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湖南论文,权势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湘军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大怪物，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多方面的影响。它一方面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了濒临没顶之灾的清王朝，并使其一度显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对晚清中央集权制度起了分解作用，从此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对比起了显著变化，地方督抚往往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它一方面竭力维护清王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并大力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儒学；另一方面，不少湘军将领又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实力推行者，并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此外，它还对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社会势力的演变嬗递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表现，除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和发展外，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哥老会的蓬勃兴起；一件是绅权势力的大发展。由于湖南是湘军的故乡，这两件事在湖南均表现得最为典型和突出。关于湖南哥老会的起源问题，笔者曾撰有专文考订和论述①，本文便集中探讨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发展问题。导致近代绅权势力大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尽可能予以全面说明，但重点论述湘军对近代绅权势力发展的影响。不当之外，请读者指正。
湘军的兴起是近代绅权势力大发展的重要契机
中国古代社会原有“绅”与“士”的区分：绅，一般是指居官任职的“搢绅”；士，则为学道习艺的读书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绅专指原官僚中离职退休的人员；士则特指读书人中已取得科举功名（秀才、举人等）而尚未做官的部分。一下一上，二者的地位逐渐接近，共同构成了地方上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社会集团，统称“绅士”或称“士绅”、“绅衿”。据查，“绅士”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未清初。清初成书的《福惠全书》就记载有《待绅士》的专条，指出：“本地乡绅，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其交际之间，宜待之以礼，用刺相觌，悉照旧规；其有切己事，或兄弟子侄横罹意外，亦必周全体面，所以重衣冠而扶名教也。至于学校中有文章品行之士，特加优遇，贫寒不给者，或分廉俸资之膏火。……其于风教默化潜移，正自不小”②。这说明，其时绅士已成为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
历史进入近代，绅士阶层又有着新的重大的发展变化。首先是队伍的壮大。无论是离退职乡居的官僚，还是取得功名的士子，在数量上都有较多的增加，形成愈来愈大的社会集团。第二是结构内涵的变化。除离退职官僚和取得功名的士子外，还崛起了一大批军功出身、荐举出身以及捐纳出身的人员。特别是军功出身的绅士，由于其数量庞大，成为近代绅权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众多的军功绅士，往往目不识丁，并不具备士人的特性，却构成绅士阶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由捐纳或荐举而获得身份的绅士，则除了饶有田产的地主外，还有部分工商业者，后者一般较为开明。第三，由于上述，近代绅士的社会作用也与此前有异。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末期，绅士主要是在文教风化方面施给影响的话；那么，进入近代后，绅士可以说在地方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公益事业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绅士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社会势力在封建末期出现，并且在近代历史时期获得较充分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趋衰落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的产物。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中特别以湘军的兴起和裁撤影响最大。兹分别概述如下：
一、政治的腐败与政局的动荡，使大批官僚源源脱离或被抛出官场，还乡为绅。他们在乡居中，有的不甘寂寞，继续干预地方军政事务；有的利用丰厚的资财，热心公益活动；更多的是凭借他们的声望和诸种关系，成为地方各项事务的主持者和裁决人。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举贡生员投入绅士的行列。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某项功名，通常是跻身官场的主要阶梯。然而官场的容量有限，而科场取录的各类功名人员却如过江之鲫，多得无可估量，特别是在近代科举制度弊窦丛生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以致往往是委任实官者，不及科举中第人员的1/10。大量未获仕进的士子，包括一些候补、记名人员，壮大了绅士队伍，凭借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功名和衔称，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
三、湘军等的兴起和裁撤，成为近代绅权势力大发展的重要契机。湘军（以及按湘军营制组建的淮军等）在短短十数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另一方面，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它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就源源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加剧了绅士队伍的膨胀和复杂化。
四、捐纳的实行，为部分工商业者跻身绅士行列打开了方便之门。捐纳并非始自近代，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早已存在。只是在往昔，它多属临时性的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至近代初期，捐纳才开始大肆推行。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连年用兵，穷于应付，为了缓和庞大军备支出所造成的严重财政困难，除了提高各种赋税和举办厘金外，又大力提倡和奖励捐纳，给予各种实官和虚衔，实际是公开卖官鬻爵。此举一方面反映了清王朝经济的凋敝和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却在近代开辟了一道新的资金流向，并使捐纳者的身份和资金来源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因为在封建时代，捐纳的人主要是土地所有者（地主），资金主要是地租收入，而到近代，则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也以经营所得投向捐纳之途了。所以当时有人写道：“天下自捐纳之例开，朝延之上几有市道焉。……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矣！”③《申报》也刊文称：中国“商之与官，本不相联络。其间惟经营大获，纳资得官，乃得厕身于搢绅之列”④。由此而出身的绅士，为数虽相对不多，但凭借其优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社会各项事业以至政治活动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影响。
湖南绅权势力发展概况
绅权势力在近代中国迅速发展，以湖南尤甚。究其原因如上所述，除各种共同因素外，特别与湘军的兴起及其影响有极大的关系。由于湖南为湘军的故乡，湘军将才、兵源、饷源的基地，因领兵、筹饷等而致通显者，成批涌现，居各省之冠；以军功而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比比皆是。“矧通显既多，将互相汲引，一时攀鳞附翼，泰运同襄，亦固其所”⑤。
据同治四年（1865年）即湘军等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第二年编纂的《搢绅录》载：其时湘人之任督抚者10人，包括总督6人，巡抚4人，即：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渐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云贵总督劳崇光，总督淮扬等处并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彭玉麟，直隶总督刘长佑，兵部侍郎、前渐江巡抚曾国荃，湖北巡抚郑敦谨，陕西巡抚刘蓉，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开藩陈臬者9人，即：渐江布政使蒋益澧，四川布政使江忠濬，广西布政使刘坤一，云南布政使刘岳昭，直隶布政使唐训方，浙江按察使杨昌濬，福建按察使王德榜，云南按察使赵焕联，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另外，还有为监司者7人，为提督者6人，为总兵、副将者32人。发当时全国21行省计（当时新疆、台湾、青海及西藏、蒙古均尚未建省），湘人之任督抚者1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文武彬或，蔚为国华”；“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⑥。
这种情况，继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终晚清时期，湖南人先后担任督抚者增至37人，其中任至总督者达17人，除上述6人外，还有刘岳昭，杨昌濬、刘坤一、李兴锐、黎培敬、谭钟麟、谭继洵、袁树勋等人。查近人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表》，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历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各部侍郎、内阁学士、京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驻防大臣、提督、会乡试考官、军事统帅、特派使节、总署大臣、出使各国大臣，以及新设各官等重要职官，共799人，除满蒙亲贵外，计530人，其中湖南籍职官为52人，约占总数的1/10；仅次于江苏省（78人），在全国各省中居第二位。
“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初非导致”⑦。官僚队伍的扩大，直接导致地方绅权势力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不断有些官僚功成身退，或告老还乡，或因事削取回籍。如：丁善庆1837年任广西学政，不久以母老辞官返湘；陈湜于1873年镇压河州、西宁回民暴动后，辞去军务归里；周汉曾参与收复新疆的战争，官至陕西侯补道，1884年因弟丧请长假回湘；王先谦历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1889年卸任返长沙；叶德辉1892年授吏部主事后，次年即回湘不复出；黄冕早期历任上海、镇江等地知县、知府，1842年因裕谦抚英殉难事被参谪戍新疆，不久返回湖南；郭嵩焘宦海几经浮沉，1866年由署广东巡抚开缺回籍，1875年重新起用，曾任驻英、法公使，受到守旧派猛烈攻击，1879年返国，居留长沙，郁郁终世，等等。尽管他们一生的经历、遭遇彼此有异，但退居地方后，凭着他们原有的地位、声望和诸种关系，仍为“一邑之望”，各自在不同的方面进行着有影响的活动。另一方面，不少官僚，特别是一些达官显贵，在封建制度的特定条件下，或者在其生前，或者于其死后，都曾荫及其子孙、家族，所谓“封妻荫子，扬名显亲”。查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生前或死后被赐封侯、伯、子、男世爵者，有黄翼升、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曾国荃、萧孚泗、李续宾、刘松山、刘锦棠，李臣典等10人；被赠封骑都尉、云骑尉、一云骑尉世职的，更多达2000余人。所谓世爵，即世代继承的爵位；世职，为父子相袭的官职。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袭一等侯；次子纪鸿、孙广钧，均赏举人；孙广镕赏员外郎，广铨赏主事。左宗棠子孝宽赏郎中，孝勋赏主事，孝同赏举人；长孙念谦，袭侯爵，特旨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授太常寺少卿。胡林翼子子勋，袭三等男，赏举人。李续宾子光久、光令，特赏举人，光久并袭三等男。刘松山子鼐，以道员袭二等子。如此等等。
达官显爵多，因军功而保举虚衔者为数更多。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总计多达6319人，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这在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众多的武职人员退役还乡，凭着他们拥有的军衔和威势、阅历，成为地方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势力。以地域论，这些人多半集中在湘军将领籍贯所在的县份，其中首先是湘乡。湘乡一县，迄光绪初叶，历保游击以上武职人员达2490人（提督181人，总兵411人，副将579人，参将569人，游击750人），占全省总数的1/3强。这对探究湘军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极具典型意义。湘乡而外，军功保举人员较多的县份依次为：宁乡－－468人；湘阴－－352人；长沙－－333人；湘潭－－302人；平江－－257人；善化－－224人；凤凰厅－－191人；衡阳－－151人；新宁－－140人；邵阳－－109人；衡山－－103人。以上12县，合计保举游击以上武职人员5120人，占全省总数6139的83%！这些县份，是湘军将领集散之地，也正是全省绅权势力最为发达的地方。
科举一金，也是湖南绅权势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湖南自道光二十年迄光绪十年45年间(1840-1884），共录取进士205人；举人（正榜）1251人，另恩赐举人102人；贡生、生员为数更多。在封建等级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某种功名，是下层社会成员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取得功名的士子都能授职为官的。从上述录取举人的1251人为例，迄光绪十年（1884年）止，获得各种官职的仅为499人，占总数的1/3略强⑧。至于为数更多的生员（秀才），能够进入官衙的，就更为屈指可数了。这些未能如愿仕进的举贡生员们，在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极为有限的历史条件下，在文盲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乡村社会中，由于他们已取得的功名，仍然受人尊敬，成为高出于平民之上的绅士。
至于捐纳出身的绅士，湖南因经济相对落后，在全国不居重要地位，但也不乏其人。例如：邓仁堃以知县丁忧回籍，服满后损资为知府；唐炯早年捐资为知县；左孝同、蒋德钧捐资为道员；德麟捐资为州吏；朱德裳捐资为衡州府学训导；等等。他们后来有些迅速跻身官场，相当一部分则以绅士的身份留在地方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也有少数工商业者通过捐纳谋取出身。如陈文玮捐资为湖北补用道，黄锳捐资为淮北盐大使。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朱昌琳，他以经营杂货、谷米、盐、茶贸易起家，虽未正式损资为官，但依恃其丰厚资财，与官府紧密结合。光绪三年（1877年），他受托办理陕西、山西赈灾事务，叙功为道员，加按察使衔；随后在维新运动中，他从经济上支持湖南新政，并大力举办地方公益事业，如开凿长沙新河；晚年受保举，奉旨特授内阁学士衔，显赫乡里。此类人物，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逐步增多，在湖南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各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也显示着绅士结构的变化和内部分化。
迅速壮大起来的绅士阶层，在湖南社会发挥作用，其主要途径和表现大体在三方面。
其一是举办团练或者应聘入幕参预地方军政事务。不少湘军将领，包括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杨昌濬、蒋凝学、刘典、李续宾、刘坤一等，大都由在地方举办团练起家，其时他们都是在籍绅士；就连曾国藩也是以丁忧在籍人员的身份，帮办湖南团练，从而建立起湘军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此后，各地团练大都由绅士掌握，成为地方治安的主要维护者。至于幕僚参政，湖南在全国可谓最早也最为突出。时人朱克敬曾写道：“咸丰初，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承平久，官益尊，政益敝，民隐不得上闻，巡抚教令中隔，拱立受所司欺漫。亮基乃聘左宗棠入幕，使通宾客，日夜访民疾苦，吏有奸，山泽有盗，巡抚辄知之，远近骇以为神。及骆秉章再任，益遵张法，练兵、转饷、防盗，多参用士人，事皆办，颇胜他省。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⑨。湖南大量礼聘绅士入幕赞襄军政事务始自咸丰初年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其后各任巡抚态度或有不同，而此项制度基本滑袭不变。著名的幕府人物，上引资料突出提到的左宗棠，确系第一位关键人物。左宗棠以一乡居举人，应聘出山，历张亮基、骆秉章两任政府，两佐湘幕，一佐鄂幕，筹画办理军务，历时8年之久，所谓“八年戎幕坐啸”⑩，对把湖南建成湘军的可靠后方、镇压太平天国的牢固基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左宗棠而外，当时湖南巡抚幕府，尚有郭崑焘、黄冕、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等一大批人物。郭崑焘是郭嵩焘的弟弟，举人，后保至内阁中书、四品京堂。他与左宗棠同时入湖南抚幕，主要担任筹措军饷，在湖南设立厘金、盐茶二局。左宗棠离湘后，他仍留湖南幕府，而且受到骆秉章以后历任巡抚毛鸿宾、恽世临、刘昆的倚重，相率延留，历时达20余年之久，成为在幕时间最长、在湖南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一位幕府人物，以致王先谦说他“大吏屡易”，而受委专任不变，“晏处闾里，其勋泽常在天下”(11)。黄冕当太平军掘地道轰攻长沙期间，出重赏集砖石，并亲自率丁壮抢修城墙。1854年（咸丰四年）冬，他受委监造炮位，制成大型劈山炮。1855年，他首先设厘局于常德，接着请准于省城设立厘金局，一切规画皆其手定，是为湖南抽收厘金之始。继后，又与郭昆焘等开设盐茶局、东征局，专为湘军提供饷需。丁善庆、陈本钦等则当湘军水师建立后，在骆秉章、左宗棠的号召和支持下，自行捐资设立船炮局，制造船炮，接济水师。如此等等。绅士入幕在湖南军政事务中的巨大作用，确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是担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近代湖南教育体制，同全国各省一样，有官学（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私塾诸种名目。湖南官学素不发达，义学、私塾属初级教育，且多僻处山乡，规模狭小，影响不大，而书院则久负盛名，颇称发达。衡阳石鼓书院创始于唐朝，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长沙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历久不衰，鸿儒博学往来讲学，达官名士多出其间，成为闻名中外的“千年学府”。史传全国六大书院，湖南即届其二，即石鼓、岳麓。晚清时期，长沙著名书院，除岳麓书院外，尚有城南书院、求忠书院，统称省城三书院，在省内外颇具影响。此外，省内还有衡阳船山书院，宁乡云山书院、益阳箴言书院、湘阴仰高书院、平江天岳书院、道州濠溪书院、邵阳爱莲书院、桃源漳江书院、澧州澧阳书院，等等。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所录载，其时全省共有书院277所，其中长沙府77所，衡州府34所，澧州28所，永州府21所，郴州20所，宝庆府19所，大体反映了省内教育较为发达的几个地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各书院的山长、主讲、特别是一些较重要的书院的山长、主讲，几乎都由著名绅士担任，他们或为硕学鸿儒，或系致仕文职官员。咸同前，他们一般由省内最高一级的巡抚、学政委聘；至同光间，则多由本地绅耆推举。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是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12)。如首屈一指的岳麓书院，此一时期历任山长有：丁善庆、周玉麒、徐棻、王先谦。其中丁善庆主院23年，徐棻主院22年；王先谦作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时当戊戍维新运动前后，主院10年。城南书院历任山长或主讲有：贺熙龄、胡达源、孙鼎臣、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左宗棠早年曾被巡抚吴荣光委聘为醴陵渌江书院主讲。郭嵩焘去官后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并亲自担任首任主讲。王闿运也曾任思贤讲舍主讲，后又任衡阳船山书院山长。皮锡瑞则先后主讲桂阳州龙潭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如此等等。他们均在培养人才、维护教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其三是总揽地方公共事务。包括宗族、社团、族田、社仓、学田、差徭、捐赈，以及各项公共事业的举办、民事纠纷的调解等。“凡地方之公事，大都由绅士处理。地方官有所兴举，必与绅士协议。绅士之可否，即为地方事业的兴废”(13)。与被选聘担任书院山长不同的是：书院山长必选学有专长、品行端庄的硕学鸿儒担任，而地方族正、社首等则“以贵贵为主”，即以原来的官阶、社会地位和实际权力为转移。因此，其中固然不乏造福桑梓之辈，但其顽劣者则乘机朘削盘剥、武断乡曲，为所欲为，成为欺压人民的土豪劣绅。绅士包揽地方事务，这在各地带有普遍性，但对上层社会和政局发展，影响相对不大。
绅权势力的发展与地方官僚势力既互相依托，又不可避免地彼此发生矛盾，摩擦时有发生。这一点，在湖南表现得十分突出。左宗棠、郭昆焘、黄冕、裕麟等在骆秉章幕府时，包揽军政、财务大权，权倾省府，引起不少官僚特别是一些监司、提镇大员的忌刻和不满，流言四布，蜚语纷传。他们戏谑地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隐示骆秉章官衔右副都御史，左宗棠权势尚在骆秉章之上；或造谣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用意都在挑拨骆秉章与左宗棠等的关系，打击、排挤参政的绅士。幸赖骆秉章胸怀宽宏，顾全大局，对左宗棠等“相知相信”，力为解释，主动承担担子，才使这场风波逐步平息下去。骆秉章说：左宗棠等所办的事，都是“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的，“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14)。这表现了骆秉章的开明和远见，能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团结一大批幕府人物，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骆秉章离湘后，这种官绅关系协调的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吏恶其（指居幕绅士）害己也，争为蜚语撼上官；而绅士所为，又不能尽如前日。于是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绅士为先务”(15)。只是在同治年间(1862-1874），由于绅权势力方兴未艾，官府的这种屈抑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有这样的记载：“某公附肃顺，得湖南巡抚。既至，恶绅与官事，谋至去之。凡兄骆秉章、左宗棠所用官绅，皆批根督过。于时湖南诸将方经营江浙，为天下倚重。闻某所为，则大怒，巡抚所劾，皆奏调赴军；且日求某阴事，将共奏之。会巡抚以国丧娶民女，为属吏所讼，乃大窘，更诣诸绅谢，任以事，又礼加焉。”(16)这是相当典型的。“某公”，当指毛鸿宾。至同治未光绪初，巡抚王文韶又开始排斥湘籍绅士，而较多地引用江浙人士（王为浙江人）。郭嵩焘这时罢官居长沙，政治上不得志，心常郁郁，对此有特殊的敏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王夔石（王文韶字夔石）在湖南，动言民心不靖，士心尤不靖。是以裁汰各局绅士馆席，日有孜孜，而欲以靖湖南之人心。乃使江浙之人心荡然流溢湖湘之间，不可禁遇。各局绅士馆席，大率为江浙人盘踞”(17)。郭嵩焘的记载，当然不无夸张之处；然而，他对巡抚王文韶的不满，恰恰是湖南官绅矛盾的一个侧面；而且，王文韶所引用的江浙人士，也仍然是绅士的组成部分，因而并不意味着湖南绅权势力的消落。湖南官绅之间的既相互依托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此后仍然继续存在着、发展着，并构成近代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现象。只是由于官、绅本身各自的结构变化和思想分化，这种关系的表现、性质、作用和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罢了。
注释：
①见拙作《关于湖南哥老会起源问题的探讨》，《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②黄六鸿：《福惠全书》，参见《中文大辞典》“绅士”条。
③王子潜：《停捐纳论》，转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页。
④《申报》1880年5月6日，《论整顿茶市》。
⑤毛祥麟：《墨馀录》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⑥以上见毛祥麟：《墨馀录》，第30－－31页。按：该年应还有江西巡抚刘坤一，五月受任。
⑦《江苏学务会文牍》，清刻本，第84页。
⑧参见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卷143，《选举》11，《举人》7人。
⑨朱克敬：《瞑庵二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96页。
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5，第38页，《答李希庵》（庚申），清光绪十八年刻本。
(11)王先谦：《诰封荣禄大夫三品顶戴四品京堂郭公神道碑》，见《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7页。
(12)乾隆元年上谕，转见光绪三年《善化县志》卷11，《学校》第39页。
(13)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
(14)《骆文忠公奏稿》清光绪十七年刻本，卷6，第36页，《查办捐输广额并裕道被参各款折》（咸丰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15)朱克敬：《瞑庵二识》，第96页。
(16)朱克敬：《雨窗消意录》，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17)《郭嵩焘日记》（四），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46页，光绪七年二月十九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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