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菜根谭》用人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菜根谭论文,用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管理的视角，对洪子散见于《菜根谭》里的用人思想（包括择人、容人、治人等）作了初步探索和归纳整理，并对其要旨予以简略的评析，探讨了这些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变通运用价值，认为其可资借鉴的基点是它所内蕴的传统文化之思想精华和管理本身的强烈民族属性。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大都散见于一些优秀的古典文籍中，需要我们不断地发掘整理和研究探讨。明朝洪应明撰写的《菜根谭》，虽说只是一本论述修身处世、待人接物、应事的格言集，但仍不乏合理、睿智的管理思想蕴含其间，吉光片羽，随处可觅。本文试图从管理的视角，对《菜根谭》的用人思想作一些初步探索。综观此书，大体可将洪子用人思想之要旨归纳论述如下。
一、择人
根据用人需要选择不同层次的合适人才，此乃用人之首。择得人才，才谈得上用好人才。
（一）德主才奴
人才应具的素质，就其基本要素而言，可概之为德与才两大方面。洪子在《菜根谭》（以下引用均略去书名）后集概论里以喻道出这样一个深刻的择人原则：“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形象而精辟地阐明了择人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这番卓识基于其对德行的深刻见解：“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有而栋宇坚久者；心者修齐之根，未有根不值而枝叶荣茂者”（《后集·概论》）。唯德行是事业成功的基础，思想乃修身齐家的根本。
植根以期枝叶茂，固基为图栋宇坚。究竟该怎样看待德行与才识的关系呢？《续集》从另一个侧面作了辩证分析：“德随量进、量由识长，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识”。在此，“量”是指度量，容纳包涵事物的气度，他认为两者有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这种德才兼备，德才相佐而又要以德为主的择人观，也为今人教人育德指出了方向。古人用人尚如此，今人更当以此为要。
（二）择人所长
该如何择人呢？《后集·概论》强调：“用人不宜刻。刻则思效者去”。人无完人，人才并非全才，择人太苛刻，想效力者就会离你而去。要择其高山，不讳深谷。有时，优点突出的人，作为他的一个侧面，缺点往往也明显。欲用人之长，要能容其之短，弃瑕录用。不然，得到的多半会是一些樗栎庸材。况且，有些人之“短”并非真短，洪子对此见地精到，举例分析：“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盖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胧正聪明之窟也”（《前集·评议》）。人之长短，能如此这般地予以辩证分析，对于人事管理，实在是大有裨益的。
人才这个概念，应该理解得宽泛一些，绝非人之精英。一个企业所需要的人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择人尤如择器而用，贵在择其所长，避其之短，根据人之长处安排合适的工作。
同时，选择人才的度人标准必须客观而无私。《后集·概论》曰：“毋以己之长而形人之短；毋因己之拙而忌人之能”。此语似晨钟暮鼓，发人深省。我们在择人用人时，若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致于埋没人才，摧残人才，流失人才，就会择得真才干将。
（三）全面衡量
选择人才，洪子提倡宏观着眼，考其主旨，不囿于微功小过，也不以偏概全。他这样举例相喻：“铅刀只有一割能，莫认偶尔之效辄寄调鼎之责；干将不便如锥用，勿以暂时之拙全没倚天之才”（《前集·评论》）。“调鼎”是宰相的喻称，“干将”为古剑名。择人时力戒只看到铅刀一般的一割之能，遂委之以重任；仅因为古剑有时不如小锥可灵便使用的暂时笨拙，便全然埋没其大才。对于“泛驾之马，可就驰驱；跃冶之金，终归型范”（《后集·概论》），意指那些不甘于拉车把车子翻掉的马，可用来疾行奔驰；跃跃欲试自以为能铸宝剑的材料，终将纳入造器的模具。
全面衡量一个人，必经过实践的考察和多方面的考验。《前集·修省》曰：“非盘根错节，何以别攻木之利器；非贯石饮羽，何以明射虎之精诚；非颠沛横逆，何以验操守之坚定？”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识人，并且应将人置于各种环境中给以多方面的考验。诸如“遇艳艾于密室，见遗金于旷郊，甚于两块试金石”（《后集·概论》）。而判断人的“淡泊之守，必从浓艳场中试来；镇定之操，还向纷纭境上勘过”（《前集·应酬》）。真可谓披榛采兰。
二、容人
雅量容人，大度待人，此乃用人之要。如此，人们才会心悦诚服，尽心尽意地为你效力。
（一）大度容人
用人者在用人之长的同时，要有容人的气度，这一宽容思想是洪子反复强调的：“廉官多无后，以其太清也；痴人每多福，以其近厚也。故君子虽重廉介，不可无含垢纳污之雅量；虽戎痴顽，亦不必有察渊洗垢之精明”（《前集·评论》）。忠告人们勿过于挑剔他人。《后集·概论》颇具哲理借喻相佐这一思想：“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是故，唯“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同上），才称得上是明智的用人之道。
用人者是否具有宽容大度的思想，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周围人才的兴衰去留。有则会使人才荟萃，欣欣然然；无则会使人才遭抑，晋材楚用。洪子形象地描写道：“（用人者中）念头宽厚的，如春风煦育，万物遭之而生；念头忌克的，如朔雪阴凝，万物遭之而死”（同上）。还认为具有这种思想“可以酝酿两间和气”（同上），有助于人们较好地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一气度来自于用人者深厚的自信和豁达：“我果为洪炉大冶，何患顽金钝铁不可陶熔；我果为巨海长江，何患横流污渎不能容纳”（《前集·修省》）？《后集·概论》还从自我的角度辩证地阐述了容人之大益：“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
容人，既要能“融得性情上偏私”，容得人之个性特点；又要能容人之言，容人之短，容人之过。但是，我们的涵容不敢苟同于洪子的容人观：“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同上），此论失之偏颇。大度待人，这个“度”要有“质”的限定，并不是毫无原则地包容一切，要宽严得宜，恩威兼施。“质”的内涵则由用人者所处的时代、社会、企业的性质、要求来决定。
（二）容人之言
人们从事工作，不光为谋生赚钱，还为争取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容得人言，让人们能通过自己的言论、行动将自身实实在在地参予于企业管理。
容人之言，要广开言路，善听人言，“毋因群疑而阻独见；毋任己意而废人言”（同上）。得让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个个都具参与管理的权力，才不致于“偏信而为奸所欺；自任而为气所使”（同上）。这样用人，方可谓充分地用人，不仅仅用人之为，也用人之言。
容人之言，要容得众言，容得善语好言，更要容得独见愚言，甚至逆耳之言。“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之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鸠毒中矣”（同上）。有着这般的卓识和思想，用人者便会有接纳部下意见的涵量和气度。便能从谏如流，决不会让人们直言贾祸，相反，还会因此得到奖励和提升。
如是，人们才敢畅所欲言，直陈己见，才肯竭智索能为你出谋划策。
（三）容人之过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洪子明确主张：“人之过误宜恕”（同上），他涉及这一内容的论述颇多：“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同上），对下属的过错宜宽囿大量，不求全责备，既往不咎，象楚庄王容人之过，赢得唐狡血溅沙场，以死报国；唐太宗不计前嫌，重用魏徵，便是例证。
《续集》讲道：“责人者，原无过于有过之中，则情平”。人犯了错误，应象没犯错误那样对待他，责人以宽，其感情就易平息。这也意味着给人以机会和时间，容其改过，不录小过，不疵细瑕，不以一眚掩大德。当然不是说对下属的过错听之任之，只是别过分苛严，一有小错细过，便侧目相视。
关于人之过误，他持辩证看法，阐述生动：“粪虫至秽，变为蝉而饮露于秋风；腐草无光，化为萤而耀采于夏月。故知洁常自污出；明每从暗生也”（《后集·概论》）。比喻颇具哲理，令人深受启迪。学会辩证地对待人之过误，以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待所用之人，勿一锤定音，一棍子把人打死。
总之，容人有过，允其改过，才称得上是爱才、惜才，真正地保护人才。
三、治人
对下属施以合乎人性和个性的管理，此乃用人之法。管人有方，治人有术，才能更好地用人，用更好的人。
（一）顺应人性
洪子在《前集·修省》中谆谆相告：“事之同处即为性，舍情则性不可见；欲之公处即为理，舍欲则理不可明。故君子不能灭情，惟事平情而已；不能绝欲，惟期寡欲而已”此语虽有不尽妥善之处，然而，这一承认人们感情和欲求存在之正常性的认识极为可贵。人皆有七情六欲，这是人的本性，管理者要注意满足人们感情和欲念的需要。固然，不该纵之、任之，但“人之情欲不可拂，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前集·应酬》）、理之，进行正确的引导，渐次纠正人们的冲动之情、非份之想和偏激之为。即通过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欲求观，使个人的精神、物质欲求与企业目标及现实可能性相谐调一致，就容易在自自然然中达到治人之目的。切忌“用逆之之法以制之”，企图以灭情绝欲的方法达到治人之目的，这是违逆人性，行不通的。
（二）因人而治
管理面临的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不同对象，且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个体，在年龄、个性、品德、知识、涵养、生活经历和家庭社会环境等方面均有差异。据此，洪子竭力主张视具体对象，采取不同的治人之术，方能巧于驾驭。诸多具体情况和治之之道列述为：
“少年之人，不患其不奋迅，常患以奋迅而成卤莽，故当抑其躁心；老成之人，不患其不持重，常患以持重而成退缩，故当振其惰气”（《前集·闲适》）；“才智英敏者，宜以学问摄其躁；气节激昂者，当以德性融其偏”（《前集·修省》）；“节义之人，济以和衷，才不启忿争之路；功名之士，承以谦德，方不开嫉妒之门”（《续集》）；“驭横者先驭其气，气平则外横不侵”（《后集·概论》）；“遇欺诈的人，以诚心感动之；遇暴戾之人，以和气薰蒸之；遇倾邪私曲的人，以名义气节激励之。天下无不入我陶熔中矣”（同上）；“待小人不难于严，而难于不恶；待君子不难于恭，而难于有礼”（同上）；“人有操之不从者，纵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顽”（同上）；“锄奸杜幸，要放他一条去路。若使之一无所容，便如塞鼠穴者，一切去路都塞尽，则一切好物都咬破矣”（同上）。
人事管理在处理此类奸邪、佞幸的人物时，实在可由此受到启示。要知道，对任何一个人的处治，不仅仅只涉及此人此事此处，也将会牵涉到彼人彼事彼处。若把人置于死地，那这些牵涉面有可能成为遭难面。因此，惩处要充分考虑到后果，对个人、对企业，也要对整个社会负责。
因人而治的同时，要注意“功过不宜少混，混则人怀惰
之心，恩仇不可太分明，明则人起携贰之志”（同上）。要把持住公平，才不致让人灰心丧气，离心思叛。
（三）寓治于教
洪子推崇教化的作用，指出：“人之短处，要曲为弥缝。如暴而扬之，是以短攻短。人有顽的，要善为化诲，如忿而嫉之，是以顽济顽”（同上），认为一味地将人之短处予以暴露张扬，怒而憎之的做法实属下策。
教化，即教育、疏导、感化人的思想，继而影响其行为，使之与用人者的要求和期望相符合。它较之行政命令和处罚有一显著特点，这就是它的非强制性，靠着思想工作和情感的沟通，靠着春风宜人，细雨润物般的潜移默化来达到治人之目的。在手段上属“柔道”，因而，非一朝一夕的功夫所能就，不可操之过急。当如《后集·概论》所云：“家人有过，不宜暴怒，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隐讽之；今日不语，俟来日再警之。如春风解冻，和气消冰，才是家庭的型范”。他主张“事有急之不白者，宽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同上）。
人的思想、观念和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改变之绝非易事。所以，寓治于教化之中，要循序渐进。作者意识到：“善启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善移易风化者，当因其所易而渐反之，毋轻矫其所难”（《前集·应酬》）。施行教化须记住“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后集·概论》），人们接受不了的道理和思想，别免强灌输。
上述初步探讨了《菜根谭》的用人思想，虽散见于其前篇后集，显得零碎杂乱，但经归纳整理，我们能见到如上所述的一个大致体系。这一哲学化了的用人思想体系，虽缺乏理论上的完整性，但丰富深刻，包含许多喻世明理，对企业用人治众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代企业以人为中心，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是企业的生命。用人问题乃关系企业兴衰成败之关键，得人者昌，失人者衰。市场竞争，归根结底为人才的竞争；企业管理究其核心是对人的管理。人的管理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一个企业人才的多寡，作用发挥得如何，是群贤毕至，济济一堂；还是鸠集凤池、庸人据位，都与企业领导的用人思想直接相关。
现代企业的人和事，固然应当用现代的管理思想来管理，但是，管理的民族属性不可忽略。这个民族性就是管理本身所内涵的民族心理、气质、性格、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一脉相承性。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管理，都深深植根于其管理客体赖以存在的那片土地，都是融那片土地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于其中的，都是一个在累积先人经验中前行的过程，也都是一个古为今用的过程，对人的管理尤为如此。
正因为管理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在学习国外现代管理的同时，毋忘从古人那寻得要言妙道。我国企业界对当代众多国外管理名著已不陌生，但也别忽略这本业已引起国外同行关注，融儒、释、道三教思想于其中的值得珍视的遗产，它凝聚了我们的前人为不断完善自身管理所作的许多思考和探索。若将其间所蕴含的管理思想之精粹与引进的现代管理理论融会贯通，中西合璧，定能获卓著成效。
诚然，《菜根谭》同所有优秀古籍一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封建的糟粕。它渊自三教，既有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不乏真知灼见和药石之言，也伴着如出土文物所难免的经年尘垢。但瑕不掩瑜，只要拂去沉积其上的尘土，撇开其具体的阶级内容和特定时代所赋予的内涵，披沙拣金，洪子用人观点中的相当一部分，可取其合理内核并赋之以具时代气息的新解释，这些睿智的思想是可资借鉴、参考和受之启发的，也是能变通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
以上只对《菜根谭》稍稍浅涉，仅就用人思想作了简略论述，该书还有着其他诸多方面的管理思想，可供经营管理深层开发之处甚多，玉韫珠藏，有待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