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1)02-0012-05
邓小平十分赞赏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但列宁并不是没有犯过片面化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例如：他曾经以德国的战时经济为原型，认为可以通过强迫加入辛迪加等措施去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曾经把内战时期的迫于形势而实行的全面国有化和余粮收集制，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起点，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建设计划，结果在战争结束以后带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其实，任何人都很难避免片面化，在建设未来社会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令人惊叹的不是列宁有过片面化，而是能够比较快地从片面走向比较全面；不是有没有犯过严重错误，遭到过严重的失败，而是能比较快地改正错误，从失败的教训中形成比较正确的思路。之所以说比较快，是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到1923年春失去工作能力，不到5年半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是战争时期，从1921年春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到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只有两年的时间，其中相当长的时间还重病在身。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列宁的探索居然留下了至今对我们很有启示的新经济政策的宝贵思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一、已有知识的局限
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的一点是，列宁自觉地认为人们对建设社会主义是缺乏知识的。他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以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2]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更是缺乏知识的。他在谈到俄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说：目前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3]
这就是说，俄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知识是极为有限的。列宁所处的时代是极端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能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可贵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提出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前提，从而是形成正确思路的前提。当前，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分析每一条都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特征都可以单独构成社会主义的定义，如有如下一些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社会主义是既没有阶级区分也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如此等等。总之，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去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自觉地认识到在俄国的过渡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理论知识的局限，为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路提供了空间。
二、只能根据经验
苏维埃俄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短处是理论准备不足。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提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理论，而且在二月革命以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过认真的探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俄国已经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二月革命以后，随着列宁提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可以首先走向社会主义，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作为迫切任务突然降临到俄国共产党的面前。俄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探索中的长处是：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坚持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因此，他们能防止思想僵化，一旦发现原来的道路行不通时，能果断地选择新的道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后短短的几年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丰硕成果，得益于这个正确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就强调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他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4]“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5]
注意：这里说的是“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难道除此之外就不能以别的为根据？难道不能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根据？在列宁看来，马克思的理论是分析经验的依据，而不是决策的根据，根据只能是事实。其实，人类文明归根到底无非是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深刻的世界观、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今天根据工人运动的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已经不够了，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之所以要强调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已由理论变为现实，有此可能；而且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知识极为有限，甚至无知，因此有此必要。那种以为可以根据已有的知识，用教条式的全面规划，可以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只能把社会主义引向灾难。
如何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例如他提出：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就必须把实际目标放在首位，在实践中大胆地求索。还在实行粮食税之初，他就提出把实际目标放在首位，由实践、实际经验来检验他的粮食税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他说：“现在我们用来实际衡量全国范围内经济建设成就的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是否能够按照国家的规定迅速地把粮食税收齐；第二，——这一点特别重要——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商品交换和产品交换的成绩怎样，即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的成绩怎样。”[6]
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就必须重视地方经验，并以此来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识和党的政策。1921年5月，列宁指出：“需要的不是提纲，而是注意地方上的经验。去研究这些经验吧！”[7]又说：“我们应当注意下层的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因为法令是由下层执行和检验的，法令中的错误也需要由下层来纠正，是下层开始做的工作，则需要我们在这里的会上作出总结。”[8]“我们当前的主要弊病之一，就是缺乏对实际经验的研究，缺乏经验交流，缺乏互相监督——通过地方的实践检验中央的指示，通过中央的领导监督地方的实践。”[9]
根据什么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是广大群众的经验。他说：如何具体地走向社会主义，“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10]这些经验由谁来检验？检验的标准是什么？不仅是由领导来检验，也不仅是由国家机关和专家来检验，主要应当由广大群众和全体居民来检验。“目前我们踏上了实干的道路，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但不是把他当作用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改造工作要做得让大多数劳动群众——农民和工人都说：‘不是你们自夸，而是我们夸你们，我们说你们已经取得了最好的成绩，有了这个成绩，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绝不会想回到旧制度去了。’但是这一点还没有做到。因此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11]不是根据书本提出的标准来检验，而是要把是否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作为检验的最高标准。
三、从特殊出发
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就不能从一般出发，而要从特殊出发。列宁强调特殊，强调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需要经历特殊的过渡阶段，采取特殊的形式。他写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12]“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13]这种特殊的过渡办法不可能在书本上找到或从别国的现成的经验中搬来，因为他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条件下，必然是极不相同的。在这里，必须摒弃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讨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为了强调这个思想，列宁提出了如下一个著名的论断：“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他们的形式，他们的联接，他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14]列宁关于特殊环节的提法，一是为了说明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经过本国历史发展过程造成的各个中间站。这种中间环节是这样的重要，只有抓住他，才能抓住历史发展的整个链条，才能继续向前迈进，过渡到下一个环节。二是为了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国家，各个环节的次序、形式等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正因为如此，要找出这种特殊环节是十分困难和十分复杂的。可以说，列宁建设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过程就是对这种特殊环节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1918年春天，列宁认为这种特殊环节就是实现全民计算和监督。他写道：“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15]
1921年春天，列宁认识到在建立国家生产和分配制度之前还应当增加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在《论粮食税》一书中写道：“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他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6]
1921年秋天，列宁进而认识到当前的特殊环节还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商业。他写道：“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17]“在我们所谈的这个活动领域里，这样的环节就是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年秋天，他进一步认识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18]到此为止，新经济政策已经比较全面地制定了。这是否意味着已经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足够知识了呢？仍然没有。他说：“我们还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但我们有找到这种途径的惟一办法，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19]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实施新经济政策已经有了完全的知识了呢？仍然没有。1921年10月，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20]
正是强调从特殊出发而不是从一般出发，促使列宁能够较好地避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尊重实际、尊重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
四、如何对待自发力量
从1921年春开始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发生的一次飞跃，其主要之点是：认识到俄国的经济离不开市场。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社会主义与市场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对立的；但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却处处遇到苏维埃俄国的经济与市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市场的自发力量，这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中也是一片空白。列宁认识到俄国的经济离不开市场，不能说不是一大飞跃。这个飞跃是怎样发生的？其中关键的一条经验教训是如何对待自发性、特别是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问题。在这方面，列宁经历了一个从全力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性到承认、尊重自发力量的过程”。
在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在著名的《论‘左派’幼稚性与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曾经详细地阐明了为什么要把抗拒国家干预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他说：现在我把俄国现有的经济成分列举如下：“(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展开。如果用‘国家资本主义’等这些经济范畴的术语来说，究竟是谁和谁进行这一斗争呢？按我刚才列举的次序，是第四种成分和第五种成分作斗争吗？当然不是。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抗拒任何的国家干涉、计算与监督，不论他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21]
列宁曾经认为，可以依靠国家的力量，通过直接由国家组织的生产和分配来克服这种自发性。因此，他把新经济政策以前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称之为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实施这个方案带来的严重恶果，在1921年春爆发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中得到充分暴露。根据这一经验教训，列宁开始改变对自发力量的态度，不是痛斥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而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允许被当作“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主要表现的自由贸易，尽管只是开放了一小块。但却由此开始了两个过程：一个是对市场自发力量态度的转变过程；另一个是开始了新经济政策由不完全自觉（相当程度上的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粮食税计划只是允许农民在“当地范围内”一定的自由贸易，在全国范围内还是要通过国家控制的有组织的商品交换来进行。恰恰是这个一定范围的自由贸易，自发地越出了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冲垮了有组织的商品交换，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地发展起来。1921年10月29日，列宁说：“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22]
正是通过对这次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在理论上才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新估计。列宁深入地思考了使国家陷入危机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战略的哲学，他承认了单靠热情和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的错误，得出了必须依靠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的哲学结论和俄国经济离不开市场的经济学结论。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论为基础”；不仅如此，还“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23]到这时，新经济政策才开始进入自觉的阶段；尽管这个政策是在1921年春天就开始提出的。为此，列宁说：“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24]（重点号是引者加的）他认为原先方案的主要缺陷是没有认识到俄国的经济同市场的关系。
五、活跃党内民主
民主决策是正确总结经验、进行科学决策的必要条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有人在这样或那样的原则问题上同列宁的观点不一致，那么这些反对列宁的观点的人即使不是心怀敌意，至少也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严重问题。其实，尽管列宁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但当时并没有认为只有他才有权发表惟一正确的看法。自由发表意见是当时党内生活的正常的和不可动摇的准则，党的路线也总是通过交换意见、全面讨论有争论的问题来制定的。任何政治决定都要经集体讨论和通过。
即使是在国内战争条件下，民主准则也仍然在党内起作用，他有效地抵制着种种独断专行的倾向。党的最高代表会议——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而在两次代表大会间隔期间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则由中央全会讨论解决。例如在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之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央全会就召开了30次。[25]中央委员会不仅向代表大会，而且也向同样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表会议报告自己的工作。
在国内战争时期党的生活中的民主原则不可能十分完备。在内战结束以后，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把那些年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称为趋向于“战斗命令制”，并指出：目前的形势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他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这种制度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26]可见，国内战争一结束，在非常状态所造成的对党内民主加以限制的客观因素消失后，立即重视了发展党的民主。
党内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在原则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时党内经常不断地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争论，有时争论十分尖税。在争论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与多数人的观点相对立的派别，但列宁对这些派别的领导人，不采取歧视的态度。例如，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工作是依照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过程中提出的纲领进行的）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都不允许对那些处于少数的派别的领导人采取歧视态度。“工人反对派”的领导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在479票中获得354票，因而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尽管他的纲领在代表大会上一共才得了18票。[27]不仅如此，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还强调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反对派提出的意见，把其中的不正确的、不能接受的建议同合理的批评区分开来，这些合理的批评是应当用来实际地解决那些复杂问题的。
活跃党内民主生活，是同党能公开地诚恳地审查错误和失败相关的。列宁认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党是否慎重，是否真正履行他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尽义务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等文中，他对十月革命以后的经济政策的错误和失利做了直率公开地分析。他指出：1918年春天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的关系；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仅是战争期间的应急措施，而且企图通过这个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1921年春天的危机，表明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是同下层脱节的；1921年春天始退回到商品交换，但商品交换遭到了失败，实践表明必须进一步退到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列宁就这样把十月革命以后各个阶段的错误和失败，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包括明显的挫折和错误的萌芽，包括直接说出的错误和没有说出来的错误认识，统统全盘托出。他说：“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28]“我们如果对过去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即给新经济政策打基础并最终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方向。”[29]如果不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党的领导人的任何错误言行，都可能被奉为英明的决策，就不可能认真地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丢掉了这个传统，苏联出现了一个怪异现象：领导人在台上时，都是完全正确的；下台（或去世）以后，往往被指责为完全错误的。究其原因：一是没有正确地对待历史；二是因为这些领导人在台上时，自己不承认有错误和失败，又不允许别人批评他的错误或失败。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收稿日期：2001-03-16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新经济政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列宁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