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复声母
虽然还有少数人怀疑，但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也已成了共识，即使持否定态度而影响很大的王力氏，在《同源字典》中也说“黑”的古音可能是mx
k，故与“墨mk同源”（253页）。问题是要弄清复声母有哪些成分、结构规则及演变条例，高xm、王mx、李hm、张mh，到底应取哪一形式为是，也应有定着。从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1924)至今七十余年，近年进展最为迅速，1998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赵秉璇、竺家宁编、严学窘序的《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收林语堂、陈独秀至竺家宁、何九盈海内外论文22篇，（附录竺氏复声母研究综述及复声母研究文献索引）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80年代以来新著，5篇是近十年内发的。
严学窘先生对复声母研究很早，1962年就写《上古汉语声母结构体系初探》（江汉学报6），1981又有14届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原始汉语复声母类型的痕迹》，所构复声母形式也最丰富复杂，从二合三合至四合。但除CI、SC、NC等组外，好些形式只是几个不同音读的凑合（注：严氏在《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序》中也觉得自己“构拟常由中古声母拼合而成，有任意性和简单化的倾向。”），如dts酒（酉声）、kdz岑（今声）、xg烘（共声），及nttsh毳、zkd改、
kdl
，xknd矞。他解释四合例说“矞”有“休必切x，古穴切k，女律切n，允律切d”四读，所以是xknd，“夅”声字有“下江，古巷k，徒冬d，力中l”等切，所以是kdl，照这种办法，那可能五合六合七合都可拼得出来。而xknd何以用x开头不用n开头，其次序没有规则可言。kdl中其实今都拟g，与k谐声本不成问题，d、l也是一类音，“徒冬”用两合gl'就可表示，不必构成四合的。今汉藏语言是有四合音，不过是ηkwT,splj,nspr之类，极为有序，决非xknd之类。所以关键是应规范有数的组合成分及有序的组合模式。
从汉藏语言复辅音结构看，“二合、三合”这种形式分类，不能揭发其组合结构本质区别。复辅音都由基本声母（声干）前加后加其他语音成分构成，而二合音中的后加式与前加式，性质就大不相同，根本不能平列说的。后加式最常见，其中的后置辅音（郑张简称垫音）数目有限，是封闭的，前加式中的前置辅音（郑张简称冠音）是种类繁多的，甚至难以封闭的。分述如下：
1.后加式 汉藏语古老文字藏、缅、泰文中垫音都很简单，只有j、w、r、l四种（活语言中还有擦音
z/s一般是r、j、l的后起变式）。所以郑张指出古汉语垫音也应限这四种（如加上r、l的塞化式r'、l'也只有六种）。这四种都属通音，也或被人视为介音，其出现的音韵条件近年都已被推定，这是声母研究中最突出的成就。（在后加式中注意j、w与r或l可一起出现）。
(1)后垫w 自李方桂限定后，新起各家都限喉牙音（郑张－潘悟云含小舌音）。因唇音不分开合，齿舌合口来自圆唇元音（雅洪托夫），出现条件明确无疑。
(2)后垫j 李方桂把高氏照三组上古拟音t等改为tj等，邪母改为rj，这样可说明为何它们只出现于三等很有理。但这是他把i介音改为j相推来的，而三等j介音的出现就没边际了。郑张(1983-4,1987)提出取消三等韵i或j介音，认为那是短元音滋生软化来的，而保留章组（照三）tj的构拟，并改rj为lj，krj为klj，这样j出现的条件就很明确：(A)章组：tj、klj、kj等都因j腭化为章组，(B)邪母及麻三昔三韵的章、精组字，这些都由lj或带-lj而形成。这样也解决了白一平要用大写字母硬性区别的那些问题（如写“尺遮切”的“车”他要作KHjA，郑张只要写khIjaa就行了）。
章组中旧说以“船”为塞，以“禅”（常）为擦，这不合上古谐声、通转表现及梵汉对音，邵荣芬除在《切韵研究》中给以互换外，还有专文《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1984，罗常培纪念论文集）。李方桂拟音并而不分，不合适。郑张改“禅”为dj、gj、glj，而将异读多为喻四的“船”拟为更近喻四的
lj，并可与非鼻音来源的“书”hlj清浊相对，白一平也写“禅”为dj、gj，而写“船”为L，又用大写来与喻四l相区别，这样却与他的“书”hlj不大相配了。
梅祖麟《跟见系谐声的照三系字》（1982中国语言学报1）支持李氏krj-型构拟而说它们有k、
两种变化（实即郑张k/kj及kj/klj两种变化，梅氏则以后者失r为解），潘悟云《章昌禅母右读考》（1985温师专学报1），杨剑桥《论端知照三系声母的上古来源》（1986语言研究1）都通过kl→t的变化，论证章组大都来自klj等。说明章组内见系来源字比一般想象要多得多。
(3)后垫r、l 基本声母后带流音r或l是最常见的复声母形式，人们最早讨论的也是这种形式，但其出现条件一直定不下来，直到雅洪托夫(1960)才论定这类l出现于二等（1970改r）。李方桂在其体系里用了二等带r的构拟，并用以解释庄知二组的形成，现已得新起各家公认。白一平、郑张都把r从二等扩至重纽三等，所据为上古汉语内部及汉藏比较证据，俞敏氏《等韵溯源》（1980-84，音韵学研究1）则据梵汉对音得到同样结论。郑张(1983-4)又提出了后垫r与l分别出现的条件：
r（中古变）——二等，三等重纽B类韵（重纽三等）及庚蒸幽喉牙音
l（中古消失）——一四等，三等重纽A类韵（重纽四等）及一般三等韵
前者与来母通谐如“角”读“龣”，后者与喻四通谐如“谷”读“峪”。前者有r是必然的，这是二等、重纽B形成的条件，后者却要有通流音来以母的表现时才拟cl，没有通流音现象时就是单c，即l垫音与零垫音出现条件相同。
关于r在三等的分布、郑再发《上古r、j两介音的分布》（1983，史语所集刊54-3）说李氏知trj、庄tsrj、章krj等之rj与介音ji互补，作用相同，建议改李氏ji为介音rj，这使好些rj分布已与上表规律相同。但因李氏ji不专用于重纽，三等，像“民敝面”等重纽四等字也用，所以他的建议就不能全符上表规则。1995年5月台湾师大举行的声韵学研讨会专题讨论重纽，丁邦新、龚煌城等位都论证赞同重三带r介音而不涉重四。这一分布已达成共识。
施向东《上古介音r与来纽》（1984-94，音韵学研究3）从他研究玄奘译音中所得重纽三等有
而赞同重三上古带r说，但又将r用于轻唇音，这也曾是他引过的郑张(1981-2)文的观点，但这引起“筆弗”都拟prit而相混的后果。从“筆冰丙谬”保持重唇可见-r-有抗轻唇化作用，因此郑张(1983-4)已改定轻唇音与流音有关字应改为pl-，（或者说有过pr与pl的交替变化，从“筆”pr初文作“聿”1可见）。这样“风”[*]plum不同“品”[*]phrum才可解释。
丁邦新《论上古音中带l的复声母》（1978屈万里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张世禄、杨剑桥《论上古带r复辅音声母》（1986，复旦学报5）值得注意，因不但汇集了众多语例，还提出演变规则。丁文提出高本汉关于CL型复声母的ABC三式的分布，丁氏认为以来母字作其他声母字声符的应用A式（kl龚：l龙），用其他母作来母字声符的应用C式（kl各：gl洛）。这很有理致。郑张(1991-95)则进一步指出在垫介音分r、l后，高氏三式已不够用，应作：
[一等]各kl貉gl[二等]格kr垎gr[来母]洛r←gr
[三等]龚kl[二等]庞br泷sr [来母]龙r（原始br）
张杨二氏文提出复声母有四种演变：(A)分裂为双音节，(B)依等分化，(C)kr、pr→t,(4)不同方言留c留r方向不一。这是有意义的。
竺家宁《上古汉语带舌尖流音的复声母》（1990，中正大学学报1-1）分6类。其中tl一类，亲属语多为后起，郑张以l塞化表示。喻世长陈新雄都不同意李氏知三"trj"的构拟，郑张认为知三大都直接为t，与端母洪细互补相配，可不带r。
(4)后垫塞化l、r——张杨文(C)项所说现象区别于一般KL、PL变K、P或L的现象，未说原因。包拟古(1980)写成k-l,p-l，但未解释其实质，看来是意图强调l为声干(of.k-r→l)。郑张(1983-4,1987)因提出KL、PL有前重、后重之分，后重的L是一种塞化流音，特别写作l',r'。（或作ll、rl，参上文(-)l节）。这样可以较简单地解释“庚kraaη：唐gl'aaη，合kluub：答kl'uub"的通谐关系。也有利于说明“唐”gl'aaη（庙廷之路）与“行”glaaη（大路）之间的孳生关系。
2.前加式 从亲属语看，前加的冠音有咝冠、喉冠、鼻冠、塞冠四类。它们在演变中或零化喉化，或取代改变声干，或分裂自成音节。从近年复辅及音声母研究所见，这些种类前冠音及演变模式在上古汉语也存在。可参看潘悟云1983--87《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
藏文泰文中的复声母今语有分裂为两个音节的，即前冠音带上短促模糊元音演替而成，邢公畹《原始汉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演替系列》（1980-83，语言论集）中以F[,1]F[,2]Y→F[,1]Y+F[,2]Y公式表示台语中这类变化，与张杨文(A)项所说同。赵秉璇《汉语瑶语复辅音同源例证》（1987-89，第20届汉藏语言学会论文，晋中教育学院学报89-2）比较晋语p-l-、k-l-式的所谓嵌l词与瑶语相应复辅音词，陈洁雯《上古复声母：粤方言一个半音节的字所提供的佐证》（1984，方言4）则提出粤语“胳”
等九例，说明复辅音痕迹存在今方言中，只是有些人闭眼不承认它们。潘悟云则认为前加音本质上就是一种次要音节，带前加音的字其实都是一个半音节，后加式响度由边缘小向中心音节峰（主元音）增大是顺的，前加式前大后小则不合音节结构响度规则，这些达到一定响度峰值的前置辅音是半个音节（1998《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这种说法就把汉语与所谓多音节的南岛语拉得更近了（重音音节前的一二个半音节都属前加音）。而国外学者（如白保罗）更强调前加s-等还要分辨哪些是词根声母本有的，哪些是前缀。
前加音与声干何者在中古会消失，中古塞、擦、清浊由何者决定，这些规律必须讲清楚，这是能否由中古声母推出上古声母的关键。如st→ts、sd→dz，清浊是有序的，mp→p、mb→m清浊在塞音声干是否被同部位冠音取代上是关键性的。喻世长氏(1980-84)复声母构拟中mp→m、nt→n,sdj、stj都变
就未重视这方面。郑张则提出演变中前冠音会吞没后面的次浊以致全浊声干，如sl→s锡、hη→h许、ηg→η岸、mg→m袂；后面的声干也能给它的发音以影响，如hm→hw晦、sm→sw戌、sr→s史。这对两个辅音采取哪一拟音序列是很要紧的。下面分类来说：
(1)前冠s——s是一种常见冠音，好多先生用它作解决变化异常的工具。如李氏曾将照三的部分字拟为skj支、skhj赤、sgj肾，又把审母拟为sthj，结果歌部一个“施”字二读（审、喻四）竟拟成sthjiar、rarh，两不相干的样子。白保罗、杨福绵则给予它舌化sk→t、齿化st、sk→ts、喉化s-k→
、s→kh→x等不同作用（参《语言研究》1991-1总20期杨氏文）。梅祖麟《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中研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则使它有塞音擦化作用skh→x（墟kh虚skh）、sth→（听th、圣sth）。其中齿化作用最合音理，包拟古(1980)又给了不少汉藏比较例，如sdud对“卒”sdod对“坐”。李方桂(1976)声明放弃将s-用于照三组，宣布“从s词头来的字只有切韵的齿音字。”并将照三改拟krj等，书母改hrj，这才使“施”hrj-:r-二读拟音合理化了，这说明将s-限于精庄组是合理的。郑张《上古汉语的s-头》（1990，温州师院学报4）以149例s-、h-头字例说明这样拟构较好，可以从中古是否属精庄组推断有无s-冠，是否晓母字推断有无h-冠。如此，sC遇塞音变ts tsh dz，遇鼻流音，喉擦音变s、z，即可推出中古声母。
(2)前冠喉音、h、——见于藏文，h-见于缅文泰文、见于泰文。藏文-在浊塞音前今变同部位鼻冠音，这启发人设想汉语鼻冠音是否也有同样来历，但还无人如此构拟。h-广泛见于缅文清鼻流音、泰文阴调鼻流音，在安多藏语则是多种前加音的今值（也作），包括s-及其他多种来源。雅洪托夫设想的sm→xwm、sη→xη等是符合音理的，但实际阻碍了其它对比（如“货”hη-来于藏文dηos“物品”），李文桂改为hm、hη等改得好。但上文已经指出透母字应另作nh、lh等，h-冠鼻流音应只限晓母字。白保罗杨福绵系统设-冠引起塞音变鼻母，虽然这在台语中有先喉塞音变鼻音的常见变化先例，但那只限于浊b、d前。并不包括清的p、t、k，严学窘氏也拟了-、x-、-冠，除鼻流音前的以外，多属拼凑式，因此郑张(1983-4,1995)提出将喉冠音-、h-、-先限在鼻流音前。那么严氏的很多例都可采用了。看m 
→w,hm悔薨→hw,m觱→w语音演化规则非常一致，可见这一构想比较合理。
(3)前冠鼻音——从藏文看，应分m-及同部位鼻冠N（来自-）二种。后者限同部位，前者可出现于一切塞类音前。严学窘、尉迟治平《汉语“鼻－塞”复辅音声母的模式及其流变》（1982-86，音韵学研究2）专说同部位鼻冠音，郑张则将‘“袂貉（貊）”等拟为mg-，如貉在“下各切”为gl-而“莫白切”为mgr-（因冠音吞没浊塞g而变m母）。竺家宁的博士论文《古汉语复声母研究》（1981，中国文化大学）曾拟之为KN/N类的km/m。如果这样，照“悔荒”那样的xm变xw，“貉”要读合口才合。
(4)前冠塞音——藏文有b、d、g三种，严氏也设pb、td、kg三组，很怪的td只在齿音前，跟藏文全异，拼凑性较显，pt→p、kt→t也与藏文逢这样的前冠演变中应消失大异（注：依前所述，后垫音只有r、l及其塞化音，pt、kt应改pl'、kl'。）。如在藏文应作tp、tk才是。因此从演变看，郑张(1995)指出以p-冠最为可信，如阜阳汉简诗经写“永”为“柄”p-Graη，而“烹”是P-hraη（P-亨）、“
”P-hwa（p-花）也是清楚的。
3、复声母研究是上古声母研究中的难点，也是热点，最要紧的是如何从中古声类凭演化规律及谐声材料等有规则地推出其结构来。目前这已能基本上做到了。许多分歧也逐渐取得统一。像章系中k来源字，河野六郎在1950，藤堂明保在1965（汉字语源词典）即提出过k古代有过第一次腭化说，李方桂为它设置krj，以r为条件，但r是抗腭化的，郑张(1982-3)改为klj，龚煌城1993在第二届国际汉语言学会议专文讨论这“第一次牙音腭化”，也独立得出以klj表示的主张，而在郑张主张j不作三等介音，专表章系垫音后，就可以用kj、klj两种形式来表这类音（白一平，郑张），并可兼采河野、藤堂有用的旧说。
冯蒸《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1998，汉字文化2）综述了复声母研究九种材料，指出以谐声为主，及复声母的互谐条例，提出重视这种条例研究者为审音派，否则为考古派，并简评了近年复声母审音成就。
注意上古声母后垫音j、w、r、l现在大家也称之为“介音”，郑张指出上古只有这类辅音性垫介音，而设有元音性介音。
三 韵母系统与“声调”
韵母系统包括元音、韵尾的种类及它们的组合结构方式、配合关系，包括与前边垫介音的配合关系。但韵母系统跟上古韵部绝非一回事。
（一）韵部问题 由于古音研究开始是从《诗经》韵脚入手的。清儒各家着重在分部的讨论，取得的成就主要也在这方面。但韵部实际是韵辙(rhyme)，做诗的人押韵或宽或严，各家也有重分重合观点不同，韵部数目就难以定下，最后王力主张阴阳入三分，定为29-30部，李方桂阴入合韵，则分22部，据郭锡良《也谈上古韵尾的构拟问题》（1983-4，语言学论丛4）统计《诗经》阴入通押实占百分之二点六，（最多的宵韵通押，也不过百分之九），说明阴阳入三分更合理。韵部是韵母系统在诗歌韵脚上的粗略反映，对研究韵母轮廓有好处，但不能以此代替韵母研究，前儒没有元音分析概念与条件，今天应将韵部作为韵母大类看，而不要斤斤计较。高本汉前后所分即差9部：《汉文典》分26部是阴入合部的，《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则分35部，用了王氏阴阳入三分，但脂微不分，又将去声的“祭、队、至、暮、裕”独立成部，从歌部另分出带r的瑞部（高氏未定部各，参用旧部名及王氏《汉语音韵学》给定名）故成35部。李新魁《汉语音韵学》（1986，北京出版社）分36部，主张独立去声韵立为带的“祭废至队”四部（麦耘《诗经韵系》（1995《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歌月元三部分为α类“歌曷寒”、 
类“戈月桓”六部，比王氏29部共增7部，故为36部。蒲立本等都已论定祭至队是-s尾而非-尾，但可以考虑高李二氏让“祭队至”独立成部的主张。至于类的“戈月废桓”，据近年研究因“歌月祭元”四部不但包含o[]类，又包含e[ε]类，用韵辙观点来要求，可不必再细分。因此可在王氏30部基础上加“祭”“至”“队”而为33部。
高氏为阴入合韵把阴声韵部都加上浊塞韵尾，除了侯鱼歌的部分字。陆志韦、李方桂则全部加浊塞尾。蒲立本曾以、
(1)、周法高以、r，余迺永以、l取代浊塞尾。尾实与元音开尾无多大区别都属收喉，收d的祭、至、队部新说已以收-s←ds取代（缅文，朝文s尾都可与t尾交替，相叶无问题），所以可不必多此一举。丁邦新1987年曾著文为阴声辅音尾作补证。作者曾与讨论，提出李的-g尾能广泛分布平上去声字，-d尾为何只有去声而无平上，这是浊尾说解释不了只-s尾说可解的。
高本汉每部元音太多是其大疵，王力、李方桂一反其道改为每部只许一个元音。俞敏(1984)评两者都走了极端，指出不能说“一块儿押韵的元音准一样”，民间艺人押十三辙，不可能一辙是一个元音，拿十三辙当北方话韵母系统拟元音，跟拿诗经韵部当上古韵母系统拟元音同样的荒唐。郑张则提出不应一刀切，每部一元音在收喉各部是正确的，收唇收舌各则每部含二个最多三个元音，i、щ、u为一类，a、e[ε]、o[]为一类。
（二）元音 高氏拟了14个主元音（不包括只作介音的i），董同龢更增至20个主元音，更过于繁复。王力《汉语史稿》一下减为5主音加i、u介音的系统，60年代初作者函请王先生注意a、α只在“鱼歌”二部对立、建议改歌为ai，鱼为a，合为一个音位，王氏采纳了此见，成为四主元音系统。李氏将王氏的e、o全并入i、u所以也得到四元音系统，但另立三个复元音，实质上是七元音。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改复元音u、au为单元音u、o，改原来表侯部的o为，也成七元音。余迺永改o为u、为o，得到五元音，周法高改o为ew，得三元音，蒲立本（1997-78《上古汉语韵母系统》(MS33)则更只留、a二元音，（详丁邦新《汉语上古音的元音问题》）。由于减少主元音是以加繁介音和韵尾为代价，实际整个系统反而复杂化了。
喻世长《汉语上古韵母的剖析和拟音》（1984《语言研究》1总6）还像高氏那样每部依等分元音，故设12元音，包括很怪的以不规则元音[эe][з]表四等，侯部东部包括、u这样两元音，音不免差得太远。其系统实际近于表示较晚的前中古音。又其上古外转以α、ε、i为主导，内转以、o、u为主导（ε、i外多表一等字）。隐隐表示a、ε、i、、o、u六元音是主体。
新起诸家都认为应保持元音三角i、u、a为主元音，增加e、o及一个央元音。包拟古、白一平、郑张、斯塔罗斯金，都如此。只是央元音包白作ī，郑张作ш，斯氏仍作。俞敏氏归纳汉代梵译结果相同，
郑张与斯氏都为长短六对元音系统而非六个。他们从不同语言方言对比中独立得出相同结论，一二四等来自长元音，三等来自短元音：（注：马学良、罗季光《〈切韵〉纯四等的主要元音》已提出四等来自长元音。）
他们都认为上古三等字没有i介音。斯氏说任何汉藏语带j的字从来不占多数，汉语中三等字却超过押韵字半数。这的确不正常。白一平在1995第28届汉藏会(ICSTLL)专文修正自己体系，宣布放弃上古三等j介音，改从郑、斯之说。
郑张认为随着长元音复化，为均衡音节，短元音也前增过渡音而拉长。这初增的过渡音开始是
（《汉语介音的来源分析》语言研究1996增刊）。
下面说元音分布，主要说新起各家（白郑斯）的新说安排。
1、单元音韵母
(1)a 新说各家一致拟鱼部为a，认为高氏所拟o是汉后音。藏缅泰文鱼部字大多为a，鱼部a不变，其他各部音就有了相对基准，这对汉藏比较很重要。上古鼻尾韵变化最慢，故“阳谈寒”等a元音至今未变。
(2)i、u 新说各家一致认为元音三角的i、u应作主元音，而且都定i在脂部u在幽部。收喉尾韵的uη、ug对冬觉。iη、ig郑张所拟有，认为中古并入真质了。
(3)e、o 新说各家一致改定e，在支部、o在侯部，同王力。既用阴阳入三分，见解自然相似。喉尾对耕锡、东屋。
收喉尾对蒸职。
2、复韵母
(1)歌微 郑张ai、шi即等同白氏aj、īj斯氏aj、j。歌部包括oi，微部包括ui，三家亦同。但郑张歌部还含ei[εj]、如“地”叶支锡部，白、斯的ej都含“此”声字，说后来变入支部。
高李曾为歌微拟-r尾，蒲立本(1962-77)由- 改-l，薛斯勒(1974)据汉藏比较建议改为-l尾，不但对汉语对有些汉藏变j尾的词也更好说明。俞敏(1984)于梵汉对音中得到同样结论。后来潘悟云、郑张都采用俞说，认为-j尾是从更早的-l变的（郑张1992）。脂部高氏并微部故也部分拟-r，白、斯改ij，更早应有从il来的。
(2)元月祭——新说都一分为三：a、o[]、e[ε]。on ot是从雅洪托夫说，也与李新魁设想同。en et董同龢也指出过，以“山仙[,A]先”与“删仙[,B]元”相对。郑张指出一四等互补，凡旧说同一部中含“一等、四等”两韵的，都应分一等为a、四等为e。谈部宵部也该这样三分。
(3)文物——新说都一分为二：如“文”分шn(in,n)与un两类，与真部in相配。斯氏还分出部分与微部通谐的文部字另作-r尾是其特色（先斤等字，又元部单端等）。又李氏认为舌齿音后n变合口u n，若变四等用复元音i n，这与四等韵i介音后起说相违。郑张则提出一新说、舌齿（锐音）后长шn直接变四等，同样音变也见于侵缉、幽觉（1992七届音韵学研究会论文《切韵四等韵的来源与方言变化模式》）。
(4)侵缉、幽觉（w尾类，新说“幽觉”含单音u与шw两类）。白氏一分为三，
、i、u，郑斯uw并入u，斯氏缺um。郑张定舌齿音шm、шu变四等，故一等覃沃韵舌齿字自要推为um、u韵。白斯则四等作im、iw，这样同一幽部中u与iw押韵不太自然。
(5)谈叶、宵为——也一分为三：a、e、o。潘悟云《上古收-P、-m诸部》（温州师院学报1992-1）分析很细，这也与黄侃《谈添盍帖古分四部说》部分相当，新说则分六部。梅祖麟《谈谈上古音》(1995,LCCL-4)对新说om、op,im、ip特欣赏。宵部王力前拟au后拟o，李方桂agw也即aw，合于俞敏所得au，除四等类拟eu外，郑张还提出ou（夭声字“沃饫”皆与o音相关）。冯蒸《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古汉语研究》93年3期，又见所著《汉语音韵学论文集》）可见宵谈关系。
（三）韵尾 上古有-m-n-η鼻尾无争议。相对塞尾多数拟-p-t-k。俞敏(1984)发现汉魏多用入声译梵文-g、-bh、-v、-d、-dh、-r、-l，认为当时应收浊塞音，同藏文一样是-b、-d、-g，郑张1982-3,1987外，又专文《上古入声韵尾的清浊问题》（1990，语言研究l[18]）论证上古应为浊塞尾（并有今方言证据）。这样对说明以后-d→-r（唐西北方言）-l（朝鲜译音）也更方便。由于新论排除了阴声韵收浊塞音说，这不会引起冲突。此外-j尾由流音-l尾转化，-w尾除原生的外，蒲立本还设想由я转化。觉、药部李方桂设想唇化舌根音尾，这原是日本赖惟勤《上古中国语的喉音韵尾》（1953，人文科学纪要3）中的提法。这种韵尾今达斡尔语也有；汉方言常表示为-uk，所以白氏改-wk，郑张改-ug，只斯氏未改，其音值实际差不多。
新说一致采用奥德里古、蒲立本上声来自- ，去声来自-s(-h)的仄声来自韵尾的说法，所以又增- 、-s两尾。只是郑张指出更早- 来自-q，而s稍后变-h，而斯氏直接写-h，因-s-gs变h时，bs,ds→s，故-h与-s曾经同时存在，这即高氏‘暮瞀’两部与“祭队至”并列的解释。他并且指出-s去声化时同佤、南岛语一样要变-ih，因此祭队诸部都要增生-i尾。郑张更指出，《诗经》押韵常见同声调相押，其实首先与同韵尾有关，也与伴随声调有关，当时因- -s尚存，伴随声调还无音位意义。丁邦新(1994)文曾引郑张(1987)此表说明声调与韵尾的关系，并指出这与白氏(1992)很接近。
平山久雄《汉语声调起源窥探》（1991，语言研究1）认为诗经平上声通入极少，平上统计相押只10次，主要为去入相叶，提出上古无声调音位，上声为紧喉元音，去声为紧喉i、ш、u尾，伴随调为平44，上35，去31，入31。与沙加尔《论去声》(1986)上声带喉塞尾、去声为紧￣
元音的设想相近，位置正反。李新魁《从方言读音看上古汉语入声韵的复韵尾》（1991中山大学学报4）接受-s尾说。而认为ps、ts、ks→，从而把他设想的次入韵的尾列为-s的后阶段。这说法可以有藏文s相佐证。
（四）韵母系统 元音与韵尾配合成韵母，汉藏各语一般比较对称，组合上无限制，有空档即需解释其原因。郑张（1987，又1983-4对李）列表指出王氏韵母系统有26个空档，李氏有14个空档。陈新雄《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语文四十周年纪念刊文集1993）将阴入分列，更得18个空档。说明有待解释处不少。新说各家则空档减少很多。现将斯、白、郑三家韵母系统列下，可以比较以见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情况，郑张表中括弧内是该韵类的代表字例，○表空档，×表不能拼。
1、斯塔罗斯金韵母系统（分57韵类）
2、白一平韵母系统（分53韵类）
3、郑张尚芳韵母系统（分58[64]韵类）
比较三表，同样为六元音系统，有许多共同处，也各有千秋。总的说郑表中空档已被补足。
除收喉部外，其他各部应含不止一个元音，有上些新拟体系的支持，麦耘《〈诗经〉韵系》（1995《音韵与方言研究》）33部中一般拟二元音，幽觉部因含单复两种元音，也含四元音，（只是拟音不同、并在鱼铎阳也拟了[p,a]两元音）。
四 音节类型
关于上古音节类型问题的讨论，涉及两个方面：一、汉语上古是否所有音节全以辅音收尾，属于CVC语言。二，单音节词是否有的原是由多音节缩减，汉语上古是多音节语言。现分说如下：
（一）高本汉认为古汉语绝大多数音节属CVC，陆志韦李方桂进一步改为全部CVC。王力、俞敏都说全用闭音节的语言没见过，很难相信汉语偏是这样的语言。在1983北大为李方桂来校召开的上古音讨论会上，王氏的发言、和郭锡良、何九盈、唐作藩、郑张尚芳的书面发言（皆见语言学论丛14）全都就此发表反对意见。郭文指出高氏等用阴声韵带b、d、g尾解释阴入通押，但阴入通押在诗经里不到3%。不值得为此一种‘不完全韵’（那包括其他不同尾的韵部通押）拟出两套相近的塞尾。何文用两读加上古归调不同解释通韵的字。丁邦新以《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1979，史语集刊50.4）、《上古阴声字具辅音韵尾说补证》（1987，师大国文学报16，皆见1998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以汉藏同源词、台语借词论证，支持李氏CVC说。不过例子大多数是上去声字。现新说各家已拟上声古收-q/-，去声古收-s/-h，则上去声本是CVC,q、、h尾与k尾合韵，s尾与t尾合韵不奇怪（缅文朝文s尾可与t尾自由变读）。只阴声平声字古为开尾字，据平山(1991)，平入相押在《诗经》只10次，与去入相押154次比，可说偶然（《语言研究》总20），而且多属收喉尾与开尾相押，收音部位相同可以理解。马重奇《试论上古音歌部的辅音韵尾问题》指出歌与支古多通谐，依高李氏支部收-g，恐怕得把歌部分出一部分收-g，另一部分与微相通的收-d（1993古汉语研究3）。这就是CVC说惹的麻烦。依新说，歌微上古早期收l而后期都收i，支部为e，并无g尾，歌ai→e是常见现象，就好解释了。因为平声字较上去入声字多，平声的阴声韵不带辅音尾，汉语也就是CVC（仄声）与CV（平声）两类音节并存的语言了。
（二）潘悟云《对货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汉语的源流》JCL1995单刊；“华澳语系”是郑张对刑公畹先生“汉藏澳泰语系”的改名）提出复辅音有的是由双音节多音节词缩减的想法。施向东《也谈前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和构词类型问题》（语言研究1998增刊）针对潘说提出复辅音扩展为联绵词的想法，以藏文连绵词是由词根CVC前迭加一cac音节为例。郑张《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拟构通则》（1996南开大学“汉藏语系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研讨会”）据邢公畹《红河上游的傣雅语》一书中以P'、k'开头的复声母为例指出它们即有声干，前缀、前音节等不同来源。如：p'laat来自泰文blaad（滑），是声干，p'kaat来自泰文phak-kaad，（蔬菜－大菜）是类名、大名减缩，k'lai来自泰文kra-dai（梯），p'tu来自泰文pra-tuu（门）是前缀缩减，而同样“滑”在老挝说pha-laat，则是blaad中复辅音扩展。可见复辅音在汉藏语中可以具有缩减和扩展两种变化。也就是说从跟汉语音节类型更像的台语看，汉语早期大概也含有同样的音节类型，潘、施二氏说的两种都该有才是。
五 小结
经过海内外同行的努力，近年来上古音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尤其在拟音方面：1、构拟意见逐步趋同，许多问题已取得共识，如对复辅音声母，介间部分后起等相信的已比怀疑者多。2、一些难点已取得突破或提出解释，如二等和重纽三等带r，三等韵为何比一二四等多，平声字为何比上去入声多。3、上古声韵类的拟音及其推知规律已经比较清楚。4、发现更多的汉藏兄弟语同源词，新的上古汉语拟音形式已与汉藏语连系更紧。并已利用新说解开一些民族古文献如《越人歌》《白狼歌》之谜（郑张1991《越人歌的解读》[CLAO20-2，译文见《语言研究译丛》7,1997]《上古缅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读》[民族语文1993-1,2]）。5、好些先生已在上古拟音新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语音屈折及前加音后加音的语法功能，将语音语法研究结合起来，更深的揭露上古汉语的面貌。这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在王力氏《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配对》(1965)《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1980)之后，喻世长有《邪喻相通和动名对转》（1982-86音韵学研究2）。严学窘有《论汉语同族词内部屈折的变换模式》（中国语文1979-2）俞敏《汉藏虚字比较研究》《古汉语派生新词的模式》（1984，《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分别说到上古前缀后缀及由声母或介音交替的构词音变。潘悟云《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1991温州师院学报2）亦其例。最热门的s头s尾研究中梅祖麟成绩突出。《四声别义的时间层次》（1980中国语文6已成名篇外，还有《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用》(1989)。严学窘《原始汉语韵尾后缀s试探》（1979华中师院学报1），舒志武《上古汉语s前缀功能试探》（1988中南民院学报6），郑张《上古汉语的s-头》（1990温州师院学报4），都属s缀研究。郑张《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及《汉语与亲属语同源根词及附缀成分比较上的择对问题》（JCL1995单刊〈汉语的源流〉，则指出亲属词身体词古多用上声字表示，说明-q/-有表亲切的类似爱称的作用，也属构词后缀。在1997赵元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构词法与语音介面”讨论中他又以《汉语古音和方言中一些反映语法变化的音变现象》综述古音中语音屈折及附加词缀的情形，说明上古曾以声母辅音清浊，前冠后垫成分，元音长短，韵尾变化等手段进行构词构形变化。潘悟云《谐声现象的重新解释》（《温州师院学报》1987年4期）提出谐声语音差异也与形态相关。
今后上古音研究还要更注重历史形态方面的研究，还要加强汉藏语言比较：尤其汉台、汉苗、及南亚南岛方面的比较研究，因这些方面比汉语与藏缅的比较要薄弱些。邢公畹先生的汉台语比较所取得的成果与理论方法值得重视（先生文章多见于《民族语文》及南开《语言研究论丛》）。郑张近已完成汉语与白语的比较，他认为白语与汉语同属汉白语族，有数十页的同音字表为证（香港印刷中）。
本文因着重叙述拟音进展，其他方面研究进展不免疏略，请参阅记近年音韵研究的以下文章：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重印后记》（1983-84，上海书店），喻世长《汉语音韵学的回顾和前瞻》（《语言研究》1982年2期），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1980-84音韵学研究1），《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研究》（1993，中国语文四十周年纪念刊文章），潘悟云《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温州师院学报1998-2），冯蒸《中国大陆近四十年汉语音韵研究述评》（冯著《汉语音韵学论文集》，1997，首都师大出版社），唐作藩、耿振生《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1998《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大出版社）及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1996，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各个方面的介绍都有涉及，皆较全面，有的评介甚详，冯文且皆注出处，寻索更便。潘悟云在上述1998文中不但报道了诸家最近进展，并指出：“近年来汉语音韵学逐渐接受现代科学思潮和方法的影响，我们相信第三代的汉语音韵学一方面将以通过广泛的历史比较建立汉语历史形态学为其特征，另方面语音规则的研究将具有更多的定量思想，演绎思想，更大的解释能力。”这也是我们对上古音研究的展望。
【更正】
本文上期勘误：第12页16行“藏缅中”应作“藏缅语中”，17行“白氏”应作“包氏”，第13页16行“张曰升”应作“张日升”。第14页1行“余迺永、郑张尚芳”应为“余迺永、王力、郑张尚芳”。第16页4行“分别特殊”应作“分配特殊”，10行“匣与群、喻三”应作“匣”与“群、喻三”。17页13、14行sr'皆应作sr'，15行“ts组来自ts组”应作“ts组来自t 组”。谨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