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周期理性：一个农民理性分析框架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框架论文,农民论文,经济周期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5)07-0055-10 理性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1]。研究农民经济行为，如果离开了对农民理性的准确认知，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出台的政策也会南辕北辙。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农民是如何决定自身经济活动的？他们遵循什么原则、追求什么目标？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些问题就是要回答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 理论界关于农民是否理性、是何理性的争论从未停息，但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有关农民理性的现有观点，大都是以某一地区、某一阶段的现实观察为依据，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以偏概全，有的甚至还停留在“非此即彼”的阶段，全盘否定其他观点。应当承认的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缺乏一个能够将农民不同的理性表现有机融合到一起的理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将农民各种理性目标统一到一起的分析框架，尝试把各种农民理性假说融合到一个框架内，为学界分析当前中国农民的理性表现并进一步研究农民经济行为及其动机提供理论基础。 一、关于农民理性的现有观点 在学术研究中，关于农民理性的认知纷争不已。在早期，由于对农民存在着传统偏见，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农民是非理性的。进入20世纪后，人们对农民理性的认知逐渐丰富起来。其中，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2]和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L.Popkin)[3]各自针对东南亚农村社会生活所描述的不同的经验性“故事”，形成了农民经济领域中关于农民理性的一个著名经典命题——“斯科特—波普金论题”，即“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4]。当然，这一争论并非始于斯科特与波普金，他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实体主义者”与“形式主义者”之间为时甚久的分歧[5][6][7]。 “道义经济”强调农民的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并研究了建立在生存伦理基础上的社会公平、互助关系等道义经济。人们把这些反对利用西方经济学传统模式来解释小农经济的学者称为“实体主义者”。实体主义学派的头号代表恰亚诺夫跳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学古典传统[8]，从“生存伦理”的角度研究小农家庭的生产[9]。恰亚诺夫认为，小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自家生计而生产，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二为一”的特征决定了农民家庭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逻辑，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方法并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农场[8]。对于农民而言，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要，利润仅具有次要意义，其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均以此作为基本的前提。斯科特以生存伦理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构建于其上的“道义经济”[2]。他认为，对食物短缺的恐惧所产生的“生存伦理”，是大多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如20世纪初的东南亚与19世纪的法国、俄国、意大利——农民的共有道德。这种“安全第一”的原则同样体现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秩序中许多社会、道德的安排上，并塑造出一种包含生存权利和公平互惠两个原则在内的特有规范，以保护穷苦村民免于生存危机的影响[5]。 “理性小农”坚持认为小农是理性的，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小农在竞争市场中的表现没有本质差别，他们同样会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积极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与实体主义相对应，人们把这一学派称为“形式主义者”，舒尔茨、贝克尔等人都是代表人物，而波普金则更是直接将其著作命名为《理性的小农》。根据社会学家在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这两个传统农业社会所作的实地调查资料，舒尔茨提出一个关于经济效率的假说：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10]。波普金也明确提出自己的核心假设：小农是使其个人福利或家庭福利最大化的理性人[3]。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根据自己在热带亚洲乡村农区的调查指出，自己所观察到的农民是理性的[11]。林毅夫认为，小农的行为表现虽然不同于“纯粹的消费者”和“纯粹的生产者”，但是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框架同样适用于小农经济行为的研究[12]。 实体主义者与形式主义者之间延续几十年的讨论，核心是传统农民是否坚持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就在两派争论不休的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其他不同的声音。其中颇具影响的，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试图将二者糅合在一起的“调和论”。黄宗智在研究中国华北平原的村庄和农民时指出，中国小农既不完全是恰亚诺夫等实体主义者笔下的生计生产者，也不完全是波普金等形式主义者所描述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农民[6]。黄宗智认为，坚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采用了“一个综合的分析”。黄宗智摒弃“非此即彼”旧例，试图将“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综合在一起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小农的“第三条道路”[13]。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长于中国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14]。他同样注意到，斯科特和波普金二人中任何一位的理论都不完全符合华北农民的行为特征，但他们各自强调的不同因素在华北乡村中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中国“三农”问题研究重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也认为当今中国小农处于“商品小农”与“理性小农”之间，还部分带有“生存小农”的特点[15][16]。 针对中国农民理性的研究，观点也是丰富多样。例如，郑风田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制度理性”假说，认为在不同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是有所变化的[17]；徐勇基于当前中国农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日益社会化的现状，提出了“社会化小农”概念[16]。这些观点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农民的行为特点提供了各种视角，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细阐述。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到，农民的行为表现各有其因，也各有目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试图通过一些个案甚至孤例来推及其余。有关农民理性现有的不同结论，都是学者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的特定对象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特定结论，这些结论应该说都符合他们各自的观察。但是，如果脱离了其所观察的特定对象，脱离了特定的条件，这些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企图以基于某一特定对象的观察来论及其余，会犯以偏概全的认知错误。正如弗兰克·艾利思在评价这些理性假说时所说，它们“部分地受害于其试图把不可一般化的现象一般化”[18]。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构建一个能够容纳不同行为表现、将各种农民理性观点融合到一起的分析框架。这是本文接下来的主要工作。 二、理论基础 在构建家庭经济周期理性假说之前，这里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假定，即“农民是理性的”。本文认为，农民在决策时，虽然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多，环境也更为复杂，信息更加不完整，但与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农民行为的根本取向仍是理性的，他会在既定框架下进行最有效的选择——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 (一)一个概念 为了构建新的农民理性分析框架，本文对农户兼业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当前学术界所定义和研究的农户兼业，是指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进行非农生产的一种经营形式。本文认为，这种定义虽然比较符合“兼业”一词的字面含义，但它只包含农户在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的跨产业生产行为，而忽视了农户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之间的跨行业生产，以及农业各业内部的多种经营行为。如果要真实反映农户全部的经济行为，那么，无论农户在农业产业外部还是在农业产业内部所从事的多元化生产活动，都应该被视为兼业行为。因此，农户兼业应包括农业外部兼业和农业内部兼业两大方面。 农业外部兼业(以下简称为农外兼业)，是指农户同时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从事跨产业生产经营活动。这种兼业也就是传统意义的兼业概念。对于从事农外兼业行为的农户有多种划分方式，其中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等部门采用的是“家庭收入非农化程度分类法”，将外部兼业农户分为四类：一是纯农户，当年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95％及以上：二是农业兼业户(Ⅰ型兼业)，简称为农兼户，当年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50％及以上、95％以下；三是非农兼业户(Ⅱ型兼业)，简称为兼农户，当年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占50％以下、5％及以上；四是非农户，当年总收入中农业收入在5％以下。 农业内部兼业(以下简称为农内兼业)，是指农户在农业内部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它既包括农户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之间的跨行业经营；也包括农户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内部的多种生产经营活动，如农民同时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或者园艺作物，牧民既养殖肉牛也出售牛奶，等等。由于环境气候、地理地质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很难在种植业、林业、渔业、牧业之间从事跨业生产，而更多的是在某业内部从事多种经营。这种多元生产活动虽然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跨业，但本文仍将其视为兼业行为。当前理论界对这种兼业形式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成果甚少。但事实上，这种兼业行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农户中十分普遍。 (二)两个假设 在重新界定农户兼业行为概念之后，接下来本文提出关于农户兼业的两个基本假设，这是构建家庭经济周期理性的重要前提。 1.农业外部兼业度假设 农户从事农业外部兼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农户都广泛存在着农外兼业行为[19][20][21][22][23]。本文并不详细分析农外兼业行为的产生动因，而是集中讨论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农户外部兼业化的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于农外兼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学界有不同看法，例如张秀生[24]从农村产业结构发展进程视角、李小建等[25]从农村经济发展演化视角分别对农户外部兼业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但这些学者的划分只强调了外部环境变化与农户兼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农户家庭内部条件对其兼业活动的影响。 本文认为，农户家庭最重要的内部条件是自身富裕程度即家庭收入水平，农户是否进行农外兼业以及兼业程度的高低，虽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当外部条件一定时，农外兼业行为就与家庭内部因素密切相关，尤其是受制于农户家庭收入的高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一方面决定了农户是否具有农外兼业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农户是否具有农外兼业的动机和意愿，这两个方面对农外兼业行为而言缺一不可。由此可以预见，农外兼业行为必然随农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接下来，本文就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这一视角分析农户外部兼业行为的演化规律。 (1)在贫困阶段，农户由于缺乏农外兼业的条件和能力，较少从事农外兼业活动 贫困农户之所以陷入贫困，无外乎是受外部环境或自身条件所限。从外部环境来看，或是自然资源匮乏，或是所居环境较差；从内部条件来看，或是家庭资源短缺，或是自身能力不足。但无论何种原因形成的贫困，都会导致农户生计水平低下，缺少从事农外兼业的条件和能力，只能以农为主。实际上，处于贫困阶段的农户并非没有进行农外兼业以增加收入的动机，但由于贫困导致农户无法增加农业投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户只有把家庭劳力等资源绝大部分都用于第一产业，才能自给自足生产家庭所需，维持基本生计。由于农外兼业必须在农业劳动需求得到满足后才能进行，贫困农户尤其是赤贫农户无力进行农外兼业。总之，农户在低收入阶段虽具有农外兼业的意愿但缺少农外兼业的条件和能力，因而农外兼业总体水平较低。大量调研都证明了这一点，仅举一例：王丽华在湘西武陵山区贫困片8个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调研表明，贫困农户经营范围主要局限于传统农业领域，劳动力以农为本的现象极具顽固性，8个贫困县2008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二三产业仅占8.6％[26]。 (2)在中等收入阶段，农户既有动机也有条件实施农外兼业，农外兼业度随之上升 这一阶段可进一步分为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阶段，即温饱阶段和小康阶段。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户逐渐有条件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在解决基本温饱、能够维持生存之后，农户就可以将部分劳力资源从农业中抽出从事收益较高的农外兼业活动。此时，农户进行农外兼业的动机就有了实现的劳动力基础。在前期温饱阶段，由于只有少量多余资金，农户只能在农业为主的基础上部分从事非农产业，从而成为Ⅰ型兼业户。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农户开始具备资金条件大幅度增加非农产业投资，另一方面农业尤其是小规模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也会使其产生进一步扩大农外兼业的动机。因此，在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农户将会逐步增加农外兼业活动，由Ⅰ型兼业户转化为Ⅱ型兼业户，农外兼业率也将达到顶峰。这一规律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大量数据例证[25][27][28][29]，这里再以全国数据作为例证：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1996年末全国农村从业人员为56085.58万人，其中从事非农业人员13644.39万人，占24.33％，外出从业人员为7222.6万人，占12.88％；到了2006年末，全国农村从业人员为47852万人，其中从事非农业人员13973万人，占29.2％，外出从业劳动力增加到13181万人，占27.54％。这些数据说明，中国农村在由温饱到小康的发展进程中，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越来越多，农外兼业程度大幅提高。 (3)在高收入阶段，随着资源向少数农户集中，规模经济效益将吸引农户实施专业化生产，农外兼业率下降 在小康阶段末期农户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Ⅱ兼农户转化为非农户，脱离农业部门。进入富裕阶段后，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分化过程将进一步加快。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户将由临时工向固定工转移，这些农户将撤出农业生产。随着Ⅱ兼户转化为非农户并退出农业生产，剩下来的另一部分农户随之可以扩大土地规模。土地规模的扩大使农户具有了实施专业化生产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可能，而高收入也为农户实施专业化生产提供了资金条件。此时大型农户已没必要再从事农外兼业活动，而是集中资源专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这一部分农户有条件实施农外兼业但缺少兼业动机，因此这些农户将收缩农外兼业活动，转而实施专业化农业生产。这一阶段的出现和演化将会比较漫长，不过，在现代化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已可大致看出这一趋势。例如，1986年日本兼业率高达85.20％，但到了2000年兼业率已下降至81.80％[22]。对于同属发达国家的美国，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趋势：1954-1974年间，美国农场数目从480万个下降到230万个，农场平均土地规模达到440英亩；1974-1987年间，农场数目进一步下降到210万个，农场平均土地规模则增加到462英亩；至1993年，美国农场平均土地规模达473英亩[20][22]。同时，大型专业农场的外部兼业亦有回缩，资产大于50万美元的农场经营者平均每周农业工时高达48小时以上，非农工时最多只有23小时，经营者的主要职业也是农业，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专业农场在农业总投入、总产出中占据主导地位，农业销售额也大部分由少数大型专业农场所占有，1991年年销售额在1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数量占15.50％，但销售额却占80％左右[20]。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事实证据，我们可以总结出农户农外兼业变化的基本规律：在收入水平较低的贫困阶段，农户虽然具有农外兼业的动机但缺乏条件，因而农外兼业水平低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到了温饱阶段，农户开始具有从事农外兼业的条件，兼业水平不断提高；在小康阶段，农户出现分化，农外兼业率在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到了富裕阶段，经过分化留下来的农业户由于经营规模扩大开始追求专业化生产的规模效益，因而缺乏农外兼业的动机，农外兼业率也随之大幅下降。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的关于农户兼业行为的第一个假设：农业外部兼业度随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先升后降，二者之间呈现一种“倒U”关系。 2.农业内部兼业度假设 农户实施农业内部兼业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内部产品的多样化。一项针对1万余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0]，由于自然资源条件限制，农户实施农内兼业一般都是以粮食种植业为主，同时经营经济作物、畜牧、水产、蔬菜、花卉或水果等行业中的几种产品，这些农户户均生产4.2种产品，其中生产5种、4种产品的农户位居第一和第二位，分别占19.6％和19.0％，其次是生产3种、6种产品的农户，分别占15.0％和14.2％，以上合计达67.8％，而只生产1种农产品的农户仅占10％。这一调查表明农户经营农产品的多样化非常普遍。 农内兼业行为的存在，从自然因素来看，是与作物生长的季节性、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不一致性等“自然特征”相关；而从经济因素而言，则多是低收入农户为了维持基本生计、扩大收入来源而实施的。对于贫困农户而言最为缺乏的就是土地资源，同时又无从事农外兼业的条件和能力，因此劳动力只有在农业内部进行兼业生产，如此才能充分“自我剥削”[6][8]，实现劳动力的最大利用，甚至于单位工时边际报酬出现递减仍要增加劳力投入，形成黄宗智[7]所称的“过密化”生产。低收入农户从事农内兼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分散单一生产的风险。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在极其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单一生产粮食是一个冒险行为，这样做所面临的歉收危险有可能导致其因“一阵细浪”而陷入“灭顶之灾”[2]，因此他们为了避免可能毁灭自己的歉收，就会在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兼作经济作物，这是因为经济作物利润较粮食高些，能够增加收入以便更好地维持生计[6]。上述分析表明，农内兼业大多发生在维持基本生计的低收入农户。由于缺乏农外兼业的条件和能力，他们只有在农业内部实施兼业生产，才能充分利用劳力资源，从而增加收入、规避风险。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的农户开始具备农外兼业的条件。在温饱阶段，由于非农产业效益要高于第一产业，农户家庭早先被迫用于农内兼业甚至已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剩余劳动力，就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此时农外兼业度开始逐渐上升，而农内兼业度则随之出现下降。不过在这一时期，农外兼业仍以Ⅰ型兼业户为主，大部分劳力仍然停留在农业内部，因而仍会存在较多的农内兼业行为。在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阶段，随着大量Ⅰ兼户转化为Ⅱ兼户，农民家庭的主要劳力都用于非农产业，此时农外兼业活动达到顶峰，原来主要从事农内兼业生产的女性劳动力也已无暇兼顾其他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将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劳动节约型产品特别是粮食作物的生产，农内兼业活动进一步收缩，农业生产出现“简单化”趋势[31][32]。到了富裕阶段，随着分化出去的非农户撤出农业生产，土地资源集中到纯农户后，农户对规模效益的追求将会实现较高程度的专业化生产，此时农内兼业活动将会降至最低点。例如，当今最为发达的美国，农场规模非常大，专业化程度也高，即使在销售额低于25万美元的家庭农场中，也有将近60％的农场只生产一种产品，并形成了著名的“玉米带”、“小麦带”、“奶牛带”等专业生产区域[2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有关农户兼业行为的第二个假设：农业内部兼业度随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二者呈负相关关系。 三、家庭经济周期理性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两个源于理论分析和现实观察的推测性假设，我们提出本文着力构建的农民家庭经济周期理性分析框架。 (一)核心思想：以变化观点认识农民理性 本文构建家庭经济周期理性分析框架的核心，是在“理性农民”这一基本假设下，以变化的观点来讨论农民行为目标的多样化。对于农民理性，本文认为应该有以下几点认知： 第一，与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农民在做出决策时，虽然面临的约束条件更多，信息更加不完整，但农民行为的根本取向仍然是理性的，他会在既定的框架下进行最有效的选择——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 第二，由于农户面临着比其他经济主体更多的约束条件，并且集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体，具有多重角色的农户其行为目标也必将是多样的，因此，农户经济行为目标具有多元性特征。 第三，农户虽然同时具有多元目标，但在一个阶段只有一个是主导的核心目标，农户家庭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不同阶段核心目标的选择，并进一步决定着农户该阶段的理性追求和行为特征，表现出典型的主导性。 第四，在农户家庭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不同，农户所追求的核心目标也会不同，贫困农户的核心目标可能是满足家庭生计所需，商品化生产农户的目标可能是更多地赚取利润，因此农户的经济行为目标具有阶段性特征。 第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所追求的理性目标总体上将从较低层次逐渐上升为较高层次，表现出发展性特点。 (二)基本思路：以农户富裕度为分析视角 构建农民理性分析框架，首先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才能将农民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不同理性行为统一到一个框架中？ 本文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表现为何种理性，其理性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将同时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诸如制度环境、社会发展阶段、商品经济水平等外部条件从宏观层次约束农民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农户内部条件如家庭贫富状况、土地规模大小、劳力数量素质等也直接影响农民的决策目标。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中，内部因素是根本性的，其中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又是决定性因素，它决定农民的行为目标是维持生计还是享受闲暇，是为自己生产还是追求利润，并进一步影响到农户劳力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之间的分配。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家庭收入水平决定了农户农外兼业和农内兼业的程度。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选择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也就是农户富裕度——作为分析视角。依作者来看，农户家庭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个由穷到富的过程。根据收入水平，本文将农户的家庭经济发展划分为贫困、温饱、小康、富裕四个阶段，并以这种阶段性划分作为主线构建家庭经济周期理性分析框架，力图把农民的各种理性表现统一到该分析框架中。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使用“周期”一词，并不是指农户家庭经济的发展存在着类似于经济周期那样的循环性，而是强调农户家庭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同时，“周期”的概念也并非意味着所有农户都必然经历这些阶段，使用“周期”一词主要是强调农户家庭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三)分析框架：农户理性随富裕度的变化 本文所构建的农户家庭经济周期理性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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