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文学史焦虑与自我反省及重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焦虑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4-0125-09 1994年8月，四卷本《金光大道》由京华出版社再版，此举随即引发了争议。艾青撰文批评小说虽未直接描写“文革”，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两条道路、路线之争”①。甚至有人以“对话体”形式对小说的再版冷嘲热讽，称其为“钉在文坛耻辱柱上的《金光大道》再度粉墨登场”，浩然争取的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是在宣传炒作，作者及其小说在“民族劫难中吃香走红，酿成日后寂寞冷落”，实属“咎由自取”②。当然，对小说的再版也有不少支持的声音。四年后，《环球时报》刊发一篇题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采访报道，再次引发争议。在这个采访中，浩然重申了他对《金光大道》的偏爱，认为这部小说是他为中国农民树碑立传的圆梦之作，同时对其“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局限性也予以了反省。不过，他强调，“尽管有一些遗憾，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一直以笔为录，记录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虽然“文革”期间“被歪曲”“被利用”，长期处于矛盾的状态，“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③。这一“不后悔论”随即又引来了批评的声音④。伴随浩然的是非争议一直不断，很难说清楚，文学史对浩然及其创作的评价与定位便成了一个难题。而要想解决此难题，需对浩然的思想观念与创作的转型做一个细致的梳理。 笔者认为，《金光大道》的再版及删改是浩然后期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一方面，这部小说共4卷，第1、2卷分别于1972、197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4卷则因“文革”结束而长期搁置未能出版，再版本《金光大道》首次以齐整的面目出现，意义特殊。再者，浩然称：“由于《金光大道》是在特定的时期创作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期间的烙印，留下难以弥补的缺憾。我没有修改它，让它保留其原汁原味原来的面貌。因为它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产物，它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这样对读者认识过去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学，以及认识那个时期的作者更会有益处。”⑤然而事实正相反，初版本第1、2卷⑥再版时竟然被做了大幅删改，浩然于再版本序言中的说法显然无法成立。 某种意义上，再版本删改所牵涉到的问题，其重要性远在两次争议风波之上。尽管浩然曾有过写《文革回忆录》的计划，甚至当时已列出了提纲，并与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由于身体突发状况，他“要把自己说清楚”、道出“文革”真相的计划最终未能达成，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也被永远尘封。故《金光大道》再版本的删改成了我们审视浩然后期文学创作与思想观念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浩然于再版本中究竟做了哪些删改，此举究竟意味着什么？从1978年至1994年，其思想观念历经了怎样的蜕变？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追问和清理，而这也将有助于我们对作为“十七年文学的最后一个歌者”(雷达)与新时期再次踏上新征途、继续为农民写作的浩然有一个相对客观而全面的把握和认识。 一、《金光大道》(一、二卷)再版本的删改 笔者对浩然于再版本中所做的重要删改(标点、错别字修改除外)统计大致如下：删节442处以上，修改至少307处，增添不少于148处，粗略计算删改及增补达数万字之多。其中，删、改的比重最大。如突显农民新人高大泉与老一代农民积极分子周忠、邓三奶奶被过度拔高的政治觉悟、思想理论水平与阶级斗争意识的描写，援引毛泽东语录、合作化政策、“道路”“路线”之争等相关文字，及作者的大量议论都被删节。经删改后的再版本《金光大道》意识形态色彩仍在，但与初版本相比则明显弱化了许多，激烈的言辞、火药味十足的气氛大为淡化。 限于篇幅，此处仅列举部分有代表性的删改内容以作说明。如初版本第1卷“引子”中对乘火车返回芳草地的高大泉及老革命干部梁海山的描写于再版本中被大幅删节： 在热烈的掌声中，那位老革命干部的讲话开始了，……那声音却如同敲击钢铁一般高昂宏亮、震动人的心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的革命斗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解放全中国前夕，毛主席英明地教导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同志们，我们人民夺取了政权，还要巩固政权，我们要建设新中国，搞社会主义！……” 高大泉坐在猛进的火车上，在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里，陷入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奇妙的严肃的沉思里。高大泉哪，你这个在血与泪里挣扎了几千年的劳动人民的后代，那个深重灾难、罪恶无边的旧社会所反复重演的一切历史悲剧，你都亲眼看到，你都亲身遭遇，然而，这些已经彻底结束，因为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了；那么，从今以后，在那更伟大、更艰苦的斗争‘长剧’里，你，还有你的伙伴们，将怎样担负起历史使命，又将怎样行走你们的人生道路呢？ 你快觉悟，你快回答！ 用你的心，用你的脚步回答吧！⑦ 再版本中，梁海山的讲话与作者的议论被删节后，气氛不仅和缓了许多，且初版本的“开篇点题”——借对高大泉的议论而提出道路问题与宣讲图解“道路”“路线”斗争理念的意图亦不再如原来那样明显与生硬。 再如，第二章“火热的心”写的是区里要了解翻身农民的新气象，村里的行政小组长及党员开碰头会，商量要把好的例子汇报上去。再版本对高大泉被过度拔高的敏锐的阶级斗争意识的文字描写做了删节： 高大泉看他一眼停下来，倚坐在车辕子上，擦着汗，细心地听。旧社会东扑西撞的磕磕碰碰，土改运动激烈搏斗的锻炼，使他养成一个好思索的特性：遇到高兴的事儿，他思索，遇到困难的事儿，他思索；就是别人跟他闲谈胡扯，他也不应付搪塞，听时掂分量，听后想一想；有时候看到一件别人看来极为平常的东西，也能引起他的联想，使他得到启发。⑧ 看得出，再版本对初版本中被过度“神化”的高大泉做了“降格”处理，阶级意识与洞察力不再如之前那般敏锐、非凡，此番删改是在有意将其还原为一个相对普通的先进农民代表的形象，效果不言而喻。 而在第六章“珍贵的启示”中，区里下达“发家竞赛”的指示，区委书记王友清将其解释为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各家各户把自己的日子过富裕”，高大泉对此产生了质疑，认为与“引路人”罗旭光的观点相矛盾。初版本中，高大泉与罗旭光之间有关两条道路、路线内容的对话于再版本中被全部删节： 高大泉大口地喘着气说：“你真要走啦？应该把话给我讲清楚再分手哇！” …… …… 高大泉从兜里掏出红漆皮的本子，翻开，用粗手指头戳点着上边的题字说：“这个，我不明白呀！” 罗旭光…拍着高大泉那壮实的肩头说：“我相信你会搞明白，……你会在今后的学习和斗争实践中弄懂更多的革命道理，不断地进步，因为你对革命工作积极负责，对生活严肃认真。我把一点肤浅的感想，给你写在本子上，只是为了提醒你一下……” 高大泉恳切地说：“你还是给我解释解释吧。” 罗旭光…说：“……你要知道，革命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风，有浪，有曲折。要想使自己不断前进，永不掉队，成为一个真正的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战士，首先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同时还要勇于自我革命。你是农民出身，农民身上有好多优秀的品质，这些是值得我永远向你学习的。在一个农民来说，他身上也有落后的东西；能入党的同志，当然是品行最优秀的同志，就是这些农民身上的最优秀的东西，也不能原封不动地代替共产党员应当具备的条件。所以，我想，你决心革命到底不回头，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要努力克服农民的那些落后的东西，不断增长党的东西，这个克服了，那个就增长了。在我看来，我们这代人一辈子的自我革命，就是这种消长的过程。谁要不知道这样做，或是没有勇气这样做，谁就不能革命到底！……” 高大泉仔细地听着，认真地体味着，用力地印记着。他的心里像六月的彩霞河那样波浪翻腾。忽然，他的神情一振，拍着胸膛说：“唔，我明白啦。要把这一百多斤交给党，不能囫囵个儿，还得把上边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剔除掉！对不对？” …… …… 高大泉问：“怎么才能剔除掉呢？” 罗旭光说：“在革命斗争的大风暴里冲刷！” …… …… 罗旭光说：“你常提到在列车上听到的关于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话，应当永远记在心上。在土改运动中，农民翻了身，受了锻炼，分了土地，这是大胜利。但是，这还属于‘序幕’里的。是巩固政权的一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现在就要开展的更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彻底改变这个私有制。” 高大泉觉着这番话新鲜又重要，马上叮问：“你说什么，还要彻底改变？” 罗旭光肯定地点点头：“因为它是私有制。改变的过程，就是毛主席指出的那个‘长剧’的开始！……” …… …… 高大泉见罗旭光要拿行李，留恋地说：“老罗，你应当跟我们一块儿留在芳草地搞社会主义呀！” 罗旭光含蓄地一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请你相信我会永远跟你们斗争在一条战线上；我更相信你。再见吧！”⑨ 此段长达一千五百多字的对话其实是为预示后来高大泉-张金发、区长田雨-区委书记王友清、县委书记梁海山-县长谷新民在两条道路、路线上的分歧斗争而埋下的伏笔，再版时将此段对话全部删节，动机、效果再明白不过，毋庸多言。 初版本第四十六章“新道口巧遇”中，高大泉想向上级领导表达对“发家致富”号召的疑虑，就在他去往区县的路上，巧遇“同路人”，田雨的出现及时化解了高大泉心中的疑惑。二人的对话在再版本中被删节： 高大泉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不瞒你说，我回答不出来，正找不着道路走。” 田雨说：“道路是有的，各种各样的道路，归结起来是两条。两条道路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比如发家致富，买房置地，雇长工，私人办工厂，这不都是一条道路吗？有的人，正在不顾命地往这个方向走呀！” 高大泉着急地说：“老田，那是少数人走的道路，多数人是不赞成的。走那条道，就像进了没边没沿的淤泥塘子里，越走陷得越深；再走，该没脖子了。那是扔了烈士的旗帜，白费了烈士的鲜血，坚决不能走哇！” 田雨又使劲地拍着他的膝盖说：“对呀，坚决不能走那条路，这不就是你的回答吗！” 高大泉接着说：“……那种只管自己活、不管别人死的发家竞赛，是奔社会主义的道儿吗？我们犯怀疑。依我看，要是不想个办法刨掉穷根子，再傻乎乎地走下去，土改的胜利果实就保不住，穷人还得回到老穷窝里去，多数人还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还得给别人扛活挨剥削……老田哪，咱们是党员，能眼看着旧社会那种人吃人的日子再回来吗？”⑩ 第2卷第十七章“逼迫”中，富农冯少怀暗中设套使坏，致使背负债务的贫农刘祥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忍痛卖掉宅基地，此处描写再版时被删节： 大个子刘祥从天门镇回到家，没滋没味地啃起棒子饼子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猜想到，芳草地有那么几个人，正在苦费心机地算计着他，更想不到这种算计的严重和危险。 铁面无私的历史会告诉芳草地的后代，农民们面临的这场斗争，是那个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营垒一次自然形成的联合行动，是一次接力赛式的疯狂反扑：时刻等待变天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分子，跟共产党内那个不走正道的掌权人勾结在一起，他们各显其能，施展了一环套一环的阴谋诡计之后，又把一个动摇着的富裕中农驱赶到前沿阵地，让他刀枪相对地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分子拼杀起来了。(11) 划线部分的文字于再版本中被删节后，那种浓浓的火药味、紧张的斗争气氛明显减弱了，尤其是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派”领导人这句话的删节，更说明了浩然在尽力削减“道路”“路线”斗争描写在小说中的分量。 第2卷第十九章“堵挡”，高大泉对私下卖房基地的刘祥的一番批评也于再版本中被删改： 高大泉……深情地说：“您心是好心，意是好意，却干了这件不应当干的事儿。为啥呢？政治觉悟低！您虽然入了互助组，走上革命的路(1994版修改为“走在新道上”)，可是您还没有看到这个组的力量，也没认清这条道的宽阔。……您没有看到我们背后靠着的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您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任何妖魔鬼怪都不能堵挡，这是钢打铁铸的真理！(1994版修改为“您没看到我们背后靠着的是党！您没认识到不论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搞社会主义！”)(12) 类似的删节还有很多，要而言之，初版本中的刻意迎合、突显主流意识形态，以及表现高大泉等人的革命乐观态度与誓言为铲除资本主义而革命到底的信念的文字，在再版本中都做了大量删改。如此一来，《金光大道》一直为人们所诟病的图解政治、宣讲意识形态的问题于再版时得到了显著改观。同时，再版本还将初版本中出现频率颇高、意识形态指向性明显的敏感词句做了“去政治化”的处理。如：金光大道→这条道；社会主义的道路→那条新道、互助合作的道路；发家致富→发家、闹发家、发家竞赛；私有制→个人奔日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斗→要搞社会主义；战斗任务→工作任务；斗争→任务、工作；发动进攻，开展斗争→巩固发展集体生产组织；毛主席指出的道路→正确的路线，等等，这些带有鲜明“文革”印记的语汇被大幅删改，不难看出浩然思想意识的重要变化。除此，还有一些针对初版本的增补润饰，不仅使语句表述更顺畅自然，在人物性格刻画、景色描写、气氛烘托以及细节描写方面亦显生动细腻了许多，文学性也因此略有增强。 二、浩然新时期思想观念的新变与创作转型 浩然在上世纪80年代的创作与六七十年代形成了极大反差，这些具有反思和改革意味的农村题材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创作上的局限。浩然在90年代对《金光大道》再版本的删改正是缘于他所历经的新时期以来思想观念和创作的转型，二者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虽然《金光大道》确切的修改时间已无从考证(13)，但八九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无疑对浩然的世界观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影响，浩然新时期以来的一系列创作以及后来对《金光大道》的修改其实都缘于其思想意识与创作观念的深刻蜕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与思想氛围发生了巨变，“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极左”思潮被彻底否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了广受社会认同的思想旗帜。全面拨乱反正、全国范围内的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等重大举措相继实施。为工商业者、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摘帽的相关政策也于1979年出台(14)，人们的思想观念被“极左”思潮长期禁锢的状况得以破除。 随着政治领域得到全面清理，经济领域也开始步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的决定”(15)。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建设必须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认真补救农业合作化后期以来农村工作上的失误”，“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其中，1982-1986年连续出台的五个“一号文件”，对80年代初期开启的农村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试点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到正式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鼓励发展乡镇企业，搞活农村经济，为长期陷于贫困停滞的农村经济困局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而改革开放以来，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及“姓资姓社”“不争论”“计划、市场两者都是手段”等观点，尤其是经济特区试验的成功，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基础。 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直接影响到了文学创作领域，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直至90年代多元化文学格局的形成，无不是受转型期的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影响的产物。这对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作家浩然而言，尤其如此。从1980年发表的反思小说《山水情》(被拍为电影《花开花落》)及1983年的中篇《浮云》《老人和树》便可看出浩然创作观念与思念意识转变的端倪。“随着人们解放思想的新潮流，我……努力与切实地解放自己的思想，不甘做僵化守旧而停步不前的人”；“我要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通过这样的重新认识，凡是过去做对了的，就坚持在今后做下去；凡是做错了的，就毫不犹豫地改正，学习新的、正确的做法”。(17)在此期间，浩然还对自己六七十年代的创作予以重新检视，对《艳阳天》《金光大道》偏于教化宣传，大量议论生硬直白，文学性受到削弱，以及“以纲和主线结构作品”，“以社会政治运动来串线”，在人物塑造上的本末倒置等问题做了深刻反省(18)。此后，浩然的创作转型意识越发自觉，长篇《山水情》即是他“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即“四个重新认识”的第一个产物。 农村改革题材小说《苍生》更突显出了浩然思想状况的转变。有关创作动因，他这样说道：“农村变化、发展着的生活对我强有力地召唤着。”“我每年有80%以上的时间住在县以下的镇子和村庄里，时时接触正在搞改革的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两类人总向我吐露心怀、谈论得失，无保留地表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不能不思考所不熟悉的事物，不能不探索还不理解的问题。每一番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都不可抑制地在我胸膛里燃烧起艺术冲动的火苗子。”于是，浩然最终下定决心：“不能退却，不应回避，必须直面农民生活现实，给改革时期的农民做一个历史的记录，摄一些心灵和精神的面影！”(19)“为农民，给农民写”的浩然一直深切关注农民的命运，他对农村在改革发展这一转型期出现的问题，对农民的现实处境与出路问题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各项政治、经济举措直接催生了80年代农村的新变，商品经济在农村广受认同并大行其道，人们逐渐摒除了过去看出身、讲成分、“以穷为荣”的旧观念，开始想方设法发家致富。而那些思想僵化守旧的农民所面临的贫困拮据、盖房难、娶妻难、成家难等现实问题，迫使他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适应新时代的潮流。此时，一些有学识、思想新、胆子大的年轻农民开始走到历史的前台，成了农村改革大潮中最早的一批试水者，田保根即是一个典型的80年代“农村新人”形象。显然，浩然一改《艳阳天》《金光大道》中反对单干发家致富的旧观念，对不甘现状、善于把握机遇、敢于冒险、力图脱贫致富的新型农民田保根等年轻人报以肯定赞赏的态度，对于红旗村抛却顾虑、大力搞活经济——承包果园、带头致富办企业的破冰之举也相当认同。当然，他也并未回避农村改革之初所暴露出的贫富分化、钱权交易、法制与体制严重滞后、人际关系以及道德心理的变异等诸多问题，从中不难看出他的深深忧虑。应该说，《苍生》的问世是浩然思想观念与创作转型的重要拐点，它不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浩然，也是他自1978年检讨以来长达十年的反省与思考的一个总结。(20) 如果说《苍生》表明了浩然在80年代思想意识的重要转变的话，《金光大道》的版本修改则意味着浩然在90年代的思想的蜕变。比如再版本将初版本中带有“道路”“路线”之争意味的“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私有制”等表述全部改为“发家”“个人奔日子”等中性词汇。尤其是浩然于再版本中将初版本第1卷“唱着两个调子”一章中区委书记王友清鼓励农民“发家致富”的那句“不管黑猫白猫，捉着老鼠就是好猫(612—613页)”，以及追随者、村长张金发回村后宣扬的那句“这就叫不管你黑猫白猫，捉着老鼠就是好猫”(628页)一并删节，仅这一细节便突显了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语境对浩然的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深刻影响。 由于浩然的突然患病，致使其《文革回忆录》的写作计划未能实现，因此这也在客观上赋予了经过删改的《金光大道》再版本具有了非常特殊的内涵与标志性意义。《金光大道》的版本修改应被视为浩然晚年对自己过去创作与思想清理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事件。在充满“规训与惩罚”的50至70年代，版本修改颇为常见，然而已年逾花甲的浩然在二十年后对《金光大道》大幅修改，无疑表明了他欲通过淡化这部小说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纠正过去创作的歧路。在此意义上，浩然对《金光大道》修改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作品本身的层面，而是浩然对二十年前自身的思想认知的局限，包括对“文革”的重审。 三、浩然的文学史焦虑与自我重塑 浩然在新时期的创作虽有一定突破，取得了一些成绩，《苍生》的问世也得到了一些同行和评论界的肯定。但即便如此，浩然内心深处的焦虑仍一直无法释怀。《苍生·后记》坦露了他多年来埋在心底的那种艰难复杂的思绪，从出现十余处的“被逼”“逼迫”(21)字样便可见一斑。浩然之所以感到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及后来《金光大道》再版的删改，其实皆与之密切相关。 洪子诚认为，对浩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家在文革中的表现的看法，另一是对他的作品的评价。这两个问题，当然有密切关联，特别是在绝对相信‘文如其人’的我们这里”。(22)“知人论世”“文如其人”的观念使研究者在看待浩然的创作时往往不自觉地与其“文革中的表现”联系在一起，因对他的争议所导致的其文学史评价、定位的尴尬，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批评界和文学史家对浩然六七十年代的创作特别是《金光大道》的一边倒的否定态度，遂成为了浩然长期焦虑的深层原因。80年代初最早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当代文学概观》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均认为《金光大道》“既有三突出的模印，又有‘从路线出发’的烙痕”。受“四人帮”“三突出”与“路线斗争”错误理论的影响使其“过分强调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严重地损害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导致了许多不真实的描写，在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金光大道》尤甚”(23)。 然而，浩然在1982年5月22日写给华中师范学院《当代文学史》编写组的信中表达了对这两部文学史评价与定位的强烈不满。他指出《金光大道》早在50年代就有了大纲，“文革”前就已写出草稿，人名“高大泉”与书名“金光大道”都是当时拟定好的。“《金光大道》所描写的生活情景和人物”，“都是当时农村中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今天可以评价我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的高与低、深与浅，乃至正与误，但不能说它们是假的”；“土改后的农民大多数还活着，他们可以证明……当时的中央文件、几次的关于互助合作问题决议，也会说话……评论家可以说那时的做法错了，但不能说是‘作者根据先验的路线出发’‘三突出’等模式编造的假东西”。(24)浩然多次澄清《金光大道》的创作背景，对小说脱离当时社会现实的观点予以坚决否认。为了证明自己所言属实甚至还要找来“证人”当面对质。如此言辞激烈、情绪近于失控的态度表明，浩然显然无法接受文学史对他的这种评价与定位。“我对某些当代文学史家同志，目前对我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持基本否定的评价……难以服气。他们……是用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来论述作品；不像独立思考的见地，倒似人云亦云学舌，甚至靠猜度当今的政治气候、窥测某些文艺权威的脸色为依据，给我和我的作品做政治结论。”对于自己过去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局限性，浩然并未回避，不过，他在自我反省的同时，也一再地为《金光大道》争取“生存权”：“我个人坚定地认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有权利活下去。”(25)“从庞大的躯体上挑出几块伤疤，就宣判它们的死刑作者能服气吗？”“应当公平地看它们的主流。”(26)平心而论，浩然这些带有情绪化的辩词某种程度上却也道出了当时文学界的某种实情。他对思想意识与文学观皆已发生深刻变化的80年代有清楚的了解。 文学史定位与政治定性虽有区别，但在一些作家——尤其浩然看来，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异。针对《当代文学史》编写组寄来的样稿，浩然质疑：“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没见到包括地方在内的报刊上，有过对《金光大道》的批评文章，样稿上用‘上述作品受到严正批评’这样的概括词欠妥。”他认为“这属于政治定性，超出了学术问题”，他在信中向编写组请求“望修改时慎重落笔”(27)。他不无感慨，“中国当代文学史本来就难写”，“‘文化大革命’，则更难写。有人说当时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说，《金光大道》‘在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尤甚’。对于怎么就剩下一个作家，他的作品怎样会造成的坏影响，像那样一笔带过，只有空帽子一顶，这‘史’就失掉了不小的价值”；“作者本人没死，还想在正派的文学理论家和史学家们帮助下，总结经验教训，在新时期写出对祖国文学事业发展有益的作品来，多么希望看到公正的、说理的论述呀！”(28)浩然一向珍视自己的写作，也极为在意文学史对他及其“文革”期间创作的评价与定位。对于出身穷苦、幼时成为孤儿，只读了三年小学、半年私塾的浩然，全靠勤奋努力、自学成才，才一步步走上创作道路，成为作家，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最能体会。“我这支笔来之不易。我最怕有了拿笔的本领而失掉拿笔的权利。”(29)这句话道出了浩然的心声，当然也正是这种心态致使其“文革”时期的创作备受争议。客观地讲，浩然对当时文学史观点的质疑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代文学史在对浩然下定论时也确实有“一笔带过”之嫌。 对于如何评价六七十年代的创作以及对作家的定位，浩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文学现象”“作家的世界观、艺术观、以及思维方法，是复杂的”；“评价一部作品，不认识到这三方面的复杂性，不把三者联系在一起客观地、冷静地、尽量公正地分析研究，而只是从今天的政治需要出发，又用今天的政治水准做尺度，以没有核实的对作家的冤屈为依据，就简单、省事地给予定性，这起码是不严肃不尊重客观事实的轻狂，更谈不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样的评论著述问世，跟目前流行的廉价吹捧一样，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30)从浩然的言辞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气愤、委屈与无助，气愤委屈的是自己一直被人误解冤枉，无助的是作家个人与新的时代观念之间的游离以及自我突破的艰难……尽管浩然多次澄清《金光大道》的创作背景，强调与“三突出”“路线斗争”包括“与走资派斗争”等问题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还要拿出1965年前的部分原稿来作为“说明问题真相的有力证据”，然而，若单就《金光大道》存在的局限性而论，浩然的解释以及列举的证据又难以自圆其说。 笔者注意到，浩然与已经出版的两部文学史的据理力争，实际意义很有限。其实，浩然的真正意图是在向寄来样稿的当代文学编写组表达某种不满，尤其是“作者本人没死，还想在正派的文学理论家和史学家们帮助下，总结经验教训，在新时期写出对祖国文学事业发展有益的作品来”一句，颇耐人寻味，也更反映出了他的文学史焦虑。浩然很清楚文学史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与定位(即“盖棺定论”)意味着什么。当然，有关《金光大道》等小说被否定的原因，浩然也了然于心。面对“文学史的权力”，已经“过气”的浩然也只能寄希望于即将出版的这部《中国当代文学》(31)能够对《金光大道》及作者本人予以公正客观的评判了。尽管《金光大道》凝结了浩然的大量心血，但因带有明显的“三突出”“路线斗争”的时代“烙痕”，在新时期文学观念与评价体系这一“认识性装置”中便是不容争辩的“污点”。80年代的文学已经转换为以西方现代主义、纯文学为主导的评价标准，对抗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或去政治化成为了新的文学价值取向。而浩然越是不厌其烦地表达不满、愤慨，摆事实、列举证据、讲道理，甚至还要找来“证人”作证，其实就越发暴露出其内心所承受的深度焦虑与无助感，他的辩护无疑带上了几丝沧桑悲凉。 文学史的评价与浩然的自我定位之间产生的巨大分歧对立始终难以调和。他屡次“申诉”仍无果而终，这成了浩然耿耿于怀、心中一直过不去的坎。浩然也越发明白，即使80年代转型成功的代表作《苍生》的问世，也并不能让他摆脱过去阴影的笼罩，尤其是不能改变在评论家与文学史家眼中的固有印象。因此，浩然能够做的，恐怕只有完成《文革回忆录》的写作计划以在最大程度上来做些“挽回”与“拯救”自己。当然，他也深知“回忆录”其实更难处理，当时此想法一出，便有“当事人”向他严正表达了反对意见。加之1993年突发中风，身体状况受到影响，而他能够选择的，或许只剩下——让这部自己最偏爱的长篇“洗心革面”以“重获新生”了。 诚然，依浩然平时的为人与性格，对自己的“言行不一”之举，他内心的纠结、无奈、五味杂陈之感是不难想象的。《金光大道》何以让浩然做出如此的行为？在接受郑实采访时，他解释道：“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上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我还是不喜欢自私的人。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32)尽管批评家、文学史家对《金光大道》的评价普遍不如《艳阳天》，但《金光大道》在浩然心里所占据的位置却远高于后者。浩然的这番解释其实并不虚伪矫情，与他独特的精神人格颇为契合(33)。值得注意的是，浩然对自己通过这部小说全景式描写50年代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之举，定位极高：“只有我一人用小说形式记录下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断言，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我了。以后一定会有人写这段历史，但他们非是亲身经历，写法、角度、观点都不会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局内人’，他们的作品跟《金光大道》反差一定极大，甚至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部书的意义决不在于个人，而属于整个文学事业。因此我想出版。”(34)显然，这部长篇巨制在浩然眼中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和替代的。 本以为随着《苍生》的问世，浩然已经踏上了新的人生与文学创作的征途，然而《金光大道》再版时的删改一事却再次表明了浩然终究还是没能走出“文革”的阴影。此举也暴露了他的真正动机：希望“洗心革面”的《金光大道》在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能够“再生”，以摆脱被否定、被遗忘“永世不得翻身”的命运。而经历了从巅峰到低谷、大起大落的浩然在晚年耗费精力对二百万字的《金光大道》进行修改与重塑，说明了他试图扭转自己在“文革”期间被定位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茅盾语)的尴尬身份，以及人们对《金光大道》的固有印象，以个人的反省之举来修正过去的创作与思想意识的误区，重塑自我。 当浩然于1998年和2000年分别接受采访被问到假如重写《艳阳天》与《金光大道》是否还会按照原来的路子写时，他坦言，若重新写《金光大道》的话，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写了。他承认当时是自己认为对的就写进去，不符合自己理想的就回避了，致使《金光大道》泛政治化、概念化，缺少个性化、生活化，以及由于“把现实中的阴暗面都舍弃了”而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后悔当时的做法过于简单化、主观化，太机械了，甚至还坦率地对当时农村发展道路、自身历史观的局限性做了检省。(35)当郑实提及《金光大道》中的合作化经济模式与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比该如何看待时，浩然答道：“当时不应当组织起来，应当像现在这样，一家一户的。事实摆着，我得面对事实。所以现在写新东西，我就要考虑这个，人们怎么生活。”(36) 《金光大道》对“道路”“路线”之争的图解，以及浩然在“文革”期间的一度辉煌得意成为了他日后长期不被宽容谅解的主要根结所在。然而，对于浩然“文革”期间虽然幸运而实则“身不由己”与“惶恐”的处境，以及在他被清查时曾受到的诋毁(37)与承受的巨大压力却鲜有论者提及。梁春水深知父亲浩然的心愿：“他想写一部超过《艳阳天》的书。”(38)《金光大道》再版本的修改能否了却晚年浩然的这桩夙愿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浩然希望能再度受到文学史关注并对其重新定位的意图和努力，在9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浩然因病而致使他要揭开“文革”真相的回忆录无法付诸笔端，于作者本人及研究者来说，实属一大憾事。作为一直备受争议也颇为复杂的浩然现象等相关问题，实际上仍需要我们做一些更为细致的清理与深入的思考。 ①艾青：《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0月19日。 ②叔绥人：《关于“名著”〈金光大道〉再版的对话》，《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4期。 ③卢新宁、胡锡进：《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环球时报》1998年9月20日。 ④《浩然“不后悔论”遭到批评》，《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9年第1期。 ⑤浩然：《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金光大道》(再版序言)，北京：京华出版社，1994年，第4页。 ⑥《金光大道》3、4卷因“文革”结束而搁置，未能出版，当时真正产生影响和常被提及的只有1、2卷，故本文仅对1、2卷版本删改展开探究。 ⑦全文引自1972年《金光大道》1，划线部分为1994年京华出版社《金光大道》删节，均见两书第45页。 ⑧全文见1972年《金光大道》1，第64页；划线部分为1994年《金光大道》删节，第57页。 ⑨见1972年《金光大道》1，第106—108页。部分内容。 ⑩全文见1972年《金光大道》1，第489—490页，划线部分为1994年《金光大道》删节，第448页。 (11)全文见1974年《金光大道》2，第165页，划线部分为1994年《金光大道》删节，第151页。 (12)全文见1994年《金光大道》2，第197页，划线部分为1994年《金光大道》删节、修改，第179—180页。 (13)推测大致修改于1993年至1994年6月间，浩然虽于1993年6月突发脑血栓，经治疗后并未留下后遗症，再版本序言落款时间(1994年6月15日)及1995年浩然在廊坊邮电宾馆写自传体小说《圆梦》等细节或许可作为某种佐证。 (14)1979年1月29日，《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出台，指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其子女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另外，原工商业者、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也都被视为完成改造的劳动者。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15)(16)《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92—93、113页。 (17)浩然：《怀胎，不只十个月：漫谈〈山水情〉的酝酿过程》，孙达佑、梁春水编：《浩然研究专集》(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 (18)浩然：《怀胎，不只十个月：漫谈〈山水情〉的酝酿过程》，孙达佑、梁春水编：《浩然研究专集》(上)，第170页。 (19)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孙达佑、梁春水编，《浩然研究专集》(上)，第204—205页。 (20)浩然：《苍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21)(24)(25)(26)(27)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孙达佑、梁春水编，《浩然研究专集》(上)，第197—206、181、192、194、182页。 (22)洪子诚：《浩然和浩然的作品》，《北京日报》2000年11月22日。 (23)张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26页。另参见冯刚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7页。 (28)浩然：《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的通讯谈话》，孙达佑，梁春水编：《浩然研究专集》(上)，第183页。 (29)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孙达佑、梁春水编，《浩然研究专集》(上)，第197—198页。 (30)浩然：《关于〈艳阳天〉〈金光大道〉的通讯谈话》，孙达佑，梁春水编：《浩然研究专集》(上)，第195—196页。 (31)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32)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8、303页。 (33)浩然当年将《艳阳天》所得的稿费(3卷共126万字，按千字十元算，共计12600元)全部交了党费，1990年《苍生》(作品及电视剧本)两次获奖，将共计3000元的奖金也捐给地方办刊物，扶持农村文学青年创作，帮助其出版作品。 (34)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第303页。 (35)卢新宁、胡锡进：《浩然：把自己说清楚》，《环球时报》1998年9月20日。另，郑实采写：《浩然谈创作》，《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8日。 (36)郑实采写：《浩然访谈录》，《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000年第5期。 (37)浩然回忆当年被批判时，一位领导(亦文化人)居然向日本记者说浩然根本不会写作，作品都是雇人写的，只是署上他的名罢了。当时正准备吸烟的浩然听到此话，愤怒之下将烟扔出窗外，从此不再吸烟。参见张弘：《浩然：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现象》，《小康》2008年第4期；张健：《浩然：“意外戒烟”》《苍生文学》，2009年第1期。另外，浩然遭清查时曾被人诬告为“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直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参见陈徒手：《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读书》1999年第5期。 (38)张弘：《浩然：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现象》，《小康》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