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网络化成长——国外企业成长研究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新领域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成长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机会，因此企业成长问题一直是国外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主题。虽然学者们围绕成长因素和成长过程两条主要线索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初步形成了企业成长决定因素理论和企业成长周期理论，[1]但企业成长研究目前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面对企业成长理论进入了所谓的“丛林”时代的现状，国外学者对企业成长机制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企业网络化成长被认为是复杂动态商业环境下一种高效的企业成长机制。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沿海地区集群企业区域协作发展等都是典型的网络化成长现象。但我国的企业成长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对企业成长因素的探讨上，对更深层次的企业成长机制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本文拟对国外企业成长机制理论进行综述，重点介绍企业网络化成长这一新兴的企业成长机制理论。
一、企业成长机制研究重心的演进
企业成长理论起源于对大规模生产规律的研究，直到潘罗斯(Penrose,1959)发表《企业成长理论》一书才真正奠定了企业成长理论的基础。[2]其后，企业成长理论受到了经济学者和管理学者的重视，并相继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如《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史上的篇章》、《组织成长动机研究》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方法被大量引入企业成长研究，实证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企业成长理论的思想和内容。但是，目前企业成长理论体系还远未完整和统一，[1,3]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企业成长理论出现了所谓的“丛林”现象。这种“丛林”现象主要源自于不同的理论学派对企业和企业成长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如以潘罗斯(1959)为代表的资源基础观学者将企业视作由一系列生产性资源组成的集合，认为企业成长就是企业生产性资源的增加和利用能力的增强；科斯(Coase,1974:354～452)等学者从交易费用概念出发，将企业定义为市场机制的替代品，认为企业成长就是交易功能的增强和交易范围的扩大等。虽然不同理论学派对企业成长内涵的观点不一，但对企业成长本质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它们认为企业成长是量的成长和质的成长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量的成长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增加、盈利增长、销售额和人员规模扩张等；质的成长是指企业经营资源的性质、结构和支配主体的革新。由于量的成长更容易识别和衡量，所以企业的销售额增长、产品种类增加、雇员人数增加、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等指标经常被用来衡量企业成长。[4]
虽然企业成长理论体系尚未统一，但对现有企业成长研究内容进行梳理，我们还是能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当前企业成长研究的内容体系。成长因素与成长过程是企业成长研究的主要内容，[1]前者在于解释什么因素导致了企业成长，成长被视作被解释变量；后者在于解释企业成长的动态特征。目前，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企业成长决定因素理论和企业成长周期理论。[5]由于企业成长过程研究需要进行企业跟踪，研究条件比较苛刻，所以，现有的研究大多限于理论探讨，实证研究成果很少。大多数学者选择从企业家、企业、产业、环境等视角对企业成长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但是，由于企业成长本身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由于企业成长决定因素理论还未成熟，有关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等不少方面还存在颇多争论。由于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难以深入下去，因此，有些学者就从企业创立方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来考察企业成长机制问题，拓展和深化对企业成长问题的理解。企业成长机制研究主要探讨企业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成长、企业成长的动力因素是什么以及这些因素通过什么途径转变为成长结果等问题。因此，可以认为，企业成长机制研究是对企业成长决定因素理论的深化。对企业成长机制的认识和研究是随着企业成长环境条件的变化、企业成长实践活动的多样化而不断丰富的。据我们所知，目前现实中主要存在着三种基本的企业成长机制：内部成长机制(organic growth)、并购成长机制(acquired growth)以及网络化成长机制(network-based growth)。由于企业选择以何种机制为主来现实成长，是企业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不同的企业成长机制能够体现出特定的时代意义，这也使得对企业成长机制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重心演进，即先后从内部成长机制、并购成长机制研究转向对网络化成长机制的研究。
1.企业内部成长机制
企业内部成长机制的核心思想是：企业内部存在的未被利用的剩余资源是企业成长的基本条件，由企业拥有的内部资源状况决定的企业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潘罗斯(1959)的资源基础观是企业内部成长机制理论的主要代表。她认为，企业就是由一系列生产性资源组成的集合，企业内部的未利用资源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和企业成长的动机，因为利用这些未利用的资源可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在潘罗斯看来，企业内部成长机制可以在“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这一框架下展开研究：(1)企业内部拥有的资源状况是决定企业能力的基础。企业内部物质资源所能提供的服务及其质量，依赖于人力资源的知识拥有量，两者共同创造每个企业特有的“主观”生产机会。(2)企业能力决定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界限。管理活动就是试图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所以管理能力是关键的企业能力，是影响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即所谓的管理能力制约企业成长的“潘罗斯效应”。潘罗斯还强调了创新能力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她认为企业成长的重要一环就是发现潜在的成长机会。因此，企业家对企业成长动机和方向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资源基础理论才得到复兴，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企业成长取决于新的投资活动与企业现有资源之间的专用性程度，当新的投资活动与企业现有资源之间高度相关时，这种相关性就会为企业提供获利机会和成长机会。有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光靠资源无法保证企业持续成长，企业还必须有将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的能力。[6]这样，诸如性别、年龄、受教育背景、创业强度、从业经验等企业家个人特征因素，企业管理团队的规模、结构、经验等管理能力因素，以及企业的物质资源状况等企业层面因素，都成为了企业内部成长机制的重要内容。
在潘罗斯等学者的研究中，潜在地假设企业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所能做的是在内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力量来创造出新的资源和利用新资源的能力，而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增强自然会创造机会。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被极小化，甚至被忽略不计。显然，企业内部成长机制在外部环境较为稳定的“福特制”生产时代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因为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往往是可预期的和线性的。
2.企业并购成长机制
并购成长是一种基于不同动机的重要且普遍的成长机制和方式。在20世纪初到90年代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并购浪潮，包括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等并购形式，从而涌现出不少大企业和大集团。并购成长往往发生在竞争力不平衡的两个或多个企业之间，从博弈论的观点看属于一种非合作方式。虽然这种基于市场化运作的成长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资源外取来实现企业规模的大幅度扩张，但也存在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和不足：(1)虽然并购可以降低由企业间交易造成的交易费用，但同时又使企业内部的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所以，成功的并购必须满足节约的交易费用大于企业内部增加的生产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这一条件。(2)虽然通过并购可以获得其他企业的资源，进而保留和发展企业的自身资源，但并购往往在获取所需资源的同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同时，并购一家企业往往很难满足企业对多种资源的需求，但同时并购多家企业的可能性很小。(3)并购还会引起三个层面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在个体层面上容易导致雇员的焦虑、孤独甚至离职，在团队层面上集中体现在管理者的高离职率，在组织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文化冲突（颜士梅和王重鸣，2002:74～79）。因此，虽然广泛的垂直一体化曾经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可能使垂直一体化缺乏效率、效能和灵活性，有相当多的企业因无法达到预期的收益或效果而最终以失败告终。值得指出的是，并购成长要求以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发达的市场体系为重要前提。实践表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欧美国家，并购成长也是一种颇受争议的成长机制和模式。对于大多数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和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购成长机制还缺乏足够的市场基础，也不可能是一种常用的企业成长机制和方式。
3.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信息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商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这对企业的灵活性、效率、学习能力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以大规模、标准化批量生产为特色的“福特制”受到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日本、韩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企业网络组织表现出很高的运行效率，这充分表明竞争的时空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变，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企业间个体竞争模式逐渐被结盟企业之间的群体竞争模式所替代，合作中的竞争大行其道，“新竞争”格局逐步形成。[7]在“新竞争”环境下，企业的成长不再简单地依赖于内部的资源及其管理，同时还依赖于联盟伙伴企业的资源状况、行为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此时，复杂动态的环境已经不容许企业不关注外部环境而完全依赖自身的内部资源和能力来谋求成长，也不允许大量的企业采取并购的形式来实现快速扩张。单个企业与其他企业和组织建立正式和（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借助网络关系在特定的地理范围内迅速获取和共享网络资源以寻求网络化成长，已成为在复杂的全球化商业环境下的重要企业成长方式和策略。[8]因为，“新竞争”背景下的竞争时空已经发生了巨变，此时，企业仅靠内部化获取和调动资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往往缺乏竞争力（李新春，2000:10）。
4.三种企业成长机制的简单比较
Page和Jones(1990)、McCann(1991)、Riccaboni和Pammolli(2002)等不少学者对上述三种企业成长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及其适用条件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的观点，如购并成长和内部成长需要一起运作才能取得最佳绩效，并购成长不是企业快速成长的重要因素，内部成长和网络化成长的组织原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9]结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可以从基本含义、商业理念、适用环境等方面对三种企业成长机制进行比较（参见表1）。
表1 三种基本企业成长机制的比较
企业内部成长机制 企业并购成长机制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
基本含义通过内部积累和创造资源通过购买外部资源通过对内外部资源
来实现企业成长来实现企业成长 的整合来实现成长
商业理念竞争竞争
合作竞争
成长速度较慢很快 较快
核心任务积累和创造内部资源
并购竞争对手 创建和维护网络
成长因素企业家和企业内部资源 企业外部资源 企业内外部资源
适用环境线性、可预见 复杂性和动态性增强
非线性、不确定性
盛行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
20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
二、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理论架构
由于企业成长理论和网络理论都尚未完善和统一，目前还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问题。我们尝试将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置于“网络—网络资源—企业成长”这一理论框架之下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处于一个特定的网络组织之中，企业成长不仅仅依赖企业的内部资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由各种网络关系调动的网络资源；同时，由于企业的网络特征不同，企业可利用的网络资源数量、质量存在差别，进而导致即使内部资源同质同量的企业也会拥有不同的成长能力。
1.网络的含义和网络特征分析模型
(1)网络的含义。对网络的认识是理解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的起点，但由于分析视角不同，目前对网络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20世纪50年代，纳戴尔和巴尼斯等社会学家把网络定义为联系跨界、跨社会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Laumann等(1977:58～62)对社会网络所下的定义是一些由给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个人或组织的节点，这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主要是血缘、地缘和业缘。从20世纪70年代起，网络概念开始引起战略管理学者的重视，Johanson和Mattsson(1988)将网络视作企业间关系的复杂组合。[10]到了20世纪80年代，网络理论与主流经济理论才真正结合，Thorelli(1986:31～34)认为企业网络是介于市场交易和层级制之间的一种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Todeva(2001)则更进一步从动态性和协调性等战略视角出发，认为网络既是一种由相互连接的经济体（元素、成员、行为者）构成的具有动态边界的结构性组织，也是企业的一种长期战略导向行为，因为企业可以通过协调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商品、资源流动以及个体倾向、承诺和信任关系来实现网络内成员之间较高的目标一致性，从而推动具有特定方向性的重复交易。[11]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网络进行如下抽象表述：网络就是由具有行为能力的节点联结而成的组织。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的节点和联结来识别不同的网络组织。在现实中，我们至少可以区别两大类典型的网络模式：一是按照节点联结有无发生股权关系，分为股权投资型网络和非股权投资型网络（Yoshino和Rangan,1995:78～82）；二是按照节点的地理区域分为全球性网络和区域性网络。但这种分类并非充分和完善，至少在股权和地理这两个主要维度上还会存在高度交叉。
(2)网络特征分析模型。虽然学术界对网络概念还有争议，但网络作为一种分析结构功能的方法被广泛认同，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Mitchell(1969:3～8)曾构建了描述网络特征的要素体系，认为网络研究应该考虑网络规模、结构、互动关系及其过程。但是，这种网络特征分析模型十分复杂，并且不同特征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解释能力，因此需要更为抽象的分析方法来替代。针对以上不足，Burt(1982:82～104)结合分析单元和分析方法两个维度总结出了一种典型的网络分析模型。分析单元分为最低、中间和最高三个层次，分析方法分为关系分析法和位置分析法两种。其中，关系分析法主要分析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密度，描述行为者涉及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关系，分析时可不考虑其他关系的影响；而位置分析法则分析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模式，这种模式界定了行为者在行为体系中的位置，必须考虑各种相关关系的影响。Burt的网络分析模型结构简单，很容易理解和运用，因此当时在社会学界很受欢迎。受战略管理思想的影响，Hakansson(1987:35～42)更多地考虑了网络的应用价值，结合网络作为资源和分析方法的两个方面，建立了一个著名的网络模型。该模型包括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三种彼此依存的网络元素。受Burt等人网络分析模型的启发，Granovetter(1990:118～120)从嵌入性概念出发，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种，丰富了网络分析方法。因为嵌入性概念受到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关注和认可，所以这种分析方法在管理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Michael(1997:287～302)则进一步综合考虑了网络关系联结的形式、内容、程度、规则和演变等因素，提出了一种描述网络的综合程式，认为网络由结构要素、资源要素、规则要素和动态要素构成，把分析网络本身和分析在网络中流动的资源结合了起来。
从以上各种网络特征分析模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网络分析的基本维度是关系和结构，关系包括节点和纽带的联结，结构则是关系之间的分布状况。关系维度又包括关系的内容或类型、强度、持续性和方向等指标，结构维度主要是指网络关系联结在整个网络中的位置、规模和密度等。关系和结构两个维度都代表了不同丰裕程度和不同品质的资源状况，因此，基于关系和结构两个维度的网络特征分析方法对企业行为与绩效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目前在国外研究中已经被普遍采用。
2.网络资源
节点之间的联结会生成一种被资源基础理论所忽视了的网络资源(network resource)。事实上，有关网络资源的表述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1920:279～285)就曾指出，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会产生一种系统效应(systemic effects)，帮助企业获取成长能力，但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市场交易是在匿名条件下进行的，这种系统效应也就很容易被忽略。Foss(1999)认为，马歇尔所指的系统效应正好弥补了资源基础观无法充分揭示网络企业(network firm)竞争优势来源的不足，并将这种系统效应定义为网络能力(network capabilities)。[12]《国际商业》(Business International,1990:54～57)通过引入“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概念，揭示了资源基础理论和网络理论对资源的认识差异，认为企业的社会认知资源、其他外部资源和无形资源大多没有被纳入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而它们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因此，以往的研究在解释企业的竞争优势时不是过于微观，就是过于宏观。[12]Dyer和Singh(1998:37～43)指出，企业之间特定的联结是竞争优势的一种关键资源，企业的关键资源可能会跨越企业边界，嵌入于企业间的惯例和过程。Gulati(1999)将企业之间纵横交错的联系视作一种不可模仿的资源，明确将其定义为网络资源，并认为主要包括网络结构资源、网络成员资格资源、关系链形态资源和网络管理能力资源。[13]Rindova和Fombrun(1999:90～112)也强调了人类释义(human interpretations)意义上的资源对企业成长的重要性，这种资源在范畴上大于资源基础观下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从长期来看，正是这些无形资源而不是有形的实物资产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
虽然系统效应、网络能力、无形资源和网络资源彼此称谓不同，但它们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因节点（企业）之间的联结和互动而逐渐形成，并有助于增强节点（企业）竞争优势的资源和能力，但它们没有被纳入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也很少进入现有企业成长理论的视野，而对于分析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则是一个关键性概念。
3.网络资源对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影响
(1)企业创造和获取网络资源的机制。许多学者对企业创造和获取网络资源的机制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现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强联结优势理论、弱联结力量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结构洞理论等。首先，强联结优势理论认为企业间保持的紧密联系可以塑造和增强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为企业获取资源尤其是隐性经验类的知识创造条件，所以，强联结将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Granovetter,1973:1360～1368)。其次，弱联结力量理论则认为，虽然强联结可以通过传递影响力和信任感来为企业获取资源创造条件，但强联结往往会形成信息的循环，造成信息通路上的重叠和浪费，而弱联结可以传递新鲜或异质性的信息和知识。再者，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或组织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资源并从中获益的能力，这些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和信息等。这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分不开的，依赖于与其有联系的所有行为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源数量，企业可以通过不断扩展与复制网络结构与特征来获取成长所需的资源。[14]最后，结构洞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结构洞是指网络中关系稠密区域之间的网络位置，虽然结构洞中没有或很少有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但它们为活动于其间的企业提供了获取新信息和资源的机会，相对于位于其他关系稠密区域的企业更具竞争优势(Burt,1992:254～262)。
这些理论也可以归纳为关系维度和结构维度两个层次。在关系维度上，强联结优势理论和弱联结力量理论分别从网络联结的模式和传递的内容视角分析了它们对企业获取资源的影响；在结构维度上，社会资本理论将网络节点间关系的存在形态、结构上升到价值，指出节点间关系是一种网络资本，是网络节点共同拥有、共同维护、共同享有的社会资本（林润辉，2004:342～347），而这种社会资本的大小要受到网络关系的规模以及节点资源状态的影响；结构洞理论则研究网络结构对网络或节点发展机会的影响，暗含着网络结构洞及与之相关的机会的动态性和演化性。对于复杂的现实问题，我们则需要同时运用这些理论观点。
(2)网络资源影响企业网络化成长的主要途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网络资源对企业网络化成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四个途径来影响企业成长：1)提供成长资源。通过构建有效的外部组织关系，企业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边界之外多余的网络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这些外部资源激活企业内部冗余资源，它们能提高利用率，打破企业资源的边界障碍，为企业持续成长提供强有力的资源保障。2)创造成长机会。企业与网络其他节点间的频繁交流互动，有助于开展创新协作，可以对捕捉到的市场机会做出更快更有效的反应，如扩大搜索市场信息的范围，提高信息处理速度和决策效率，加快产品开发速度，赢得理想的市场先占优势和技术优势，从而开拓新的成长空间。3)增强成长欲望。通过企业网络获取的研发能力、生产技能、技术、组织能力和市场知识等无形资产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风险以及与生产技术相关的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企业的成长潜力，有助于激发企业家的成长欲望。4)施加成长压力。通过加入网络组织，企业可以对自身的能力做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为提升自身能力和逐步争取有利的网络位置提供依据。总体而言，企业通过加入网络既可以保证发挥和增强自身的能力，又能够通过一定的网络联结从其他网络成员那里获取成长所需的资源，从而增强企业的成长能力。
三、企业网络化成长的战略思想
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兴起并适用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与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资源依赖学派和集群理论的战略思想相匹配。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复杂性不断加大，如市场需求的频繁变化、技术创新的不连续性、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竞争的广度和深度，企业必须对外部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更加重视企业内部知识资源的积累和利用对环境的创造作用，更多地着眼于未来机会而不仅仅是眼前的市场占有率。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战略联盟和企业网络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重点，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出于资源依赖学派和集群理论。资源依赖学派源于马歇尔的思想，马歇尔(1920)在坚持企业内部成长理论的同时还指出，生产进程和知识积累不只发生在单个企业内部，还发生在产业甚至整个社会之中。因此，他建议把源于企业的“内部”经济问题和源于企业之间交互作用的“外部”经济问题区别开来。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潘罗斯(1959)和理查德森(1972)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资源依赖学派将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结合起来，在重视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重要性的同时，还关注企业所依存的竞争性环境，重视企业的历史、特点和文化对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和实施战略的重大影响，认为一项成功的战略要依赖专门化的资源，并通过创建业务单位来开发和利用资源，使资源与市场相匹配。
波特(1998)在考察了美、日、德、意等国产业发展情况后提出了“集群”概念，认为集群包括一系列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相互联系、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企业和机构，集群企业外部的环境与内部的条件对企业竞争优势或成长同样重要，相关行为主体的互动和知识学习是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15]在集群理论看来，传统的个体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被企业群体之间的竞争模式所替代，企业行为的主要功能就在于创建网络关系并与合作伙伴进行资源整合、协同创新，使企业生存在一个丰富而协调的动态系统中。资源依赖学派和集群理论在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方面实现了较好的结合，符合当今合作竞争商业环境的特点和要求。在其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和方式注重利用竞争优势的多种来源，是一种新型的企业成长机制观。虽然网络不是一种万能的方法，但是在研究企业成长问题时不能够忽略其外部环境，因为企业成长不是孤立地进行的。[16]
四、对我们的启示意义
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已经关注和研究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问题，但尚未形成较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目前的企业网络化成长研究还至少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或问题。首先，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以美国企业为对象的。虽然美国可能更具备企业成功实施网络化成长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但在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的国家里，企业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构建不同的网络组织以应对商业环境的变化，企业网络化成长在其他国家也十分重要，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也无法揭示其他国家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特点。其次，目前的许多研究囿于网络概念的争论，大多采用一般意义上的网络，网络概念很少是具体化的，描述网络特征的变量也很不统一和完善。研究者试图通过这种泛化的网络概念来总结具有一般意义的研究结论，但网络组织的复杂性却极大地影响了这些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的可比性也值得商榷。本文将企业网络化成长置于“网络—网络资源—企业成长”这一理论架构中，认为企业处于特定的网络之中，并由于企业与不同的节点、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联结而创造和获得了不同的网络资源。这些网络资源又通过影响企业的成长资源、成长机会、成长欲望和成长压力进一步影响企业网络化成长的结果。
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理论对我国各类企业的成长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儒家传统的国家里，网络化成长作为一种制度因素表现出有别于西方企业的成长特征；[17]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里，制度和文化因素使得企业网络化成长成为主导模式。[18]显然，在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具有儒家传统的中国，企业成长的特点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而用内部成长机制理论和并购成长机制理论对这种特殊现象进行研究，缺乏理论解释力，无法全面、深刻地剖析我国企业的成长规律和成长行为演变趋势，也就很难为我国企业成长实践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在我国沿海省市和一些高新技术园区，广大企业采用了典型的网络化成长模式，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的重要力量。但是，既有的企业成长理论同样无法为这些企业的持续成长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在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加快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一方面面临着如何构建国际化网络、实现快速成长的挑战，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如何在国内实现跨地域成长以协调区域经济增长的重任。这都对我国企业如何成功实现网络化成长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开展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标签：网络节点论文; 竞争优势理论论文; 纵向并购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内部环境论文; 企业内部环境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企业环境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环境分析论文; 竞争分析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