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中叶湖湘经典研究述略--以李文卿、王稳卿、余廷灿为例_王文清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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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4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1-0090-09

      晚清以降，湖南士人以赫赫事功闻名天下，晚清湘学亦有异军突起之势。学界在晚清湘学研究的领域已有较多的成果，而对清代前中期(顺康至于乾嘉)的湖湘学术关注不多。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认为，清初的湖南地区“学者极少”。梁氏进而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

      湖南自衡阳王船山(夫之)以孤介拔俗之姿，沉博多闻之学，注经论史，评骘百家，著作等身，巍然为一代大师。虽然，壤地窎僻，与东南文物之区，不相闻问；门下复无能负荷而广大之者，是以其学不传。自兹以往，百余年间，湖湘学者无述焉。①

      这是学界对清初湘学的一般意见。而郭嵩焘又说：“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黯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②，直指湖南地区的学术在乾嘉之时是隔绝于考据学之外的。梁启超与郭嵩焘的论断影响甚大，故研究者多以为清代前中期的湖湘学术不足称道。

      经学作为四部之首，在传统学术中占有核心地位。从湖南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来看，明末清初的湖南确实不能算作“人文被沾”之地。然而自王夫之以后，清初的湖南说经注经者不绝如缕。雍乾之际，学风丕变，湖南仍有一些以经学名家的学者，留下了相当可观的经学著作。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提供了前提。李肖聃《湘学略》、王盾《湘学志略》、陈代湘主编《湖湘学案》以及方克立、陈代湘《湘学史》对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史、经学家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均未能把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选取清代前中期湘籍著名学者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为研究对象，对其经学著述的基本思想与特点进行介绍与分析，以彰显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的基本脉络，明晰此期的湖湘经学在湖湘经学史乃至明清学术史上的地位。

      一、李文炤的经学

      李文炤(1672-1735)，字元朗，号恒斋，湖南善化人，清初湖南地区著名的经学家。根据李华芳《李恒斋先生行述》、周正《李恒斋先生墓志铭》等文献的记载：李文炤在早年结识善化熊超、邵阳车无咎等学者，遂以周、张、程、朱之学为“入学之门”。③又从沩山张石攻、邵阳王醒斋等人问学，“自后潜心理学，其于科举业淡如也”。④李文炤虽在康熙五十二年考取举人的功名，但绝意于仕途，婉拒了所授予的谷城教谕一职。康熙五十六年，李文炤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李氏阐扬程朱之正学，修订《岳麓书院学规》，“四方闻而景从者，不减百人”⑤，可见李文炤的学问在当时的湖南是有一定影响的。

      李文炤对入仕为官无甚兴趣，而终生沉潜于学问，于经、子、集三部皆有撰述，其中以解经之作最夥，说解理学著作之书次之。解经之作中，《周易本义拾遗》六卷、《周礼集传》六卷、《春秋集传》十卷被著录于四库存目类；《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四十六卷⑥，《家礼拾遗》五卷《附录》一卷等皆是李文炤的用心之作。李氏说解理学诸书中，有《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正蒙集解》九卷、《太极解拾遗》一卷、《通书解拾遗》一卷、《西铭解拾遗》一卷，皆著录于四库存目类。李文炤所撰的《恒斋文集》中，除有不少说解六经的文章外，还有以诠释与称颂程朱理学为主题的诗作。

      1.李文炤的经学旨趣

      关于李文炤治经的学术旨趣，前贤的记叙或研究中有两种略微不同的意见。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八将李文炤与方苞等人并列入“守道学案”中，并对其生平有简要介绍。而后李肖聃《湘学略·恒斋学案第八》、杨树达《〈恒斋文集〉提要》中皆指出，李文炤治经以朱子之学为宗。最近有关李文炤研究的著作中，方克立、陈代湘《湘学史》，陈代湘《湖湘学案》，杨旭的硕士论文《李文炤礼学思想研究》都认同李、杨的观点。

      而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目》列“薑斋学案”一目，以王夫之、罗泽南为传主，附列李文炤、邓显鹤为“别出”之学者。⑦刘氏的划分虽有新意，但未能说明理由。徐世昌所编《清儒学案》则称：

      湖湘之间，自船山王氏后，多潜修其著述。可称学术纯正者，推恒斋李氏。同游诸人，皆恪守程朱之说。当时未大显，镜海唐氏乃表章之。⑧

      《清儒学案》认为船山之学代表了清初湖南学术的最高成就，虽在清初的特殊环境下无法光大，但在湖南境内却又一批“潜修其著述”的学者。《清儒学案》一方面认为李文炤“学术纯正”“恪守程朱之说”，与唐鉴等人的观点相同；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李文炤等学者研修船山著作的“事实”，试图说明船山之学对李文炤等学者的影响。

      上述两种判断，当以“李氏学以朱子为宗”的论断更为准确。朱子作《周易本义》《太极解》《通书解》等，李文炤在朱子的基础上略有补充完善，故李氏相关著述均题以“拾遗”，以示尊崇之意；朱子对于《周礼》的研究没有专书，李氏则仿照朱子《诗集传》、蔡沉《尚书集传》之体例，旁采宋明儒者的解经成果，撰成《周礼集传》。从义理方面看，李氏更多的是复述朱子的理学观点，如《恒斋文集》卷三《论》中《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论》《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论》《仲尼颜子所乐何事论》诸篇，诠释“太极”“无极”“气化”“孔颜乐处”等概念，皆以朱子之说为准的。相反，李文炤的经学著作与文集中，只有在《楚辞集注拾遗序》中提及船山的《楚辞通释》，并无更多论述船山之学的言论。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刘师培、徐世昌等人关于李文炤之学颇受船山学影响的观点是很难成立的。

      2.李文炤的经学史观

      考辨与评骘历代经学源流，是学者研究经学的重要一环。经学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在解经时的材料选取、价值评判等问题。那么，在李文炤看来，六经无疑是经学史的源头，而汉唐至明代的经学诠解之作则是流衍。李文炤在评论前代经学源流时曾有一种粗略的划分，其云：

      汉注唐疏，管窥蠡测者也。宋儒传注，神会心得者也。然度数之纷赜，可考而知之；义理之精微，可思而得之。⑨

      在李氏的观念中，汉唐经学讲求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其主要的为学取径在考证；而宋代(至于清初)的学术以理学为主，更重视学者自身的思辨与体认。经学史上的考证派与义理派之间，虽然研究对象不同、入学门径有异，但均属经学的重要流派。同样，考证派与义理学均有自身的缺陷。李文炤在评议明初所修《春秋大全》时曾说：

      汉儒解经而经亡，明儒遵传而传晦，厥罪惟均而已矣。……欲望其一道德而同风俗也，岂不难哉？⑩

      汉儒以固守师承家法而使得经学走向中衰，明廷因偏尊胡安国《春秋传》而使学术弊病丛生。在经学史上，一旦某种研究范式被过分推崇，那就无法避免沦入僵化与衰落的局面。因此，在李文炤的经学史观中，汉唐经学与宋明经学两派，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气盛行，而到乾嘉之时却形成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学术取向。如果将李文炤的这些论断，置于明清之际的大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便可知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可视为不偏不倚的通贯之说。

      李文炤在通论经学史时虽有较为通贯的认识，但他对每朝的经学思想与经学成就的具体评价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李文炤尽管称赞汉唐经学为“管窥蠡测”之学，实则他的经学著作与文集中，对汉唐的经学注疏不甚措意。以《周易本义拾遗》为例，李氏在此书中都较少直接引述汉注唐疏。《拾遗》采用“本卦六画冠首”的诠释角度，虽与贾公彦《周礼疏》中的相关论述暗合，但李氏亦无提及贾《疏》之处。相反，《拾遗》更多的是吸收了程颐、归有光等人的观点。《周礼集传》《春秋集传》均以采录宋明儒者之说为主，李文炤显然更倾向于宋明经学的为学路径。李文炤对宋代经学评价较高，宋代程朱理学所昌明的道统，便是儒家的正宗。而朱子在李氏心中便是道学的宗主，其所编《语类约编》的序言说：

      宋之道统，先知先觉，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则，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无内无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贞乎。(11)

      这种论断与李氏的治经旨趣是颇为一致的。相应的，李文炤对明代宗朱的学者评价也较高。《恒斋文集》中虽在多处力辟湛若水、陈献章、王阳明之说，但对薛瑄、吴与弼的理学成就颇为推崇。

      需要指出的是，在李文炤所理解的经学史中，“经学”与“理学”并不是判然两分的。李氏也并不将程朱理学当做完美的教条加以崇奉，而是在认同程朱理学的基本框架下有所补充完善。李文炤在于同乡黄琰(上珍)论学时曾说：

      盖朱子之于圣学，譬诸李沆、韩琦，安社稷则有馀，拓边境则未暇。故四子之精蕴阐发无遗，而六经之名物度数，则未免于阔略也。(12)

      以往的研究者，多未注意李文炤对朱子学的批评意见。尽管自明初以来，不少学者以述朱为能事，对朱子的理学推崇备至。而李文炤虽墨守朱子的理学观点，但对朱子有关名物制度的研究有所保留。李氏将“经学”与“理学”绾而为一，统归于礼学。故李文炤在三礼学上用力最勤，所作的《周礼集传》《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家礼拾遗》旨在补充与修正朱子的礼学。

      3.李文炤的礼学

      台湾学者邓克铭曾指出清初的学者“在批判明末空谈心性的声浪中，礼学的重建，最足以显示扎实的学问性”。(13)清初礼学的兴起，既有统治者积极提倡的因素，也是经学史自身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前文已揭，李文炤于群经之中，最重三礼。而李氏在经学研究中，礼学的成就最大。其所撰《周礼集传》《家礼拾遗》《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在观点与方法上多师法于宋明儒者。

      在三《礼》之中，李文炤对《周礼》用力最勤，所撰《周礼集传》是他治经的代表作。《周礼集传》著录于四库全书存目之类。四库馆臣对《周礼集传》评价颇低，以为此书不过是宋明礼学之余绪而已。馆臣的论断，自有其预设的背景。如果回顾到李文炤本身的撰述理路来审视此书，则此书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周礼集传》的体例与取材。每卷之前均有解题，在解释具体名物制度之时基本上是随文衍义。根据杨旭的统计，《周礼集传》征引前代学者的治经言论达九百余条，而其中采录宋明儒者之说尤多。

      (二)《周礼集传》对《冬官》的处理。《冬官》缺亡既久，后世儒者亦往往深以为憾。如李文炤便感叹：“《冬官》之职亡，而天下之废事多矣。”(14)自宋代俞廷椿以来，补述《冬官》之作不绝如缕。而李文炤对俞廷椿、何乔新等人割裂“五官”中以补《冬官》的做法不以为然。李氏认为，要补《冬官》，当“旁搜官名于传记之中，以志其梗概”(15)。从《周礼集传》来看，李文炤补《冬官》的取材主要在《国语》《逸周书》《四民月令》等书。相较宋明以来的补《冬官》之作，李氏在取材上亦稍有新意。不过在馆臣看来，这也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师心自用罢了。

      (三)对《考工记》的相关论断。厘清《考工记》的作者与成书时间，是清代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李文炤在《周礼集传》与《十三经源流辨》中曾说：

      《考工记》乃周人省试百工之书，观其国号有秦，殆东迁以后之所作乎？详于车制而不及舟，则必出于西北人信矣。(16)

      杨树达在20世纪40年代为李文炤《恒斋文集》作提要时，曾称赞李氏此说与江永之说相同，并且成熟更早。而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考工记一》考证如下：

      《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秦无卢，郑之刀，厉王对其子友，始有郑。东迁后，以西周故地与秦，始有秦，故知为东周时书。其言“橘逾淮而北为枳，

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17)

      从二者有关《考工记》的成书时间来看，二者确实是一致的。李文炤以《考工记》不详于舟，便判定《考工记》的作者是西北人；而江永则通过《周礼》郑注断定作者为齐人。李、江二说实则有较大差异。江永的意见为后来大多数礼学家所接受。而李氏申辩未详，只是在此提出了某种猜测。这种治经的取向，在李文炤其他的经学著作与文章中有所体现。

      此外，李文炤尚撰有《家礼拾遗》五卷。其书大旨是通过《仪礼》与《家礼》的互证，彰显程朱理学的伦理观念，将《朱子家礼》中所涉及名物制度解释得更为详细精确，同时力辟佛老之说。综上所言，李氏在治《礼》时仍是深受宋明儒者的影响。从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的系谱中看，李文炤治《礼》的最大的成就是将程朱的性理之学与有关《三礼》的名物制度研究绾而为一，使程朱理学中伦理的神圣性与规范性透过礼制落实在践履之中。

      二、王文清的经学

      王文清(1688-1779)，字廷鉴，号九溪，湖南宁乡人。后世学人将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与王文清并称为清代湖南“四王”，推崇王文清为清代湖南地区著名的经史大家。在清代湖湘经学的研究中，有关王夫之、王闿运与王先谦(亦有学者合称此三人为“三王”)学术的研究成果已有汗牛充栋之势，而有关王文清学术成就的研究却极为有限。

      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第七》专列“王文清”一目，对王氏的经史著作、经学旨趣进行了介绍。张舜徽在评价王文清的学术地位时说：

      (王文清)研究经学，造诣很深，实开湖湘朴学之风，是一位承先启后、很有影响的人物。(18)

      王文清在早年曾与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有过交往，《李文炤集》中《与王廷鉴》可为佐证。根据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谱》的记载，王文清于乾隆元年(1736)起充任三礼馆纂修官，并在此后兼任律吕、经史诸馆职。乾隆十一年(1746)，诸馆书成，“吏部议叙第一”，后方“以父老再请终养，遂归”。(19)王文清由京返湘后，曾于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二十九年(1764)两度出任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在岳麓书院山长任内，修订学规，培育人才，成为清代岳麓书院史上继李文炤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山长。其中最值得学者注意的是，王文清有较长的时间供职于三礼馆、律吕馆，与当时学界的名儒硕彦(如惠士奇、方苞、杭世骏、李清植等)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将当时兴起的考证之学引入湖南，培养了余廷灿等一大批湘学后劲。因此，王文清不仅是乾隆时期主流学界的预流者，同时也是湖湘经学系谱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

      王文清享年既久，治学兴趣广泛，著述亦堪称宏富。吕泰《十学薪传序》记录了王文清在《易》、《书》、《诗》、三《礼》、乐、《春秋》、天文、地理、算术、《说文》等十个学术领域的主要观点。王文清的六世孙王赓猷《锄经馀草跋》(20)、今人寻霖《王文清著述叙略》(21)对王文清的著作的版本与存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王氏的诸多著述中，《考古源流》六百二十八卷、《典制大义考》(22)一百四十卷是王氏用力最深的学术著作。《考古源流》、《典制大义考》的手稿均因晚清战火而未能保存下来。现存王文清的著作有《考古略》八卷、《锄经馀草》十六卷、《锄经续草》四卷等。《考古略》本为《考古源流》的节本，著录于《四库全书》子部存目类。通过《考古略》以研究王文清的经学思想与成就，虽是文献不足征的无奈之举，但是此书考证诸经，征引繁富，判断精审，为王氏从《考古源流》中“抽其浅近而切要者”(23)以印刻行世，故也颇能反映王文清经学造诣。

      王氏所著《考古略》是汇采《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玉海》《册府元龟》等典制体著述而编成。从《考古略》的体例来看，以考证音韵、文字居首，次以辨析诸经源流、体例，然后再讨论古今制度沿革的问题(包括氏族、宗法、丧礼、学制、刑律、律吕等)。就书中所反映的王文清经学成就来看，有如下两点最值得学者关注：(1)与乾隆之前的湖湘经学家相比，王文清重视音韵、文字的辨析。他的音韵学思想，是在顾炎武等学者的影响下修正损益而成的；(2)王文清在《考古略》中特重古今礼制，既有通论三礼的宏观之论，亦有不少精微的考据。王氏在通论三《礼》关系等问题时，兼采郑玄、朱熹之论而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在考证诸礼时，则主张“无征不信”，汇通经史以成其论断。以下试分而论之。

      1.《考古略》中的音韵学思想

      王文清《考古略》卷首三节便是《经文字音考略一》《经文字音考略二》《四书字音考略》。在王文清看来，《四书》《五经》中的字义，往往随着字音的变化而改变。如《四书》中的“道”字，言“道之以政”“道之以德”时当读去声，而言“大学之道”“率性之道”“士志于道”时则当读上声。前者为道说之义，后者则是道理之义。王文清认为，如果不能正确辨别经书中的字音，则无法理解字义，最终则会可能会在理解经书义理时出现偏差。这种看法与钱大昕、戴震等人“因声知义”的治经主张是如出一辙的。此外，《考古略》卷一中《诗人用韵法考略》《〈诗经〉叶韵法考略》《〈诗经〉古韵考略一》《〈诗经〉古韵考略二》等节讨论了《诗经》中的古韵问题。

      宋儒的叶音说在明末清初时便受到陈第、顾炎武、王夫之等学者的质疑。顾炎武激烈地批评了叶音说，在《音学五书》《唐韵正》等书中提出了“四声一贯”的理论。王文清受到顾炎武的影响，也主张“古韵四声通用”。王文清解释《诗经》叶音之说的成因时曾说：

      问：诗韵之叶音也，诗人为之乎？曰：风土异宜，而喉舌有清浊之异；方言殊习，而传袭有甄石之殊。故古人作诗之时，未尝纽捏以求叶也。其矢歌以成章者，皆其韵之本如此呼。且呼之而本合，在古人道其常，而后人以为叶尔。(24)

      在王文清看来，古韵中的四声通用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而宋代以来的研究者多从叶音的角度去分析古韵，所得往往不确。王氏还将这种意见引入到其他经书的研究中去，如王氏所云：

      古韵四音通用，平上去入，俱可相叶。上之《易·文言·象传》，下之《离骚》皆然，不必拘拘仅以一音叶也。(25)

      然而，王文清对叶音之说亦未完全否认。曾有学者向王文清请教《诗经》中的“叶韵之法”，王文清首先肯定了当时诗人所用之韵自然相叶，而“叶韵之法，有常有变。用其常以顺乎抑扬阖辟之致，尽其变以极其参伍错综之情”。(26)他对朱熹的叶音说亦无激烈的批评，只是认为朱子《诗传》是“用吴才老之韵，而从之以立言耳”(27)。王文清对于宋以来盛行的叶音说虽有批评，与陈第、顾炎武之说相近，但王氏对宋儒的叶韵说并未完全否认。正如周祖谟所说，即便是顾炎武的《诗本音》亦未能彻底否定叶音的存在，且顾氏“四声一贯”的“转音”之说，又与宋人的叶音说在方法论上实则相差无几。(28)由上观之，王文清对叶音说有较为通贯平实的认识，他既不满以叶音牵合古韵的做法，同时对宋儒叶音说亦有相当的肯定。这种持平之论在汉学炽盛的乾隆之时是难能可贵的。

      2.《考古略》中的礼学研究

      王文清曾在三礼馆任职十年之久，参与了《三礼义疏》等著作的编纂。王文清曾撰《周礼会要》一书，被著录于四库存目之类。《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在诠解《周礼》时对本经“不多一字”，亦“不少一字”，是符合汉学师法的。王文清也曾站在汉学家的立场激烈地批评俞廷椿、何乔新、舒芬等人妄补《冬官》的作为，以为“一经割裂，并五官亦不完矣”。(29)王文清的礼学成就为当世所称道，《考古略》是其礼学精华所在，其中既包括王氏通论三《礼》关系的意见，也其关于礼制细节的考辨。

      王文清善于从三《礼》关系的宏观角度去把握诸礼的地位，汇通诸家之说以成其判断。《考古略·仪礼问答考略一》中记载：

      问：三《礼》孰经孰传？曰：《仪礼》乃本经，《礼记》是解《仪礼》之义，《周礼》则为之纲纪。(30)

      王氏从文献形成的角度出发，分辨本末，试图将三《礼》统摄为一个体用兼备的体系。又如王氏解释“经礼”“曲礼”时曾说：

      郑康成序《礼》曰：“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周官》、《仪礼》有体履之别矣。《周官》为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乎物，是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万物贵贱高下，大小文质，各得其体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虽万体，皆同一履。(31)

      王文清在明辨《仪礼》与《周礼》关系时，从郑玄的注解出发，将程朱理学体用论、心性论的思维方式贯穿其中，这对于厘清诸《礼》经与礼制是有所裨益的。王氏的这些判断，在《三礼义疏》中也有所体现。

      至于王文清考辨礼制详节方面的文字，《考古略》中则有更多的例证。在明末清初的湖湘学者群体中，王文清对汉注唐疏甚为措意。如《丧服所始考略》一篇考证丧服的起源，王氏便以郑玄关于《丧服小记》的注解为准；又如《六艺考略》解释“六艺”的诸名目，王氏则径取贾公彦《周礼疏》。总体来看，王文清研治礼学时更倾向于汉儒之法，但对宋儒(特别是朱熹)的礼学观点也有相当的尊重。

      三、余廷灿的经学

      余廷灿(1729-1798)，字卿雯，号存吾，清代长沙县人，有《存吾文稿》四卷、《诒谷堂诗集》一卷存世。余廷灿是清代湖南地区继王文清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经学家，他在研究经学时贯通子史，不分汉宋畛域，尤其擅长天象经纬、几何勾股、律吕音韵等学问。余廷灿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充任翰林院检讨。

      余廷灿生逢乾嘉之时，考据之学甚为炽盛。前文已揭，郭嵩焘便认为在乾嘉之时湖南地区“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而以往研究湘学史的学者，往往直接接受了郭嵩焘的论断，以为乾嘉之时的湖南经学仍是抱残守缺，与汉学的风气了无相涉。郭嵩焘的这段议论或受时势的影响，或受自身识见的限制，与史实并不相符。乾嘉之际的湖南经学家，如王文清、余廷灿等，既服膺于程朱之教，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汉学的观点与方法。根据余廷灿在《存吾文稿》中的回忆，余氏早年曾向王文清讨教治经门径等问题，王文清径答以“熟读《十三经注疏》”。余廷灿在《寝衣辨》中也说“《说文》之大有功于《十三经》，而治《十三经》者诚不可不读《说文》矣”。(32)由此可见，乾嘉之时的湖南经学家已经开始正视汉学的观点，并修正了自身的为学之法。而余廷灿屡至北京，与当时一流的汉学家交往甚密，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汉学家。余廷灿研治经学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存吾文稿》中。从《存吾文稿》的“杂著”“书”“传”中可以窥见余氏研究经学的三项特点：一、汉宋兼采：既尊程朱之教，又服膺考据之法；二、博综三礼，尤擅考证礼制；三、转益多师，与名儒反复辩难，预“乾嘉汉学”之流。以下试分而论之。

      1.余氏治经之汉宋兼采

      当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时，学界不少大儒均视宋学如草芥。高谈程朱义理之徒，往往被汉学家打入另册。余廷灿则对鄙蔑程朱义理之学的风气不以为然。《存吾文稿》卷首“杂著”部分则有《原文》《原心学》《原才》《无极主静辨》《慎微》《显微》《诂易》诸篇，大旨皆在申论周敦颐、朱熹的理学观点。如《原心学》一篇中说“心妙万物，于其变而能以意造有者也；性涵万物，于其天而不容以人参伪者也。性不与心杂糅，而心亦本不与性分割者也”(33)，此段援引朱子之说，简而有要地概述了心与性的关系，同时力辟佛道说心性之虚妄。又如《原才》一篇中说“性无形而才有质，专言性则人与物共焉者也；兼言才则人与物分焉者也”(34)，余氏以“才”的有无来划分人与物，又以“才”的大小来解释孔子所言“性相近”之说，其实仍属于沿用程朱理学的思维方式。此外，《无极主静辨》一篇在维护周敦颐之说，《慎微》《显微》两篇则旁采《诗经》《尚书》以证朱子心性之论。

      余廷灿一直以汉学家的身份名于世间，学界对他的义理观点关注极少。平实而论，上述余廷灿诸篇论述义理的文章，大多都是沿袭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与思维方式，并无多少创新。但从此亦可窥见余廷灿重视义理，不废宋学的治经主张。推而论之，余廷灿在研究经学上确有汉宋兼采的取向。

      2.博综三礼，尤擅考证礼制

      重视三《礼》，是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家的共同特征。余廷灿曾推崇王文清的《仪礼》学为“海内推健者”，而余廷灿亦师从王文清研治礼学。《存吾文稿》中有不少考证礼制的文字，这也是学界前辈已经有所关注的地方。杨树达为《存吾文稿》撰写提要时曾说：

      卷一“释射”一首，取凡与射义有关之文字一一加以诠诂，与沈彤《释骨》、任大椿《释绘》、孙星衍《释人》体例略同，而博洽亦复相类；《旅酬考》《九献考》二篇，融会经文，条举件系，令读者于繁复之礼制一览瞭然，最为详核。他如《寝衣辨》据《说文》证寝衣之为被，《

考》引戴震、阮元之说而加以申证，皆考核详明，不为肤论。(35)

      杨树达所论诸篇，确为《存吾文稿》中考证礼制的精湛之作。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旅酬考》《九献考》诸篇，“皆推阐不深，固未足以经学名家也”，并说“其考证名物，信无以望并世吴皖诸儒”。(36)而在张舜徽晚年所著《清儒学记》中却对此说有所修正，他转而认为上述考证礼制诸文皆是余廷灿的“经心之作”，并认为他的治经途径“已和当时的吴、皖诸儒很相近了”。(37)《释射》援引《周礼》《尔雅》《史记》《韩非子》等书中的相关文字，条分缕析，对“射”字的本义及引申义进行了证明。《旅酬考》《九献考》均旨在明辨诸礼中的细节，对古礼今用等问题亦有所论述。

      《存吾文稿》中还有《读〈曾子问〉》等篇是余氏有关三礼的作品。《读〈曾子问〉》通过《礼记·曾子问》与《仪礼·士昏礼》的对比，分析二者在记载“未成妇”上的差异。余氏最后总结道：“或曰：《仪礼》，经也；《曾子问》，变礼也。予曰：变而不失其正而后可通也……因次之以俟通经者解焉”。(38)余廷灿治礼，往往采用以经证经的方法，对比三《礼》中相关记载的异同。对于这些差异，余廷灿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类似《读〈曾子问〉》一篇则因缺少旁证则暂时存疑。余廷灿研治礼学，颇为精审，从他的论证方法、文献的选取以及对学界成果的吸收情况来看，其礼学造诣确实可以比肩吴、皖大儒。

      3.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存吾文稿》中有不少关于清代经学家的传记。如“书”类的《王船山先生传》《朱侍读学士筠传》《江慎修永传》《复纪大宗伯书》，“记”类的《戴东原事略》，皆“翔实可诵，又自有阐幽表微之功”(39)，堪称清代经学史研究中的宝贵史料。余廷灿生逢乾嘉之时，屡次获得进京的机会，能与当时一流的考据学大师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存吾文稿》中有《书〈仪礼郑注句读〉后》对清代兴起的《仪礼》学进行了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称赞张尔岐此书为清代《仪礼》学“诸家之先导”(40)，《书〈尔雅正义〉后》对邵晋涵《尔雅正义》的纠谬之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

      对于经学上的疑难问题，余氏往往汇采汉学家诸说，旁征博引，以成其论断。然而，余廷灿却不迷信权威。《戴东原事略》是研究戴震生平的珍贵史料，学界已多有研究。亦有学者仅凭《戴东原事略》便认为余廷灿是服膺于戴氏之学，这是不够确切的。余廷灿对戴震之说有吸收亦有修正，他虽从未见过戴震，但对戴震“沿字以讨其词，沿词以通其意”的治经主张是深表赞同的。尽管如此，余廷灿在《〈周礼〉太史正岁年说》对戴震的观点仍有所批评，以为戴震在解释“太史正岁年”的问题上“骋其锋辨”(41)而误解了郑注。余廷灿对风靡一时的戴学有一分为二的公允之见，同样值得学者关注。

      通过以上对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三位学者经学思想与成就的概述，可知梁启超、郭嵩焘关于清代前中期湖湘学术发展的判断是不够准确的。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经历了从崇尚朱学到师法汉学的演变，明显受到了不同时期学术风尚的影响。

      除了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这三位经学家外，这一时期内的陈鹏年、罗典、欧阳厚均等人在经学领域皆有一定的造诣。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史，虽不及江浙等地大家辈出，但却有其自身的演进脉络。从清代前中期诸多湖湘经学家的治经旨趣来看，他们皆重视礼学，强调践履与实用；兼采汉学的为学方法，而不废程朱的性理之说。这些共同特征，不仅使得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对晚清湘学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影响。

      ①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32页。

      ②郭嵩焘：《罗研生墓志铭》，《养知书屋文集》，光绪十八年刻本，卷二十一。

      ③周正：《李恒斋先生墓志铭》，《李文炤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230页。

      ④李芳华：《李恒斋先生行述》，《李文炤集》，第225页。

      ⑤李芳华：《李恒斋先生行述》，《李文炤集》，第227页。

      ⑥光绪《湖南通志》又作《仪礼经传通解集注》。《增删仪礼经传通解》虽未流传至今，但可从《恒斋文集》卷一《增删仪礼经传通解序》窥其大要。

      ⑦刘师培：《近儒学案序目》，李妙根编、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23页。

      ⑧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五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55页。

      ⑨李文炤：《经策》，《李文炤集》，第62页。

      ⑩李文炤：《大全辩》，《李文炤集》，第44页。

      (11)李文炤：《语类约编序》，《李文炤集》，第15页。

      (12)李文炤：《与黄上珍》，《李文炤集》，第94页。

      (13)邓克铭：《宋代理概念之开展》，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14)李文炤：《杂录》，《李文炤集》，第201页。

      (15)李文炤：《周礼集传序》，《李文炤集》，第240页。

      (16)李文炤：《十三经源流辨》，《李文炤集》，第39页。

      (17)江永：《周礼疑义举要·考工记一》，《皇清经解》本，卷二百四十九。

      (18)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第七》，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19)秦薰陶：《王九溪先生年谱》，《湖南人物年谱》(一)，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页。

      (20)王赓猷：《锄经馀草跋》，《王文清集》(二)，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500—501页。

      (21)寻霖：《王文清著述叙略》，《湖南文史丛谈》(二)，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3页。

      (22)亦有学者著录此书为《典制大文考》。

      (23)王文清：《〈考古略〉凡例》，《王文清集》(二)，第507页。

      (24)王文清：《考古略卷一·诗经古韵考略一》，《王文清集》(二)，第543页。

      (25)王文清：《考古略卷一·诗经古韵考略一》，《王文清集》(二)，第545页。

      (26)王文清：《考古略卷一·诗经叶韵法考略》，《王文清集》(二)，第543页。

      (27)王文清：《考古略卷一·诗经古韵考略一》，《王文清集》(二)，第545页。

      (28)周祖谟，《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问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5页。

      (29)王文清：《考古略卷二·周官问答考略》，《王文清集》(二)，第591页。

      (30)王文清：《考古略卷二·仪礼问答考略》，《王文清集》(二)，第593页。

      (31)王文清：《考古略卷二·经礼曲礼考略》，《王文清集》(二)，第582页。

      (32)余廷灿：《寝衣辨》，《存吾文稿》，嘉庆六年刻本，第68页。

      (33)余廷灿：《原心学》，《存吾文稿》，第4页。

      (34)余廷灿：《原才》，《存吾文稿》，第7页。

      (35)湖南文献委员会：《湖南文献汇编·省志初稿艺文志》，长沙：湖南文献委员会1949年版，第111页。

      (36)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3页。

      (37)张舜徽：《清儒学记·湖南学记第七》，第211页。

      (38)余廷灿：《读〈曾子问〉》，《存吾文稿》，第71页。

      (39)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存吾文稿》，第213页。

      (40)余廷灿：《书〈仪礼郑注句读〉后》，《存吾文稿》，第61页。

      (41)余廷灿：《〈周礼〉太史正岁年》，《存吾文稿》，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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