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腐倡廉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767(2005)01-0005-03
惩治贪污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对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更有效地开展新时期、新世纪反腐倡廉斗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共同点
（一）都认为反腐倡廉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腐败，这是一个自国家产生以来就有的祸害，千百年来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与腐败对立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腐败。众所周知，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生前都高度重视反腐败，就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上都能深刻认识到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认为，不反腐，党就要烂、国就要变，经济建设谈不上，历史就要倒退，人民就要遭殃，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认为，如果不反腐败，党和国家确实有一个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此，他强调改革开放搞多久，端正党风、纠正歪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久，反腐败的持久战，就要打多久。
（二）都强调反腐败要狠抓大案要案。古人曰：“治乱世，用重典。”大案要案是腐中之腐，是反腐的重中之重。只有狠抓大案要案，才能杀一儆百，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两位伟人都强调狠抓大案要案。毛泽东说，对于“地位高、影响大”的腐败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只有坚决处决了这种人，才能挽救更多的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出路”。邓小平说：“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所以，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违法事件越要查处，抓住典型。因为这些人犯罪危害很大，抓了处理了，效果也大。
（三）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是寄生在人类肌体上的脓疮与臃疽。十月革命不久，列宁就敏锐地察觉到，由于种种原因，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也存在着危险的官僚主义。他深刻地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P552)毛泽东、邓小平都非常痛恨官僚主义。毛泽东说：“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该革掉。”[2](P326)邓小平说：“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他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3](327)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十分强调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所培育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绝不能丢。他说，要使新干部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3](P230)邓小平还指出，为了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还必须实行改革，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四）主张实行廉洁政治。古人曰：“公生明，廉生威。”“官要清，民则正；贪官炽，盗贼兴。”因此，两位伟人都非常重视廉政建设。因我们党是执政党，共产党员担负着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所以，他们特别要求共产党员要带头实行廉洁政治。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4](P522)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5](P800)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才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
（五）强调要艰苦奋斗。我国28年民主革命的历史，也是一部艰苦奋斗史。离开了艰苦奋斗，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腐朽的旧社会不可能被推翻。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如果抛弃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建设肯定不能成功。正因如此，所以两位伟人都强调要艰苦奋斗。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大声疾呼地号召人们，中国革命胜利后，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更强调艰苦奋斗，他指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无论情况怎样复杂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精神不能丢！只有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六）主张从严治党不断开展整党整风。为战胜党内歪风，确保革命胜利，毛泽东创造性地开展了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延安整风运动，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因如此，邓小平曾以无比兴奋的心情高度赞扬了这一伟大创举。他指出，不是延安整风，清算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歪风，全党前方后方不可能出现生气勃勃、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局面。不可能打败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他还充分肯定了建国后1956年前毛泽东开展的“全党范围用整风形式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针对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继承毛泽东整党整风的优良传统。早在1980年他就说：“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3](P281)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3](P289)要通过整党，使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经常开展……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6](P38)
（七）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邓小平都十分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因为思想乃行动之先导，只有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准，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产生。毛泽东说，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工厂、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3](P342)又说：“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6](P48)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他们都非常强调要反骄破满。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方针，向即将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时敲响了反骄破满的警钟。邓小平指出：“骄傲情绪”是“一种极端危险的”“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7](P202-203)，使人“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所以，要永远反对骄傲自满。
二、邓小平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发展
（一）在对腐败成因的分析上。腐败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只有全面分析腐败成因，才能综合治理，更有效地反腐败。然而，在腐败成因上。毛泽东主要是从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上找原因，而邓小平既从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上找原因，更从我国体制上找原因。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3](P333)在他看来，我国制度与体制上的弊端与缺陷，正是官僚主义与腐败现象得以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手中，这就很容易造成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又如，在我国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对某一组织或某一领导者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规定和监督，结果为个别有权人搞个人专断、党同伐异、任人唯亲、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拉帮结派、贪污腐化等等，造成了有利条件。由上可见，思想教育是必要的，但不是万能的。思想教育不能消除体制弊端，也不能代替体制改革，如果不同时从制度与体制改革入手，单靠思想教育，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二）在对腐败现象的认定上。对腐败现象的认定，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反腐败的大问题。如果判断不当，就会事与愿违，达不到反腐倡廉的目的。由于种种原因，晚年毛泽东对一些腐败现象的判断，有的失之偏颇，有的则完全错误。例如，在政治上，他认为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阶级，甚至认为有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因而错误地发动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经济上，他把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农业生产责任制误认为是“单干”，走资产主义道路，因而错误地发动了对“三自一包”的批判运动。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毫不含糊地给以了坚决的纠正。针对所谓官僚主义阶级，邓小平认为党内确实有官僚主义现象，但绝没有一个官僚主义阶级。他说：“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3](P289)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3](P366)针对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邓小平说：“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3](P168)针对包产到户，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予以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更是在全国大刀阔斧地普遍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八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带动了全国改革的兴起，使人民尝到了社会主义的甜头，从而有力地巩固了社会主义。
（三）在“两手抓”的问题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摆在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前的崭新课题。要建设社会主义，肯定要反腐败，问题是怎么反？马克思说，在极度贫困下，一切陈腐的东西都会死灰复燃。只有既重视廉政建设，又重视经济建设，把经济搞上来，让人民富起来，才能更好地反腐败。而晚年毛泽东在反腐败的战略举措上却出现了严重偏差。在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背离了八大路线，陷入了误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他把廉政建设与抓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以至等同起来，其廉政建设思想逐渐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结果渐渐把经济建设放在了次要的目的地位。甚至为了搞阶级斗争，不惜冲击乃至牺牲经济建设，要人们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结果使社会主义优越性，长期得不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坚决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6](P28)又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6](P370-371)不仅如此，他也十分重视抓廉政建设，为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抬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廉政建设。而且这两手都要硬。
（四）在反腐倡廉的途径上。1957年，毛泽东鉴于官僚主义等消极腐败现象，提出 “用大民主来对付官僚主义”。这个“大民主”就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特征的群众运动。认为“大民主”“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
邓小平认为，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他又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6](P200)又说：“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6](P242)对于“四大”，他说，我们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与积极的建议，但是“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因此应当予以取消。那么，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何在？邓小平深谋远虑地指出，只能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之路，“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3](P336)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而要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之路，就必须对现行制度的弊端进行改革。“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3](P333)
综上所述，为了反腐倡廉，为了跳出可恶的周期率，毛泽东生前作了不懈的努力，其执著的反腐倡廉精神，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深受亿万人民的欢迎与怀念。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在冷静科学地总结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了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创造性地形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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