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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契机的意义及其限度
1、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国际契机
考察近现代中国时，抛开西方冲击（Western Impact）这样的国际契机是无法论述其历史的。实际上，它对中国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首先，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当权者认识到，只有以军事为中心的近代化才是中国图存之路。继而来自外国的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冲击，令中国人痛感到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欧，比传统的中国“优越”。中国继续以中华思想美化自己的传统已经不可能了。
近邻日本的迅速转变，对中国的冲击更大。效仿欧美实行近代化的日本，特别优先继承了西欧近代化的军事侧面，加之日本大肆宣扬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合意识，这种冲击已超过欧美对中国的影响。日本的侵略大陆政策在历史上和思想上对中国的冲击之大，超出我们日本人的想象。
那么，与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冲击”和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的冷战对中国的影响如何呢？正值中国业已作为国民国家初步开始自我形成的时候，美国的巨大军事压力和苏联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势，使中国受到更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同时反复地变换着形式。
在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国际影响正从中国的城市向农村深入。当然，60年代末以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动巨大，开放的中国确实被卷入其旋涡之中。可以说那是以抗日战争时期那种抵抗方式无法阻止的巨大的物质、金钱和信息的潮流。国际冲击的力量现在正撼动着中国的经济社会。
2、改变国内状况的国际契机
那么，鸦片战争以来这种国际冲击的力量是怎样改变中国国内状况的呢？
首先，鸦片战争以及不平等条约体制的形成，给中国的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进而，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由于它否定传统的儒教和孔子的价值，所以给统治基础以冲击。于是，与清朝共有危机感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汉人官僚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体制，实现同治中兴，掀起了学习外国军事和经济的洋务运动。这对于一直在传统的中华思想下固守的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近代化的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而曲折的。进入清末的某个阶段后，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和有限的议会制民主，在中国的革新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层看来，似乎是一种模式。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才出现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势。这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因为戊戌政变和义和团等事件而中断，但是，其后运动中的某些内容由试图起死回生的清朝作为不可避免的手段继承下来。结果是，废止选择精英的固定化科举考试，成立作为实质性的地方议会的谘议局。如果没有日本和西欧的影响，这些新事态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对日本的过高评价中，也有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过于袒护日本政策中害人害己的方面。例如，孙文把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气概和有关亚洲主义的言论当作中国革命的榜样。然而，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背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逐渐地加重了军国主义色彩。满铁的成立，单方面合并韩国，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在凡尔塞会议上强行继承原德国的在华权益等等，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日本抱有的幻想破灭了。孙文虽然对日本还残存期待，但是已逐渐远离日本转向对弱小民族表示好意的苏联，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蒋介石也迫不得已地体验到了同样的失望。尽管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学基础，很尊敬日本人。不赞同苏联介入中国的蒋介石尽量取悦于日本，处心积虑地让日本的统治者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然而，日本接二连三地出兵中国山东，使蒋的良好期待破灭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蒋对日本军人政治家彻底失望了。
尽管如此，以扩大权利和消灭共产党为目标的蒋介石，继续采取“安内攘外”这种优先统一国家的方针，企图暂时避免同日本的直接对抗。但是，日本扩大“满洲国”、分离华北工作和卢沟桥事变激起了中国高涨的抗日形势。这终于突破了蒋的统帅能力，此时他的方针对控制局势变得十分有限。当然，如果从他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和统一国家这一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学角度来看，蒋介石历来的对日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如果考虑中国因外压而发生了形势的变化，已经进入民族意识对社会发挥着重大影响的时代的话，那么显然蒋介石是在逆潮流而动。
抗日运动给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站在民族战争前列者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一结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交锋中的不败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战后内战中的连战连捷的胜利，成功地统一了全中国。在这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当时的国际契机也给中国的历史以决定性的影响。
1949年实现了完全自主独立的新中国，置身于冷战这一国际环境中进行着国家建设。美苏冷战超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当初的预料，建设国民国家尚处在途中的中国不得不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面对国际新事态。对于经济上落后，又因长期内战和抗日战争国土荒废的中国来说，这是残酷的考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的危机感超出了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也不无道理，可是，其结果是悲剧性的。当中国以过分的危机感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时，围绕中国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中国走一条从大跃进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结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性地落后于国际社会。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1978年末邓小平举起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旗帜适应了世界的潮流。这显然来得过于晚了，于是新路线为实现富国目标不得不经常冒着“过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往往犯走过头的错误，每到一定时期必须进行一次自我修正。即便是在比较稳定的时期，这种波浪式发展，也在中国政治中扎下了根。因而，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发展仍处在国际环境的强大影响之下。
3、对以国际契机为中心的历史观提出异议
那么，基本上以外来的国际契机为中心描绘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是否妥当呢？关于这一点，从根本上提出疑问的是科恩的《中国历史的发现》一书（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按照科恩的看法，以往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过分地以欧美的价值观描绘历史。从欧美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来讲，中国的近代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开始。而且，欧美人在论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时，往往把对欧美人有意义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对象。从这种观点出发，宛如把适应欧美的侧面当作中国历史的中心来论述。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史是作为“西方冲击”和中国对其“反应”的历史来描述的。事实上，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的自律性，就这样被全盘否定了。而且，欧美学者在论述中国的“传统”和“近代化”时，常把“传统”当作落后的、封建的东西。说起“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和民主化所象征的那样，成了积极性和尊重个人价值的源泉。其近代化的模式，尽管没有明说就是欧美式的，但已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在这里，中国始终是被动的，欧美才是解放中国“潜在能力”的历史的主体。
那么，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那是以中国自身内在发展的东西为基准观察中国的研究方法，是更重视分析不管有无外来冲击中国依然持续发展的因素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讲，是把下述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即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扩大，知识的传播，起领导作用的一切社会阶层和社会类型的发展过程，中国独特的统治结构及其合法化的逻辑变迁等。
如果站在内在发展论立场上，那么权力斗争这些东西逐渐被相对化，普通民众成为历史的主体。
笔者很早就对把欧美式近代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抱有怀疑，我调查了作为近代化恶果的公害的现实及其社会影响。1984年以来多次参加中国农村的调查，这也是因为想最终追求内在式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笔者与科恩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但同时也对他的研究方法提出不少疑问。就是说，在具体地弄清地域的特殊性之后，怎样将其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内在性的东西与外向性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内在发展与外来冲击之间是如何相互触发的？等等。
从同时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和对其基础带来冲击的国际契机这一观点出发，应该如何具体地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呢？
二、以内在发展论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
1、毛泽东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继续
自1937年开始历时8年的日中战争，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民族性格。长期的抵抗战，理所当然地提高了现实主义政策的比重。在中国共产党内讲现实主义，是指排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做法，那意味着重视民族因素。从民族的利益出发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主要部分。于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代表性文章也都着力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民族性格。
然而，关于对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评价，却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见解。一种见解是在中国的民族革命中体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主的体现，中国共产党试图进行社会改革的减租减息运动，试图将共产党员在政权中所占的比例限制在三分之一以内的三三制、共产党军队官兵自力更生从事生产的大生产运动等，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人民的理论被认为已发展成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彻底的群众路线。另一种见解则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已有表现。据此观点，毛泽东的小农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成为批判之的。他忌避社会分工的思维方式，将军事与工业、农业进而将知识、文学、艺术一体化，追求建成“小社会”的梦想，这种乌托邦思想不是把重点放在制度或法制建设上，而是放在以毛泽东为顶点的人治上的组织，这些思想都受到了批判。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其说是中国式民主的象征，莫如说那不过是为了动员群众的政治策略而已。
从重视内在发展论的笔者立场来说，哪一种见解都有合理的一面。按照笔者的看法，马列主义本来给中国政治和社会只是带来了表层上的影响，却使传统的东西适应时代要求得到革新和复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中国的传统极其顽强，例如尊重家庭、重视群体、以精英为中心的政治观等，其内容常有少许改变，但在一、二百年这样短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变化。处在长期战争年代，很容易产生集体主义的战时或兵营共产主义。因为中国深感处于危机的状况下，所以更不厌其烦地追求平均主义，一直采取留恋井冈山根据地时代的现货供给制的思考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毛泽东来说，危机状况也还在继续。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迅速崩溃，这大大超出毛泽东等人的预料。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陷入同国民党的内战危机之中。同时又加上对核武器的恐怖，使中国对前途的预测极为困难。在好不容易组织近代国家，确定各领域框架的时候，从美苏两国中择其一为盟友的课题已迫在眉睫。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特意采取了“对苏一边倒”政策，这决定了其后中国的发展方向。
2、从大跃进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50年代中期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虽已效仿苏联制定了宪法，但从制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尚未巩固。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国没有实现统一台湾的既定目标，国民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收复台湾，就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就是说，从国家的角度也好，从民族的角度也好，中国是一个不完整的国民国家。中国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受到了国际上的重压。美苏生产核武器的竞争在五、六十年代达到最高峰，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进一步强化。此时，作为靠山的苏联，置台湾的现状于不顾开始实行对美接触政策。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危机，也是安全保障上的危机。中国一方面开始了中苏论战，另一方面推行大跃进政策。今天看来，那是异乎寻常的方针，这也需要从这种国际关系的视角来考察。当然，这种过激的政策与内在发展论是不相称的。在这个时期中国又以人民公社的名义，尝试着将家庭解体，禁止农民搞副业。这象征性地说明了政策的勉强性。
大跃进政策尤其是乌托邦式的东西。这种政策被采纳，是因为有毛泽东的强有力的指导。干部也好，中央的官僚机构也好，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包括专家在内的官僚机构，在大跃进期间，即便发现政策中有问题，也不能对其进行阻止。因为革命成功后的10年，毛泽东的权威已达到超凡魅力的阶段，他站在中国的传统与无产阶级最高领导人的形象相结合的人治的顶峰。
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和他对革命理念及发展生产抱有的信心，使改变跃进政策变得困难了。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尝试的失败，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毛泽东在1962年所做的自我批评也只不过是在革命中国的传统中养成的一种走过场而已。60年代初的“调整”政策使中国经济好转，但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被认为是牺牲了革命理念，给毛泽东的梦想泼冷水。美国利用中苏对立，开始军事介入越南，这煽动了中国领导人的危机意识，带来了以继续革命摆脱危机的主观主义。这样，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革命中的革命开始了，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场革命采取了极其革命的形态，同时又极具中国的方式。红卫兵虽然打破了传统，但是“专制的传统却复活了”。点燃那种巨大能量的是毛泽东及其身边集团，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开始不久便超出毛泽东的意图而无法控制了。
3、现阶段的中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方式有些异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林彪，由于窥视国家主席的位置而迅速丧失影响。红卫兵所代表的过激的群众运动也几乎消失，只是组织还残存着。尽管如此，1969年后革命高潮时期的激情并未散去。使中国共产党持续保持紧迫感的，应该是主观上的国际危机意识。
特别是从珍宝岛事件上看到的中苏正规部队的直接冲突，与中国国内政治的紧张相结合，中苏战争的可能性有了现实感。于是，中国果断改变外交政策，采取对美接近外交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新外交策略。从中国领导人的主观上讲，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
1978年以后掌握领导权的邓小平的权力机构，是在这样的中国政治社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以人治为中心的，通过政治、道义和思想进行指导，以有能力的精英集团辅佐“最高领导人”等的政治模式，基本上一样。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也有若干变化。至少符合时代的气氛，按照法制和民主实行统治被提出来，1982年宪法在条文中明确规定当权者和组织的职权范围。在“革命”的意义变得无内容以来，依靠意识形态的统制力大幅度减弱了。
这样，巩固了政治体制的中国，开始执行经济改革和开放经济的政策。这一新政策把长期被压抑的中国民众的能量施放了出来。在农村，以生产责任制为开端引进市场原理，使市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飞速发展。奖励企业自主权措施使农民企业家、工厂厂长等自下成长起来的重要人物辈出。这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原则上都是自力实现的。政府的工作已转向提出基本方针、选拔有希望的样板加以宣传，进行必要的融资和制定具体法律。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取得成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贫富差别、地区差别扩大了，犯罪增加了，人生观混乱了。人口的增加也是不断的威胁，耕地的减少和环境的恶化已成为现实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机关尚未整顿，无法有效地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的影响也正在增大。外国的资本、设备、技术和专家正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渗透。乡镇企业也正急速地向外向型转换。人们的意识也正从沿海城市开始逐渐转变。这种现象使政府的控制力相对减弱了。
按照内在发展论的观点，应该如何观察最近的中国呢？首先，外国的资本、设备、技术大量涌入中国决不是件坏事。内在发展论并不是孤立主义，更欢迎外来的智慧和刺激。传统的东西只有经过革新获得新生才有希望。但是，以自主、自立、自力为基础却是绝对的条件。从原则上讲，人们的意识在变化是有希望的表现。当然，家庭意识、集体主义、亲戚关系等在50年或100年里不可能消失。当然， 外来知识的冲击将改变其内容。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外国的影响下，经济改革一步步前进是中国所希望的，经济改革本身可以促进政治改革，这是没有疑义的。
本文摘译自宇野重昭、天儿慧编《20世纪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5月第3次印刷）一书。宇野重昭系日本成蹊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家。本文原题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国际契机和内在发展论》，现标题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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