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品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时指出，学习邓小平的著作，“不能仅仅以了解它的某些论述和某些词句为满足”，他的“从实际出发反映事业和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精神，是我们尤其要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的”。邓小平理论无疑是这种创新精神的集中反映和思想结晶，因而在总体上就具有创新的品格。认识和把握这一品格，对于我们学习和贯彻邓小平理论是极其重要的。
一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品格。这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更重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演进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列宁没有被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的设想所束缚，得出了革命可能在一国单独发生并取得胜利的崭新结论，这就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创新。毛泽东突破俄国革命的方式，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道路，这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作出的“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邓小平摈弃了把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构画当作必须遵奉的教条的态度，展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前景，这就是说了些“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的主要凭借，也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活力的重要表现，更是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依据之所在。
十五大报告在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时，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它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且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整个世界的观察“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和“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来加以论证。简言之，就是用“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和“新体系”来说明“新阶段”。无疑，这些个“新”，着力凸显了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正因为邓小平理论在总体上具有如此鲜明的创新品格，十五大才有理由将其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写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旗帜上。如果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十五大的灵魂；那么，突出这一理论的创新品格，则是十五大报告阐述这一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灵魂。
一般来说，凡在人类思想史上被称之为某种理论的学说，都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唯有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赋予自身以创新的品格。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发展的关键是创新，突破僵硬教条的关键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创新视为自身固有的品格，是因为唯有它把实践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把自己的理论作为实践的内在环节。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品格是和其特有的实践品格紧密相联的。因为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为首要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研究、探索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地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最鲜明、最突出地把实践品格和创新品格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并且最紧密地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这表现在他反复地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提并论，而且多次阐明两者的内在联系：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和途径，因此“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要体现的是实践品格，解放思想主要体现的是创新品格，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一致性，也就是实践品格和创新品格的一致性。
邓小平理论如此强调其创新品格和实践品格的一致性，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创新是与它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正确把握相一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曾经有过一些“左”的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一种把西方的某些思想照搬到中国，并以此为理论“创新”的时髦。然而，这些理论“创新”，尽管喧闹了一阵，但最终都失去了吸引人的光彩，被人们抛弃了。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理论“创新”没有建立在正确把握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其创新品格和实践品格是脱节的。与实践相分离的理论“创新”，不仅不可能指导实践，而且必然被实践所否定。邓小平理论把创新品格和实践品格相统一，强调中国的现实国情就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方面作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的本身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大创新；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的任何创新都是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的。正因为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与实践品格有着这样的一致性，它的理论创新才能成为指引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的伟大旗帜。
二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不仅是由其马克思主义的属性所决定的，而且是由其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所决定的。
在邓小平理论中，“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如邓小平所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有如下三方面原因：首先，虽然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作为奋斗目标，但它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这一未来的社会制度作细致的描绘，只能由后人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其次，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同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需要我们独立探索。再次，社会主义在由学说变为制度和产生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形成了一系列僵化的思想观念，我们必须冲破这些僵化的观念，重新进行思考。由于邓小平理论把这样一个全新的问题视为自己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此作出了初步的回答，因此无疑就是有了鲜明的创新品格。
邓小平理论在这里的创新品格，不只是表现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论述上，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即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在这之前，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他们的理论范式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马克思在其晚年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已蕴含着对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理论，是以发展欧洲工人革命运动为主题而展开的。列宁的理论则以俄国无产阶级根据实际情况夺取国家政权为主题。尽管他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过有益的探索，但由于过早的去世，因而他并没有能够完成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的转变。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他虽然曾经觉察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弊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当避免这些弊病。但他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拒绝了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先超越了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的转变。这是邓小平理论最大的创新，也是其创新品格最突出之处。
邓小平理论由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显示其创新品格，还因为它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与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时期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往往在一定意义上暴露了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从而提出了创新这一理论的历史任务。邓小平理论正是以肩负这一历史使命为己任的，这在它的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邓小平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和他1992年的南方讲话，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形成的宣言书。前一篇讲话发表的时候，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失去了蓬勃的生气。中国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是不是像“两个凡是”那样，继续把对马克思主义本本中的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这些本本名下的某些错误理论，当作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不可逾越的框框。在这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强调，必须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就是打破陈规，开拓创新。所以，邓小平理论是以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为开端的。后一篇谈话发表的时候，正是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瓦解之际，中国的社会主义又面临严峻的考验：是步苏联东欧之后尘，丢掉社会主义的旗帜，还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而否定改革开放，回到原来所谓的正统的社会主义老路上去？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认为这两者都是不足取的，我们不能因苏东剧变而“惊慌失措”，而应“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不能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思维定势而“不敢闯”，应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在这里，“更加健康”的发展和“继续前进”，无疑都包含着敢闯敢试的创新要求。事实上，正是这篇讲话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很多的创新。可见，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就意味着把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推进到了更高的阶段。总之，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契机，而邓小平理论正是以这样的创新为主题，因此其创新的品格就不能不格外醒目了。
三
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升和超越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大创造性的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里讲的“中国实际”既包括了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也包括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因此，这两大理论成果既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毛泽东关于“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9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革命的理论是如此，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旨的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中国式”和“中国特色”则是不完全的。
邓小平在他的著作里，很少像毛泽东那样引证中国古代典籍，但他却始终认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凝聚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他在谈到振兴中华民族时指出：“要懂得些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以说，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传统文化，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精神渊源。邓小平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是以下列两方面为文化背景的：一是以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家尤其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改造为基础；二是以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来淘洗传统文化。前者是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来创新传统文化；后者是从世界思想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横向影响来创新传统文化。两者互相交融，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阶段。
邓小平一再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继承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哲学升华，又摈弃了与现代民主相悖的传统经学的独断论。“实事求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指的是一种治学态度。毛泽东将其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创新。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主要是针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即一切从经典出发，以为经典之作别无真理的“本本主义”。这实际上是传统的经学独断论的翻版。毛泽东以实事求是反对王明教条主义，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指出这种“本本主义”就是以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在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表面性和片面性。可见，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在提升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没有给予经学独断论的传统以明确和深入的批判。因此，经学独断论仍然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再度泛滥，从而窒息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文革”中的“句句是真理”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个凡是”，正表现了这一点。
邓小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以扫除这种经学独断论传统为起点的。他一方面重申毛泽东思想和精髓是实事求是，同时更着重于批判一切从本本出发的变相的经学独断论，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正是从扫除变相的经学独断论出发，邓小平把思想解放作为实事求是的前提，指出“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更为深刻的是，他看到了这种变相的经学传统是封建主义意识的表现，因而必须以现代的民主观念、民主制度去根绝它。他指出，之所以为“本本”束缚头脑，思想不解放，就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1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可见，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是在毛泽东的基础上，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创新。
邓小平理论的其它内容也是如此。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既继承了近代对传统大同说的改造，又以世界现代文明的眼光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理论，既继承了近代以来对重视民生的传统的发扬，又摈弃了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政治伦理至上的传统；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既在近代以来培养“新人”的学说的基础上，继承了注重理想和道德的传统，又增加了注重现代科学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容；按唯物辩证法办事的矛盾意识，既继承了毛泽东对传统矛盾学说的改造，又进一步突出了传统哲学的矛盾中和、均衡的意识，使传统的辩证思维更具有以发展与和平为主题的现时代的意义。总之，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同样也反映在它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上。
四
认识和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并不只是为了赞叹和敬仰，而是为了在实践中让这一品格永放光芒，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表明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自觉地意识到，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这一理论。十五大将之作为“庄严历史责任”提了出来，同时对如何担负这样的历史责任指出了方向和树立了榜样。
学习十五大报告，我们可以体会到，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对邓小平理论有所创新，关键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学风问题是如何对待党自身的指导思想的问题。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无疑使我们在实践中减少了盲目性。但是，如果不能科学地对待这一指导思想，使之教条化，那就不仅会脱离不断变化的实际，而且也会使指导思想失去生命力。邓小平之所以能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的创新，关键在于他树立了正确的学风，那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实际中的新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还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不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而去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的实践而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是以马克思是否说过或是否赞同作为判断是非取舍的标准，而是以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事业是否有利作为判断的标准。显然，正是这样的学风，铸就了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
十五大报告在把邓小平理论列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郑重地提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的问题。这就是要求我们像邓小平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来对待邓小平理论，即如果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就不是真正的坚持邓小平理论。因此，十五大报告指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新的实践、新的实际问题保持开放，是理论创新的唯一途径。十五大报告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它根据十四大以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运用邓小平理论，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判断，其中最为敏感的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判断。这些新的理论判断，高举了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又说了些邓小平没有说过的新话。因此，十五大报告本身就证明了只有树立正确的学风，才能担负起在实践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责任。
理论上的创新总是实践的创造的反映，而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因此，要对邓小平理论有所创新，并不能依赖少数人的聪明才智，而是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尊重他们在实践中的创造以及这些创造所体现的智慧。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的创造。他曾多次肯定这一点。他说农村改革的“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在谈到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和修改问题时指出，报告中讲他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的范围内，要写得合乎实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决不仅仅是谦虚，而是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民群众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
为了让这一源泉不断地为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提供新鲜的活水，十五大报告着重提出了两个方面：一是“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二是“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前者可以说是接通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活水”，并使上升为理论创新的管道，从而使理论创新有了取之不尽新鲜“活水”。后者可以说是增大理论创新的源泉的“储水量”，因为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必然使得群众中潜藏着的巨大的创造潜能发挥出来，从而使这一理论创新的源泉的“储水量”得到极大的扩充。这两个方面互相结合，我们就一定能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智慧，承担起在实践中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责任。
我们要肩负起这样的历史责任，还必须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理论创新的过程，是把未知的自在之物变成已知的为我之物的过程。对于涉足未知领域而言，勇于探索的精神是不可或缺的。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作出众多的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和他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分不开的。他在指出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的同时，就反复地说：“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以说，没有这样的敢闯敢试，敢冒风险的勇于探索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崭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也不可能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
今天我们要对邓小平理论有所发展，同样需要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因此，十五大报告在将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庄严历史责任提到全党面前的同时，就要求在全党造成“积极探索的风气”。但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对邓小平理论有所创新，就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而历史机遇是客观的存在，如果我们没有勇于探索的精神，那么就不能抓住历史机遇，从而也就丧失了面对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而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可能性。另外，理论创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往往要经过多次的长期的实践的检验，甚至失败的教训的结果。如果没有勇于探索的精神，就会因为试了一二回碰了壁而使理论创新半途夭折。同时，理论上的创新，在开始的时候，常常被认作是“异端邪说”。这不仅是因为它要突破的原有的理论往往来自某个权威，还因为原有的理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已积淀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而罩盖了绝大多数人的头脑。所以，不具备勇于探索的精神，就会被“异端邪说”的帽子而吓倒，就会屈从于权威和大多数人奉行的传统，使理论创新遭到窒息。因此，倡导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于我们在运用邓小平理论中不断创新是完全必要的。十五大报告尤其是其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制订，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这也说明这种精神是十五大报告能够为邓小平理论作出重要新贡献的重要条件。
总之，只要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学风，以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为源泉，发扬勇于探索的精神，就一定能把十五大提出的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庄严历史责任担当起来，让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品格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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