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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国城乡居民新增储蓄存款6316.3亿元，超过了1992、1993两年增长额之和，增长幅度高达41.5%，从1978到1993年我国储蓄存款平均增长33%，1994年的增幅可以说是创记录的。对这一年储蓄存款的超常增长，报刊上曾评论说这是由于居民货币收入迅速增长、利率政策调整（93年两次调高利率，94年又实行保值贴补率）、消费构成变化、储蓄动机改变、市场容量有限所致。这作为“形势”的分析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学术研究似应向前推进一步，对此我不采冒昧抒发一点个人之见。
超常增长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1994年居民储蓄存款超常增长与当年货币收入增长相关，但不能过份地归结为是货币收入迅速增长的结果。(1)从相对数看，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名义增长36%，实际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32%，实际增长5%，而城镇储蓄存款增长73.76%，农村储蓄存款增长26.24%，这样的收入增长速度与储蓄增长速度是极不协调的：在城市，收入增长1个百分点，储蓄增长2.05个百分点；在农村，收入增长1个百分点，储蓄增长0.82个百分点。(2)从绝对数看，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179元，而人均生活费支出为2851元，按城镇人口3.2亿计算，则总收入为10172.8亿元，总支出为9123.2亿元，即收入大于支出1049.5亿元，即使把结余的1049.6亿元货币收入都以储蓄的形式存在银行，也只占城镇储蓄增加额的22.53%，这样人们会问在增加额中的77.47%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120元，人均消费支出估计为800元，按农村人口8.8亿计算，则总收入为9856亿元，总支出为7047亿元，即收入大于支出2816亿元，但结余的这部分中不可能都是货币收入（因为“纯收入”中包含着非货币收入的因素）因而不可能都会成为银行的储蓄存款。假定其中60%是货币收入即1689.6亿元，这似乎与农村储蓄存款增加额相当（1994年农村储蓄增加1657亿元），但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农村居民还持有大量的现金且有增长趋势。(3)从相关性分析，按照边际储蓄倾向递增的理论，我国城乡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也呈递增的趋势，即人们在增加收入的同时，消费增长得慢，储蓄增长得快，但应有一个度，边际储蓄率不可能猛增。这几年我国居民的边际储蓄率大体上是：
年份 1991199219931994
边际储蓄率%①13.87
22.81
26.17
67.18
①边际储蓄率＝当年储蓄增加额－上年储蓄增加额／当年居民货币收入－上年居民货币收入。
居民货币收入＝城镇居民货币收入+农村居民货币收入。
城镇居民货币收入＝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费收入×城镇人口
农村居民货币收入＝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照理纯收入≠货币收入，但以此代表）
数据表明：1994年的边际储蓄率大大高于前三年，它说明居民增加的收入中2／3以上用于储蓄，这是不切实际的。(4)一般说来，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去年虽然调整了利率。但在20%以上的通胀率下，仍然是负利率。一面呈负利率，一面储蓄存款成倍增长，这难以用常规去分析，需要做特殊解释。
怎样解释去年储蓄存款的异常增长呢？这需要结合1993年的金融格局。1993年我国金融运行格局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国家银行的贷款大量增加，而在国家银行开户的企事业单位存款增加得少：这一年贷款增加4845亿元，而企事业单位的存款只增加881.5亿元，这一方面反映企业的金融资产转移于国家银行之外，另一方面说明银行贷款转为个人收入和提取现金的比重过大的情况较为严重。1993年是历史上现金投放最多的一年，增量达1529亿元，流通中的现金存量累计达5864.7亿元。这样便形成国家银行贷款增加得多，企事业单位存款增加得少—→个人收入增加得多—→提取现金的比重增大的金融格局。这是不可忽视的1994年储蓄存款超常增长的历史背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储蓄存款的超常增长，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银行贷款的转化；二是人们金融资产的选择。贷款转化为存款是人们的常识，资金能转化为收入却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货币资金与货币收入相互转化既可以通过生产流通领域进行，也可以通过非生产流通领域进行，既可以在企业内部进行也可以在企业外部进行。在企业负债生产经营的状况下，它们的相互转化必然要影响到银行的贷款和存款。这不只是理论分析也是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贷款发工资；贷款转化为预算外收入；贷款作销售收入等。这种状况可谓屡见不鲜，只是很少有人去评价它的效应。但这种效应很值得评价，从银行说至少有：贷款创造储蓄存款，自己给自己创造资金来源；把“软资产”变成“硬负债”，借款者可以不还银行贷款，而银行不能拒付顾客的存款；银行加倍地付出代价去经营，一方面贷款收不回来，另一方面需要对储蓄存款者以高息（包括贴息）。
1994年储蓄存款超常增长，反映着人们对金融资产的选择集中于国家银行和非国家银行的金融机构以避免风险和追求较高的收益。1994年是我国股市进一步发展的一年，也是股市投机得到抑制的一年，这一年股市行情除七、八月份“红火”一阵外，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相当多的资金从股市中游离来另寻投资项目，当新的投资项目难以选择时，只好将这些资金存入银行，其中包括储蓄存款。这样的效应也需要我们评价：将投资风险主要转嫁给国家银行，由国家银行去替他选择投资项目运营资金；储蓄不仅是货币收入扣除消费支出后的剩余，它包括着人们的一部份货币资本，这部份货币资本能够通过金融媒介寻求增殖，仅仅用“公款私存”已经难以解释我国银行储蓄的现实。
它意味着社会对银行的约束
存款是存款者对银行的贷款，我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一半以上靠储蓄存款，它意味着社会对银行的约束增强。这种约束表现在：(1)贷款必须依赖储蓄存款，不大力抓储蓄就缺乏贷款的资金来源；(2)存款货币银行的准备金过份地靠吸收储蓄形成，一旦储蓄存款下降就必然有碍“清算”，还有可能使银行“开不了门”，如1993年上半年那样；(3)现金的储存、调运和发行主要受储蓄存款所左右，一旦存款者将存款作为储蓄就等于变成了现金，这样现金的发行与其说受银行控制不如说受储蓄者控制；(4)银行不仅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提取，而且要付息。如果这样的约束都体现着信用关系，则社会信用主导银行信用，而不是银行信用主导社会信用。
它意味着银行商业化艰巨性
按国际惯例商业银行应当为工商企业的资金融通服务，它的资产主要是对工商企业的短期贷款和为它们承兑、贴现，它的负债主要是吸收工商企业的活期存款和其他领域的资金。在国外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中，居民储蓄存款不占主要部份，有的甚至不吸收居民储蓄存款。在国外，居民货币收支一般由储蓄银行调剂。可是在我国，吸收居民储蓄是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这种状况不改变能商业化吗？在我看来会增加银行商业化的困难，会推迟银行商业化的进程：(1)因为在这种状态下，银行的功能不主要是融通生产流通领域中的资金，调剂企业之间的资金余缺，而主要是把生活领域中的资金集中起来投向生产流通领域，调剂居民与企业之间的资金余缺；(2)商业银行的商业性在于经营，经营的原则在于“三性”，“三性”的最佳组合体现在资产负债结构的搭配和选择中，如果其资金来源过份依赖居民储蓄，则既没有多少负债结构搭配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多少资产结构搭配选择的余地，因为在负债约束资产的条件下，负债结构单一必然导致资产结构单一，这样，作为银行无法经营；(3)商业银行的商业性还体现在它的“投入产出”中，这种“投入产出”概括地说便是创造金融商品，为社会提供信用流通工具，如果一家银行主要是吸收储蓄存款发放贷款，则它便不可能创造更多的金融商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信用流通工具，这样就会削弱它的商业性，这与其说是商业银行不如说是储蓄银行。
实际情况是：我国银行的经营成本逐步上升，主要原因是储蓄存款在银行资金来源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据测算每单位的储蓄成本为11.28（包括利息、代办费、承包费、工资、奖金等支出），如果把吸收100元储蓄存款，存款货币银行只能用87元以及保值贴补这两个因素考虑进行，银行的经营成本还要高。这不仅会缩小银行的利差和盈利率，而且会给银行带来风险。要知道，“成本刚性”而其他业务又受很大限制的情况下，银行很难发展，所以在高成本、低盈利、强风险的状况下，银行商业化的进程只能放慢。
还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把银行称为“国家积累和分配资金”的部门，认为吸收储蓄存款便是为国家积累资金，把积累起来的资金分配出去是银行的职能。其实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吸收储蓄存款是对社会的负债，尽管从社会来说可把消费转化为积累，但决不是商业银行的职能。我国银行商业化要在调剂资金、提高资金效率和效益方面下功夫，而不应当是“积累和分配资金”。
它意味着相当多货币资金退出物质产品生产流通领域
货币不同于货币资金，是经济学的常识。一般说来，货币资金是物质产品生产流动部门各单位拥有的作用于物质产品生产流转的那部份货币，它的特点是作用于使用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增值，即具有增值性。但如果把凡是用于增殖的货币都纳入货币资金，则货币资金不仅存在于物质产品生产流转领域，也存在于非物质产品生产流转领域，如用于“炒股票”的货币资本等。在货币资金中又能够以它是否现实地作用于价值的增殖区分为潜在的或闲置的货币资金和正在处于生产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金。在增加的储蓄存款中，在一部分是正处于生产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金，即将企业存款转化为储蓄存款是无疑的，但大部分是潜在的或闲置的货币资金，它包括“炒股票”游离出来的钱和一部份暂时找不到投资项目的钱。将这些钱存在银行意味着相当多的货币资金退出了物质产品生产流通领域，即不直接作用于使用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形成及实现。尽管将它们存在银行也能够实现增殖，但这样的增殖不是创造价值而是分割价值。
在实际生活中，企业存款是货币资金的主要表现，货币资金转化为储蓄存款退出物质产品生产流转领域直接表现为企业存款减少或增加不多。这样带来的效应是企业资金紧张。1994年各金融机构的存款比年初增加11269亿元，其中储蓄存款增加6315亿元占56%，企业存款增加2733亿元占24%，这一状况不能不使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金紧张。
它意味消费滞后物资积压
在增加的储蓄存款中相当部份是货币收入，货币收入是要用于消费的，包括单位集体消费和居民个人消费。我国银行储蓄有延期消费、集中消费、选择消费的作用。据权威部门的储蓄问卷调查，我国居民储蓄的动机多是为孩子攒教育费、买房建房、养老、防意外，这说明他们倾向于将储蓄满足中远期的消费需求和保险的消费需求。这是需求环境、体制、意识、行为所决定的，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是无可置疑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物资大量积压，究竟“划算，不划算”？有资料说，1994年底我国工业产品库存量已达4000多亿元，比年初增加700多亿元，这样的积压难以都用产品结构不合理去解释，因为：(1)不仅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积压，经济发达地区也积压，而且经济发达地区积压的产品比经济不发达地区多；(2)不仅长线产品积压短线产品也积压，而且短线产品比长线产品积压多；(3)不仅生产资料积压，消费资料也积压；(4)不仅国内产品积压，进口产品也积压。那末怎样来解释去年的产品积压呢？这恐怕与整个产需不协调有关：去年工业生产继续高速增长，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18359亿元，比上年增长18%，而且轻工业的增长快于重工业的增长，轻工业比上年增长19.6%，重工业比上年增长16.5%，可同期社会消费品实际销售量仅增长7.8%，而物资市场销售平疲，价格下滑。这表明生产增长快需求增长慢，这“一快一慢”自然有生产方面的原因，如片面追求速度的现象仍然存在，但不可忽视的是市场方面的原因。产品积压，从企业来说带来的是资金紧张，亏损严重，欠款、欠税、欠息、欠职工工资。这是比较容易观察的。不容易观察又很值得考察的是产品积压下的“社会资金循环”：(1)产品积压，流通时间拉长，要保持继续生产就必须追加货币资金，在企业资金需要主要依靠银行的条件下，必然增加对银行的借款，去年第三季度，工业产品资金积压700多亿元，银行增加短期工业贷款900多亿元，这说明要继续维持扩大再生产，必须要银行垫支比产成品资金积压量还多的资金。(2)产品积压，生产又在高速发展，意味着一部份企业产成品积压的同时还在购进原材料、消耗原料，这对于生产销售原材料的企业来说，一般是积压少或不应有积压的。这样就会产生物资积压的不平衡，即一部份地区、企业物资积压多，另一部分地区、企业物资积压少或不存在积压。这从货币资金融通来说，前者贷款多、存款少，后者贷款少、存款多，产生资金分布、流动的不平衡。(3)事实上，我国1994年大部分地区、企业都产生物资的积压，而在物资大量积压的同时大面积的亏损，这种状况不应当说是经济的良性循环。在经济非良性循环的条件下，又不让企业破产，由政府主要是国家银行“包下来”“输血”维持，必然是贷款发工资津贴，这种现实导致了贷款的非生产性和资金转化为收入。对产品积压下的“社会资金循环”的三点分析，是想说明1994年储蓄存款的超常增长：是在银行追加货币资金垫支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货币资金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贷款的非生产性扩大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超常的储蓄存款，不仅要看到银行付出的“代价”，而且要看到社会付出的“成本”。
它意味着食利阶层增加
在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人们较早地领略“食利金阶层”，在那里主要是指“高利贷”。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高利贷”仍然存在，但宜把“高利贷”与“高息借贷”区别开来，前者反映特定的经济关系，后者主要揭示借贷双方的承受力。不论“高利贷”还是“高息借贷”从贷出方讲总是取得高额利息，这样货币资金的贷出者完全可以“躺在利息上过日子”而无须从事其他业务。这样的贷款“专业户”农村有城市也有，称他们是“食利金阶层”不为过分。现在的问题是：将钱存在银行会不会产生“食利阶层”呢？这勿庸讳言。据典型调查，我国银行储蓄存款的70%为30%的人持有，这意味着银行每年支付的以千亿计的存款利息集中在少部份人手里。再说，“储蓄大战”仍然存在，银行任意提高利率也有发生，这从另一方面为某些“食利金者”创造条件。所以，要考察新增6千多亿储蓄存款是花了多大的“成本”取得的，它怎样让一部人“躺在利息上过日子”，引起社会分配的不公。
我试图剖析《新增六千多亿储蓄意味着什么》，不是要贬低银行组织储蓄存款的意义（事实上在去年高通胀的条件下银行能组织这样多的储蓄存款，是不容易的，费了不少“心血”），而是要人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