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道路论文,体制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曾经指出：“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 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辨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4页)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其发展也 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有失误、严重受挫和局部倒退的时期。因 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需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功，而 且还需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挫折、失败和危机。
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过巨大的发展，但不久就陷入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 。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体制性的危机，它包括两个部分：内部体制的危机，即各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危机；外部体制的危机，即社会主义国 家相互关系的危机，或称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体制与外部体 制是互为表里，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内部体制要求外部体制与之相适应，外部体制 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部体制的外在表现、延伸或补充；同时，外部体制的存在和发展， 也必须以内部体制的稳定和巩固为其前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社会主义 的内部体制危机与外部体制危机也是互为表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战后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危机大致可分为三次：第一次危机是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叶，
其标志是波、匈事件和中苏论战，最后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第二次危机是20世纪 6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中，其标志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最后导致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第三次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初，其 标志是苏联东欧的剧变，最后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坠入发展的低谷。危机产生了严重 的后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它又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去探 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创新道路。
一、社会主义体制的初步危机与社会主义新探索的开始(20世纪50—60年代中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超越一个国家的范围变成 为世界体系，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过程 中，苏联在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同时，还极力构筑自己 的权威领导地位，力图形成一个由苏联控制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引发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
首先与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发生冲突的是南斯拉夫。早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 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对苏联在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和承认南斯拉夫新政权问题上的消极态 度不满。战后初期，苏联又在的里亚斯特的归属问题上不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权，与美、 英、法私下达成协议。在南苏贸易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交易，使南斯拉夫蒙受经济损失 ；苏联还有控制南斯拉夫经济，使其成为苏联工业附庸的意向。在南、保等国酝酿建立 巴尔干联邦的问题上，苏联也横加干涉和阻挠，并强迫南斯拉夫签订在外交政策上必须 事先与苏联磋商的协定，等等。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南斯拉夫都曾表达过自 己的不满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而苏联对南斯拉夫在内政外交上的自主倾向也是大 动肝火，两国的矛盾不断尖锐化。1948年3月，苏联横蛮地撤走了全部军事顾问、教官 和文职人员。1948年6月，苏联以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 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以南斯拉夫共产党“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国际主义”、执行 了“民族主义路线”的罪名，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导致苏南关系彻底破裂 。这是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造成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第一个恶果，也是社会主 义出现危机的最初征兆。
第二个与苏联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发生冲突的是波兰。1956年6月爆发的波兹南事件是 波兰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苏波矛盾演变的必然结果。早在1938年， 共产国际便以莫须有的罪名解散了波兰共产党，并处决了该党的领导人；在1945年召开 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重划了波兰的边界，苏联从波兰获取了 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波苏贸易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的交易。波兰党和政府机械照 搬苏联的经验，造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严重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民 对违反自愿原则的合作化非常不满。在苏共20大冲击波的影响下，1956年6月，波兹南 的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和减免赋税的要求，由于波兰政府对事件处置不当，导致工人走 上街头，喊出了“要面包要自由”、“俄国人滚出去”的口号，并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 ，造成54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许多工人被捕。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心吸取教训，党的七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国民经 济，提高工资，鼓励私人手工业的积极性，修改不利于农民的交售定额，加强波兰统一 工人党和民主党的合作，扩大议会的权力并使议会成为主要立法机构等新举措，并考虑 作进一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年10月13—15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政治局会议， 决定于10月19日召开八中全会，并准备由哥穆尔卡出任党的主要职务。
苏联对波兰事态的发展极为不满，尤其不能容忍主张走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哥穆尔卡 担任党的主要职务，并担心局势失控并引起连锁反应，便傲慢地要求波兰党和国家领导 人来莫斯科进行“磋商”，遭到波兰方面的婉言拒绝。此时，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 义便恶性发作起来，他们一方面调遣苏军直逼华沙城下，另一方面又在未经波兰邀请的 情况下，由赫鲁晓夫亲率苏共高级的代表团直飞华沙，要求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 全会，再次遭到波方的拒绝，形势极为紧张。波兰领导人在广大工人、人民群众和武装 部队的支持下，经过紧张、艰巨的谈判，才迫使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下令撤退进抵华沙 的苏军，并表示了对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支持。苏波冲突从波兰来讲是一次 领导班子的调整、一次路线的调整，它是波兹南事件的深入和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来看，这是波兰党和政府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争取独立自主的一次胜利 。
第三个与苏联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发生冲突的是匈牙利。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是 匈牙利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苏匈矛盾发展的产物。匈牙利领导人 拉科西不顾匈牙利的具体国情，在经济上全盘照搬苏联模式，造成农业、轻工业与重工 业发展的严重比例失调，导致消费品严重短缺，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在政治上拉科西紧 跟苏联，在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中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受株连的蒙冤者近20万 人，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拉科西还大搞个人崇拜，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工厂、学校、街 道、幼儿园，自称是“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等等。他还将苏军解放纪念日定为匈牙 利国庆日，把匈牙利国旗弄得像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旗一样，严重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 感情。
斯大林逝世以后，匈牙利紧跟苏联进行政策和领导班子的调整，主张改革的纳吉·伊 姆雷被任命为总理，着手进行了被称为“六月政策”的改革，并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但以拉科西为首的党内保守执力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55年3月将纳吉开除出政治局， 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11月又将纳吉开除出党。
苏共20大后，匈牙利共产党内两派的斗争进一步激化，纳吉为首的改革派受到知识分 子和工人的同情和支持，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和布达佩斯各大专院校学生向党和政府 提出如下要求：在匈牙利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对拉科西时期的错误进行清算；维 护匈牙利的民族尊严和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恢复纳吉的领导职务等。10月23日，群众 开始示威游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在苏联驻军的支持下继续采取高压政策，使局势进一 步激化，混入群众中的敌对分子趁机兴风作浪，示威很快转变为暴乱，局势逐渐失控。 11月4日，苏联红军出面干涉，局势才得以恢复。历时13天的匈牙利事件，有上万人死 亡，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占匈牙利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
客观地看，匈牙利10月事件反对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苏联的大国主义，卡 达尔在11月1日的声明中指出：“10月23日，我国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崇 高目标是纠正拉科西和他的同谋所犯下的错误，保卫民主、独立和主权。纳吉·伊姆雷 的软弱以及钻入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日益得势，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的人民 国家、我们的工农政权和我们整个祖国的生存面临危险。”
波匈事件使苏联党和政府也意识到有改善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必要，1956 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 合作的基础宣言》，承认自己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同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应采取 和平共处、平等协商的原则。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党和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认 识自己的严重错误，它的上述声明只不过是缓和矛盾的权宜之策。
第四个与苏联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冲突的是中国。20世纪中叶，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 巨大的变化，这就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对待正在恢复和发展 了的资本主义?如何对待战争与和平?如何对待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国家 的无产阶级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等。这些重 大问题本应由各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本国的实际，独自进行探索 并予以解决。在此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求同存异，达成基本一致的共识，从而促进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却以“理论权威”和“老子党 ”自居，将苏共20大的观点钦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强加给世界各国共产 党，并视不同的意见为“反苏”或“民族共产主义”而大加讨伐，这种蛮横的做法理所 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反对，终于爆发了1963年至1964年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 双方都说了许多过头的话。在论战中，苏共还胁迫世界上近80个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国共 产党进行理论围剿，与中国共产党断绝交往，并妄图将中国共产党从组织上开除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如此，苏共还将党际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撕毁两国正在履行 的合同、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在新疆地区策动民族 分离和发动民族叛乱，使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与此同时，世界共产主义运 动被分割成为支持苏共与支持中共的两个部分，并从各国共产党中又新分裂出100多个 小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大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是在建立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过程中 发生的，它是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各国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模 式而产生的恶果，它本质是一种体制危机。在构成危机的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中，苏联的 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是造成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主要方面；但内部体制和外部 体制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照抄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的结果，激发了各社会主 义国家产生走自己发展道路的要求，而走自己发展道路的要求又必然引起苏联的干涉， 进一步激化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加深社会主义的体制 危机。
社会主义体制危机在本质上是坏事，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又变成为好事。这就是它启发 了各国共产党认识苏联模式的弊病，开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正是在与苏联决裂之后，南斯拉夫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苏南 关系破裂，意味着苏南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某种隶属关系已不复存在，这就使南斯拉夫 获得了发展自己的自由，从而为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另 一方面，苏南关系破裂，意味着南斯拉夫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苏联模式的迷信的终结，这 有利于他们解放思想，有利于他们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走自己的创新道路。事实也是 如此，南斯拉夫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 结合，创立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变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为社 会所有制；实行企业自治，使企业完全具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必须的一切权限；废除 指令性计划，实行社会计划制度；实行劳动者自行决定成果分配的原则；废除外贸和外 汇的国家垄断制，实行外贸和外汇的自由化等。南斯拉夫是世界上第一个敢于改革苏联 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开社会主义改革之先河。
中国在经过了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后，在有了波匈事件的教训之后，也开始重 新思考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 主张以苏联的教训为借鉴，走自己的路，并提出如下重要思想和理论：关于十大关系的 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关于依法办 事和扩大民主的思想，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 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的思想等。所 有这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可以看成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 始或萌芽。
匈牙利在十月事件后，也悄悄地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开始了建立“指导 性计划经济”模式的尝试。卡达尔政府制定了1958—1960年调整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 1962年开始为拉科西时代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1962年11月召开了第八次党代会，宣布 “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期在我国已经结束”，“党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1962年 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八大制定了团结各阶级和阶层的广泛的“联盟政策”，指 出剥削阶级已经最终从社会中消除，已没有那些在利益上与社会主义相矛盾的阶级或较 大的阶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口号是：“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 1966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 》和《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决议》，要求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把国 民经济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和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联系起来。其中心思想是 建立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统一，并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匈牙利是继南斯拉夫 之后又一个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酝酿和进行改革的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在思想上 冲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提出了自己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设想，其著名代表是陶里 亚蒂(1893—1964)。1956年12月，他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走 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主张在宪法范围内，在和平民主的斗争中，通过结构改革 和建立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逐步向社会主义前进。这一主张被称为“结构改革论”。 其主要内容是：在经济方面，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对垄断资本实行民主监督，将一些 操纵国计民生的垄断企业收归国有，以削弱、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垄断资本；国家控制银 行系统；改革土地制度和农业，实现耕者有其田，保护中小农户，废除对分制和其他过 时的租佃制度，发展农业合作社，建立发展农业的民主组织，遏制垄断资本向农村渗透 ；在意大利南部实行有计划的开发和工业化，克服南北方发展的不平衡；在进行结构改 革的同时实行民主的经济发展规划。在政治方面，扩大民主自由，改革中央集权的国家 体制，实施宪法规定的改革，普遍推行大区自治，实行下层监督和直接民主等。
与此同时，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1881—1961)也对美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 了新的思考，提出了美国共产党“到达社会主义的新路线”，(W.Z福斯特著、梅豪士译 ：《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1页)其具体步骤是：首先在党的领 导下组成人民阵线，然后建立人民阵线政府；党和无产阶级要努力推动这一政府向左转 ，最后实现人民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同上书，第593页)
综上所述，正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初步危机中，南斯拉夫、中国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 国家，以及意大利等欧美国家的共产党开始了对各自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二、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新探索理论的提出(60年代中至80年 代中)
战后的社会主义体制危机在60年代中叶起又有新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危机是在传统社 会主义体制已经建立以后发生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严重 弊病突出起来，是造成这一阶段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主要因素，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 党主义仍在危机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矛盾发展的产物。从50 年代后期起，中国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病就日益严重起来，它使中国的经济长 期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群众的不满在增长，党内要求改革传统社会 主义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明显受中苏论战的影响， 用“左”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国内变革社会主义体制的要求、理论与实践，认为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赫鲁晓夫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相呼 应，并力图将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由于毛泽东的这种认识和企图根本不符合实际 ，所以不可能按常规的政治程序来达到其目的，只有凭借他个人的崇高威望，利用传统 社会主义体制高度集中的种种弊病，动员狂热的青年，来将“走资派”打倒，即发动“ 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践踏了宪法和人 权，使成千上万的群众横遭不白之冤，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使人民生活普遍贫 困化，更严重的是它完全堵塞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道路。“文化大革命”是传 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向极端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体制陷入深重危机的表现。
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又一严重表现。捷克斯洛伐 克战前是一个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战后以苏联为榜样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 制，这一体制曾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它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 的需要，并造成严重后果：经济部门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 致通货膨胀，对外贸易严重依赖苏联并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政治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1951—1953年在苏联安全专家的参与下进行了“大清洗”运 动，反对所谓的“铁托主义”和“民族主义”，使大批无辜者受到迫害和株连，蒙冤者 近10万人，等等。凡此种种，都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苏共20大后，捷克斯洛伐克于1958年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但由于国际上再一次掀起 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高潮，致使改革中途夭折，并使经济陷入困境。1964年国 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奥塔·锡克提出《关于改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原则草案》 ，这一改革计划由于诺沃提尼的反对而寸步难行。1967年捷经济陷入重重困难，生产停 滞，大量基本建设工程不能完成，政府财政赤字高达50多亿克朗(约合6亿美元)，人民 的不满日益增长，要求改革经济、政治体制的呼声日益强烈。
在此情况下，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1968年1月召开了捷共中央全 会，诺沃提尼被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杜布切克断任。同年四月，捷共中央公 布了改革的《行动纲领》。杜布切克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上的彻底改革，而且是一 次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的综合改革；同时杜布切克还提出“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 义道路”的主张，表现出要求独立自主和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倾向。由于捷克斯洛伐克 在苏联的欧洲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可能在东欧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因此，以 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不能容忍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他们大造“社会主义大家 庭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等侵略有理的舆论，使用各种手段施加压力 、横加干涉，使矛盾不断尖锐化。最后，苏联于1968年8月20日伙同保加利亚、波兰、 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将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绑架到莫斯科， 软硬兼施，迫使其就范。这样，被称之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就此夭折，并起到 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整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再也无法向前发展一步，完全进 入了死胡同。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表面上看是很不相同的事件，但两 者也有相通之处，这就是两者都是用来对付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 手段，其结果都是使社会主义陷入了深重的危机。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与当事人的主 观愿望相反，危机虽然延误了改革的时间，但它却促使人们更坚定地走上了改革创新的 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在这一理论的形成中无疑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文化大革命”暴露了高度集中 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病和“左”倾错误的危害，促使人们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推 动人们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从而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形成。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的促进 作用时指出：“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 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 经验，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 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 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历史性会议，它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 发展史上的历史性转折：这就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路线，实现了全 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路线；打破了“唯上、唯书”的 一统天下，恢复和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束了对传统社会主义 模式的顶礼膜拜，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初 步的理论概括，使其具有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 步形成。
“欧洲共产主义”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 的产物，同时它又是二战后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发展的产物。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长期以来，西欧各国共产党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是自己的榜样。苏共 20大和接着发生的波匈事件，暴露了苏联体制的严重弊病，特别是民主与法制方面的严 重问题，使他们感到震惊，逐步认识到苏联模式已面临危机，它无法解决当今资本主义 国家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面临的复杂问题。50、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的一 个积极成果，是使西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破除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促使它们去独立思 考和自由讨论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目标。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加深了苏共与西 欧国家共产党之间原有的分歧和裂痕，意共、法共、西共等西欧17个国家的共产党向苏 联提出强烈的抗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欧洲共产党 联合抗苏的行动，并促使西欧共产党逐步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1971年3月，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带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出席了苏共二十四大 。贝林格以意共的名义强调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伊巴露丽代表西班 牙共产党指出：各个共产党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工作，因此必须反对党与党之间 的干涉行动。日共、英共、比共等也表示了类似的立场。此后，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进 行了频繁的双边会晤和协商。1977年3月2—3日举行了意、法、西三党领导人参加的马 德里会议，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系统阐明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标志着“欧洲 共产主义”的形成。“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根据本地区的特点，独立自主地探索通过和 平和民主的道路走向民主的、自由的和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它的主要内容是：用马克思 主义、马克思思想、科学社会主义等概念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放弃暴力革命， 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长期民主变革 ，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革新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行以 代议制为基础的政治民主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民主规划，在国营企业起主导作用的提 前下，国营与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存，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群 众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他们强调各党独立自主、权利平等和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主张各党根据本国情况制定自己的路线和战略策略。在国际 上主张实行包括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和平与进步力量在 内的互相声援的“新国际主义”。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都是社会主义体制深刻危机时期发展的 产物，它们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
三、苏联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新探索理论的基本形成(80年代中至今)
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东欧国家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在改革的道路上无 法前进，体制危机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最终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是20世纪下半叶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它震动了整个世界，也震惊了全世界的共 产党人，使他们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
苏联作为建国70多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顷刻瓦解?这是全世界共产党人 都在思索的一个问题。虽然，苏联剧变的根源错综复杂，但是拒绝理论与制度的创新， 拒绝社会变革，最后从“左”的教条主义发展到右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不能不是葬 送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在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包围和战争威胁 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为克服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严要缺陷，应对电工技术革 命所引起的重化工业发展的需要，即第二次生产力革命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 的长处是：能够集中力量和资源，进行国家的重点经济建设，有可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 出发来协调经济的发展。它的缺陷是：由于计划制定和决策人员在信息的掌握上和认识 能力上的局限性，以及所处地位和所代表利益上的局限性，计划配置的方式就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偏颇和僵滞的毛病，从而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经济 发展的水平较低，建设的规模不大，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发展目标比较单纯和集中，走 的是粗放型的发展道路，整个经济处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态，在此情况下，这种经济 政治体制是比较有效的。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从50年代末开始，特别 是进入60年代以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 的变动——信息产业逐步取代了重化工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经济的粗放型发 展日益被经济的集约型发展所取代，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在此情况下，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信息系统、决策系统、动力系统便逐渐失去其有效性 ，最终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但苏联领导人只能对过时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无关痛痒的修补，而无力对其进行根本 性的改革，并蛮横地阻挠、破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最后又盲目追随西方、模仿 社会民主主义，最终导致于1989年的东欧剧变、1990年的两德统一、1991年的苏联解体 。
苏联的解体本来是一件坏事，但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勇 敢地探索各自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下，它又变成了一件好事。这就是苏联解体 为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一、是苏联解体为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提供了一 个比较宽松和自由的环境，再没有一个自命的“中心”在那里任意挥舞“左”的大棒了 。其二，是苏联解体彻底破除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如果说此前还有某 些党对苏联模式仍存有一点点幻想的话，那么，苏联解体使这一点点幻想也破灭了，这 对人们的思想解放是非常有益的。其三，是苏联的解体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第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完整的经验和教训，这是用无比沉重的代价取得 的宝贵的历史遗产，是社会主义新探索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
中国党和政府正确对待苏联剧变的严酷的事实，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1992年春，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 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同上书，第370页)同时他还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 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同上书，第373页)明确指出了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是 对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最深刻的总结。1992年10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本上 ，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强调应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 下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在社会主 义中国的正式确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它标志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 础的产品生产，同以产品的直接分配相结合的计划经济运行的模式，最终将被以社会主 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同以商品的社会交换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 本模式所取代。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这一巨大变革，不可避免地将引起社会主义的政治 、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面变革，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实 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两块理论基石。因此，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就标志着作为一个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基本形成。这一理论是中国共 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成果，它初步回答 了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同时，发达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也 有了新的发展，其代表是法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
法共和日共同样也受到苏联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苏东剧变后也受到巨大 的冲击，但他们是具有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的党，所 以能够迅速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率先走出苏联解体的阴影，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 义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
法国共产党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的突击队，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过自己的 贡献，苏东剧变后不久，它便完全走上了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法 共提出了“超越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其实质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践，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 道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在“超越马克思”的思想指 导下，法共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理论。该理论主张实行新“左翼进步联盟”政策，争 取群众，团结大多数，以取得在议会和政府中的稳定多数，进而革新资产阶级政权，使 其成为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权。通过革命后的人民政权，对社会进行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改造，建设新社会，最终达到“合作的分享的共产主义” 的目标。法共还认为，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一个阶段，法国将不经历社会主 义的历史阶段；法国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法国共产党；人道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
在苏东剧变之后，日本共产党结合本国的国情，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 。日共认为，由于国情的不同，日本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与苏联和中国有许多不同，也 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不同。21世纪是超越资本主义，建设社会 主义条件成熟的世纪。日共主张与其他“革新的政党”和各种民主势力合作，结成广泛 的统一战线，通过争取议会多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并在资本主义取得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部成果的基础上，在日本建设民主富裕的社会主义。日 本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内涵是：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体创造的 价值和成果；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超越利润第一主义，彻底消灭剥削；生产 力高度发展，物质基础雄厚；使社会整体目标有效地代替企业个体目标来决定生产；使 国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等等。由此可见，日共的 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已被具体化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的路线”。
法共和日共提出这条新路线的主要依据是，新的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 和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 甚至是部分质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新社会的因素即社会主义的因素正在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地生长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不同于十月革命道路的 另一条道路，即民主、和平发展的道路，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下述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 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诚然，20世纪下半叶对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是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有其必然性的一 面，但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对这一探索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因为 ：首先，危机有利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促使人们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 义发展的道路或模式；其次，危机本身就积累了深刻的教训，为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提 供了有益的参照，特别是它集中地暴露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和难以解脱的矛盾， 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比较明确的重点和突破口；再次，危机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 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因为解决社会矛盾的物资手段，并不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外， 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危机发展的愈深刻，社会为解决矛盾提供的物质手段 也就愈成熟；最后，危机可以打破历史上形成的某种隶属关系的束缚，为理论和制度的 创新提供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否定之否定的事物辩证发展规律的体现。社会主义革命是 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否定，由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推动的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则是对 过时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或模式的否定。这第二次否定克服了第一次否定的主观的、脱 离实际的、空想的成分，即克服了它的片面性，并从第一次否定的经验和教训出发，提 出了解决矛盾的新的思路和方法，这就比第一次否定更加接近事物发展的本来面目，更 加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加广阔的空间和 更加光明的前景。
社会主义的新探索是社会主义复兴和发展的先导，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 都积极地走上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多样性的体现，也 是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表现，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21世纪必将是社会主义复兴和获 得巨大发展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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