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建构：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打破了五四以来语文教材及语文教育体系，试图从语文学科的内部结构及系统性出发，探索并建构汉语文教育的新体系。它不但对建国初期的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来的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回顾与总结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认识新世纪的语文课程改革以及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缘起和取向
一般认为，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学习苏联的产物，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客观地说，解放初期的语文教育有两个取向：国统区的语文教育和解放区的语文教育。从后来的语文教育发展看，解放初期的语文教育主要采用了解放区的语文教育体系。
解放区的语文教育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体制下生成和发展的。在这一体制下，课程设置力求实际、精简、集中、连贯，与此相应，教材比较强调政治性，注重实际，力求实效。因此，解放初期的国语、国文教材的建设，无论是在编写的指导思想、选材内容、编写方法上，或是教学要求方面，都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特点。1951年7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宋云彬、朱文权、蒋仲仁等编辑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就强调要清除国统区语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内容，主张通过一些文学作品和普通文章的教学，使学生在接受革命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获得一些有关语言和文学的常识。但其缺点也很明显，主要是忽略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课本里没有系统的语言规律知识，文学方面的要求更谈不上。至于语文课的具体任务是什么，应该教给学生哪些知识，学生通过学习应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怎样通过语言和文学的教育进行思想教育等等，这些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早在1951年3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央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中等教育会议上就指出：“语文教育目前存在着特别混乱的现象，其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分开，现在的语文教学甚至将文学、语言、社会科学三种教育混在一起，这是很不正确的。三者都重要，但不能混淆，一混淆就什么也不是了。”在这一形势下，人们开始对语言学和文学的性质及其不同的知识体系进行探索，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开始酝酿。
事实上，国统区的语文教育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以40年代国立编译馆编撰的所谓“国定本”语文教科书为例，其中的《初级中学国文》，即充斥着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文稿及讲话，根本无视语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几乎把语文课当作了“党义课”。
从以上简要考察可以看出，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50年代初语文教育内在矛盾的反映，也是语文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而50年代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则为其直接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人民政协会议上号召全国人民“要学习苏联”：“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从此，学习苏联的热潮遍及全国各地。在这一形势下，苏联的语文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教科书，苏联的文学教学论文集等相继被翻译、介绍到我国语文教育界。当时，苏联语文教育实施的是俄语和文学分科教学，这为我国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施提供了直接借鉴。
1953年五六月间，因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观摩《红领巾》一课引发的关于文学教育的讨论，尤其是苏联专家普希金指出的“语言和文学的因素过分的少”等意见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7月，《人民教育》发表了《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和《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两篇文章。文章指出：“普希金给我们指出了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希望全国中等学校的语文教师能从此把改进语文教学的工作，再推进一步，推向新的发展方向上去。”实质上，普希金的意见就是强调语文学科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于是，全国语文教育界开展了对《红领巾》教学法的学习活动。许多学校还在此基础上进行教改实验。注重文学教育的《红领巾》教学法在全国的实验与推广，为汉语、文学教育作了思想上的发动与准备。
1953年12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提出了汉语、文学分科的具体实施意见。1954年初，党中央决定中学语文教学实施分科教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专家着手讨论及编制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大纲和教材。1955年下半年开始，汉语、文学教学大纲和教材首先在全国79所中学进行实验。1956年7月，教育部发出《关于中学、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材分成汉语、文学两科教学并使用新课本的通知》，同时，教育部召开全国语文教学会议，推行分科教学。在这个会议上，虽有人提出异议，但从这一年秋季开始，分科教学在全国各中学正式推广实施。
二、系统的语言教育与文学教育
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体系的一次大胆探索。它以语言和文学教育为主体，对中学语文教育结构及系统进行了科学化的探索，初步建构起了语文分科教学的内容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不但强调了系统的文学教育和系统的语言教育，也比较强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初步建构了中学语文学科知识的系统。为推广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教育部组织专家先后编制了《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规定：“初中汉语的教学任务是，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这个大纲规定的汉语教学的内容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文字、标点符号等六项，同时对每项内容的具体要求都作了简要的提示，并提出了实施汉语教学的程序和时间安排。根据《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和《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而编定的《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共六册，内容分别是：第一册“绪论”和“语音”；第二册文字和词汇；第三册语法（上）；第四册至第六册，语法（下）和修辞。各篇章的后面都附有练习题。这套汉语教材还充分吸纳了建国初期我国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暂行体系，使得我国中学语文教育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
《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对初中和高中文学教学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也都作了具体规定。文学教学的任务不仅是学习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语言的特点，还强调学会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并且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依据初、高中文学大纲编写的初中、高中课本各六册。初中文学课本第一、二册按思想内容编排；第三、四册按文学史编排；第五、六册按体裁（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编排，每学年的教材采用循环排列的方法，组成两个圆周。高中文学课本第一至第四册从古（诗经）到今（五四）编选课文（后来因分科教学停止，五、六册没有编成）。很显然，初中的文学教材是由作品组成的一个文学理论系统，高中的文学教材是由作品组成的一个文学史系统，初中和高中的文学教材不仅自成体系，二者合起来，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知识教育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不久，教育部对中学作文教学也作了专门规定，提出了作文教学改革的问题：“学生高中毕业，若能写通文章，那就是汉语和文学教学的成功；若是学生高中毕业还写不通文章，那么无论怎样汉语、文学分科，教多少文学作品，还是教学的失败。”实际上，学生的作文水平高低被看做衡量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效果的一把重要的尺子。1956年，时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的叶圣陶在全国语文教学会议上谈到中学语文教学的改革时也指出，作文应当是汉语和文学的综合课程，要有一套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科学的作文教学设计与计划。他还指出，为配合分科教学，有关部门应尽快编出独立的作文教学方案和作文教材。据当时的文学编辑室主任张毕来先生回忆，他们在1956年已着手编辑作文教材，只是由于后来形势变化没有如愿罢了。
关于语言、文学和作文教学的关系，这期间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语言教育是语文教育的基础，文学教育之中包含语言教学。时任汉语编辑室主任的张志公先生说“语言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不论把哪门课程叫个什么名目，它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向学生进行扎扎实实的语言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提高他们阅读欣赏的能力。”《高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则指出：“高级中学的文学教学，应该指导学生学习作品的语言，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和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可见，文学科中也规定了语言教学，这是后来倡导文学教育的学者常常忽视的重要一点。另外，在汉语和文学教学大纲中，都有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但强调了从语文学科出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是和以往区别较大的。
（二）突出了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语文教育中，文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点上，历代学者都有不少论述。但从课程角度将文学教育提升到那么高地位的，除了1956年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在近代中国可能是绝无仅有之事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不仅制定了文学教学大纲，编写了文学教材，还由教育部拟定了学生课外文学阅读的详细书目，并提出了明确的文学教育任务。总之，文学教育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操作性的、体系较为完备的可以付诸实践的具体的方案。
为了对文学教材的内容有个比较具体的认识，不妨把初中六册的选文和高中四册的选文列表如下：
表1：初级中学文学教材选文细目（单位：篇）
说明：本表统计时，对一些包含几篇短文的课文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分类，如《寓言四篇》含《刻舟求剑》《井蛙和海鳖》《狼和小羊》《池子和河流》，则分别归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篇。另外，为了统一，把《唐诗十首》分解成十篇古典选文来计算，而文学常识、作家介绍以及文学史篇目没有计算在内。
表2：高级中学文学教材选文细目（单位：篇）
从上述两表可以看出，1956年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十分重视文学教育，文学教育中又比较偏重古典文学的教学，在高中阶段尤其突出。外国文学选文中，苏联的占绝大多数，其它国家主要包括丹麦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德国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美国的《为了你，啊，民主》、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节选）、日本的《母亲》、法国的《最后一课》《项链》等。还需要说明的是，在高中教材的编写计划中，第五、六两册主要选择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由于不久分科教学停止，这两册书没能编写下去。如果编写出来，文学教育所占的比例则更大。
（三）加强了语文课内教育和课外教育的联系，语文课外阅读制定了比较系统的计划。根据《中学文学教学大纲》的规定，课外阅读是文学教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学教师要有计划地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拟定了一份《中学文学科课外阅读参考书目》，规定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六年的课外文学读物及其要求。除初中一年级按“人民的口头创作——五四以前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初三按小说、诗歌、戏剧、议论文、散文顺序排列外，其他各年级均按五四以前的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外国文学顺序编排各年级有关课外阅读书目。如初中三年必读书目分别是：初一《三千里江山》《三里湾》；初二、初三《林冲》《智取生辰纲》（《水浒》节选）和《铜墙铁壁》。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外国文学的课外阅读书目中，虽然苏联文学仍占重要地位，但已出现了《安徒生童话集》（初一）、伏尼契的《牛虻》、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笛福的《鲁宾逊漂流传》、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可怜的人》、莫泊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等。不但体裁广泛，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国别也相当多。
正如中学文学科课外阅读参考书目所示，它是作为拓展文学科而拟定的，因此，其编排和初、高中文学课本的编排体系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了互补的特色。初中阶段的课外阅读紧扣三个年级教材的重点，注意选择程度适中的中、外文学作品；高中阶段则提出“系统地阅读我国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和评介一些作家、作品的书，还要阅读一些外国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以苏联作品为主）”。按要求，文学科的课外阅读是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因此，通过课外阅读，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了课堂教学中的文学教育。从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看，课外阅读不仅扩大了学生的阅读范围，培养了他们对文学的兴趣，还提高了学生独立阅读文学作品的能力，加强了课内外文学教育的联系。
表3：中学文学科课外阅读参考书目：
三、终止与失落：政治形势、教科书和教师
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本意是加强中学的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提高学生的语文整体素质。1954年6月，政务院《改进发展中学语文教育的指示》明确指出：“从全面发展的观点来看，中学语文教学也必须给予学生以一定的语言教养与文学教养，而不允许再用过去的陈旧方法来进行教育了。”1955年8月，叶圣陶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题为《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的文章，阐述了分科教学的科学性和必要性。1955至1956学年，分科教学率先在一些地方的初中一年级试行，结果反映良好，受到了实验区师生的欢迎。《北京试教区汉语试教工作总结》称：“语文语言和文学分科教学是一项重要的教学改革工作；在中学里设汉语课，系统地进行语言教学是一个创举。”同时指出，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进行语文课程改革、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教育部在总结全国试教工作时指出：“试教的结果，证明了中学文学、汉语分科教学的办法也是正确的。试教的结果，又证明了新教材基本上是适合进一步改进语文教学的要求的。而且推动了整个的语文教学工作。”到了1956年7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21日，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语文教学几个临时办法的通知》，以这套教材“分量重、内容深”为理由，提出了一些临时变通的办法，如高一年级可以使用旧课本或新编初中文学课本第三册，经省市教育部门批准，可以暂不试用或精简汉语教材等。几乎同时，全国反右斗争开始，教育部于8月13日和9月18日两次下达通知，要求在文学课本中增加应用文和反右的文章。1958年3月，由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宣布文学、汉语两科合并为语文科，至此，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宣告中止。
在今天看来，人们不解的是，为何酝酿比较充分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实施仅仅两年时间即突然宣告终止？原因究竟何在呢？
首先，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是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走向终点的根本原因。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同时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不久，中小学教育计划开始全面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生产教育内容。显然，以加强学科教育为目标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与之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很快，语文教学界即发动了对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指导思想的批判。《语文学习》等报刊发表文章指出，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走上了“文学第一”“古董第一”“为文学而文学的道路”。无论在教学大纲、教材编写，还是在教学方法的指导上，都表现出了“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倾向。有的文章甚至责问：“今天全国人民以无比的干劲建设社会主义，而现行文学教材却选编了一些消极避世、闲情逸致、儿女情长的作品来教育学生，这和今天轰轰烈烈的时代合拍吗？”在极左思想的错误指导下，从1958年3月底到4月初，教育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会上提出了“为着实现文化革命，在教育方面要实行五项任务”的决定，其中包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如此，便注定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必然走向末路。值得注意的是学习苏联高潮的消退，也是导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终止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开始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起，舆论就注意引导批判地吸收学习，但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往往事与愿违，甚至常常走向极端。尽管《人民教育》在“短评”中指出：北师大实习生作的《红领巾》教学只是“初步的尝试”“还不是成熟的果实”“不希望教师们就把它当作肯定的典型，而依样画葫芦”。但由于没有领会普希金意见的实质，急于求成，许多教师仍然套用《红领巾》的教学模式，因此，其负面影响很大。在此前后，全国学习苏联的热潮逐渐降温。1956年，先是全国开展了全民整风运动，接着，中央号召各行各业大跃进。1956年4月号的《人民教育》发表了《促进教育事业大跃进》的社论，文章指出：“要使教育界的思想大跃进，首先要破旧思想立新思想，逐步打破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从单纯业务观点、‘权威学说’国际标准等等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样，参照苏联等国家的语文教育模式，由众多专家和当时的教育界权威如叶圣陶等主持编写的汉语、文学分科教材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其次，汉语、文学教科书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汉语和文学两种课本的编写时间紧、任务重，后来几册教材甚至是仓促上马，加之在各地的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的地区同一册课本竟用于不同的年级，这些情况使全国各地对教材产生了不同的反映，汉语和文学两个编辑室分别负责编辑汉语和文学课本，这就使两套课本各有各的独立知识体系，使得两者之间的配合与联系难以很好地解决，而且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阅读训练没有具体安排，再加上作文教材迟迟出不来，文学教材又不能提供练习写作的范例，因此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得不到保障。汉语课本按知识点进行系统教学，有些地方往往并不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汉语教学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练习作业的运用是否充分、是否恰当。”然而汉语课本中的练习既不够多种多样，而且，不少练习过于浅显。例如：“像糖一样的味道是什么？”“母亲的兄弟是谁？”“掀门还是掀帘子？”等等。这些练习，学生根本不用思考就可以顺口答，无法达到训练学生思维的目的。
再次，当时的教师素质还不够全面，受过系统的汉语、文学基础知识训练的教师只是教师总量中极少的一部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汉语，还是文学教材，新的内容相当多。因为没有及时地提供参考资料，许多教师只好现买现卖，如是，则必然增加教师的负担。教师在教学中经常出现科学性错误，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而汉语、文学两科在教学中完全脱节，也无法起到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作用。大纲、教学计划规定得又较死，一些教师根本不能灵活地进行教学。于是，教师抱怨之声时起，社会各界也开始批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1957年初，部分省市一些学校开始放弃分科教材而改用本省市自编教材。到1958年新学年开始，全国语文课本全部恢复《语文》名称，正式宣告了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结束。
四、结语
1956年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我国语文教学科学化道路上的一次有意义的积极探索。因分科教学而编写的文学、汉语教材，从教材体系到教学内容，都突破了传统的模式，受到了众多师生的称赞。说它影响了一代人，也不过分。多少年后，一位受益于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学者还充满深情地回忆道：“至今我还时时想起当初高中语文的文学课本，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当想起，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久久不能忘怀。可惜的是，即使在当时它也没有出完。它也许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好朋友也是有缺点的，令人难忘的是它的优点。”由分科教学而产生的《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对我国汉语语法教学和研究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以后中学语文教学一直采用的教学语法系统正是由此脱胎而来的。
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是建构现代汉语文教育体系的一次积极的尝试，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的改革亦不无益处。
第一，语文教学改革必须适应社会需要。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的教育目的应该与社会需要保持一致。换言之，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科指望单兵突进进行局部的改革，都可能招致失败。1956年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过于强调学科的内在矛盾而较少研究整个社会需要，换言之，没有妥善地解决语文教育与其他学科如数学、物理等的配合。因此，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实际上，无论是强调文学教育，还是强调实用教育，都很难行得通。历史就是这样充满着辩证法！
第二，语文教育的改革与进退必须以科学实验和研究为依据。语文教育是一门科学，因此，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科学的精神在于实验。一种设想、一个方案必须通过反复实验，认真地加以总结，充分取得了经验，才能逐步推广。对于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及时加以纠正。汉语、文学分科教学酝酿比较充分，大面积推广前，亦先后在全国70多所中学进行实验，但作为一项旷世工程，实验时间仅一年多，显得很仓促，许多问题尚没有在实验中充分暴露出来便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有很大的冒险性。因此，以后受到各方的批判也不足为奇。同样，决定一项语文教育的改革的进退也应该以科学的实验为依据。语文教育的改革不能脱离社会大环境，但更应重视经过反复实验的科学结论。科学的结论往往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