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理论繁荣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繁荣论文,时期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万紫千红才是春
延安时期的理论繁荣，不只是树立起毛泽东思想一杆耀眼的红旗，而且形成了一座光辉的金字塔。主要领袖毛泽东的思想体系走向成熟；一批领袖人物思想理论上十分活跃；理论工作者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全党的理论意识大提高。四者之间切磋交映，融为一体，形成一座万紫千红的理论繁荣的百花园。
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的政党。它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有了空前规模的大发展；所要处理的党内外，国内外，敌、我、友等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关系，也是过去远远不能相比的；所面临的抗日民族战争的革命任务，也和大革命、十年内战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特点。这些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更高的立足点，更大的全局考虑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历史和时代的需要，促成了延安时代的理论繁荣。
毛泽东在这时期理论思想十分活跃，《毛泽东选集》（1-4卷）所收集的158篇文章，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收集的372篇，有142篇是这一时期写的。毛泽东一批重要论文的发表，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走向成熟，并且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如：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经验作了精湛的概括，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战略战术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前发表的一批文章，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正确处理极其复杂的形势，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1937年7-8月份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等文献，把中国独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化。
延安时期不只是毛泽东一花独放，而是一批领袖人物在思想理论上都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这里，可以举一个很长的名单，如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他们的研究工作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大体分四个方面：
(1)基本理论研究与阐发。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以及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党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并且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好评。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讲党的建设，都是着重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论述，“修养”一书则突破这些程式，首次全面系统地从党员个人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党性锻炼、共产主义世界观等方面，进行论述和阐发。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也是一篇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文章。它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角度，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
(2)深入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一批在十年内战时期曾犯有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他们以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坦荡胸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严格解剖自己的基础上，写出一批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好文章。这不仅带动了全党同志思想认识的提高，而且为党的理论运动的健康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如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和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文献。
(3)积极从事党的重大战略研究与论证。如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在全国一片“抗日必亡”或“抗日速胜”的众说纷纭中，朱德发表《实行对日作战》（1937年7月15日），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张闻天于1937年9月发表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对中日双方在军事、经济、国际援助等方面的长处与短处，进行了深刻的论证。刘少奇1937年11月的《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提纲》中，又进一步从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角度，论证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前途。周恩来于1938年1月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深刻总结了5个月的抗战经验教训。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的著名论文，系统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战略方针。
(4)在党的路线的统一指导下，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制定出许多具体的方针政策，从而使党的指导路线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如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根据抗日战争中的敌我态势，于1940年4月在北方局高干会议上提出“敌进我进”战术。1942年反“扫荡”中，刘伯承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想法。他认为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重演敌进我退、诱敌深入的老规律，那样我们就会退进敌人的包围圈，上敌人的当。我们应该来一个“敌进我进”。“进”不是正面硬顶，而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地点，跳出他的“铁桶”，乘虚而入，袭击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根据这一思想，派出大量的敌后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去建立游击根据地。这一做法使“敌进我进”超出战术范围，具有了战略意义。
延安时期理论繁荣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充分发挥了“智囊”作用。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在战事频繁、生活艰难的条件下，延安成立了众多的研究机构。如1938年3月，毛泽东亲自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参加，由何思敬教授翻译讲义，逐章介绍，然后毛泽东等学习讨论，在延安掀起学习和研究《战争论》热。1938年秋，在毛泽东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负责主持，领导人和哲学家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延安还成立了由张闻天领导的《资本论》小组，有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参加。他们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注：《共产党人》1940年第7-8期。），不仅分九章系统讲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还以“中国革命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为题，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延安时期的理论工作者们多数为初到延安的新兵，不可能参加许多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战略决策的研究活动，他们本身也缺乏中国革命主要形式——军事与战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理论活动表现出以下特点：一、翻译国外的经典多，自己的理论著述少；二、在很少的著述中，也是“述”多“著”少，即多为经典著作的解释和诠注；三、学院式、讲义式的著作多，真正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及革命问题的著作少。
延安时期的理论繁荣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部分，这就是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焕发出的火热激情，及由此表现出的理论兴趣。他们在残酷的战争中向往着美好的未来，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延安，生活清贫，条件艰苦，学习却成为一种时尚，蔚然成风。谁要是有一本好书，得到一支钢笔，就会成为周围同志十分羡慕的事。延安许多生活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请看抗日战争时期到过延安的德国友人王安娜的描写：“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的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注：[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5月版，第154-155页。）
二、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时代
延安时期之所以出现理论繁荣，首先是它处于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时代。抗日战争时期提供的新的历史条件是：
(1)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分割为许多“山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三大主力会师，形成一个整体。抗日救亡和延安整风使全党空前团结。
(2)党和军队大发展，根据地规模和数目大增，且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各个根据地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搞得兴旺发达，蒸蒸日上。这不仅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从全局角度更深刻了解中国国情的机会，而且为毛泽东的理论概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具体经验。
(3)到陕北以后，由于时局的变化，使我们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本营，摆脱了流动状态。这就使毛泽东等一批领袖人物，有时间有条件坐下来系统地读些书，深入而系统地思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为毛泽东自身心理因素带来的深刻影响是：
(1)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心。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后，由于革命力量的兴旺和发展，时局的变化，使毛泽东获得前所未有的自信心。此时他的战略思想已不再停留在局部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上，而是如何从全局上去争取胜利，并且具体设计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实施步骤。
(2)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把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在理论上与十年内战时期相比较，有了新的发展，突出强调了革命的民族形式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07页。）此后，他又多次讲到“民族形式”问题，并把这一思想贯穿到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文化建设、作风养成，以及对未来国家政权的设想等各方面。上述认识，正是形成毛泽东思想体系特点的重要基础。
(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派政治势力，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眼花缭乱的变化，生动地展现了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变化性，大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头脑中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在抗日时期能够制定出一条科学而完善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能够制定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并配以一整套灵活多样的策略，辩证法思想的大大丰富，是一重要原因。
三、一个相对开放的大环境
十年内战时期，各个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外关系及其形式都做了调整。此时的延安，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大环境中。
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不仅领导人有频繁的接触和往来，而且在政治、军事、政府工作、经济等方面，进行接触、谈判、合作、协商等多种形式的广泛的交往。中国共产党还和各地方当权势力、各界社会名流、各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以至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士绅，通过通信、互相访问、谈判等，广泛交流看法，研讨重大社会问题。
中国共产党还以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0多个办事机构。地域分布包括武汉、广州、香港、重庆、太原、西安、桂林、长沙、上海、南京、兰州、南昌、福州、贵阳，以及新乡、平江、温州等大、中、小城镇。这些办事处和办事机构，除完成日常后勤、联络任务外，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国统区的窗口。通过他们的工作，使党和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及各界人士，加强了联系和交流。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延安还广泛订阅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达三四十种之多，从而大大增加了对全国各地、各界乃至世界信息的了解。
此时的延安与国外也有了很多的交往。一批外国友好人士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马海德、米勒、艾黎、王安娜等，长期在延安或其他根据地从事各项工作。还有众多的各国各届人士，络绎不绝地来延安参观访问，其中著名的有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尼姆·韦尔斯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和美国官方和半官方频繁打交道。如著名的“中国通”欧文·拉铁摩尔，美国政府情报官员卡尔逊，美国总统任命的长老会牧师乔治·菲奇，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等，都曾是延安的座上客。1944年7月至1945年，美军还派遣“迪克西使团”长驻延安，从事军事联络。
通过这些交往，不仅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了解了世界许多国家历史的现实的情况，了解了中外各阶层人士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想法。特别是通过他们从特殊角度无顾忌的提问，激发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
四、一种比较民主宽松的气氛
这一时期共产党内民主空气很浓，上至党中央，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各种不同意见能够展开争论，经过彼此修正，互相补充，形成更为正确的方针、决策。如1937年8月间，中央若干领导人之间关于华北出兵时间、出兵方向、出兵数量、作战形式等问题，互陈己见，反复交换意见；华北抗战初期关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关系的讨论；华北军分会上围绕山西战局的估计和对华北工作布置展开的争论；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等等。
以1937年5-6月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为例，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向会议提出报告，由于刘少奇报告中对从大革命失败到六届四中全会“左”倾错误的估计，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代表认识不一致，引起热烈讨论，激烈争论。首先会议主持者张闻天对刘少奇报告极为不满，宣布报告这一部分暂不讨论。接着有24人次发言，多数人对刘少奇报告提出批评，措辞尖锐。一部分人虽然也对报告有意见，但不赞成全盘否定，不赞成某些人的过激言辞。也有人表示支持刘少奇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长篇发言。他一方面对刘少奇给予极高评价，并支持报告的重大论点，另一方面也表示在评价历史问题中，“我以为少奇错误，是在于以下几点：（一）扩大化；（二）非辩证法的发展观；（三）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四）社会根源问题”。白区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认识基本取得一致，承认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全体一致通过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注：孙惠娟、田铸：《读毛泽东“群众工作问题”一文札记》，《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9期。）。
争论并不都是坏事，并不都是对正确思想的排斥与干扰。从党的历史上看，绝大多数的争论，对正确思想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包括原来基本正确的人在争论中正确思想得到发展，原来持错误认识的人，通过争论（有时是多次反复），错误认识得以克服，正确思想得到发展。不然，我们何以理解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争论很多，而恰恰这一时期是党的历史上理论最繁荣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时期呢。
五、毛泽东的理论意识
延安时期的理论繁荣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从主观方面说，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着极强的理论意识，和对理论工作的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我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意识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重视基本理论，突出实践这个中心环节
毛泽东本人十分重视基本理论的学习研究。红军到达陕北不久，他在百忙中集中精力系统研读了马克思列宁的十余种著作，同时参阅了国内及苏联、日本、欧、美各国的学术著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名著。后来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与有关学者一起，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从近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1936年8月至1941年，5年中他读书200多万字，并写出27000字的批注。
1941年以后，全党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比别人高明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就事论事，不是仅仅停留在某些具体经验上，而是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对待。他说：“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1927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从抗战四年来，我党的自觉性比五四时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注：毛泽东1941年10月13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32页。）正因为毛泽东有着这样的理论意识，他在延安时期所写著作，包括只涉及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著作，都渗透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毛泽东不仅重视基本理论，而且更加突出实践这个中心环节，从而使他的理论更富有活力，更具有创造性。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正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泛滥成灾之际。因此，毛泽东在阐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鲜明地突出实践这个环节，展开了以实践为中心的论述。他强调理论是重要的，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指导实践。他系统地论述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产生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这一系列思想的提出，不仅有力地抵制了流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有力地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而且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焕发了人们理论思维方面的创造力。从而使中国革命于30～40年代，能够产生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灵魂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时代得到创造性发展。
(2)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调查研究
毛泽东讲到理论怎样与实际相联系时，生动地比喻为“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19页。）要做到有的放矢，就要了解靶子的位置、大小、形状、距离远近等等，这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必须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
进入延安时期，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这就使得他有条件从更高的层次上，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调查研究，并且推动了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如果说十年内战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侧重于中国农村和农村的若干典型上，那么到了延安时期，其调查研究的范围不仅有农村，也有城市；不仅有边区，还有国统区；不仅有国内，而且有国外。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回忆1937年她访问毛泽东时，毛曾向她“问了成千个问题”（注：[美]史沫特莱：《毛泽东会见记》，转引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26页。）。1941年8月，中央决定各机关都设置调查研究部门，负责“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61页。）。1944年8月22日，中央向各根据地及重庆办事处发出《中央关于收集研究全国经济情报的通知》；8月28日，又向各根据地领导干部发出《请各地扼要答复十项重大问题》的电报，全面了解各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政权、统一战线等各方面发展情况。其中包括：“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现实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在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本人及全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进行的空前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延安时期中共理论繁荣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的坚实有力的基础。一些学者说得好：“调查研究是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桥梁。毛泽东通过这座桥梁，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发展了马列主义，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注：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87页。）
(3)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起就很有“悟性”，即注意用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克服和清理自己身上的种种旧影响。1936年10月，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曾详细讲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前后世界观的变化情况。直到建国初期，他还在一次大的会议上诚恳地讲述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的体会：“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777页。）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不仅对批判教条主义有着十分尖锐的针对性，而且对于延安时期培养一代马克思主义新人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的理论意识，是在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不发达的中国形成的；因此，不能不带有时代的历史的痕迹：主要反映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正确地充分地论证了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而对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则缺乏充分的论证和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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