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和严峻的理论斗争形势要求加强《资本论》研究。而巨大的发展潜力、坚实的文献基础和丰硕的前期成果也使笼统的《资本论》研究发展为“资学”（《资本论》学）成为可能。“资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三学三史”，即《资本论》文献学、阐释学、运用学和《资本论》形成史、传播史、研究史（或“资学史”）。加强“资学”研究，就要用整体的、发展的视角研究《资本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导向，正确利用国外优秀研究成果，同时积极推动“资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努力构建《资本论》研究的“中国范式”，形成《资本论》研究的“中国学派”。
关键词： 《资本论》；“资学”；研究对象；方法路径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传世经典。《资本论》的出版犹如一声响彻云霄的惊雷震撼了人类思想领域，犹如一座光辉灯塔引领着社会实践行程。1867年9月问世后，《资本论》的讨论和研究相继于时，日益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陷入了新的困境，《资本论》在世界范围热销，人们期待从中获得启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实践中人们也期望从《资本论》中汲取智慧。与此同时，国内外种种误解、诽谤、歪曲《资本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围绕《资本论》的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加强《资本论》研究，将笼统的《资本论》研究发展为研究《资本论》的专门学科已经刻不容缓。有鉴于此，我们倡议构建一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专门学科——“资学”（《资本论》学），以“中国人的资格”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资本论》，构建《资本论》研究的“中国范式”，形成《资本论》研究的“中国学派”，从而更多地掌握《资本论》研究的话语权，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资本论》研究发展为“资学”的可行性
（一）“资学”发展潜力巨大
从1843年底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学，到1867年9月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马克思历经23年的思考、研究、积累和积淀才将《资本论》部分呈现。从亲自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到1883年与世长辞，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始终致力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完善和其他各卷的撰写。从继承马克思的遗愿，继续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英文版和德文第四版，到整理马克思庞杂的手稿，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恩格斯用了11年时间才将《资本论》理论部分以相对完整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资本论》不仅凝结了马克思的毕生心血和思想精华，也体现了恩格斯卓越的智慧和贡献。《资本论》是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花费几十年时间呕心沥血共同完成的鸿篇巨制，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的著作。
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10但《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不仅运用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而且使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10使唯物辩证法得到了卓越的现实运用。《资本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3]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资本论》不仅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而且深刻证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最终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道路，也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不仅如此，在马克思或恩格斯正式出版的数百万字的《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和篇幅更为庞大的相关手稿、笔记、书信中，还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历史、法律、管理、道德、宗教、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农业、生态等领域的思想资料。《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宏大的思想宝库和百科全书，是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著作。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4]厚重而丰富的《资本论》及其复杂的形成史、传播史和研究史，为“资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域和思想原料，使“资学”成为潜力巨大的学科。
（二）“资学”文献基础坚实
权威丰富的文献是研究的基础。《资本论》的文献基础不仅包括经由马克思或恩格斯亲自审订出版的第一卷6个版本，第二卷2个版本和第三卷1个版本，还包括马克思为创作《资本论》而撰写的手稿，恩格斯为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形成的编辑稿，以及与《资本论》直接相关的笔记、书信材料等。但除了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和马克思的部分手稿外，其他文献长期以来不为世人所了解。即便在已经出版的文献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的被人为地筛选和修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真”，有的甚至被忽视或遗忘。比如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虽然考茨基早在20世纪初就据此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说史》，但他对手稿作了删改和变动。而苏联编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下文简称《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6卷第I、II、III册虽然基本上按马克思手稿的原有顺序收入了这部分内容，但不仅拟定增加了大部分章节标题，还把手稿的理论阐述部分经过重新编排分散到其他卷次，实际上也打乱了手稿原本的顺序。再比如《资本论》第一卷的各个版本，由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是经恩格斯亲自修订的“终版”，自然而然成为大多数非德语国家翻译本的权威蓝本，进而逐渐成为通行版甚至是唯一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遮蔽了其他版本“独立的科学价值”。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在《资本论》文献出版中存在筛选、删改、变动等问题，加上其中相当部分文献的中文版是经俄文版转译的，中国的读者无法看到《资本论》文献的全貌、原貌，中国的《资本论》研究也缺乏真正意义上完整、权威的文献基础。
随着《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MEGA2）相关卷次的陆续出版，特别是2012年其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的率先出齐，《资本论》研究获得了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MEGA2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文献、手稿和往来书信的完整的、历史考证性的版本，[5]17它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原貌发表，不做变动；二是全部发表，不做筛选；三是原文发表，不做翻译；四是文献考据，资料详实。MEGA2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是目前世界上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著最齐全、最权威的版本。MEGA2计划出版114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章、著作、草稿，第三部分为书信，第四部分为摘录和笔记，由于《资本论》极为特殊和重要的地位，相关文献从第一部分独立出来，组成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共15卷23册。从1995年开始出版的《全集》中文第二版直接以MEGA2为蓝本，计划出版70卷，也分为四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手稿卷”，包括第30—46卷共17卷，目前已出版13卷，剩下的卷次中，第38卷预计2019年出版，第39卷处于最后的编辑阶段，第40卷的三册有了初译稿，第41卷也有了部分译稿，[6]整个“《资本论》及手稿卷”的出齐已指日可待。（详见表1）另外，MEGA2第三部分大量涉及《资本论》通信材料的卷次，第四部分作为《资本论》重要准备材料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危机笔记”等笔记材料的卷次及其相应的中文译本也正在陆续出版。这些文献将完整地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论》的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的艰难曲折过程，为“资学”提供前所未有的坚实的文献基础。
表1.《资本论》及其手稿在MEGA2和《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出版情况
①括号前为卷次，括号中为出版年度或编辑现状。②《全集》中文第二版收录收入的是1893年汉堡版。
内容 MEGA2 《全集》中文第二版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II /11（1976年）①、II /12（1981年） 30（1995年）、31（1998年）马克思1858--1861年经济学手稿和著作 II /2（1980年） 31（1998年）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32（1998年）、33（2004年）、34（2008年）、35（2013年）、36（2015年）、37（2018年）马克思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 II /4.1（1988年）、II /4.2（1993年）38（预计2019年）、39（处于最后的编辑阶段）马克思1867--1882年经济学手稿 II /4.3（2012年）、II /11（2008年）、II /14（2003年） 40上、中、下（已有初译稿）恩格斯1883--1895年《资本论》第二、三卷编辑稿 II /12（2005年）、II /14（2003年） 41（已有部分译稿）《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1867年汉堡版） II /5（1983年） 42（2016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汉堡版） II /6（1987年） 不收入《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1872--1875巴黎版） II /7（1989年） 43（2016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1883年汉堡版） II /8（1989年） 不收入《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1887年伦敦版） II /9（1990年） 不收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1890年汉堡版） II /10（1991年） 44（2001年）《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汉堡版） II /13（2008年） 45（2003年）②《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汉堡版） II /15（2004年） 46（2003年）II /3.1（1976年）、II /3.2（1977年）、II /3.3（1978年）、II /3.4（1979年）、II /3.5（1980年）、II /3.6（1982年）
（三）“资学”前期成果丰厚
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其中国秘书蔡尔康合作节译的《大同学》（原为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的《社会进化论》）一书的前四章发表于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其中2月的第121册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7]6144月的第123册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也。”[7]620这是马克思和《资本论》第一次见诸中文报刊，从此《资本论》研究就在中国生根发芽，时至今日已生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资本论》研究虽然以译介为主，比如费觉天、邝摩汉、李一氓、陈启修、潘冬舟、王慎明、侯外庐、吴半农、千家驹等翻译《资本论》的部分内容，渊泉、李汉俊、苏中等翻译考茨基、马尔西、河上肇等国外学者研究《资本论》的著作，但同时也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出现了一批研究《资本论》、运用《资本论》的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比如张闻天、沈志远、王学文、许涤新、薛暮桥、王思华等。在这一时期，郭大力、王亚南的贡献最为引人注目。1938年两人合译的中国第一个《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由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公开发行，1949年郭大力又根据考茨基编辑的版本翻译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说史》，使马克思计划的《资本论》四卷内容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国人面前。他们不仅不遗余力地翻译、传播《资本论》，还运用《资本论》的原理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分别出版专著《生产建设论》和《中国经济原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资本论》翻译、介绍、传播和研究日益深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央编译局的主持下，不仅《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的翻译日臻完善，而且《资本论》形成过程中的手稿、书信、笔记等也逐渐呈现在国人面前。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成立的《资本论》研究的专门学术团体和机构，如“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1980 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1981 年）、“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研究会”（1983年）、“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1983年）、“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1986年）及各省（市、自治区）《资本论》研究会等，整合了研究力量，大大推动了《资本论》研究的发展。同时，《资本论》教学进入高校，成为重要课程，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子，为《资本论》研究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土壤。在此基础上，我国的《资本论》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机构、平台和学者，使“资学”发展具备了雄厚的实力支撑。
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上看，企业资金是实现一切运行发展的重要基础前提，只有确保资金充足，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机遇，进而推进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由此，当代企业在实施资金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健全相关绩效考核体系，以此实现对工作人员积极性的有效调动。在实施绩效考评体系的同时，加强对资源消耗的考核力度，深入分析资金的使用是否存在合理性。与此同时，通过不断完善绩效考评体系，实现对资金管理的有效完善。
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资本论》研究的整体状况，我们选取中国知网（CNKI）相关数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根据检索所得数据，①检索时间：2018年9月6日；检索范围：中国知网（CNKI）期刊库；检索条件：主题“资本论”，匹配模式“精确”，时间“不限”，来源类别“全部期刊”，其他为系统默认。借助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我们绘制了“《资本论》研究年度发文趋势（1954—2018年）”和“《资本论》研究作者、期刊、机构发文排名（1954—2018年）”等图表。虽然这些结果可能存在不足，但它是运用“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的结论，因此未作任何主观上的调整。
从发文量看，从知网收入第一篇论文的1954年至2017年，《资本论》研究年度发文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间还经历了一个发文高潮（1983年，310篇）。特别是从2006年至2017年，发文进入爆发期，12年合计发文2323篇，接近64年发文总量5125篇的一半（45%），年度发文量从97篇增长到358篇，年均增长12.6%，并于2017年达到新的历史最高值。（详见图1）
图1.《资本论》研究年度发文趋势（1954--2018年）②2018年的发文量为知网可视化工具的预估值。
从发文作者看，最高产的是卫兴华（29篇），许光伟、胡义成、白刚、胡钧、王庆丰、陈俊明、刘新刚、裴小革、奚兆永、王峰明、郗戈、赵学清、孙乐强、张雷声、仰海峰、徐洋、鲁品越、杨志、王岩、李建平等学者紧随其后，以他们为代表的《资本论》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从发文机构看，形成了以高校为主的机构分布，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处于绝对领先，发文篇数高达267篇，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排名也靠前。从发文期刊看，形成了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两大学科期刊阵地，其中《当代经济研究》刊登的文章最多（305篇），《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问题》《教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经济学评论》《经济研究》等期刊也名列前茅。
表2.《资本论》研究作者、期刊、机构发文排名（1954--2018年）
排名 作者 篇数 排名 期刊 篇数 排名 机构 篇数1 卫兴华 29 1 当代经济研究 305 1 中国人民大学 267 2 许光伟 27 2 经济学动态 119 2 南京大学 111 3 胡义成 25 3 中国经济问题 113 3 吉林大学 102 4 白 刚 24 4 教学与研究 94 4 北京大学 96 5 胡 钧 23 5 马克思主义研究 84 5 福建师范大学 87 6 王庆丰 21 6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78 6 复旦大学 81 7 陈俊明 17 7 政治经济学评论 68 7 武汉大学 76 7 刘新刚 17 8 经济研究 55 8 中共中央党校 75 9 裴小革 16 9 学习与探索 54 9 上海财经大学 64 10 奚兆永 15 9 学术月刊 54 10 中共中央编译局 59 10 王峰明 15 11 经济学家 43 11 厦门大学 58 10 郗 戈 15 12 经济纵横 42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58 13 赵学清 13 12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 13 南开大学 45 13 孙乐强 13 14 江西社会科学 39 14 四川大学 44 15 张雷声 11 15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33 15 北京理工大学 41 15 仰海峰 11 16 社会科学 32 15 江西财经大学 41 15 徐 洋 11 16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2 17 河南大学 39 18 鲁品越 10 18 中国社会科学 30 18 西南财经大学 35 18 杨 志 10 19 哲学研究 29 19 清华大学 32 18 王 岩 10 20 汉江论坛 28 20 河北大学 28 18 李建平 10
二、“资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构建“《资本论》学”的命题，并就其研究对象、内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比如成保良认为“《资本论》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论》，该学科是一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包括两大分支学科：一是《资本论》本身的研究，包括《资本论》的原理、创作史、方法等；二是《资本论》应用的研究，包括《资本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等。[8]王镇认为“《资本论》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学科，根据其研究层次可以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资本论》自身研究，包括《资本论》的原理、创作史、方法论及其手稿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比较研究等；二是《资本论》应用研究，包括《资本论》与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及共产主义经济研究等；三是《资本论》专题研究，比如《资本论》的结构和逻辑、版本、传播史研究，《资本论》与科学社会主义，《资本论》与管理科学，围绕《资本论》进行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史等。[9]这些建设性观点既是对我国的《资本论》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研究“高潮”的反映和总结，也体现了我国学者推动《资本论》研究发展的理论自觉，为我们构建“资学”提供了有益借鉴。可惜的是，在整个90年代《资本论》研究“降温”的大背景下，这些学者的观点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资本论》研究在经历了“低潮”之后又逐渐“升温”，并呈现出新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为了相对客观地反映这一时期我国《资本论》研究情况，我们以“资本论”为检索主题，选取中国知网（CNKI）期刊库中“核心期刊”和“C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①检索时间为2018年9月6日，匹配方式为“精确”，所得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92—2018年。在经过数据处理后，②共检索得到原始文献2007篇，剔除无效信息后剩余1824篇：包括剔除征文、启事等通知类信息，剔除内容重复的信息，剔除虽然包括“资本论”但与《资本论》无明显关系的信息，如“人力资本论”“社会资本论”等。同时，为了便于数据统计分析，我们统一了具有相同内涵的不同表述，如mega②、MEGA2、MEGAⅡ等统一为mega2，托马斯·皮凯蒂、皮克迪等统一为皮凯蒂等等。利用专业的科学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5.3.R4）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分析，③节点类型设置为“关键词”，时间跨度设置为“1992—2018年”，时间分区设置为“5年”，数据抽取对象设置为“Top20”。并以“时区图”的方式予以展示。（见图2）④为了清晰美观，我们隐藏了“资本论”和“马克思”两个节点标签，并在同一时间纵轴上拉开了节点标签的距离。“时区图”清晰地反映了1992年以来我国的《资本论》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较之前有长足的发展，为我们在成保良、王镇等学者有益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资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等问题提供了客观依据。
重点要抓好2代2化螟和部分地区的2代3化螟的防治，并以水稻处于孕穗到齐穗以前的稻田为重点。亩用5%杀虫双大粒剂1～1.5千克撒施，也可亩用25%杀虫双水剂150～200毫升，或25%杀虫双水剂100毫升加BT乳剂100毫升，任选一种，兑水60～75千克常规喷雾，或兑水5～7.5千克低量喷雾。
我们认为“资学”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资本论》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专门学科，是《资本论》研究的“中国范式”，其研究对象包括“三学三史”，即《资本论》文献学、阐释学、运用学和《资本论》形成史、传播史、研究史（或“资学史”）。
图2.《资本论》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1992—2018）
需要说明的是：《资本论》在整体上是一部未完成的、体系开放的著作，因此这里所说的处于“资学”研究对象核心地位的《资本论》不是特指《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的通行本，而是指包括马克思或恩格斯亲自审订出版的第一卷6个版本，第二卷2个版本和第三卷1个版本，马克思为创作《资本论》而撰写的手稿，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时的编辑稿等在内的《资本论》文本群。
“资学”研究对象的展开，即“资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论》文献学
《资本论》文献学是指对《资本论》的文献学考证，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资本论》原始文献的辨识和编辑。由于《资本论》部分原始文献存在缺失、损坏、涂改、笔迹潦草等情况，对其进行辨识和编辑是一切工作的前提。二是对《资本论》文献学信息的描述。由于绝大部分研究者无法直接接触《资本论》原稿，对于原始文本的文献学信息，比如保存地点、保存状况、书写的用纸和材料、书写者身份、文本页码编号等进行详细的描述，可以使研究者们大致了解文本的原始情况，产生相对直观的印象。三是对《资本论》人物典据的考证。《资本论》中谈及或介绍了众多的人物，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如果对这些典据的来龙去脉不了解，不仅会削弱其理论和学术价值，还有可能导致理解的偏差。四是对《资本论》各个文本形成、流传过程的文献学考证。对《资本论》文本群中各个文本的创作源起，研究的准备，写作、修改、编辑、刊印、流传过程的文献学考察，是《资本论》形成史研究的基础。
在《资本论》各卷中，第一卷最为完整，同时也占据了基础性地位。马克思在写给《资本论》的俄译者、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丹尼尔逊的信中，就明确把《资本论》第一卷看作“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部分”。[18]551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认为《资本论》后两卷的一些内容，可以根据第一卷的相关内容推导出来。[19]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卷是独立于其他各卷的，而且事实上，在得出上述结论时，马克思才刚刚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二、三卷仍处于草稿阶段，恩格斯更是还没有见到第二、三卷的完整手稿。通过完整阅读《资本论》，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结构严谨、逻辑严密、浑然一体的艺术的整体。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到资本的流通过程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的运动沿着正、反、合的辩证逻辑逐步展开。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经济范畴在叙述过程中不断演进、丰富，而分散在各卷看似存在差异甚至矛盾的具体表述则是服务于这个逻辑展开和理论叙述过程的。因此，我们要在《资本论》整体的逻辑叙述框架中，而不是孤立地在各卷中考察和研究问题，否则就无法深刻理解《资本论》中的重要范畴和重要原理，无法准确把握《资本论》的整体脉络和精神要义。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安市各公共图书馆资源配置和服务能力差异很大，读者活动开展多的图书馆年活动场次能达到一百余场，而活动少的图书馆年活动场次只有十几场；区县馆中，馆舍面积最大的馆是最小的馆130倍，馆藏文献量最多的馆是最少馆的63倍，年到馆人次最多的馆是最少馆的360倍，文献外借量最多的馆是最少馆的近10倍。资源的巨大差异使各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也有很大差别，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均衡，也使得各区域的市民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有所差距，不利于整个城市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和全体市民文化素养的整体提升。
由于历史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几经流转现主要保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社会史研究所（约70%）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约30%），保存在我国的微乎其微。再加上语言和文献辨识等障碍，我国学者在《资本论》文献考证上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整体研究水平与国际一流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以译介为主，比如在以《全集》俄文第二版为蓝本编译的《全集》中文第一版和以MEGA2为蓝本编译的《全集》中文第二版中通过大量的题注、尾注、脚注和索引等方式充分吸收国外文献考证的研究成果。
尽管如此，我国学者并非不能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特别是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中国人自己的考证具有独特的价值。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提到了一个中国财政官员“Wan-mao-in”[10]141因向清朝咸丰皇帝上奏货币改革主张而遭到申斥的事件，并引用了奏折的部分内容。该事件由当时在华的俄国传教士用俄文记录在《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一文中，被收入《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后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又用德文将该文收入在《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中，被马克思所关注和引用。由于对该过程缺乏了解，在译回中文时，“Wan-mao-in”一度被译为万卯寅、王蒙尹、王猛殷、王孟尹等，[11]11而奏折内容更是与原文有不小出入。后经过侯外庐、王思华、崔敬伯、吴晗、郭沫若等人的考证，才确定马克思所说的“Wan-mao-in”是当时清朝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彭泽益又从清代军机处旧档中找到了奏折原件，[12]143使这段几经转译的文字在译回中文时得以恢复原貌。而且，随着近年来对文献考证研究的日益重视和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我国逐渐成长起一批在语言和理论素养上具有较强文献考证能力的专家教授和青年学者，成为《资本论》文献考证研究的有生力量。比如，青年学者陈长安赴日本留学期间在其导师大村泉的指导下直接参与了MEGA2 IV/14——马克思《危机笔记（1857—1858）》的编辑，还凭借编辑成果获得了“梁赞诺夫奖”。
2.《资本论》阐释学
《资本论》纵然是马克思思想成熟时期撰写的在总体上科学完整的巨著，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自身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且最终并没有完成。而从出版与否、编辑加工、版次多少、外文译本和手稿的完整性等多个角度的对比来看，《资本论》各卷的完善程度也不尽相同。《资本论》第一卷是由马克思自己编辑出版，修改再版，并校订翻译成法文，经恩格斯两次修订再版，校订翻译成英文的一卷，完善程度最高；《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是马克思留下大量手稿，经恩格斯编辑出版的两卷，完善程度低于第一卷；《资本论》第四卷是马克思留下尽管篇幅浩繁但唯一的手稿，恩格斯计划编辑但未完成，经考茨基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一卷，其完善程度远低于第二、三卷，更不能和第一卷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在研读《资本论》时，不能将其视为已经完成的著作，也不能将完善程度不同的各卷等同看待，而是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河流中，尤其是各卷的创作史中去理解和把握，注意到各卷的正文与各个手稿以及准备材料的异同及其演进，注意到各卷在完善程度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理论价值的差异。
时至今日，我国对《资本论》特别是对理论部分三卷的文本阐释可以说已经比较充分了，几乎覆盖了其中的每一段甚至是每一句话。但这一工作远未结束，且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的研究趋向：一是深化了对重点难点问题的讨论。比如《关于〈资本论〉第2卷与第3卷中劳动价值论的矛盾论述之解疑》（刘锋、宫川彰，2011年），《“转形”问题论争与20世纪马克思经济学在西方的命运——纪念〈资本论〉第三卷发表120周年》（顾海良，2014年），《〈资本论〉逻辑：资本逻辑还是“物象化”？》（郗戈，2016年），《〈资本论〉的对象问题——阿尔都塞哲学解读的切入点》（王庆丰，2017年），《如何理解〈资本论〉“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马嘉鸿，2017年）等。二是扩大了文本阐释的范围，特别是加强了对手稿内容的解读。比如《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第XVII、XVIII笔记本若干计算问题——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与俄文版的差异》（徐洋，2016年），《马克思“机器论片断”语境中的“一般智力”问题》（孙乐强，2018年）等。三是扩展了文本阐释视域，特别是在哲学视域下阐释《资本论》。比如《“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孙正聿，2010年），《〈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反思与重构》（仰海峰，2017年），《〈资本论〉哲学的三大解读》（白刚，2018年）等。
3.《资本论》运用学
《资本论》运用学是指挖掘《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认识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应用于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
《资本论》在当代的认识价值主要表现为对当今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点的认识和批判。《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同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剖析和深刻批判的产物，他们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当今世界虽然与《资本论》诞生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仍没有超出《资本论》的解释范围。《资本论》仍然可以为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等问题提供启示。比如《面向经济全球化：〈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当代意义》（顾海良，2006年），《分解、扩散与整合：从〈资本论〉看世界市场的形成》（谢浩，2017年）等。《资本论》也可以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反思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提供武器。比如《〈资本论〉是研究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大理论武器》（裴小革，2010年），《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看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必然性——读马克思〈资本论〉的几点体会》（周肇光，2010年），《〈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刘景泉，2012年）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激荡在内心的愤恨盛怒已消失殆尽，恐慌焦虑悄然爬上心头。昨天老四曾嘱咐我们要善于发现对手的弱点，但皮特除了缺乏讨喜的品质外，没有任何弱点。他够高够强壮，块头大，但又没有大到使行动迟缓；他对别人的弱点有很好的判断力；他生性恶毒，肯定不会对我有半点慈悲心。我本想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不要小瞧我，可这分明是个谎言。皮特猜得一点没错，我真是一点打斗能力都没有。
实验节点如图1(b)所示，节点采用RouterSationPro嵌入式平台，操作系统是OpenWRT,内核为Linux kernel 2.6.配置了30dBi的高增益定向天线，UBNT SR71-A无线网卡.该网卡能支持3×3 MIMO (Multiple-Input Multiple-Output)，但是实验中受所用天线的影响，只能使用到2×2 MIMO，对应MCS 0-15，其中MCS 0-7为单个空间流，MCS 8-15为2个空间流，下文分别简称为单流和双流.
《资本论》在当代的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指导。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步重要的改革都与《资本论》息息相关，每当遇到重大的实践问题时我们都会向《资本论》请教，获得启迪。市场化改革期间，在讨论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能否存在商品经济的问题时，有论文《从〈资本论〉看社会主义商品的存在》（蒋金波，1984年）等；在探索股份制改革过程中，讨论全民所有制（国有制）企业改革为股份制企业，资本参与分配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等问题时，有论文《浅析马克思〈资本论〉对股份公司的论述》（李荣汇，1988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新探》（赵学清，1989年），《〈资本论〉中股份制理论研究》（郑奕、郑军，1998年），《〈资本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再认识》（卞凤玲，2002年）等；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有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何以可能的论文：《〈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征，1994年），《简论〈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问题》（洪灏、雷菁，2005年）等。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资本论》的实践价值正在被更多地挖掘，产生了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指导意义》（邱海平，2014年），《〈资本论〉视野下的全球化困境与中国方案》（沈斐，2017年），《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探析——〈资本论〉生态经济思想的意蕴》（安海彦、姚慧琴，2018年）等一批论文。
北京水务普查数据采集成果“一个库 ”的构建…………………………………………… 杨 洁，刘海林(21.54)
京卷高考压轴题题干通常较长，这对学生们的阅读能力形成考验.选修课初期，我们沮丧地发现，多数学生读完题目后往往拿着笔无动于衷.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一些学生“不知原题在问什么”.在后来的教学中，我们注意让学生审题后进行小组讨论，用语言辅助自己对逻辑的理解.尽管数学语言讲究抽象概括、简洁凝练，提问时，我们要求学生用生活化的语言(白话)向同伴或老师描述清楚他(她)对题意的理解.数学的抽象源于概括，但理解抽象必须从具体的东西入手.遇到比较抽象些的概念，我们要求学生能从几个具体的例子入手，在“试验(举例计算)”中体会概念的本质.我们认为京卷压轴题第 ① 小问的功能也正在于此.
《资本论》形成史在形式上是对《资本论》这一著作撰写和出版过程的再现，而实质内容是对蕴含其中的思想和理论发展过程的梳理。由于《资本论》各卷出版时间、出版者不同，且最终仍处于未完成的开放体系之中，其形成过程相比于一般的著作更为复杂。《资本论》形成史不同于仅仅研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和恩格斯编辑《资本论》历史过程的《资本论》创作史。我们认为《资本论》形成史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主要包含三个过程：一是马克思为计划中的《资本论》撰写手稿和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二版及法文版过程；二是恩格斯依据马克思留下的提示和手稿，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四版，以及《资本论》第二、三卷的过程；三是后人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和计划续编或续写《资本论》的过程，比如考茨基和苏联对《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辑，MEGA2对《资本论》文本群的编辑，一些学者在“四卷结构”或者“六册结构”下续写《资本论》的探索和尝试。
《资本论》在当代的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对发展和构建新理论新学科提供依据和借鉴。《资本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综合运用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研究方法和包括科学抽象法、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数量分析法等在内的具体研究方法，阐释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颠扑不破的基本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实现了对以往理论的革命性超越。《资本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依据和借鉴。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运用《资本论》于构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著述。如《〈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洪银兴，2016年），《〈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孙乐强，2017年），《〈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邱海平，2017年），《〈资本论〉研究与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郗戈，2018年），《〈资本论〉与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周嘉昕，2018年）等。
《资本论》形成史一直都是我国《资本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比如田光、陆立军的《〈资本论〉创作史简编》和马健行、郭继严的《〈资本论〉创作史》等，而汤在新主编的《〈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在当时更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4]随着MEGA2第二部分的出齐，《资本论》的形成过程在文献上被完整呈现出来，引发了我国学者对《资本论》形成史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比如《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创作史研究》（徐洋，2013年），《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第一稿吗？》（赵学清，2017年），张钟朴从2012年到2018年发表的8篇关于《资本论》创作史的系列文章等。而对恩格斯《资本论》编辑工作的研究更是成为近年来的新热点，比如《MEGA2第Ⅱ部门与“〈资本论〉恩格斯编辑问题”》（陈浩，2013年），《恩格斯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创造“流通资本”一词？》（赵玉兰，2015年），《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册的编辑工作——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考察》（徐洋，2017年）等。
4.《资本论》形成史
5.《资本论》传播史
《资本论》传播史是指《资本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和翻译过程。对《资本论》的宣传早在其正式出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许多工人、民主派、自由派的机关刊物上刊登了《资本论》即将出版的预告，其中仅出版商奥·迈斯纳在一个月内就刊登了50次，《资本论》的序言也提前“曝光”，部分地刊登在《未来报》和《观察家报》上。[15]229-230《资本论》出版后，资产阶级企图用沉默将其扼杀在襁褓中。为了反对这一阴谋，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亲密的朋友、战友积极发表演说或评论文章，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运用了巧妙的“作战方法”，[16]352他用不署名的方式发表了多篇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抨击”《资本论》的评论文章，成功引起社会关注，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沉默，成为《资本论》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随着《资本论》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资产阶级学者又由消极沉默转为主动进攻，对《资本论》进行种种攻击、诽谤。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坚决在理论上予以反驳，在“你来我往”的理论斗争中进一步扩大了《资本论》的影响力。
2.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河流中理解和研究《资本论》
时至今日，《资本论》已被译为数十种文字，几百个版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形成了复杂的传播史，成为《资本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我国对《资本论》传播史的研究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特点：一是对《资本论》早期的翻译史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与的俄、法、英三种译本的翻译过程考察较多，如《马克思恩格斯和〈资本论〉的翻译》（林放，1983年）等，而对《资本论》早期传播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对《资本论》的宣传推广工作和《资本论》被人们特别是工人阶级接受过程的考察较少。二是对《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较多，如《〈资本论〉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徐洋、林芳芳，2017年）等。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关注了我国少数民族语文版《资本论》的翻译、出版和传播情况，如《经典著作民族语文翻译传播经验——以〈资本论〉民族语文翻译出版为例》（金英镐、唐超，2017年），《〈资本论〉蒙古文翻译、出版及其传播》（王福美，2017年）等。相比而言，对《资本论》在国外的传播史研究较少。随着《资本论》研究力量的壮大，学界应更多关注和研究“两少”领域，努力绘制《资本论》传播的历史全景图。
6.《资本论》研究史
《资本论》研究史是指《资本论》问世以来，人们研究《资本论》的历史过程，亦可称“资学史”。资学史研究主要包括对《资本论》研究历史过程的整体性或阶段性的梳理、总结和对《资本论》研究史中重要的理论家及其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价。通过资学史研究与国内外《资本论》研究史上的思想资源展开对话将有助于今天《资本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目前我国对资学史的研究大多仅限于对某一段历史时期的《资本论》研究状况，个别理论家的《资本论》研究成果或《资本论》研究的某一方面内容作出梳理和概括，而且主要以学术论文为主。如《试评近年来我国的〈资本论〉研究》（田光，1983年），《〈资本论〉哲学研究六十年》（王东、李喆，2010年），《王亚南对〈资本论〉中蕴含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及其启示》（卢江、葛扬，2014年），《〈资本论〉的“术语革命”——恩格斯解读〈资本论〉的重要贡献》（王庆丰、石佳，2017年）等等。韩金的《资本与文明——〈资本论〉在中国研究史》是国内第一部对《资本论》在我国的翻译、介绍、注释、阐释、研究、应用等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梳理的著作，[13]5但其研究视野也仅限于国内。
对于国外《资本论》研究的状况和成果，学术界虽时有译介，如《试析当代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邰丽华，2017年）等，但缺乏长历史纵深下系统全面的梳理和解读，而且还有大量“遗珠”有待挖掘。比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资本论》研究情况，以伊萨克·鲁宾、帕舒卡尼斯、罗森塔尔、伊里因科夫、图赫舍雷尔、泽勒尼等人为代表的苏联和东欧理论家的《资本论》研究情况，包括汉斯-乔治·巴克豪斯、海尔穆特·莱希尔特、阿尔都塞及其弟子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资本论》研究情况等。[17]在这方面，聂锦芳在《〈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2013年）一文中做了有益尝试，他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资本论》第一卷发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史。
三、“资学”研究的方法路径
（一）用整体的发展的视角研究《资本论》
1.在整体性中理解和把握《资本论》
MRI联合PSA判断标准：以通过MRI图像即可做出明确诊断者，无论PSA为何值均服从MRI的诊断结果，若通过MRI图像不能确诊者，则以PSA>10 ng/ml判定为前列腺癌患者。
同时，我们要在《资本论》的整体性中评价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我们知道，马克思生前未能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而是留下了大量的手稿。但是这些手稿的写作时间跨度长，篇幅悬殊，有的还存在重叠交叉、空缺疏漏甚至是逻辑不一致的情况，在文字上也往往没有经过推敲，不讲究文体，[20]3带有明显的草稿性质。对于恩格斯来说，要将这样的手稿变为连贯完整的著作，不是一件易事，其中存在的困难也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所以不得不进行大量的编辑工作。比如在第二卷的编辑中，根据MGEA2第二部分第12卷提供的资料，从手稿的连续性来看，恩格斯中断马克思手稿的地方超过了700处，[21]删减和增补的句子、公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多达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对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处理以及对原稿内容的概括。[22]如果我们对数量如此巨大的改动视而不见，不仅是不客观、不科学、不严谨的，还抹杀了恩格斯的艰辛工作和巨大贡献。但如果仅仅从数量，从孤立的修改个案就得出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的结论，那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如果在《资本论》的整体性语境中考察每一处性质各异的改动，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所做的这些改动绝大部分都是语义上很小的变化，[23]它们不是让人浮想联翩的篡改或歪曲，而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合理延伸和手稿表述的进一步完善，[24]有的还实现了创造性的发展，比如通过新创“Cirkulationskapital”（流通资本）一词，克服了马克思手稿中容易产生的关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和“流动资本”两者术语表达上的混淆。[25]因此，恩格斯作为最佳人选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编辑出版，并没有制造《资本论》各卷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破坏《资本论》的完整性，而是为马克思计划的《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绝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世界”，其更重要的目的是为工人阶级“改变世界”提供思想武器。而《资本论》能够被工人阶级较好地理解和接受，是其发挥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从在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听取库格曼和恩格斯的建议增加以教科书的方式展开叙述的附录《价值形式》，到德文第二版中将这个附录与正文合并改写，并调整整卷的篇章结构，再到亲自修订法文版时对整卷的论述和篇章结构进一步作出调整，都体现马克思使《资本论》通俗化的努力。然而马克思的这些努力还远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一些《资本论》通俗化的小册子渐渐流行起来，但它们却没有准确阐述《资本论》的思想，因此，马克思后来又听取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与恩格斯一起修改了由约翰·莫斯特撰写的《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大大促进了《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与此同时，《资本论》国际化传播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跨语言的障碍，翻译《资本论》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资本论》就已经被译为俄、法、波兰、丹麦、西班牙、意大利、英、荷兰等8种文字，他们还直接参与了其中的俄、法、英三种译本的翻译过程。
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成熟的过程。比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从萌芽到基本创立，从基本创立到最终完成的不同发展阶段。作为思想载体的文本，由于处在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其成熟程度和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地位是不同的，抛开具体思想发展史背景的文本研究将导致一叶障目、以偏概全的错误。特别是在认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时，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河流中去把握。《手稿》是马克思1843年底刚刚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之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进而系统阐释自己新的经济学、哲学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初次尝试。虽然它包含着天才思想的萌芽和亮光，但仍然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是马克思思想处于转变和过渡期的著作。《资本论》是马克思毕其一生的思想精华，虽然直至去世也没有最后完成，但蕴含其中的观点、思想、理论甚至包括概念不仅已经基本完成，而且还经受住了一百多年来人类历史发展实践的验证。因此，是《资本论》而不是《手稿》，代表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成熟性，夸大《手稿》贬低甚至否定《资本论》，制造所谓“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是浅薄的和极端错误的。同时，从《手稿》的“异化劳动”“异化逻辑”到《资本论》的“雇佣劳动”“资本逻辑”，是马克思在革命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创作的合理演进，两者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和连续性，割裂两者的关系，否定《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史中的价值和地位，制造所谓“认识断裂论”同样也是错误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知的”性格，正是源于他最深刻地忠诚于 “事业”、俄罗斯生活的本质、从永恒直观[内省]的角度看历史的命运。 他从不为暂时和党派服务，从不关心某一期《日记》的印象，而是关心在“最近一期”中说出他灵魂深处痛苦地携带了多年的永恒的话语。[2]199-200
《资本论》阐释学是指对《资本论》丰富内容的阐述和释义。由于《资本论》内容的深刻性、复杂性、系统性和丰富性，要想完整准确地理解《资本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中国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从《资本论》传入我国开始，对《资本论》的阐释始终是我国《资本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甚至一度出现了翻译阐释《资本论》的著作比翻译《资本论》本身更早的历史现象。比如1919年6月2日至1919年11月11日北京《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刊发了渊泉翻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19年11月至1920年6月，上海《建设》杂志刊发了戴季陶翻译的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1920年9月李汉俊翻译出版了德国人马尔西的《马格思资本论入门》等，都早于《资本论》在中国最早的译文，即1920年10月费觉天在《国民》上发表的《马克思的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13]21-23在翻译国外相关著作的同时，我国学者也撰写了一些阐释《资本论》的力作。比如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王思华的《〈资本论〉解说》，孟氧的《〈资本论〉典故注释》，王亚南、袁镇岳主编的《〈资本论〉讲座》，张薰华、洪远朋的《〈资本论〉难句试解》《〈资本论〉提要》，陈征的《〈资本论〉解说》，宋涛主编的《〈资本论〉辞典》等。其中的一些著作多次再版，有力地推动了国人对《资本论》的阅读和理解。
3.在实践中发展和运用《资本论》
一是要沿着马克思的逻辑发展《资本论》。马克思本来计划以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内的六个分册的形式发布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成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能实现，最后留给世人的仅仅是《资本论》的四卷内容，且其中三卷只是未完成的、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手稿。虽然恩格斯出色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极大地弥补了《资本论》本身未完成的遗憾，但最后我们看到的仍是留有接口的第二、三卷和几乎仍是草稿性质的第四卷，《资本论》在总体上还有待完成。今天我们发展《资本论》，不仅要沿着马克思蕴含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四卷手稿和写作计划中的逻辑，充分运用恩格斯的编辑成果，进一步完善四卷结构的《资本论》，还要沿着马克思在更为宏大的“六册计划”中的逻辑，进一步分析资本、剩余价值、劳动及其技术组织形式等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层面上的演进形式，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体系更加具体、更加丰满、更加接近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运用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逻辑闭环，完成马克思未竟的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伟业。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不过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和成果有机地融汇到《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去。我们可以充分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把他们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层面上对资本形式的分析融合到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逻辑中去，推动《资本论》研究进入新的层次。
1.3.2 杂交缓冲液 杂交缓冲液Ⅰ：溶解有10% 硫酸葡聚糖的 4×柠檬酸钠缓冲液，专用于miR-21 和阴性探针；杂交缓冲液Ⅱ：含 50% 去离子甲酰胺、10% 硫酸葡聚糖、80 mmol/L TE、0.6 mol/LNaCl 的 Denhardt 液，专用于 miR-34a探针。
二是在批判扬弃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发展《资本论》。通过考察《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创立的许多理论都是在批判中形成的。比如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和李嘉图等人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彻底批判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中制定自己的货币理论，在批判洛贝尔图斯绝对地租理论中，阐述自己的绝对地租理论，制定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等等。而作为《资本论》根本研究方法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基础上制定的。批判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扬弃的过程，一方面吸收和继承批判对象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否定和抛弃批判对象的不合理成分。今天我们也要发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精神，在对当今世界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扬弃中继续发展《资本论》。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已经充分吸收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完成了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但在他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解释上又取得了新的进展，长期占据西方世界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改变其为私有制和资本家辩护的阶级本质，因而在根本上仍然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借鉴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其注重经济现象分析的现代化研究方法，如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制度分析、心理分析、博弈分析、非均衡分析等。我们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使其在深刻揭示经济本质的同时，增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对经济活动的具体指导作用。
三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展和运用《资本论》。虽然《资本论》的主题是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构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贯穿于《资本论》中隐藏在批判背后的是建设性思维，是他追求人类解放的伟大情怀。在以往的《资本论》研究中，人们较多地从“革命”的视角去解读，而较少地从“建设”的视角去解读，使《资本论》中丰富的新社会建设思想长期被忽视。今天我们应转变研究《资本论》的思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特殊性的分析中挖掘其历史进步性和关于生产一般性的论述，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指导中去。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资本论》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高峰，其中蕴含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今仍然普遍适用，但其中的一些具体论述和判断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资本论》，就会使思想脱离实际。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经历了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在当代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和新发展，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由经历苏东剧变的巨大挫折到在中国的大地上焕发勃勃生机。在这个过程中，一代代理论家和实践家创造性地发展和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推动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实践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发展《资本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是《资本论》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
（二）正确利用国外《资本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导向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在《资本论》研究上，特别是在文献考证和文本阐释上与国际一流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必须充分利用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决不能不加思考不加甄别地利用这些成果，甚至将其奉为圭臬，盲目迷信。因为它们本身并非毫无瑕疵，有的甚至还潜藏着“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在此仅以MEGA2为例。
首先，MEGA2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出版卷册中的观点不一定是最终结论。比如，MEGA2的编者原来计划将第二部分第4卷分为3册，第1、2册收入马克思《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3册收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马克思对此前手稿的一些补充性手稿，因此将整个第4卷的时间范围定为1863--1867年。然而根据MEGA2编者福尔格拉夫的进一步考证，最终确认原本准备收入第3册的内容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结束清样审校等编辑工作之后撰写的，从性质上应该与MEGA2第二部分第11卷和第14卷同属一个单元，而不是属于第3卷。由于编辑的框架早已确定，作为第二部分最后出版的第4卷第3册只能将时间范围改为1867--1868年，但也无法弥补在编辑框架上的瑕疵。
其次，MEGA2本身也存在一些错讹和局限性。比如根据马健行等人的考证，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VI笔记本以及第XVII笔记本前7页的写作时间为1861年12月—1862年1月，写于第V笔记本之后，而不是第XV笔记本之后，而MEGA2的编者却错误地把这些手稿的写作时间判定为1862年12月—1863年1月，进而弄错了手稿的写作顺序。[26]212-222相秀丽也以MEGA2 II/10A中关于“工厂视察员报告”的注释为例，指出MEGA2注释存在字词、标点转录上的缺误等技术性错误及在处理某些复杂文本引证时的体例局限。[27]
再次，苏东剧变后的MEGA2编辑存在着“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潜在倾向。MEGA2的编辑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苏东剧变前。MEGA2的编辑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主，在遵循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同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第二个阶段是苏东剧变后。MEGA2在多方努力下得以保留，但转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持，编辑原则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强调所谓的排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具体操作包括：将原来体现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之中的排序，从而展现马列主义的整体性、一致性的“导言”，替换为仅仅说明卷次本身的结构关系以及文献学信息的“引言”；避免注释、索引中的马克思主义表述立场；原则上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前的文献产生、传播和影响史等。[28]显然，这是割裂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解构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学”立场。更吊诡的是，MEGA2在所谓“科学的、中立的”的原则下居然出现了具有鲜明“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比如在2004年出版的MEGA2第二部分第15卷（即《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版）资料卷的“引言”中，法兰克福大学的经济学家贝特拉姆·舍福尔德大量援引了意大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的价值理论观点，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公开宣布“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29]
3.实现提高政府形象和就业机会等非经济性收益。采用PPP模式进行城镇综合开发，在经济效益方面是显而易见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非经济效益。比如可以有效提高政府形象。城市的发展是体现政府形象最直接的手段，政府要有效地发挥手中有限资本的杠杆作用，撬动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加快城市发展，提高政府形象。再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高就业率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城镇综合开发项目多、规模大，有利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指出MEGA2存在的问题，并非是要在整体上否定MEGA2编者严谨细致的工作和突出的贡献，也不是要彻底否定MEGA2编辑成果的科学价值，而是想提醒《资本论》研究者，在利用以MEGA2为代表的国外优秀成果时应保持审慎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开展独立自主的研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导向，警惕、抵制、驳斥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内容，坚持“资学”姓马的学科属性。
Does medical device product become the new concept or upgrade? 11 8
（三）推动“资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1.加强“资学”研究队伍建设
首先要突破“语言关”。由于《资本论》文本群的原始文字是德、法、英等外语，关于《资本论》研究的国际性讨论也大多使用外语，因此语言问题成为我国学者深化对《资本论》文献考证和文本阐释的重要障碍。可喜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在这方面有重要突破，涌现出以魏小萍、聂锦芳、韩立新、鲁克俭、徐洋、赵玉兰等为代表的既具备语言基础又有理论素养的领军式学者，一批青年学者也在快速成长。今后要进一步加快“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步伐，加强与国际知名学者的交流、沟通与合作，为更多具备潜力的青年学者出国深造提供机会和便利，尽快打造一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资学”研究队伍。
其次要整合研究力量。虽然近年来《资本论》的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但研究力量分散在各个专业学科。因此，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研究《资本论》的经济学家或哲学家，而不是“资学家”。今后要进一步整合力量，探索将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改建为中国“资学会”，创建“资学”中心等团体和机构，定期举办“资学”研讨会，创办“资学”期刊，为培养数量众多的“资学”研究专门人才乃至“资学家”提供平台。
2.加强“资学”文献的收集、整理和译介工作
虽然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惊喜地发现国内收藏着一些对《资本论》研究有重要价值的马克思的原稿文献，比如《布鲁塞尔笔记》第四本笔记本①在南京大学美术馆展出的《布鲁塞尔笔记》第四本笔记本由曾焕沙收藏，该笔记本包括1845年马克思对托奇、平托、柴尔德等经济学家著作的摘录和1861年至1863年间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数学算式和家庭账目笔记。，《伦敦笔记》手稿一页②由冯仑收藏的《伦敦笔记》手稿一页在匡时国际拍卖会上被北京网友拍得，马克思在该页对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詹姆斯·威廉·吉尔巴特的著作《银行实用业务概论》进行了摘录和分析。等，但与存放在荷兰和俄罗斯的文献相比，可以说是沧海一粟。因此我国的“资学”文献考证大多只能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要想改变这一被动状况，就必须建立我国自己的原始文献库，这当然不可能通过获取珍贵的原始纸质文献来实现，但可以通过国际合作获取高清晰度的电子拷贝，同时积极培养我国的文献辨识专家，开展独立自主的研究。“资学”文献不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包含《资本论》诞生以来数量庞大的“资学”研究成果，我们应积极收集和译介这些成果，建立专门的“资学”文献中心，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建立“资学”数据库，为提高文献利用效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大数据分析等奠定基础。
3.积极构建“资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后，我们家经济情况大为好转。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吃招待饭的机会较多，下馆子就能吃到用红烧猪肉、牛鞭、牛肉罐头烹制的菜肴，以及各种水果罐头，常令外人羡慕不已。
《资本论》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资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本文讨论了构建“资学”的必要性、可能性，“资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和方法路径等命题，提出了“资学”“资学家”“资学史”等新的概念和表述，但这都只是我们的初步思考，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重视，进而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积极构建“资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我们认为，构建“资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应彰显中国特色。以《资本论》书名首字“资”来命名学科，提出“资学”概念，不仅直接启发和借鉴于我国本土学科“红学”（《红楼梦》学）、“易学”（《易经》学）等，还充分体现了中国汉字简练的优势，使“资学”在命名上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资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实践，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国人的视角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更多科学的、专业化的学术概念、范畴、观点、命题、思想，作出原创性贡献，努力构建《资本论》研究的“中国范式”，形成《资本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同时，构建“资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要探索其国际化的表达方式，比如借鉴“红学”等学科的英文翻译，将“资学”“资学家”译为“Capitalology”“Capitalologist”，并争取在国际交流中得到认可，增强我国在国际“资学”研究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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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Issues in Constructing Capitalology
MAO Yilong, ZHAO Xueqing
（Political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00）
Abstract: Capital is the most valuable and cornucopian work of Marxism.The profou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world and the grave situation of theoretical struggle require more rigorous studies of Capital.Tremendous potentials, solid archives, and prolific literature enable the general studies of Capital toward a discipline of Capitalology.The objects of study for Capitalology mainly include “three studies and three histories:” the studies of the text, interpret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Capital; and the histories of its 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search.To strengthen Capitalology, we should study Capital from a holistic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adhere to the Marxist orientation, and correctly use the fine foreign research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a “Chinese paradigm” and a “Chinese school” of Capitalology.
Key Words: Capital; Capitalology; objects of study; approach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9)01-0049-016
收稿日期：2018-11-14
作者简介：毛一龙，男，江苏常州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赵学清，男，江苏灌南人，上海警备区杨浦第四退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解放军原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教授，少将，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 郭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