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3）04-0125-07
17～18世纪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变革的时代。在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不断向亚非拉地区进行侵略扩张，占领殖民地，开拓商品市场，掠夺原料，贩卖人口。具有古老文明的亚非各大河流域和西亚宗教文明趋于衰落，多数国家和地区变成了英、法、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而唯独从黄帝以来文明从未中断的中国仍然保持了强盛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的地位，并以亚洲强国的身份同英、俄、荷等国进行了斗争，和亚洲邻国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对于清代前中期，即17～18世纪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学者们见仁见智，未有统一意见，但总的来看以否定者多。近年来有的人甚至将清代的外交看成腐朽外交，与英俄的侵略外交相提并论。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和史实上看，这种观点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本文拟对17～18世纪的中国外交，亦即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外交，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和评价。
一、与英国的关系
17～18世纪的英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发展成为最大最强的西方殖民大国。于是，这个西方最强的殖民主义大国和亚洲最强的封建大国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碰撞和冲突。中英间的接触在乾隆时期比较频繁。
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乾隆时期英国的对华贸易急剧增长。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达广州黄埔港的18艘外国商船，英国占半数；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到达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增至86艘，英国占61艘。清政府允许外商在葡萄牙人租居的澳门居住，并在那里设立商馆到广州进行贸易。对于在广州进行正常贸易活动的外商，中国政府是按照法律予以保护的；对于中国人和外商间的纠纷和争端，中国政府一般来说也能依据中国法律秉公处理。例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月，官员岳浚上奏乾隆说：居住于澳门的外国人哑吗卢杀死中国人李廷富、简亚二两命，并把尸体丢入大海，以图毁尸灭迹，拟处哑吗卢以杖责、流放之刑。乾隆阅奏后立即谕示军机大臣说：“夷人来至内地，理宜小心恭顺，益知守法；乃连毙内地民人，已属强横；又复弃尸入海，希图灭迹，尤为凶狡；自应一命一抵。……嗣后如遇民夷重案，务按律充拟，庶使夷人共知畏罪奉法，不致恣横滋事。”[1]（卷一九五）从而纠正了岳浚判刑中的失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月，乾隆获悉中国人倪宏文诈骗、赊欠英国商人货银1.1万余两不还，后由地方官勒令其交还，才由其弟、甥等代还了6000两，余下5000余两由广东地方官府偿还了事，即谕令内阁：“倪宏文赤手无赖，肆行欺诈，赊欠夷商货银多至累万，情殊可恶……倪宏文发往伊犁……”[1]（卷二○三）乾隆既不包庇侵害外商利益的中国不法分子，也坚决打击那些行凶作恶的外国歹徒，表现了堂堂大国君主维护中国法律，依法公正判刑的严正态度。乾隆中期，发生了洪任辉事件。洪任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他的船只直驶大沽口，将控告广东海关官员欺诈勒索苛征外商的上诉书交直隶总督转呈乾隆。乾隆认为此事有关中国法律体制，专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会审。审判结果虽然由于地方官吏互相包庇而有利于中方，但乾隆仍下令将广东海关的负责官员撤职处刑，洪任辉也被关押后逐出境外。洪任辉事件的处理，乾隆还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体制来行事的。洪任辉的上诉未达到英国扩大贸易的目的，也未影响在广东进行的中英贸易。
但是由于英国需要中国生产的大量茶叶、生丝、绸缎、土布、药材、陶瓷、铁器等商品，而英国输出的呢绒、棉纱、玻璃、钟表等商品中国需要很少，因而在中英贸易中中国处于保持大量出超的有利地位，大批白银流入了中国。英国便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几亿人的商品市场。于是英王便以向乾隆祝贺80大寿为名，派出了以马嘎尔尼为团长的使团，携带600箱礼物来华活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十日，83岁高龄的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大黄幄殿隆重接见了英国特使马嘎尔尼。这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乾隆以盛大礼节招待英国使臣，目的是宣扬天朝威德，柔远睦邻，无意和英国扩大通商。在马嘎尔尼交给中国的英国国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扩大通商、给英国以特权、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其中有：英国派使臣常驻北京以照管其商务；英国在北京建立商馆以贮货发卖；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天津以及广东各地自由贸易；在广州附近划一块土地给英商居住，并允许其自由出入；中国把舟山附近一个海岛割让给英国，供英国人居住和存货；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间内河运货的税额；允许英国人在中国自由传教；免除英国人的居住税并发给许可证等。乾隆阅毕英王单方面提出的这些无理要求后，勃然大怒，在给英王的敕书中，对这些要求逐条进行了批驳。严正指出：这些要求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和体制，“断不可行”，一概予以拒绝。特别是对英国企图占领舟山附近一海岛一事，乾隆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给予坚决拒绝。并严正警告英国说，如果今后英船违反中国的制度，强行“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贸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名，尔国船只到彼，未免使尔国夷商往返徒劳，勿谓言之勿预也！”[2]（卷一一八）迄乾隆之世，英国未曾打开中国的大门。
乾隆的对英政策，总的来讲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了西方殖民势力对我国的侵略扩张。当然，马嘎尔尼提出的有些要求，如英国在北京设商馆、派使臣驻京等，中英本来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但应看到，马嘎尔尼所提的条件是一个整体，如割让舟山一海岛，在广州划租界给英国人居住等，就有侵略性，乾隆断然拒绝是对的。有人认为，如果当时乾隆同意扩大通商，说不定不会发生鸦片战争。（注：1993年9月，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中英通使2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与会的中外学者的不少论文均有此类观点，参阅《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论文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首先，中英间的贸易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不管通商规模大小，这种不平衡是很难改变的。利用鸦片输入中国又赚钱又毒害中国人是英国必走的途径。其次，英国的统治阶层是侵略成性的狂妄殖民主义者，不是和平天使。当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英国在上海等五口通商之后，它的要求并未满足，不到20年便联合法国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性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事实说明，马嘎尔尼所提条件中某些条款虽然亦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谈判，但乾隆采取坚决的一概拒绝的态度，打击了英国的扩张气焰，使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意图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总的来讲是积极的。
二、与俄国的关系
中俄的交往关系开始于17世纪。俄国本来是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界。16～17世纪，沙俄政府拼命向东扩张，侵略并占领了中亚和西伯利亚大批小国，把战火烧到了中国蒙古族活动的贝加尔湖地区和满族的发祥地黑龙江流域，侵入了中国的领土。俄国侵略军在中国黑龙江流域盗窃财产，搜集情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沙俄侵略军把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入到我国黑龙江流域以至松花江一带时，已经平定了三藩之乱和统一了台湾的康熙皇帝，决定以武力捍卫祖国的领土，抗击沙俄侵略。在1685、1686年两次雅克萨之战中，中国军队击败了沙俄侵略军。雅克萨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为中俄两国政府在平等基础上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创造了条件。
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也是双方在完全平等、和平协商、中国作了重大让步条件下达成的一个边界条约。中国代表团临行前，康熙指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俄罗斯）。”[3]（卷一三五）但俄方提出了“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侵略性要求，妄图通过签订条约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这为中国代表团所拒绝。会议气氛紧张，处于僵持状态。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根据康熙的指示，作了较大的领土让步，提出尼布楚可让给俄罗斯，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界的建议。但沙俄对中国的重大让步仍不满足，谈判中断，双方濒临重新开战的边缘。康熙委任的中国代表团翻译张诚、徐日升（耶稣会传教士）忠于中国政府，反复劝说沙俄代表团接受中国的条件，同时尼布楚附近中国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抗俄斗争，俄方觉得如继续坚持无理要求，不但得不到尼布楚，而且中国军队必然会把俄军完全逐出黑龙江流域；得到尼布楚，对俄国扩大和中国的通商贸易大为有利。俄方最后同意签约。中俄双方于是在康熙二十八年八月（1689年9月7日）以汉、满、蒙、俄、拉丁五种文字，签订了划分中俄东段边界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为界。《尼布楚条约》是在双方平等谈判、中国作了领土让步后缔结的条约，它的重大意义是：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制止了沙俄对黑龙江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祖国东北边疆获得了较长久的安宁。俄国通过条约获得了中国让予的贝加尔湖以东尼布楚一带的土地，获得了和中国通商的重大利益。从此中俄两国维持了170年左右和平友好通商互利的局面。雍正年间，中俄两国继续就中俄中段边界进行谈判，最后签订了中俄两国划分中段边界和双方在恰克图等地通商的《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同样是在中国作了重大让步条件下双方平等协商签订的条约。条约保证了中俄中段边界的安宁，促进了双方和平友好通商的关系。
三、与荷兰、葡萄牙的关系
17～18世纪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欧洲国家，除英、俄两国外，主要是荷兰和葡萄牙。
与荷兰的关系主要与台湾问题有关。1661年抗清将领郑成功率大军到台湾，在台湾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赶走了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为台湾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收复台湾后仅半年郑成功即病死，台湾由他年轻的儿子郑经、孙子郑克塽相继统治着。郑成功生前对郑经（亦称郑锦）生活的腐化、闹独立性的行为十分不满。郑经据守金门、厦门，抗拒郑成功的命令，当郑成功委派郑泰到金、厦时，郑经竟然“统兵抗拒”，郑成功不胜忿怒，骤发颠狂，“于五月初八日咬齿身死”。[4]（卷二）郑经气死了民族英雄、生父郑成功后，背离了郑成功反侵略的光荣传统，甚至和荷兰人勾结，走上了维持长期分裂割据、妄图使台湾独立的道路。某些学者在肯定郑成功的同时，也肯定了郑经和他的割据政权，甚至说“郑经掌管台湾后，还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业”、“台湾曾有长时间稳定的局面”。[5]（P209～210）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郑经统治台湾的所作所为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参加以吴三桂为头子的三藩之乱，出兵进攻温州、泉州、漳州等地，使东南沿海早已过着和平安宁生活的人民群众重又陷入战火之中。第二，多次上书康熙，要求把台湾比作朝鲜、日本等国，让台湾独立建国，永远脱离祖国。第三，镇压和屠杀郑氏政权内部要求祖国统一、心向大陆的将士和人民。然而台湾内部要求统一的势力越来越大，最多一次冲破郑经阻挠投诚大陆的官兵达3万多人。[4]（卷四）郑经妄图走台独分裂祖国的道路，造成了“众皆离心”的局面。[4]（卷三十）第四，勾结荷兰殖民者，要求荷兰人派兵船介入中国内战，帮助他守卫台湾，实现台湾独立。（注：郑成功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后，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的野心不死。郑经妄图使台湾成为独立国家，暗中勾结荷兰殖民者，认敌为友。当清政府拒绝荷兰人提出的关于出兵帮助攻打台湾的建议后，郑经立即向荷兰人提出联合抗清的主张，并同意一旦荷兰人和他联合抗清，就可以释放人质和恢复贸易，其阴谋是借助外国势力阻止中央政府统一台湾，实现台湾独立。参见纳罗奇尼茨基《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册32页。）由此可见，郑经已成为一个分裂祖国的民族罪人。康熙经过近20年的努力，希望和平统一台湾，均告失败，最后不得不使用武力。1683年6月16日至23日，祖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在澎湖海战中，一举击溃了郑克塽的军队，并在台南登陆，郑氏政权被迫投降，台湾和大陆实现了统一。台湾统一后，清政府内部又有人提出了“迁其人而弃其地”的主张。原先提出了统一台湾的正确意见、并在统一台湾的战斗中立下了重大功劳的施琅，痛斥了这种错误主张。他向康熙上奏说，台湾“关四省要害”，“断断乎其不可弃”，荷兰殖民者对台湾“无时不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6]康熙采纳了他的正确意见，在台湾派兵驻将，建立行政机构，巩固了祖国东南海防，切断了荷兰殖民者的黑手。
与葡萄牙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澳门问题上。
澳门在明代后期的公元553年以后为葡萄牙人租居。从1573年直至1849年为止，葡人以每年500两白银的租金，向广东省香山县政府租居了澳门的部分地区，历时275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一直有效地对澳门的领土、军事、行政、司法、海关实行了全面的管治，只有在葡人内部，由葡人自己治理。澳门之被葡萄牙非法全部窃占而使中国政府失去管治之权，是1849年以后葡国侵略造成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总之，17～18世纪的澳门，为中国租给葡人居住之地，中葡两国政府和人民总的来讲是相处平等和友好的。澳门在17～18世纪发展成为中国最早和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性商港。
16～18世纪的澳门，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转运贸易港口。从1578年起，葡国商人获准每年夏冬两季到广州海珠岛参加中国举办的为期数周的定期市（交易会），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将生丝、绸缎、茶叶、金属手工艺品、陶瓷等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运往澳门，然后转销日本、印度的果阿、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欧美各国，并开辟了澳门经印度果阿到葡萄牙里斯本，澳门到日本长崎，澳门经菲律宾马尼拉直达中美洲墨西哥的三条国际航线。中国商品通过澳门运销世界各地，使澳门的商业贸易极为繁荣。这对中葡双方都很有利。中国商品通过澳门大量出口，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广东生产的丝绸不敷需要，大量精美的苏州、杭州、江宁一带的丝绸和手工艺品经过陆路运到广东经澳门出口，从而促进了中国商品生产和交通贸易的发展。广州和澳门也由于出口贸易的发展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对外贸易大港。中国政府通过外贸获得了大量关税，增加了国库收入。葡萄牙人从经营澳门的转口贸易中获得了惊人的商业利润，大批白银流入葡国商人手中。由于当时英、法殖民者尚未东来，而葡国和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国家关系，成为基本上独占中国商业利益的国家。
四、与基督教和罗马教皇的关系
讲到17～18世纪的中葡关系，必须要说明葡国保护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对发展中外关系所起的作用。天主教是基督教中的最大一派，耶稣会是明清之际首先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中的一派。澳门在16世纪中叶为葡人租居后，葡国把澳门建成为远东最大的耶稣会传教中心。早在明代，葡国就在澳门建立了远东最大的由教会主管的高等教育机构圣保罗学院，学院内学习中文、科技知识和神学知识，培训耶稣会教士；又在澳门建立了远东最大的天主教活动中心圣保罗教堂，这座用花岗岩建成的雄伟建筑于清代后期毁于火灾。
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是为维护葡国和中国的良好关系服务的。罗马教廷规定，基督教为一神教，基督教徒不准相信其他神灵。耶稣会没有按照罗马教廷的一套来办，对教皇的教规作了若干修改，允许中国教民除崇拜耶稣基督外，也可以崇拜中国传统的神灵，可以崇拜孔子和祖宗、天帝，认为中国人信仰的天神和耶稣会崇拜的天主是相通的。耶稣会允许并鼓励教士遵守所在国的法律，遵从所在国的民俗。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一面传教，一面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他们和中国的崇祯皇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及康熙祖母孝庄皇太后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耶稣会教士在中国遵纪守法，讲中国话，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菜，在中国当官，最后老死在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张诚、徐日升等人，他们都是澳门圣保罗学院培养出来的教士。
利马窦明末来华，他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学，还把从澳门带来的世界地图改绘成《万国舆图》送给广东肇庆知府王泮，在图上介绍了中国人未知的地圆、地球大小、地心、五带、五大洲的概念。汤若望和其学生运用欧洲先进科技编成“时宪历”，经过康熙指派大臣多次实测，该历比中国传统的“授时历”准确和科学，为中国采用。当顺治帝年轻即患天花病不治时，清廷对他的两个儿子玄烨和其兄福全谁继承帝位犹豫不决，便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从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8岁的玄烨已出过天花，有了免疫力，福全虽大但未出过天花（天花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建议立玄烨为帝。玄烨即康熙皇帝，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汤若望崇尚科学，效忠于清室，他推举康熙，对中国历史作出了特殊贡献。南怀仁长期为康熙信用，当三藩叛乱开始时，康熙委托他利用澳门的军火工业基础制造了神威无敌大将军大炮（又称红衣大炮）300尊，在平定叛乱、反击沙俄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诚、徐日升等人经常入宫，教康熙学习西方的数学、天文、历法、地质、地理、工程、西医西药等知识。毛泽东同志称康熙的伟大贡献之一是首先向西方耶稣会教士学习先进科技知识，是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对此张诚、徐日升是有功劳的。《尼布楚条约》签订时，张诚、徐日升作为康熙特派的翻译，效忠于中国，当谈判濒临破裂时，他们说服俄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最低条件，为条约的签订作出了贡献。至今一些流行较广的通史教材仍把耶稣会教士看成侵略者，是没有根据的，不能成立的。应该知道，教士的活动是为派出国利益服务的。但17～18世纪中葡两国是平等通商的关系，葡国希望结好中国以维持这一关系，这种通商关系如前所述对双方都有利。耶稣会教士的活动巩固和推进了这种关系。他们不是侵略者，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在北京的坟墓“文革”动乱时被毁，改革开放后已重新修建。他们受到中国人民的纪念。
当然，基督教传教士中不少人是侵略者，这要具体分析。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罗马教皇获悉耶稣会违背教廷的教旨在中国传教时，便派出铎罗携带教旨于次年到达北京。开始时康熙接待他很热情，但铎罗不把教旨交给康熙，而把教旨中不准教徒使用天的称号，不准教徒崇拜天、孔子和祖宗，谴责中国皇帝用教士修订历书、观测星相等内容直接传给中国教民，不服从者就开除出教，妄图强迫中国人改变自己的习俗和传统信仰，从而引起了极大的纷扰。康熙对教皇使节胆敢无视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强迫中国人在中国境内不信中国传统思想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气愤，便下令规定违背耶稣会之说的宗教都是邪教，违背中国政令习俗的教士一律不准在中国传教，一律逐出中国。铎罗进行抗拒而被捕，被押送澳门，由耶稣会看管。三年后铎罗死于澳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新教皇又发表敕令，宣布不遵守1704年敕令的教士将处以破门之罪，并派嘉乐携教皇命令到北京，企图命令中国教民接受教皇命令。嘉乐到华后看到在中国不可能实行教皇敕令，强迫推行必然导致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完全失败，便在敕令后附加了8条，大体上承认了中国教徒可以在中国信奉传统信仰。康熙对教皇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康熙把遵纪守法、为中国政府服务的传教士同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传教士区别开来，把吸收、学习和利用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知识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区别开来，说明他毕竟是地主阶级中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但是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不死，乾隆年间教皇解散了耶稣会，又重申了中国教徒不准举行崇拜祖宗的仪式。天主教愈益成为英法等殖民大国的侵略工具。为了国家安全，清政府终于从限制传教到最终禁止传教。清政府的禁教，我们应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加以理解。
五、与亚洲邻国的关系
17～18世纪的康雍乾时期，我国和亚洲邻国总的来讲是和平友好的，但与个别国家也发生过战争。
明清时期，朝鲜、越南、缅甸等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是它们的宗主国。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与西方殖民大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藩属国的内政完全由藩属国自己管理，宗主国不加干涉，但在国家关系上，宗主国皇帝和藩属国国王有尊卑和称呼的不同，地位有高低之分。藩属国新国王登位，要报告宗主国皇帝册封承认；宗主国新皇帝登位，藩属国也要派使节上表进贺。在军事上，藩属国受外国进攻或有内乱，可以要求宗主国出兵支援。在经济上，藩属国遇到灾荒战乱也可向宗主国求助。藩属国的国王要定期向中国皇帝进贡，献上本国的土特产品，中国皇帝也总会给藩属国的使节以更多的赏赐。中国不向藩属国征税，相反，在一般情况下要给藩属国很多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这种国与国关系的出现，从中国方面来说是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统治者一直有中国为天朝大国，外邦为蛮夷小国，中国有保护和支援小邦，柔远怀服的思想。藩属国是在中国儒家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有传统的钦羡尊重之情，自己国小力弱，也需要中国给予政治军事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支援，愿意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这种国与国的关系，从国家统治者的身份地位来讲是不平等的，有尊卑之分；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两国统治者自愿结成的关系，对两国的历史发展都有利。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越南、缅甸、暹罗（泰国）等建立的就是这种关系。中国和藩属国间建立了和平友好、通商贸易、政治军事上彼此支持、经济上彼此帮助的亲善睦邻关系。明朝末年，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军队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赶走了日本侵略军，就是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的实例。明清两代中，中国为了帮助周边邻国抗击侵略，安定内乱，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做了很多积极的事情。
廓尔喀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紧邻中国西藏的小国。英国侵占印度后，便挑唆煽动廓尔喀侵华，甚至答应说英国可以提供武器。乾隆后期，西藏爱国宗教领袖班禅六世徒步万里，前往承德和北京谒见乾隆，受到乾隆热烈隆重的接待。班禅六世在京时不幸患天花病去世，乾隆帝赏给班禅一行以大量金银财宝。当班禅六世的随行僧侣奉骸骨并带了乾隆的大量赏赐回归西藏后，班禅六世的哥哥仲巴呼土克图因一向为班禅管理内库，便把这批财宝全部占为己有，既不分给各寺院和将士，也没有分给自己的兄弟。仲巴呼土克图的弟弟沙玛尔巴属于红教，极为气愤，便进入廓尔喀。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和沙玛尔巴的引诱下，廓尔喀统治者为抢掠财宝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大举兴兵进攻西藏，攻占了后藏。清政府遂派大军进藏还击。在藏族同胞的支持下，清军克服了地形险阻、空气稀薄等种种困难，奋勇作战，节节胜利，最终收复了全部领土，并追击侵略军入敌境数百里，六战六捷，杀敌数千，使侵略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廓尔喀军队敢于大规模入侵中国西藏，英国殖民势力的支持和煽动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英国支持廓尔喀统治者只不过是利用其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并不是廓尔喀统治者的真正朋友。当中国军队彻底击溃了廓尔喀侵略军，英国无利可图、无机可乘时，便把廓国统治者抛弃了。廓国国王不但派人赴印度乞援未果，而且印度“久为英吉利属国，与廓夷积衅，闻廓夷受兵于中国，则亦出兵攻其边鄙”。[7]（卷五）廓尔喀封建主面临着中国和印度两支大军逼临国门的形势，便再三向清军恳求投降。清政府同意了停战的请求，并和廓国使节达成协议，廓方交还中国“所掠藏中财宝及金塔顶、金册印，归前被执之丹津班珠尔等，并献沙玛尔巴之尸，贡驯象、番马、乐工”，表示廓尔喀将“永遵约束”[7]（卷五），不再侵略中国。乾隆支持和批准了和议，下令留西藏兵3000人，汉、蒙古兵1000人守卫西藏，中国军队于是班师回朝。乾隆只要求疯狂侵略西藏而被中国军队彻底打败了的廓尔喀归还掠夺的财产，保证不再侵犯中国，就同意了和议、并没有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提出割地、赔款、驻军等过分的要求，表达了大国皇帝怀柔睦邻、以和为贵的友好态度，成为18世纪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从此，廓尔喀国王相信中国而不相信殖民主义的英国。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发生鸦片战争时，“廓尔喀遣人禀驻藏大臣，言小国与里底（英吉利）所属之地相邻，每受其侮。今闻里底（英吉利）与京属（中国广东省）构兵，京属屡胜。臣愿率所部往攻里底属地（印度）以助天讨”。[7]（卷五）表示在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廓尔喀站在中国一边，并愿帮助中国。一个被大国打败了的小国对大国如此信赖，可认为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迹。从此中廓两国形成了互相信赖、睦邻友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亚洲邻国的了解和信任。
六、中国外交政策的特点、产生原因和历史作用
综合上面所论当时中国与英、俄、荷、葡、基督教和罗马教皇、亚洲邻国的关系，我们对17～18世纪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如康熙抗击沙俄侵略，乾隆抗击廓尔喀侵略即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抗击任何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不管是英国也好，俄国也好，作为邻邦的廓尔喀、缅甸也好，谁侵犯中国领土都将受到中国的反击。第三，不对任何外国进行侵略扩张。中国虽然多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从未割占外国一寸领土，从未要求外国一块银元的赔款，相反，作出了较大的领土让步，提出了宽容的条件。康熙、雍正对俄国，乾隆对廓国和缅甸，中国政府对租居澳门的葡国人，均采取了这种态度。第四，维护中国的体制和法律原则。康熙驱逐干涉中国内政的罗马教皇使节铎罗，乾隆拒绝妄图侵占中国领土的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的无理要求，都表现了这一点。第五，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互利睦邻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而且中国当时与葡萄牙、俄罗斯以至英国总的来讲也一直保持着友好通商的关系。在1849年前，中葡两国关系友好，澳门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促进了中国、葡萄牙和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英、俄两国的和平通商，也有利于双方的经济交往。
17～18世纪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外国学者对此早就作出了积极的评价。美国史学家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说：“中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没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权。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华夏族认为其他民族是下等民族，但仍然是大家庭中的成员，因此，很少激起周围国家的敌意和妒忌。……他们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8]这两位美国学者不懂得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但是他们这一段论述中国古代至近代很少侵略别国，很少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受儒家和平主义影响的话，却是从历史真实出发的正确结论，可惜没有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分析17～18世纪中国和平主义外交政策产生的原因是：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讲，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农业民族。农民受自己生产条件的影响，培养了一种勤劳朴实、安于本分、互助友爱、爱家爱乡爱国的优秀品质。热爱土地、热爱家乡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他们无法生活下去而激起的。中国农民当然也希望富贵，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勤劳创业之上，他们是不会丢弃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神位、家园，到外地以至外国去扩张的。中国古代外交的和平性质，是由中国农业国家的经济特点决定的。其二，儒家文化和宗法思想的影响。孔子、孟子倡导的儒家学说，以和谐、友爱、团结、互助、克己、为人、利他为其主要特点[9]，至今受到世界人民的推崇，是人类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提倡和为贵，反对战争，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吸收融合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成为封建皇帝治国的基本方针。少数民族出身的杰出君主，如北魏孝文帝、元世祖和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等也把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本。这就使中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和平友善的性质。但是，这种和平外交和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有根本性质的不同，那就是古代外交建立在封建大国的宗法思想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小邦；中国应该高于各国，应该帮助、救济各国而不是去侵略、掠夺别国，别国应该尊崇中国的宗主地位，接受中国的帮助救济。中国封建帝王的这种天下大宗的思想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应该看到，把中国列于各国之上，是一种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观念；但其实质不是侵略与被侵略、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而是一种封建制度下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友好互助合作的关系。其三，地理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有不少中国文化史的论者片面强调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我们是不赞成的。[9]众所周知，地理环境不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而且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是不同的。但是，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人要在科技和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古代，越过浩瀚的太平洋，跨越喜马拉雅山和西伯利亚冰原向外扩张，是不太可能的。
17～18世纪中国外交所反映出来的封建时代的和平主义特征，在历史上有很大的进步性。这种在人类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独放异彩的中华外交，应该是中华文明所以延续了5000年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世世不绝的伟大文明的原因之一。当然，中华民族古代的和平外交和封建帝王天下大宗、柔服睦邻的宗法思想有关，以至到了17～18世纪仍把英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看成落后于自己的蛮夷小邦，对变化了的世界一无所知，以致失去了向外国学习、跟上时代潮流的机遇。这是值得珍视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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