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中心：重新解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师范学校论文,北京论文,边缘论文,女子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9）11-0080-07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学府，也是国立的女子高等学府。在20世纪早期，这所高等学府曾经是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中心，为社会各界培养了大量的女性人才，对其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进作用。此外，还因其地处京师、适逢新文化运动勃兴时段的独特优势，直接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急剧嬗变，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识。但是，由于建国以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等多种影响，这所高等学府已经退居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为人们所逐渐淡忘。本文对女高师沿革史略、历史地位及其社会意义的重新揭示与阐发，意在展开一段由史学边缘向“历史中心”的挺进之旅，恢复其历史的本真面目，唤起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沿革史略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称“女高师”。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1908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清光绪三十四年7月，该学堂由御史黄瑞麟奏请设立。起初，借用八角琉璃井医学馆作为临时校舍。宣统元年，始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建筑新校舍。宣统二年，新校舍竣工，该校遂迁至石驸马大街（即现在北京新文化大街鲁迅中学原址）。1912年民国以后，遵教育部令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呈请改组高等师范，并于当年增设教育国文专修科一班，设立附属中学，预备改组事宜。[1]1919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2]1924年5月，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简称“女师大”。[3]1925年5月，由于校长杨荫榆的高压管治，酿成轰动中外的“女师大风潮”。同年8月，教育总长章士钊宣布解散女师大，由教育部派员接管。女师大部分师生在宗帽胡同自赁校舍，坚持教学，以示抗议。8月17日教育部决定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组为女子大学。9月13日，国立北京女子大学正式成立。11月，在北京学界和鲁迅等知识分子的支持下，教育总长章士钊被迫辞职，女师大学生光荣复校。12月24日，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国立北京女子大学均继续兴办。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将北京9所国立高等院校合并为国立北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组为国立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专门招收女生；女子大学改组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1929年大学区制停止实行，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独立，恢复其原有称谓，但是，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7所院校则继续保持北平大学的合校建制，只是名称略有更易。如，同年12月，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更名为“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1931年7月，该院正式并入北平师范大学，并由此成为今日百年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之一。而该校的另一支流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则于1934年7月被裁并。[4]
本文所述“女高师”主要指其自1917年筹备改组到1924年正式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间的7年时间。
二、教育史学的边缘
正如有论者评价的那样，女子教育是教育史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领域。[5]截至目前，在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有关女高师的专门研究还非常罕见，在相关的女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高等教育史或校史的研究中虽然偶有涉及，也大多一提而过，对其详细教育情况和真实教育场景的研究还非常稀少，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也非常有限。
有关女高师的研究，就其研究性质而言，应该归属于女子教育史的研究范畴，又进一步归属于女性学或性别学的分支领域。因此，其在学界的遭遇也就受到教育史学和女性学或性别学在我国发展境遇的双重影响。
大致说来，五四运动前后至抗日战争前，是我国女性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于女性解放思潮的高涨和女学的前期发展，在这一阶段曾涌现出一批早期的力作。其中，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程谪凡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1936年）和梁鸥第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1936）等有关妇女生活和女子教育的专著，俞庆棠的《三十五年来之中国女子教育》（1931）等研究论文，均对当时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府——女高师的教育情况有所介绍和评论。但是，作为开创阶段的早期研究，它们多将考察重点放在通史或断代史的梳理上，尚未对女子教育问题进行专门探讨，其间对女高师的记录也往往限于只言片语的事实描述，虽然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即还很难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内战乱不断，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主题压倒启蒙，关注女性解放和发展的研究随之走低。因之，女子教育研究也渐趋沉寂。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一系列保障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法律的相继颁行，人们普遍认为女性解放的任务“已经完成”，为几代女性梦寐以求的目标业已实现，女人终于被看作和男人一样的人，实现了由“女人”向“人”的跨越。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语境中，要将女人从大一统的“人”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进行独立研究显然不可能[6]，“中性化”或者“去性化”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同取向[7]。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教育史研究不可避免地沾染“中性化”的研究色彩，以致它在建国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对现实生活中有着特定性别身份的具体的人的“视而不见”。因此，对女子教育史的关注也就无从谈起。此外，我国的教育史学在研究取向上，还与传统史学重视军事政治史的特点遥相呼应，偏重于精英人物教育思想的探讨和重大教育事件、教育变革的研究，突出思想和制度的双维架构。由于教育制度的研究重点往往在事件而不在个人，教育思想的研究虽然凸显个人，却因为这些个人大多是男性，也使得女子教育、尤其是作为个体的女性的教育无法在以往教育史学中合法出场。通过对这一时期寥落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和妇女研究的粗略检视，不难发现，女子教育已经退出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被排挤到若有若无的边缘之地。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本已获“解放”、不再成为问题的女性却变得问题迭出。诸如计划生育中的重男轻女问题、义务教育推行中的女童问题、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女工的同工同酬问题等等，一时间纷至沓来，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遂使在我国沉寂长达40年之久的女性研究再度兴起。当人们关注现实中的女性问题，开始陆续引入、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开始反过身来追根溯源，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回顾找寻解决当下问题的根源抑或途径。由此，中国妇女史研究得以复兴，并逐渐形成以近代妇女运动史为起点，向古代回溯，渐次进入断代研究和专史研究，填补传统史学空白的发展特点。[8]其中，由于近代女子教育影响较大，也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的重点之一。[9]此外，自新时期以来，我国教育史学也开始进入复兴阶段，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迎来其发展的高潮期。这一时期，除大量的教育通史、断代史著作陆续出版之外，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出现了一批专门教育史学的研究成果。[10]因之，女子教育作为教育史的一个分支领域，同时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区别于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11]，开始进入学界视野。在这种情势下，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逐渐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的广泛介入，涌现出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其间，多数成果对女高师均有提及①，但是，作为第二次起步阶段的“拓荒性”研究，大多数论者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女子教育通史或断代史的研究上，侧重于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脉络及其特点的宏观把握，抑或针对某类女子教育或某些女子教育问题进行通史性梳理或专题研究，较少进行女校校史的个案研究。即使偶有涉及女校校史，也多数局限于教会女子大学的探讨。目前仅见的几项有关女高师的专门研究成果②，则大多来自文学史或音乐学等学科领域。这些成果虽然从不同的学科视阈出发，丰富了我们对女高师教育情况及其历史影响的认识，但是，由于学科领域的限制，其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多在文学史或音乐学等范畴，止于女高师在促进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音乐专业发展等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功能性描述，抑或作为引证蔡元培、鲁迅等著名人物思想影响的注解性材料，还较少从教育学科的立场，从考察女高师教育的本体视点出发，对女高师首先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其历史沿革、总体教育状貌及其历史影响等问题进行较系统、全面的探讨。此外，在史料的整理方面，虽然较以前有所突破，但是迄今对女高师的改组缘起、办学理念、培养目标、院系设置、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师资教学、考试评价以及学校管理等诸多学校教育的一般情况，还缺乏必要的史料发掘和整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开展。
综上所述，抛开新中国建立以后特殊的学术氛围不论，单就学术研究的取向来看，由于“中性化”研究取向和传统史学理路的双重影响，导致女性或性别研究在我国学界的长期式微，进而使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研究难以走进主流学界的关注视野。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述情况有所改观，但就总体而言，女子教育史仍然处在主流教育史学的边缘位置。在这种背景下，女高师这一中国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和国立的女子高等学府，还远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认为，关注女高师女大学生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边缘化“小题目”，相比之下，那些聚焦由男性精英参与的教育思想传统和重大教育变革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位居主流的“大题目”。
但是，事实上，有关女高师的研究状况远不止于此。通过对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梳理，不难发现，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影响，人们在提及这所高等学府时，往往对该校学生参与五四运动、李大钊执教、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和杨德群以及其后的“女师大风潮”等人物和事件给予过多的关注和叙述，以至在政治导向浓烈的重彩之后，女高师便被描绘成一个充满变动和政治风潮的场所和女革命家的摇篮，女高师的历史变成了一部女性的革命斗争史。无怪乎有研究者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校友的回忆中，洋溢的是激情，而不是知识；不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而是那个历史时刻本身，集会、激进人士的讲学、辩论成了主要内容。与同一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相比，女高师追随的是社会上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潮。[12]这确实揭示了女高师的一面，但仅仅是一个侧面。事实上，在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潮和学生运动背后，这里依然有平静的书桌、沉潜的阅读、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慕与追求。女高师所培养的不仅有投身社会运动的女政治家、女革命者，还有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作为终生志业，无论社会潮流如何走向，都默默耕耘、矢志不移的女知识人。
三、中国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重镇与中心
尽管在今天，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已经逐渐为人们所淡忘，抑或更多地作为今日百年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源头之一而附带出场，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前，这所高等学府曾经是中国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中心，不仅为社会各界培养了大量的女性人才，还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女性知识分子，对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组为高等师范之前，国内如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等学府尚未开放女禁，招收女生。这段时期，中国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远涉重洋，留学海外；二是进入国内的教会女子大学。应该承认，清末以来女子留学教育和教会女子大学的发展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女性知识分子，在女性解放和女子教育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尤其是教会女子大学的创办更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借鉴和蓝本。但是，由于海外留学费用高昂，官费名额往往十分有限，而教会大学则一般要求学生信教，加之办学经费相对拮据等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种教育形式的发展。民国初期，在女子留学方面主要存在三条渠道：（1）清华学校；（2）教育部和各省市官派留学；（3）自费留学。[13]其中，清华学校从1914年到1923年的九年时间共派遣女生38人。[14]民国初期大规模的官派留学只有一次，即1916年官费派遣留日女生43人。至于自费留学，到1916年时，全国各地自费学女生共计86人。[15]在教会女子大学方面，五四运动前，只有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又称燕京女子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3所学校招收女生。[16]其中，协和女子大学自1905年建校到1919年与燕京大学合并时，共有毕业生49人（本科生22人，专科生27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7年初创时只设预科班，1917年才开齐大学四年的全部课程，到1921年时方送出该校的首届大学毕业生3人。[17]金陵女子大学是教会女子大学中发展最完备、影响最深远者，但是，在1919年前后，该校尚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其教育规模还非常有限。如1915年最初建立时只有教职员9人，学生13人，经过4年的发展到1919年时学生只有52名。[18]
与之相比，女高师虽然起步较晚，却后来居上，其生源数量、培养规模和发展速度很快处于领先地位。如1917年8月最初筹备改组高等师范时，国文专修科一次性招生达24名。[19]1919年正式更名“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学校已有教职员71人，包括预科在内的学生260人。[20]从1919年改称到1924年升格为大学的5年时间，女高师共送出本专科毕业生303人。[21]
此外，在女高师正式更名（1919年）不久的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其后，取消高等教育的性别分轨，实行男女同校、两性共学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导趋势。但是，由于深受男女有别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独立建制的女子高等学府不仅存续下来，还成为其时众多女性及其家庭的首要选择。根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数据显示，1922年全国范围内国人自办高校在校女生共计665人，其中，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国立高校，女生数量大多徘徊在10名左右，而女高师一校的学生数量就达236名，约占总数的35％。[22]由此可见，即使在国内大学开放女禁，纷纷招收女生的一段时期里，女高师的招生数量仍然独占鳌头，成为其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镇与中心。
全国接受高等教育（教会学校不计在内）的女子分布如下：
国立的北京大学11人，北京师范大学15人，北京法政大学7人，北京农业大学4人，北京女子高师236人，北京工业专门学校8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4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30人，南京东南大学44人，上海商科大学13人，武昌高等师范19人，广东高等师范13人。省立的有：天津河北大学13人，福建厦门大学4人，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7人，广东法政专门学校13人，云南东陆大学4人。私立的有：北京中国大学14人，北京平民大学12人，北京新华大学4人，北京新华商业专科学校9人，天津南开大学23人，上海南方大学4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52人，上海中国公学3人，江西预章法律专科学校6人，武昌中华大学34人，长沙自修大学3人，长沙达才法律专科学校3人，长沙群治法律专科学校12人，广州岭南大学27人。
事实上，女高师值得关注的不仅是其遥遥领先的生源数量、教育规模和发展速度，还有其较高的教育质量和积极的社会影响。在短短的7年中，女高师不仅为全国各地的女子中学、师范学校输送了大量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为缓解女子中等教育机构的师资紧缺，保障女子教育的有效运行做出了重要贡献，还造就了一批卓越的女性精英，她们大多成为“后五四”一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先锋力量，对其时的女性解放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在文学史界“堪称豪杰”的冯元君、当代《诗经》研究名家程俊英和曲赋研究专家苏雪林等知名学者；曾在文坛与冰心齐名、“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能够注目于革命性社会题材的第一人（茅盾语）庐隐，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淦女士”，20世纪20年代即以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饮誉文苑的“苏绿漪”，以及“一星”、“隽因”、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吕云章等一批曾推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并以其文学作品为女性解放、个体解放声援的第一代现代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曾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并光荣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曾投身台湾政界、热心教育事业和社会活动的陶玄、钱用和与孙继绪等人；以及一批或隐身家庭襄助丈夫或不时走出家庭成为社会活动家的名流妻子，如冯友兰的妻子任载坤、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张君劢的妻子王世瑛和熊希龄的妻子毛彦文，等等。她们虽然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却殊途同归地对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标识
事实上，女高师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并不限于教育领域，除去作为中国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重镇和一批杰出女性知识分子的摇篮之外，在一定意义上，女高师还在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中扮演着标识的意味。
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古老的中国开始了其艰难的现代化之路。从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在半个多世纪的踉跄前行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器物变革到制度创新再到思想启蒙的探索理路，并最终指向“个体解放”这一现代性的核心特质。由此，也揭开中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转折的帷幕。事实上，自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30年代，由家族伦理转向个体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罗网”中解放个体，实现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性转型，已经渐次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主流取向。可以说，个体的觉醒和解放逐渐被置放在关乎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成败的关键环节。③
需要指出的是，在涉及个体解放的问题上，性别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时期（1915－1927），有着落后和依从的女性身份，逐渐成为一个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紧迫问题。当中国社会遭遇危机，外国列强侵略加剧时，受害女性变成了中国社会本身的象征——被男性外国强权所征服和蹂躏。在精英知识分子关于传统中国的叙事中，受父权制压迫的封建女性形象，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甚或成为中国遭受屈辱的根源。而在他们关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中，女性启蒙则成为中国社会获得政治解放，进入现代世界的先决条件。[23]④。
现代意义的女子教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作为女性启蒙、除蔽的重要手段，女子学校教育开始进入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并最终纳入国家主流话语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早期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指导下的女学实践，大多出于强国保种的立场，所关注的是女性作为生理性别（即作为一个母亲），抑或社会性别（即作为一个妻子、革命者或国民）的职能，而并非出于对女性自身发展需要及其权利的关注，在他们关于现代中国的早期想象中，女性并非被视为一个主体，而是一个载体，是一个为达到特定目的而借用的手段和工具。⑤ 因此，尽管这些思想曾经推动中国早期女子学校教育的起步和发展，但是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女性始终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独立人格和人身权利，也就难以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权利，进而造成中国现代学校教育体制在其创立初期的性别分轨：不仅在基础教育领域，女子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管理规则与男性同等程度的学校教育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并且，女子学校教育一直被限定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等基础教育水平，始终无缘高等教育。
但是，随着民国建立以后政治解放任务的初步完成，以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思想启蒙和个体解放在中国现代性转型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度认知，妇女解放的内涵和新女性形象开始发生变异：逐渐从清朝末年的“贤母良妻”、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的“女国民”转向五四时期具有独立人格、与男性具有相同的受教育权利、同样追求平等和自由的新女性。[24]在这种背景下，提倡取消教育领域的性别分轨，主张女性应该接受与男性完全相同的教育的男女教育平权思潮应运而生。其发展的结果，直接导致向来与女性并无太多关涉、“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5]的高等学府开放女禁，招收女大学生。可以说，1920年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开放女禁，正是国人的女性观念发生突破性转变的产物。并且，由于这一女性观念的转变喻示着个体解放理念在女性问题上的提出和彰显，从而使大学的开放女禁，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折的一个节点。
需要说明的是，事实上，早在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放女禁之前的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已经获准设立教育国文专修科，筹备改组高等师范，并于1919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尽管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创建初期，对高等师范是否属于高等教育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已经明确作出高等师范学校系属高等教育的性质定位。[26]此外，尽管女高师的创立尚未摆脱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独立建制的性别分轨，但是，无论如何，国立女子高等学府的筹设和改组，毕竟意味着高等教育领域“女禁”的解除及其对女性的开放，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是对五四时期这一性别观念转折和新女性形象的积极回应。据此，1917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筹备改组和1919年的正式改称也就暗示着官方主流性别观念以及由崭新的两性角色和性别关系所建构的社会观的某种松动和转变。而女高师的创立，其本身也由此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性转型的一个节点。
此外，纵观女高师从1917年筹备改组到1924年最终升格为大学的7年时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和个体解放、女性解放等一系列启蒙思想的提倡，其学校教育和校园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改组初期对清末女教传统的简单继承和因袭，到逐渐打破专业教育上的性别限制，突出学术研究取向，再到五四以后遵循民治主义的教育理念对个性化教育的提倡，以及营造了一种近似北京大学的学术景观——学术本位的教育宗旨，容纳中西学术精粹的课程体系、大师云集的师资阵容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27]与之相应，在此氛围的裹挟下，女高师的女大学生也发生了一系列的蜕变和新生：从早期“一生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的李超[28]，到五四以后一批勇敢地冲决礼教网罗，自立自强，并自觉背负起民族和国家兴亡职责的现代女性。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定历史境遇、思想氛围的孵化，就不可能有女高师的蜕变，也就不可能有一群现代女性和女知识分子的产生。反过来，女高师的发展和演变及其女大学生群体的成长经历又很好地见证并诠释了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成为特定时代社会嬗替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识。
收稿日期：2009－10－10
注释：
①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年－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1984年版；黄新宪著：《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雷良波等著：《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杜学元著：《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熊贤君著：《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乔素玲著：《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谷忠玉著：《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安徽出版社2006年版；张素玲著：《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参见王翠艳：《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何玲华：《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何玲华：《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9期；祁斌斌：《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音乐研究》，2009年第1期。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女师大风潮”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成果出现，但是由于本文所述“女高师”主要限定在1917到1924年，而“女师大风潮”发生于1925年，因此未将此类成果综述在内。
③ 无论是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个人“冲决网罗”的提倡，严复对“群己”关系的阐释，还是五四时期陈独秀对“最后觉悟之觉悟”的呼喊、鲁迅对“礼教吃人”的剖析、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抑或是巴金等人的早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思想。
④ 从郑观应的《女教》（1892）到康有为的《大同书》（1902）、梁启超的《论女学》（1896）、金一（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再到陈独秀的《一九一六年》、胡适的《贞操问题》（1918）、《美国的妇人》（1918）以及同期发表的大量关于贞操、节烈和娜拉出走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到将女性与中国社会连并一体进行解构与建构的双重理路。在一定意义上，女性的启蒙和解放已被视为制约中国社会能否实现现代性转折的先决条件。
⑤ 如早期女子教育思想的代表人梁启超，倡兴女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母良妻。清末官办女学的启动也以“裨助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他们所关注的是女性作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职能（即作为一个母亲或妻子），并且在他们关于新女性的构想中尚未摆脱父权／男权制的思考理路，所谓的新女性缺乏独立人格，居于从属地位，其存在、发展的价值和目的以男性为圭臬。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的女国民思想，虽然倡导男女平权，但是所强调的主要是女性和男性具有同等的参与革命、建设民主共和的义务和责任，所关注的同样是女性作为社会性别的特定职能（即作为一个革命者或国民），而女性自身的发展需要、其不依附于任何个人（如男性）或任何社会组织（如家庭、党派、国家）的独立人格和人身权利则较少受到关注。类似结论参见张素玲著：《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绪言，第6页。作者主要剖析了早期的贤母良妻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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