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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910（2006）02—0044—06
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领域，它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稳定。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国家经济安全广义上可以分为“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和“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前者在于采取合理的经济手段来保障国家安全；后者在于国民经济自身的安全性，其首要意义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领域自身能够在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能力，不会受到重大的威胁。事实上，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与否最终也是在经济领域等范畴内有所体现。经济领域的安全范畴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稳定性。从“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考虑，能源安全主要是指一国拥有主权，或是即可控制、即可获得的能源，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保障该国经济当前的需要、参与国际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1]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大气环境质量的急剧下降，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能源安全问题，提出能源的消费及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构成大的威胁（如减少二氧化碳、粉末及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至此，能源安全的概念就从经济安全拓展到了生态环境安全、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使用安全，构成了国家能源安全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1997年12月有100 多个国家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使能源使用安全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一、我国能源安全透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越来越大，能源供求矛盾日趋突出。1980年到2003年，我国能源产量平均增长速度为3％左右， 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页表1数据显示，1980 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平衡的总体情况可划分两个阶段：1990年以前，能源生产量大于消费量，可以说这10年我国的能源形势基本上是安全的；1990年以后，特别是1995年后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缺口呈快速扩大趋势；到2000年，我国能源生产量和消费量的缺口达到23309万吨标准煤， 生产消费差率为21.79％。由于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引起能源进出口贸易逆差，2000 年我国能源进出口逆差创历史新高点，达到5305万吨标准煤。这说明，我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迅速增大。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已亮起红灯。
我国1999年人均消费能源868千克标准煤，[2] 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50％（1671千克标准煤），约为同年美国水平的10％（8159千克标准煤），日本水平的20％（4070千克标准煤），俄罗斯水平的20％（4121千克标准煤）。但我国是世界产值、产品耗能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1999年我国每千克标准油能源使用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比1990年的0.8国际元增加了四倍多，达到4.2国际元，但还是低于印度4.7国际元的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如日本的6.3国际元）比较，差距还是较大。（见表2）
表1 我国能源生产消费和进出口量（单位：万吨标准煤）
年份能源 能源生产消 生产消费 进口量 出口量差额
生产总量 消费总量 费缺口 差率(%) (进口—出口)
1980
6373560275 34605.74 261 3058
-2842
1985
8554676682 886411.56 340 5774
-5434
1990
103922
98703 52195.02 13105875
-4565
1991
104844
10378310611.01 20225819
-3797
1992
107256
109170-1914
-1.78 33345633
-2299
1993
111059
115993-4934
-4.44 54925341
151
1994
118729
122737-4008
-3.38 43425772
-1430
1995
129034
131176-2142
-1.66 54566776
-1320
1996
132616
138948-6332
-4.77 68377529
-692
1997
132410
137798-5388
-4.10 97327663
2069
1998
124250
132214-7964
-6.41 84747153
1321
1999
109121
130119-20993 -19.2495136477
3036
2000
106988
130297-23309 -21.7914331
9026
5305
2001
120900
134914-14014 -11.5913471
11145 2326
2002
138369
148222-9853
-7.12 15769
11017 4755
注：资料来源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2 单位能源使用所生产的GDP（国际元／千克标准油）
年份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印度 澳大利亚
1990 0.8
1.6
3.4
2.5
1.9
2.1
1999 4.2
3.9
6.3
5.8
4.7
4.4
注：资料来源于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
在产品耗能方面，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如火电厂供电煤消耗，国际先进水平为每千瓦时317克标准煤，我国为404克标准煤，高出27.4％；每吨钢可比能耗国际先进水平高达656千克标准煤，我国平均为1245千克标准煤，高出89.8％；吨水泥综合能耗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千克标准煤， 我国为175千克标准煤，高出62.8％。[2] 据测算，我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而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 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以大量资源消耗来实现工业化，我国的资源需求量将接近世界其他国家资源消费量的总和。这是难以为继的。
在能源使用安全方面，我国消费结构落后，煤炭始终是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目前约占一次能源构成的67％，远高于国际24.3％的平均水平。虽然清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比重在不断增加，如天然气生产比重增长了0.4％，水电生产消费比重增长幅度分别为4.2％和2.9％，但清洁能源所占比重还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 如表3所示。
表3 世界主要国家一次能源消费量构成（2000年）
（单位：百万吨标准油）
国别 石油 天然气 煤炭 核能 水电 总计
美国 897.6 582.4 565.3 179.6 62.4 2287.4
法国 94.9 35.7
13.8
94.0 16.4 254.8
德国 129.8 71.5
84.9
38.4 5.9
330.5
英国 77.9 86.4
36.9
19.3 1.8
222.2
中国 230.1 22.1
493.7 3.8
55.0 804.7
注：资料来源于2002—2003年世界经济年鉴。
数据显示，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正好呈反向变化。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均以清洁能源消费为先。在石油、天然气、原煤三大能源品种中，前二者是美、法、英能源消费的主体部分，即使在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资源不足的德国，石油消费也是处于绝对优先的主体地位。中国消费结构正好相反，其原煤消费远远高于本国其他一次性能源消费量，居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由于煤炭是一种不清洁能源，直接燃烧时每产生一单位能量所释放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比石油多29％，比天然气多80％。据有关资料，目前我国燃烧煤炭所产生的主要大气污染物烟尘和二氧化硫分别占全国烟尘和二氧化硫总量的60％和85％。由此可见，我国有清洁能源供求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这要求我们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消费比重。
二、能源安全基本问题和前景
未来20年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而能源安全却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一）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能源总量增长的压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期目标是在2020年时GDP人均较目前翻两番，即使届时人均能源消费只翻一番，那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就将达到32亿吨标准煤。我国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时期，高耗能工业，特别是重化工工业快速增长。过去几年钢铁、水泥、电解铝耗能产品增长速度非常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每年基本上升一个百分点。城市人口的增加将使居民汽车保有量和空调等家用电器拥有率不断提高，对能源的需求也将以较快的速度增加，特别是对优质能源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均能源拥有量少的国家。据估计，我国煤炭剩余可开采量为900亿吨，可供开采不足百年； 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23亿吨，仅可供开采14年；天然气剩余可开采量为6310亿立方米，可供开采不过32年。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仅占世界储量的11％，原油占2.4％， 天然气仅占1.2％。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但人均煤炭资源为世界平均值的42.5％，人均石油资源为世界平均值的17.1％，人均天然气资源为世界平均值的13.2％，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4] 所以，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然进一步拉大能源储量与社会发展需求的缺口。另外，能源运输风险增加，比如，我国石油进口90％以上是海上运输，由外轮承担，中石油、中石化的油轮业务大都是从国际联营体等海外油轮租船承运。其中，我国石油进口的60％来自中东地区，运输线路经过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沙群岛和台湾海峡等敏感地区。还有“中哈管道”和“伊朗—印度—中国管道”，都有可能被别人操纵或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能源运输风险的增加使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更加严重。
（二）能源消费结构与使用安全的矛盾扩大
近100年多来，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的演变大致经历了煤炭替代薪材、 石油替代煤炭以及目前油气为主多能互补的三个阶段，而我国能源储量和目前的技术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长期以来煤炭一直占70％以上，[5] 虽然从1990年后有所下降，但下降的速度很慢；而且最近几年又有所回升。2000年原煤生产量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为66.6％，仅比1980年的69.4％下降了2.8个百分点，而2003年原煤生产量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为74.1％，比1980年所占比重还要多。2003年天然气所占比重为2.9％左右，水电占7.7％左右，严重偏小；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更是微乎其微。
表4 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单位：％）
年份 合计 原煤 原油 天然气 水电 合计 原煤 原油 天然气 水电
1980 100
69.4 23.8 3.0 3.8
100
72.2 20.7 3.1 4.0
1985 100
72.8 20.9 2.0 4.3
100
75.8 17.1 2.2 4.9
1990 100
74.2 19.0 2.0 4.8
100
76.2 16.6 2.1 5.1
1995 100
75.3 16.6 1.9 6.2
100
74.6 17.5 1.8 6.1
1996 100
75.2 17.0 2.0 5.8
100
74.7 18.0 1.8 5.5
1997 100
74.1 17.3 2.1 6.5
100
71.5 20.4 1.7 6.2
1998 100
71.9 18.5 2.5 7.1
100
69.6 21.5 2.2 6.7
1999 100
68.3 21.0 3.1 7.6
100
68.0 23.2 2.2 6.6
2000 100
66.6 21.8 3.4 8.2
100
66.1 24.6 2.5 6.8
2001 100
68.6 19.4 3.3 8.7
100
65.3 24.3 2.7 7.7
2002 100
71.2 17.3 3.1 8.4
100
65.6 24.0 2.6 7.8
2003 100
74.2 15.2 2.9 7.7
100
67.1 22.7 2.8 7.4
注：资料来源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无法满足小康社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而且无法满足产业结构的升级对能源品质越来越高的要求。但从长远来看，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以前，尽管煤炭是一种高污染的能源品种，煤炭作为我国基础能源的地位不会动摇。这与现代国际上以清洁能源为主的消费结构不相符合，而且会阻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所以，要想保证能源使用安全，必须改变现阶段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消费结构，或者开发和推广清洁煤技术。
（三）石油进口依存度和供应风险加大
由于我国优质能源不能满足国内需求，随着石油及其制品大量的进口，从传统的相对独立的能源平衡系统，走向开放式的能源系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能源安全问题也随之从国内空间层次跨到国际空间层次，成为我国能源安全日趋敏感的问题。表5数据显示， 我国石油消费的自给率下降速度和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上升的速度都很快。从1985年到1990年，5年间石油自给率下降了15.8个百分点； 对外依存度从－38.61％上升到－20.50％，相差18.11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1995年，石油自给率下降了27.02个百分点；对外依存度从－20.50％上升到7.59％，相差28.09个百分点。尤其是1995年到2000年这5年期间，石油对外依存度从7.59％跃至33.76％，陡升了26.17个百分点。据估算，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最少也要5亿吨，国内生产能力2亿吨，缺口3亿吨，60％左右的石油要依靠进口，与目前美国的水平相当（美国为58％），进口石油将成为我国石油供应的主要渠道。
表5 我国石油进出口数据（单位：万吨）
198519901995200020012002
净进口(进口-出口)-3540.4 -2354.8 1218.7 7576.4 7071.5 8130.1
进口量
90.0755.6
3673.2 9748.5 9118.2 10269.3
出口量
3630.4 3110.4 2454.5 2172.1 2046.7 2139.2
生产量
12489.5 13830.6 15005.0 16300.0 16395.9 16700.0
消费量
9168.8 11485.6 16064.9 22439.3 22838.3 24779.8
自给率(生产量/消费量)(%) 136.22 120.42 93.40
72.64
71.79
67.39
对外依赖程度(%)
(净进口/消费量)-38.61 -20.50 7.5933.76
30.96
32.81
注：资料来源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石油价格不完全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产量政策和中东局势对石油价格的影响都很大。近几十年来世界石油价格历经了数次暴涨暴跌。从近年来看，1998年底石油价格达到近年最低点（每桶12美元左右）后，开始出现反弹。1999年上升到每桶18美元左右，2000年则达到近30美元，2001年又降到25美元左右。美国“9·11”事件以后，再加上中东地区政治因素的制约， 世界石油价格频繁波动。自从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石油价格开始迅速飙升。2004年，国际油价一直在45—50美元之间徘徊，低油价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今年一直在50美元左右浮动。油价波动对我国航空、远洋运输等大量使用燃油的企业带来冲击，也给石油企业带来冲击，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根据预测，一桶原油价格上涨10美元，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下滑0.5个百分点。假如今年的国际原油一直维持在50美元的高价位上，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将达不到8％。[6]
综合以上分析，未来影响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和使用安全的许多重要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三、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能源安全政策
首先，立足本国优势能源，开发和推广清洁煤技术，大力开发多种可再生资源。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尽管煤炭是一种高污染的能源品种，但与20世纪90年代初即煤炭再次受到冷落的情况不同，目前洁净煤技术比如水煤浆技术、煤气化技术及其他洁净煤技术在我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十五”规划提出，未来国家推广洁净煤技术，重点发展大型、先进的煤炭洗选加工技术、煤炭液化技术、大型煤气化技术、水煤浆制备和应用一体化技术、大型循环流化床技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技术和高效低污染燃煤发电技术等。随着我国洁净煤技术日臻成熟及其产业化程度的提高，煤炭将仍是保证我国能源供应安全的支柱产业。从世界能源发展的趋势来看，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引人瞩目，例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生物能等。发展可再生能源可降低对煤炭、石油等能源的过分依赖，同时也可减少对环境的压力。因此，我们要通过政策、法规以及经济杠杆，鼓励业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其次，大幅提高核能消费比重。从更长远的能源安全政策考虑，在不断替换的能源链条上，仅仅将煤炭作为降低中国能源供给风险的惟一战略资源还是不够的。虽然中国的煤炭往往被认为很充足，但是实际上，与世界平均可开采200年相比，中国的可开采年数只有60年。洁净煤技术只能减少而不能消除粉尘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况且煤炭超度开采也会影响到产地的地理生态。鉴于此，根据发达国家能源发展经验，发展核能是今后应当考虑的重点选择之一。核电是一种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的高效和耐久能源。世界核电发展的经验证明，发展核电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选择。1998年全球核发电量占到总发电量的17.1％，发达国家核电比重更大。法国核电已占全国电力生产总量的77％，日本占32％，英国占28％，美国占19％以上，而我国仅占1％。我国有丰富的核能资源，天然铀及其加工能力已初具规模，已能够自主设计制造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的成套设备。目前秦山、大亚湾三套核电机组正在运行；正在建设中的4个核电项目8台机组，总装机容量约660万千瓦，将在“十五”期间建成，届时，核电在中国电力总量中的比重，可达2％。[4] 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核电还有很大的距离，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核电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和空间。火力发电是我国用煤第一大户，适当加快核电发展，对于我国在按照洁净、安全、高效的原则推进能源替代战略，大幅度提高能源自给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带来的风险，确保我国能源持续安全的供给，具有深远意义。
再次，改变传统经济模式，提高能源利用率。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以很高的能耗为代价的，这导致我国能源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据我国能源研究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每生产100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5倍、日本的9倍。[7] 要想保证能源可持续性，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节约能源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双重拉动，来保障高效、经济、稳定、安全的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并认真处理好国民经济良性增长与能源的合理消费的关系。为此，必须积极加快技术进步，节油降耗；改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压缩高耗油产业，淘汰高耗能设备，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加快制定优惠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和消费者使用其他清洁能源；大力奖励节能设备的研制和应用，严格限制粗放的低效率的能源需求，加大对浪费能源行为的惩罚力度。
第四，解决好石油安全问题。能源问题的核心是石油问题，能源安全战略的重点之一就是石油安全。石油不安全主要体现在石油供应暂时突然中断或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程度，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油价波动的幅度以及应变能力。我国应在准确把握国际石油市场和石油地缘政治特点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石油安全观，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石油安全：一是建立多元化的石油境外供应渠道；二是加快国内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快石油科技发展，争取在海域和方碳酸岩盐地区有新的突破，研发替代产品能源和新能源；三是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上石油期货和现货交易，从市场和竞争中获得更多石油产品；四是加强石油战略储备和预警体系建设。在石油问题上，我们要坚持国内国外并举，但立足点要放在国内，最大限度地加大勘探投入，大力发展生产，减少对国外的依赖。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国外市场，把我国的石油进口机制搞活；五是抓紧开设石油期货市场，规避国际石油价格风险；六是实施“稳油增储”的战略部署。在2010年前，如果我国原油生产稳定在现有水平，到2020年本土石油产量可达到1.8亿至2亿吨，就可以争取到2020年在我国本土稳定产量的前提下，使剩余储量的开采时间延长一倍。
最后，加强国际能源合作。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制定，也要考虑到与亚洲能源短缺，特别是东北亚国家的需求与合作。日本一次性能源的80％依靠进口，对海上通道，特别是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严重。为了保障本国的能源安全，日本政府对印度洋及中亚国家投入巨大资金，而中亚地区政治的长期不稳定性，又使日本在中亚的投资效率事倍功半。而中国目前已经启动并计划于2004年完工的西气东输工程，将对日本提供了一条最安全、最快捷和最节省资金的能源进口线路。中国应在西气东输工程中更多地吸引日本投资，使日本与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并在共同的能源纽带中建立信任和更为实质的外交合作。这不仅对东北亚，而且对中亚的和平与稳定，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日本学者曾撰文呼吁日本与中国“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的构想，不管中日在能源安全问题的认识上有多少差异，我们对此构想都应予以积极回应。
收稿日期：2005—06—14；修回日期：2005—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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