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是苏联解体的结--评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_民族问题论文

民族问题是苏联解体的结--评苏联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_民族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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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围绕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人们正在不断地进行着理论探索,但系统深入剖析苏联民族问题及其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张祥云教授撰写的《苏联民族问题与联盟解体》(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年8月版,22万字)一书, 是在这方面进行努力探索所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

一、作者对一个有很大历史跨度、情况又十分复杂的苏联民族问题作了全景式的展示

该书分“戈尔巴乔夫上台与民族危机”、“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需要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三篇,从分析现实的民族危机开始,再作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然后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带有普遍意义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分析。这样的布局,合理、严谨,使得作者能把时间跨度长、情况复杂的苏联民族问题梳理得清晰、细密。作者采用了倒叙法,在上篇,概述了民族问题导致联盟解体的过程,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民族危机的形式区分为以脱离苏联为目标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各加盟共和国向联盟中央争夺主权、不同民族长期不和发展成共和国之间的版图之争和丧失理智的民族仇杀行动、加盟共和国内部各级自治实体、少数民族集团同共和国当局及当地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被流放民族”要求返回故里恢复自治地位的抗议活动、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而造成的当地主体民族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等六种类型,并提出了苏联民族问题的六个特点即民族骚乱事件频发且持续事件长、民族骚乱的规模大涉及范围广、骚乱地区的民族暴力冲突和仇杀异常惨烈、许多重大民族问题事件都带有自上而下组织的性质、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有组织,有计划、矛盾并发,主题鲜明;在中篇,对联盟大厦的倾覆按历史顺序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从共产党执政前沙皇俄国所留下的历史遗产谈起,阐述了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伟大创举;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斯大林时期苏联民族政策的成就和失误,这在苏东剧变以来国际上刮起一股反斯大林浪漫的时候,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和民族政策方面的偏颇,则使民族矛盾积聚成堆;而戈尔巴乔夫执政年代的错误路线是导致民族矛盾迸发的关键性因素。作者以历史的连贯性和历史的真实来耙梳苏联民族问题的来龙去脉,是颇有说服力的。

二、作者以独特的视角把苏联民族问题置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

如何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由于社会沙文主义的泛滥,曾经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第一次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其后的共产国际和九国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也未能避免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及民族利己主义的侵袭,从而给各国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这一次由于民族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使苏联与东欧发生的历史性逆转,再一次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从民族问题的角度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作者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苏联的民族问题,也即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发展到遭受挫折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她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理论、纲领、政策在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在挫折中应汲取的教训,可谓是独具匠心。这既避免了与其他研究在内容上的重复,也使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三、作者在吸纳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

前几年,在回顾和分析戈尔巴乔夫民族危机时,许多人认为,沙俄时期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所造成的民族积怨、大俄罗斯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的历史惯性等因素,以及列宁之后苏联历届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是苏联民族危机总爆发的主要原因。作者提出,要回答这一问题,固然要考虑历史因素的作用,但或许应避免“以蒙古统治的事实为例来说明二十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列宁语)那样一种思维方式,而应把问题的着眼点放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偏离社会主义的“改革”上。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各民族团结,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更要防止挑拨离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只讲信仰、讲同志,不以民族论亲疏。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要促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措施,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抛弃了社会主义旗帜,各民族自争“自身利益”,必然天下大乱,人人受到损害。

有人强调,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很大的经济差距,最穷国与最富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差三四倍,这不是民族政策失败的证明吗?对此,作者认为,在“事实上的平等方面”,实际上,苏联建立以来所做的工作是世界上许多多民族国家都难以达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有差距是事实,有差距就会有矛盾,亲兄弟尚且会有摩擦,牙齿也有咬着舌头的时候,民族之间发生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如果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在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繁荣昌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团结友爱,不计较那些磕磕碰碰。反之,就会失去凝聚力,小矛盾变成大矛盾,民族矛盾发展成民族冲突,最后是各民族人人遭殃。苏联的解体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闹民族矛盾,更不能搞分裂活动。闹矛盾,搞分裂,人人都会吃亏,吃亏最大的是弱小的民族。

又如,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在追溯苏联民族问题时,更多的是强调沙俄时期武力兼并和民族压迫给苏联各民族所造成的隔阂及离心力。作者在对此予以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提出,应对苏联各民族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客观存在的凝聚力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不仅有助于说明沙俄三百多年的存在,更有助于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立。

再如,关于苏联联邦制变形的问题,传统观点把这一过失主要归咎到斯大林的身上,作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有关思想的研究,提出,作为苏联缔造者的列宁从来就没有把联邦制看作是理想的永久的国家结构形式,而是把它作为将来各民族走向完全统一的集中制国家的“过渡形式”。在列宁因时间所限未能对这种“过渡”的具体问题作进一步阐述的情况下,斯大林作为其后继者凭自己的理解来实现这种“过渡”,应当说是符合列宁当初设想的。只是斯大林在实现这种“过渡”的过程中,既未能从理论是论证实行“过渡”的必要性、可行性,也未能在宪法上及时体现国家体制的实际变化,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模式,从而背离了列宁一贯主张的谨慎、稳妥、民主、平等的原则,以致于出现许多严重的失误。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如上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对全面理苏联民族问题,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

四、作者基于苏联民族问题对一系列民族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对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其目的是以史为鉴,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醒世人。为此,作者把重点放在下篇,力求在民族问题的理论方面提出自己的创新观点。该书对“社会主义与民族问题”、“国家结构形式与民族问题”、“经济发展模式与民族问题”、“民族发展的历史趋向问题”、“苏联民族问题与联盟解体的关系”等五个理论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其贯穿始终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民族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必须与相应时代的社会变革、历史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考察。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不同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弄清其性质、特点和发展趋向,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民族政策的依据。作者以苏联在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例证,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为民族发展的两种历史趋向中,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是第一种趋势处于主导地位,而列宁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出超前认识的同时,错误地把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的第二种趋向摆在主导地位,从而导致在民族政策上的诸多错误。这些见解颇有新意。

冷战后的国际社会,突现出来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经常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仅在原苏联疆域内常常发生民族冲突,酿成众多的流血事件,更令人担心的是,巴尔干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已发展成连绵不断的战火,成为西方大国角逐的新场所,各国军火商们的一片“乐土”。而它给那里的人们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灾难:家园破碎,国土沦丧,千百万劳动群众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挣扎。更为甚者,由于民族间的相互残杀,在族际的历史关系中又一次结下深仇大恨埋下了民族冲突的种子。对苏联民族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后冷战时期这股在全球肆虐的民族主义浪潮,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去认清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维护世界各民族的和睦与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作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创立与发展凝结着革命导师和苏共在民族理论与政策方面的有益探索,而它的演变和解体则说明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有不成功与严重失误的一面。客观地总结和评价苏联民族政策的成就和失误,对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正确地处理民族问题,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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