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粤港澳生的文化适应状况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状况论文,粤港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研究背景 自香港、澳门陆续回归中国之后，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政治、经济、教育的联系日渐加强。从高等教育来看，中国内地高校逐步扩大对香港、澳门的招生规模，1983年，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也分别提出了“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工作方针。国家为了鼓励内地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招收更多港澳地区学生，国家财政从2006年开始对招收港澳生的院校给予了财政定额补助。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港澳生选择到内地，尤其是到邻近的广东省就读高校。仅暨南大学来看，其2012年的港澳台招生人数有1500人，而报名人数竟超过7000人。 广东省对港澳生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除去地缘相近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们拥有相同的粤语言和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是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化支流之一，而粤语言则是文化认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香港和澳门不仅包含了传统的岭南文化，还因其曾经有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吸收了多样的西方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中西文化结合、多元并蓄、自由、法制”等文化特征，即港澳文化。在李秀国(1998)、曹德春(2010)、曹明(2010)、查灿长(2005)、马进保(2010)的文献中均有叙述。例如曹德春(2010)在《我国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差异及其信仰渊源》提到，中国内地强调尊卑长幼的秩序，以保社会和谐有序；而香港则更讲究人人平等，对权力追求的意识较为淡薄。我们的研究关注在广东省完成大学教育的香港、澳门学子的文化适应状况。考虑到广东文化和港澳文化既有相似文化特点，又兼具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广东求学期间是否会存在文化适应不良现象呢？ (一)文化适应 关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这一概念，首先是由20世纪初期的美国人类学家Redfield等(1936)提出，他们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群体中的个体在持续的交流接触中致使两种文化形式的变化。随着学界对文化适应研究的深入，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个体离开熟悉的母体文化环境进入异质文化环境后产生的行为改变及心理适应过程，是一种外文化适应过程(王丽娟，2011)，这也是本研究中文化适应的定义。它包含了两个维度：社会文化适应(Socio Cultural Adaptation)和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Ward，1996)。其中社会文化适应是指个体对当地文化环境的适应状况，其中包括与当地人进行有效交流与沟通的能力等，总的来说是个体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的行为改变与适应过程；心理适应则是指在跨文化环境中心理健康及生活满意程度。 郑佩与许晓雯(2011)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调查内地专业人士在香港的社会适应问题。通过深度访谈，她们发现不懂粤语的内地人士在香港生活会出现文化适应不良状况。陈国贲和陈惠云(2008)的研究表明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所遇到的适应问题可分为工作文化/环境差异、家庭关系变化、人际冲突、沟通与情感压力、居住环境与本地文化五个主要方面。此类研究都表明，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差异会导致在香港学习或工作的内地人存在合作、交流上的文化适应问题。那么在内地，尤其是在说着同一语言的广东学习或工作的港澳籍人士又会否出现文化适应问题呢？因没有相关的研究和调查，我们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 在以往的留学生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多采用改编自Ward(1999)编制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量表来测量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情况。这份量表是Ward在研究马来亚西和新加坡的留学生在新西兰学习的文化适应状况时建构的社会文化适应测量工具，并在之后的研究中逐渐修订、完善。很多学者研究社会文化适应问题的时候都采用该问卷，但在使用该问卷时都会根据被试和目的地的文化背景进行适当修改。这么做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问卷本身拥有文化含义，例如问卷结构、条目描述等。因此，“社会文化适应问卷”的结构和条目本身反映了个体离开熟悉的母体文化环境进入异质文化环境后产生的社会行为适应特点，要根据所研究的母体文化环境和异质文化环境、时代等因素进行编制，而不应存在一个在不同文化、不同年代通用的问卷。在本次研究中，我们根据对六位港澳生和广东生的深度访谈编制出适合港澳生在广东学习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在测量心理适应时，大部分的研究选择用“抑郁自评量表”来测量被试在异文化的心理健康状态。但考虑到用“抑郁自评量表”评估被试心理适应状况较单一，本研究决定采用“自评抑郁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一同评估被试的心理适应状况，使研究结果更准确和有说服力。 (二)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了解在粤港澳生的社会文化适应以及心理适应的总体情况，并探索文化适应的纵向发展模式。首先我们将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深度访谈，并据此编制“港澳生在粤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通过初测和重测确定问卷的结构和条目，对在粤港澳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做质性调查。然后以本土广东生为对照组，对在粤港澳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进行量化研究。我们预期港澳生和广东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都有显著差异。 二 问卷调查 (一)研究方法 被试分为两组，分别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为在粤港澳生，对照组为本土广东生。本研究中“在粤港澳生”的定义为在港澳地区出生并且在出生地居住10年以上的在广东省读书的在校大学生，排除了只是户籍为“港澳地区”而成长在内地的学生。为了尽可能减少对照组的文化适应问题，排除变量的污染，“本土广东生”限定为当地土生土长并就读于当地高校的学生，例如在深圳土生土长并就读于深圳高校的学生，或在广州成长并就读于广州高校的学生等。 由于本研究被试的特殊性，问卷发放时并没有对被试做出严格限定，选取符合研究要求的实验组与对照组被试，而是采用在问卷回收之后再对被试进行筛选，因此问卷的发放量远远大于有效问卷数量。问卷初测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广东10余所高校发放，同时在网站“问卷星”上发布问卷电子版。问卷根据被试对象分为“实验组版本”和“对照组版本”，前者是繁体字，后者是简体字。主要根据是否符合被试要求、“个人信息”栏是否完全等标准剔除无效问卷。问卷施测阶段获取有效问卷438份，其中在粤港澳生212份，本土广东省226份。 2.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测量社会文化适应情况。郑佩与许晓雯(2011)将在港内地生的文化适应分为语言适应状况、学业适应状况、社会环境适应状况和人际互动适应状况四方面。而陈国贲和陈惠云(2008)的研究表明内地专业人才在香港所遇到的适应问题可分为工作文化/环境差异、家庭关系变化、人际冲突、沟通与情感压力、居住环境与本地文化五个主要方面。参考此类相关文献，并结合对六名在粤香港学生、在粤澳门学生和广东本地学生的深度访谈结果，初步确定本研究的社会文化适应有5个维度构想：学习适应、人际交往适应、生活适应、文化思想礼仪适应和总体适应。随后，参考Ward(1996)“社会文化适应问卷”进行问卷的初步编制。初步编制的问卷包含36个项目。对初步编制的问卷，邀请4名心理学专业人士进行评价和提出修改意见(包含2名博士、1名硕士和1名本科生)，意见主要集中于项目之间存在重复或包含、项目表述不易理解、项目存在态度诱导和五点评分的表述等问题。问卷修改后，设置了两个版本的问卷：港澳生版本，文字为繁体字，指导语说明“问题中的‘他们’指代内地/内地生/内地居民”；广东生版本，文字为简体字，指导语说明“问题中的‘他们’指代大学同学/大学所在地居民”。修改后问卷邀请了4名大学生进行测试，进一步根据他们的反馈意见来调整项目的表述，避免出现语义表述不容易理解的问题。最后形成的初测问卷包含了30个项目。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问卷总分越低表示被试社会文化适应越好；问卷总分越高表示被试社会文化适应越差。1～5级评分分别为：不困难、轻微困难、中度困难、较大困难和特别困难；非常不同意、有点不同意、不确定、有点同意和非常同意；很不习惯、有点不习惯、一般般、有点习惯和非常习惯；从来没有、有过一两次、偶尔、有时和经常。编制完成后发放问卷进行初测，分别获取实验组186份和对照组156份的有效问卷。经过SPSS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LISREL验证性因素分析，剔除项目区分度不明显的5条项目后，剩余项目均负荷在四个因子上，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小，有较高效度。最后正式问卷由25条项目组成，包含4个维度。根据每个因子的项目内容，这四个维度分别命名为：人际与和谐适应、语言与学习适应、文明与习俗适应和生活与环境适应(见表1)。
第二类的测量工具专门负责测量被试的心理适应情况，包含抑郁和焦虑状况。抑郁测量采用Zung(1965)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王春芳教授等(1986)修订并建立中国常模。该量表中国常模的信度为0.92，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焦虑测量采用Zung(1971)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由吴文源教授(1990)修订并建立中国常模。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为了降低被试阅读问卷的难度，发放给实验组的问卷全部采用繁体字，而发放给对照组的问卷全部采用了简体字。 (二)结果与分析 1.在粤港澳生文化适应的总体状况 问卷施测阶段获取有效问卷438份，其中实验组212份，对照组226份。将在粤港澳生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中各条目答案统计百分比，发现较少被试会选择最高分5分，即表示适应非常困难的选项。我们定1分表示适应良好，4分表示适应不良，发现港澳生中适应最好的情况依次为：“适应简体字”(76.42%)，“独立生活”(75.47%)，“和周围的人相处得来”(63.67%)，“听懂普通话”(63.67%)；港澳生中适应最差的情况依次为：“习惯内地的社会体制”(33.02%)，“习惯他们的交通规范情况”(31.6%)，“觉得内地人到香港抢购奶粉情有可原”(29.72%)。 表2显示了实验组的文化适应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2可以了解到，除了文明与习俗适应与其他变量不显著相关之外，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达到显著性水平。
2.港澳生与广东生的组间比较 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数据进行SPSS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人际与和谐适应、语言与学习适应、文明与习俗适应、生活与环境适应、总量表得分和抑郁指数差异显著(p＜0.05)；说明在这几个维度当中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明显，实验组得分明显比对照组高；焦虑指数的p值为0.98，差异不显著(p＞0.05)，即在此维度中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此结果部分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即港澳生与广东生的文化适应有显著差异(见表3)。
按照Zung“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对测验结果的划分，整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抑郁指数”和“焦虑指数”，详见表4，发现实验组无焦虑、轻度抑郁的人数比例小于对照组。
3.在粤港澳生文化适应的发展趋势 对实验组的不同来粤时间的各量表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港澳生的人际与和谐适应(F=5.04，p＜0.05)、语言与学习适应(F=4.27，p＜0.05)、生活与环境适应(F=2.86，p＜0.05)和总的社会文化适应(F=5.10，p＜0.05)在不同的来粤时间方面上有显著差异；而文明与习俗适应、抑郁指数和焦虑指数的p值分别为0.49、0.78和0.43，均无显著差异(p＞0.05)，即文明习俗适应、抑郁指数和焦虑指数在不同的来粤时间方面无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分析实验组来粤时间在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用事后比较法(Bonferroni)对数据进行多重比较。多重比较中有显著性差异的结果请见表5。
由多重比较的结果可知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转折点，在人际与和谐适应、语言与学习适应、生活与环境适应和总量表分数中来粤5年及以上的群体分别与来粤5年以下的几个群体的分数有显著差异。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的结果，对出现显著性差异的变量绘制出随时间变化的线性图(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相比来广1年和2年的港澳生而言，来广5年以上的港澳生在人际与和谐适应、语言与学习适应、生活与环境适应以及总体文化适应都变得更好。
图1 不同来粤时间组港澳生的文化适应时间发展 三 讨论与建议 (一)港澳生在粤的文化适应总体情况 经过一系列的访谈、问卷编制和实测，发现港澳生在粤的文化适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际与和谐适应、语言与学习适应、文明与习俗适应以及生活与环境适应。作为在校大学生，生活与学习是主旋律，生活场所主要在校园内部，接触外部社会机会较少，因此在其他文化适应研究中的维度特征可能不是本研究对象的重要特征，例如家庭关系变化、情感压力(陈国贲，陈惠云，2008)、非个人的努力和危险、难应付的情况Ward(1996)等。 在社会文化适应方面，得分基本呈正态分布。港澳生适应最好的是人际与和谐、语言与学习等，在适应简体字和普通话、独立生活、与他人相处等方面几乎不存在适应问题。简体字和普通话涉及语言与学习适应维度，受到文化距离的影响。因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的地理距离很近，加之三者属于同一个统治范围，即三地的文化距离小。因此港澳生对普通话，即被他们称为“国语”的语言并不陌生，能够较快解决简体字和普通话所带来的困扰。文化距离越小，即文化点接触得越多，共同点越多，文化适应困难就越小。人际交往适应维度应属于文化适应影响因素中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支持网络越好，文化适应困难就越小。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要归功于港澳地区与内地地区文化距离近的因素。因为语言和文字上无较大沟通困难，所以港澳生才能够与周围的人交流与相处，才能够更好地独立学习与生活。有研究表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比在亚洲地区留学的文化适应问题更多(关世杰，1995)。 港澳生适应最差的是文明与习俗适应这一方面，特别体现在习惯内地的社会体制、习惯他们的交通规范情况、觉得内地人到香港抢购奶粉情有可原等方面。这可能是港澳地区与内地的政治政策、社会制度及法律法规的不同所导致的，同时，这也是港澳地区与内地最大的不同之处。港澳地区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内地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制度是体现在生活各处，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的，所以港澳生在内地学习和生活会感到些许的不适应。香港地区的法律属于英美法系，澳门地区的法律属于欧洲大陆法系，而内地的法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系，所以港澳生在内地生活或许会对很多当地的法规法律感到疑惑甚至不适应。如在香港过马路闯红灯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港元，所以在香港较少有闯红灯者，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规范；然而内地因为缺少这方面的惩罚制度，所以过马路时就有“中国式过马路”这一现象，即行人只要凑够一定数量就横穿马路而不管是红灯或是绿灯。这样的差异导致港澳生并不习惯内地人的交通规范情况。文明与习俗适应维度测量被试是否能够站在当地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很明显，多数港澳生并未能够站在当地人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这也反映了港澳生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将自己当作其中的一分子。总的来说，这些方面都属于文化适应因素中的“价值观念”，因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成长于不同的思想环境中，大家对问题的看法与价值观不一样，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文化适应困难。然而这种文化适应困难并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根据量表中各条目答案的百分比统计，较少被试会选择最高5分，即表示适应非常困难的较少。 心理适应方面，港澳生中处于轻度及以下抑郁、焦虑者分别占80%和93%，比广东生的心理适应状况要好。其结果表明只有极少部分人有可能出现心理疾病，大部分人心理健康，心理适应良好。从个人因素来看，个体遭受的社会文化适应困难并未到达严重程度，因此较少地影响其心理适应情况。另外，港澳大学生和内地学生一起学习生活，他们的家庭经济背景整体上要好于内地学生，能进一步优化他们的适应状况。由于本研究缺乏家庭经济背景的数据支持，该原因需要进一步验证。而作为“外来人”的港澳生，整体比所谓的“本地人”心理适应状况更好，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香港，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政府、社会、学校及家庭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香港的中学常驻有学校社会工作者，他们的工作内容就包括协助学生成长，帮助学生在成长中面对并学习解决各种适应问题。而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这种角色，在广东省内的中学几乎是没有的。由于学生的心理成长具有发展性和持续性，港澳生的心理适应状况较好，这可能反映了香港、澳门的教育体制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上的成效。 总体来看，港澳生在广东学习期间，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总体状况比较好，但是相对于人际与和谐、语言与学习、生活和环境适应方面，他们在文明和习俗适应方面较为逊色。一方面，是因为三地文化距离近，文化特征同根同源，尤其是岭南文化更是如此，在社会环境和学校教育中，港澳地区都会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但另一方面，港澳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在政治体制、法治思想、群体文明行为上和内地有所差异，这可能会影响港澳生的身份认同，成为港澳地区大学生来广东就学期间文化适应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二)港澳生的文化适应发展趋势 港澳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曲线(见图1)整体上略现波浪式下降的发展趋势，第一年适应情况良好；第二年遇到适应困难；第三年又出现好转情况；到了第四年再次遇到程度较小的适应困难，到了第五年以后便开始进入较稳定的文化适应良好时期。有意思的是，这种发展趋势只体现在人际与和谐、语言与学习、生活与环境适应方面。港澳生在对文明与习俗的适应方面，其抑郁和焦虑状况没有随时间变化，即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发展趋势呢？Oberg(1960)针对外国旅居者的“文化冲击理论”认为人的文化适应存在四个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用图形表示就是一个“U”形模式。蜜月期指的是刚开始适应新环境时产生的兴奋与期待；危机期指的是新环境所带来的新鲜感与兴奋感过后面临的适应挑战，会产生许多不适现象；恢复期指的是个体开始对新环境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企图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适应期指的是个体开始找到适应的方法，渐渐融入新的环境中去。港澳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曲线和Oberg的文化冲击曲线大致相同，都出现了转折期。所以可以用文化冲击理论来解释波浪式下滑的港澳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发展曲线。 为什么港澳生的文明与习俗适应、抑郁和焦虑状况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并没有明显好转的趋势呢？我们认为，港澳生对内地的交通规范、社会体制、文明礼节、法制等不适应，而且他们觉得在内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下，他们根本无力改变很多的社会现状，亦无从改变自身的观念和态度，因此导致其无法身份认同，进而更加阻碍了他们适应能力的提升，即使是他们在内地生活学习5年以上，都不能适应两地的这些区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姜闪闪(2013)在《从身份认同看港陆之争》提到了一种观点，认为港澳同胞在身份认同上一直存在矛盾，尤其是香港人，因其被殖民的历史，加上地理位置的优越，作为一个国际大港口都市，香港人对内地及内地民众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让他们不愿意和“没有素质的”内地人，或者说“中国人”相提并论。但事实上香港人是中国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们便会产生“身份认同焦虑”：我们到底是谁？姜闪闪的这种观点并无实证依据。而港澳生究竟建立了何种社会身份，对于理解其文化适应至关重要。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身份与个体的心理状况紧密相连，个体通过社会分类会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张莹瑞和佐斌，2006)。在“不适应—无从改变—无法产生身份认同”这个循环过程中，只有打破身份认同这一结节，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否则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适应也是非常缓慢的，难以见成效。 (三)给港澳生的建议 经过内地、香港和澳门三地多年的合作和交流，三地文化、教育等不断融合，越来越多的港澳学生选择到内地接受高等教育。对于在内地的港澳生，难免会出现文化适应困难，但这种适应困难程度较轻，所以计划到内地学习的港澳生不必过于担心适应问题。针对此次研究结果及讨论，笔者对选择到广东省学习的港澳生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来粤前先学习好普通话与适应简体字，可以大大缩短适应的过程。因为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的地理位置相近且属于同一个统治范畴，所以港澳生对于普通话与简体字并不十分陌生，也能够更快适应简体字与学习普通话。语言是人与人沟通的工具，也是人与人建立信任与情感的桥梁，若能尽快适应普通话与简体字，在内地也可以更快地与他人建立友谊并融入群体。 (2)来粤前先对内地的政治政策、社会制度及部分法律法规有大致的了解。研究发现港澳生对内地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及法律法规适应情况最差，容易对内地产生误会或引发其负面情绪。在对内地的政治政策、社会制度及部分法律法规有一定了解后，更能够站在内地居民的角度看待与思考社会问题。如此一来，港澳生便可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负面情绪，还可以与内地生减少思想上的隔阂。 (3)明确自己不仅是港澳同胞的身份，也是中国人的身份。许多港澳生的文化适应出现时好时坏的现象，这源于港澳生的“身份认同焦虑”问题：我们是谁？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或者是澳门人还是中国人？当自己的家乡与内地在政策上有利害关系时候，这种身份认同焦虑更加明显。只要港澳生明确自己的港澳同胞与中国人的双重身份，减少身份认同的矛盾，就可以更好适应在广东的学习生活。 (四)未来研究方向 文化适应研究具有时效性。此问卷在调查港澳生文化适应情况时为2013年，恰好是内地和港澳地区在某些政策上面有异议，并且争议较大的时候，如港澳地区的人们对内地人来港购买奶粉这一事件多半持反对态度。因此，未来的港澳生文化适应研究要随着时事改变而继续追踪探讨。 港澳生在粤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港澳生版本) 您好，欢迎参与我们关于学习与生活适应的调查问卷！此次问卷只做研究用途，绝不会泄露您的个人隐私，请放心填写您的个人资料并诚实回答下列问题，在符合您的选项上画√。每个题目都没有对错之分，请不要漏选或者多选答案。我们将衷心感谢您的配合与支持。 个人资料： 性别： ；年龄： ；就读于广东省________市的________大学________(年级)； 出生地：香港/澳门/广东/其他(请√符合您的选项)；在出生地(某市)居住________年；来广东时________岁，已经________年； 内地曾居住地：________ 大学之前是否一直住在您的出生地(香港/澳门/广东/其他)？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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