以提升和协调非政府部门的经济景气预期，而不应该局限于通过利用财政支出的乘数机制和财政投资项目的投入—产出联系增加有效需求。财政支出的规模应该在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前提下依据反周期调节的实际需要来确定，并且应该调适投资项目的时限结构，避免后续投资支出高峰在繁荣时期的叠加。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在1997年分别为1.5%、8.1%， 在计入新增财政赤字的动态影响后，仍然满足欧洲货币联盟3%、60%的财政健全标准， 通过国债发行筹措所需的财政资金是适当并且可行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税收征收没有能够完全补偿因放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或者直接经营权而丧失的政府收入，1979年以来的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累积的国家债务主要是结构性的，并不能指示财政政策的扩张倾向。
新增财政支出向基础设施投资倾斜，兼顾了短期经济稳定目标与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也是与国有经济布局向公共产品部门转移的战略性调整相一致的。在经济停滞而通货紧缩的经济周期萧条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宽松的财政政策，而基础设施投资与直接生产性投资互补，由债务融资支持的财政投资支出并不具有理论上拟想的挤出效应。
三、汇率政策的均衡化调整
（一）汇率、利率与通货膨胀：一个简单的结构主义模型
人民币在1994年实现国际收支贸易项目下可兑换的基础上，进一步在1998年实现了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采取了可调整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以e与e[*] 分别表示直接标价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及其均衡水平，对于汇率控制目标〔ξ1,ξ2〕， 在人民币实际汇率不断升值的环境下， 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度蕴涵了以下单侧状态依存（state-
dependent）的汇率政策规则：
由于利率仍然被管制而尚未自由化，利率杠杆对中国资金供给与资金需求的调节功能是不对称的，仍倾向于适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来补偿性地调整名义存款利率，并根据名义存款利率调整名义贷款利率，以保持满足银行正常运营需要的适度存贷款利差。因此，名义利率水平从而国内国际名义利率差（r[,N]－r[,W]）基本上是与通货膨胀同向运动的，显示出顺周期性质。
在现行的银行结售汇制度下，中国人民银行有责任吸收在其发布汇率水平上银行间的结售汇余额，以出清国内外汇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外汇储备与作为中央银行国外资产的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占用款是直接关联的。因此，反映汇率非均衡状态的贸易项目余额与反映预期套利收益的国际资本流动，通过“国际收支盈余增加（或者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增加（或者减少）→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占用款增加（或者减少）→基础货币增加（或者减少）→国内货币供应量增加（或者减少）”的国际收支传导途径影响国内通货膨胀，从而形成通货膨胀的外部响应方程π＝π[e[*]－e,r[,N]－r[,W]－E（△e）]。
结合汇率制度、利率政策与通货膨胀外部响应方程而构造的结构主义模型证明，中国经济的汇率、利率与通货膨胀具有如图1 所示的时间路径，其中时刻t1、t2表示对应于临界条件e[*]－e＝ξ2的名义汇率贬值位置。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套利的预期收益在名义汇率稳定期间与国内利率r[,N]是同一的，在时刻t1、t2 振动幅度因对汇率贬值的合理预期而增强，r[,N]时间路径指示了与其同向的国际资本流入动态， 而（e[*]－e）时间路径指示了与其反向的净出口动态。
图1
图1在时刻t1、t2及其后续时期的时间路径能够模拟1994 年与开放经济相关的中国宏观经济动态：（1 ）人民币汇率贬值以至其对外价值低估，即△e＝-ξ1+ξ2，而e[*]－e＝ξ1；（2 ）（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入增加，国际贸易盈余扩大；（3）通货膨胀严重而名义利率攀升。从1998年起，中国宏观经济的时间路径在图1中逼近时刻t1、t2， 必然表现出人民币高估、国际资本流入减少、国际贸易盈余缩小、通货紧缩而名义利率降低等运行特征。
（二）非均衡汇率政策的紧缩效应与汇率均衡化的可能形式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消极影响是双重的，同时包含了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一方面，由于人民币的被动升值，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亚洲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衰退，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人民币名义汇率自1994年汇率并轨后基本稳定，由于之后连续数年国内高通货膨胀率以及主要国际贸易伙伴的货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大幅度贬值，至1998年3 月人民币实际汇率在升值40%以上。人民币的对外价值在1998年已经高估，而高估人民币的非均衡汇率政策的紧缩效应至少包括：出口需求下降、国内货币供应下降及相应的国内通货紧缩。
人民币不贬值的政府承诺有助于在短期内稳定人民币名义汇率预期，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可能的冲击，然而也因此放弃了人民币汇率均衡化校正的名义汇率调整途径。体现人民币汇率均衡化校正的人民币实际贬值实际上是通过国内通货紧缩途径实现的。违逆人民币汇率均衡化要求的非均衡干预不仅不可能遏止人民币贬值的内在趋势，而且客观上孕育了诱导国际资本流出的潜在投机利益，而国际投机资本在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的支持下流出套利，进一步增加了国内外汇市场的人民币贬值压力。
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地通过在国内外汇市场上的外汇净出售干预来抵消外汇占用款下降的货币供应紧缩效应。此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的不一致性表现为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如果侧重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为扩大有效需求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那么，就必须进行对冲操作，增加国内货币供应，这样，国内物价水平将结束其通货紧缩走势，高估的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校正就无法通过国内通货紧缩的途径来实现；如果侧重经济稳定的外部平衡目标，为在钉住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条件下实现人民币贬值，那么，就必须放弃对冲操作，容许国际收支贸易项目盈余的（相对）下降通过减少基础货币发行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最终形成国内通货紧缩，这样，货币政策将是紧缩性的而不是扩张性的，实际上进行了顺周期操作，从而抑制有效需求的增加。
有的学者担忧，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将会导致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大幅度贬值。虽然有必要重视人民币汇率失衡的严重性，警惕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对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但是继续迟缓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化校正过程只能加重其失衡程度，从而面临国际投机资本更为猛烈的冲击。即使分步小幅度下调人民币名义汇率，采取渐进方式贬值人民币，但因国际投机资本投机利益的实现是直接建立在人民币即期汇率下降的基础上的，而被证实的投机利益将诱导国际投机资本进一步流出套利，也极有可能推动人民币连续贬值以至低于其均衡水平，形成所谓过度调整的强幅波动现象。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度流动性，人民币汇率均衡化调整的激进方式优于渐进方式。而且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国际投机资本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可能冲击必然自发地抑制汇率政策的非均衡倾向，构成了开放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约束。鉴于国际资本流出的投机性成分以及人民币贬值预期对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阻碍作用，人民币汇率均衡化将通过同时增加国际收支的贸易项目盈余与资本项目盈余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依据国际收支贸易项目汇率弹性测算的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低估了人民币价值，夸大了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化调整时的贬值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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