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政党调适内部冲突的探索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启示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政党作为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组织体系，是由众多的党员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组成的。从政党的构成要素和组织结构来看，政党内部的关系主要包括党员与组织的关系、下级组织和上级组织的关系以及全党与政党领袖的关系。“从政党内部板块划分和利益冲突的角度看，政党内部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存在着成员之间、组织之间、不同的政党部分之间的差别。”[1](PP260－261)正是由于这些差别的存在，政党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和冲突。从西方政党的发展实践来看，政党内部冲突自政党产生便存在，当党内冲突调适得当时，分歧就会减少，损失就会降低；当调适不当时，分歧就会扩大，严重时导致政党的分裂，甚至葬送政党的生命。从维护政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西方政党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党内冲突调适机制，逐步建立了一种规范化、合法化的内部自动调节机制。 一、西方主要政党内部冲突的原因 政党内部冲突的本质，实际上是政党内部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冲突，就其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意识形态的分歧 每一个政党都有共同的价值理念作为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即一定的意识形态定向。政党内部关于价值理念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党内不同政策主张和不同路线之间的争论，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理论的斗争”。[2](P70)理论斗争是思想认识领域的分歧，这种激烈而又持久的分歧和斗争，往往会给政党带来极大的内耗，甚至导致党的分裂。20世纪50年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现象日益明显，英国工党为是否修改代表工党“社会主义”性质最明显标志的党章中“公有制”条文而分为左右两派。左派认为修改“公有制”条文违背党的宗旨，右派认为这个条文已不合时宜，吓跑了选民。工党内部为此长期斗争，导致分裂涣散，连续18年在野。布莱尔回忆说：“尤其是1979年工党败选，其内部有点像热月政变期间的法国，充满内讧，阴谋和激烈的相互指责。下院议员被党内很多人视为出卖‘社会主义的商人’”。[3](P29)1994年，布莱尔继任党的领袖，在保持基本意识形态不变的前提下，对原有意识形态进行重新解释和调整，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以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最终成功带领工党赢得大选。西欧社会民主党在向“第三条”道路转变的过程中，无一不是在经历了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而最终达成了共识。 （二）权力的争夺 政党的核心问题是政权，其存在和发展的中心目标就是夺取政权。既然政党是不同利益追求的个人和组织按照一定原则组合而成的政党集团，那么获取这个政党的领导权是实现个人或组织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政党内部关于权力的争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英国工党为加强党的领袖的权力，实现权力中心由工会向领袖的转移，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废除集体投票制，实行一人一票制的方法，取消了工会集体投票的特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工会左右工党人事和政策的影响。意大利人民党自成立始，就是一个派系林立、斗争激烈的政党。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是按照各派力量情况酌情分配的。因为党内冲突或斗争导致政府下台或推迟新政府成立时间的事情经常发生。“每一个天主教民主党的派别都对天民党构成一定的不安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派别都能威胁到天民党①领导的政府的寿命”。[4](PP188－189)尽管人民党从二战后到1994年一直以议会第一党身份稳坐总理的宝座，但内部权力斗争带来的内耗终使其自食其果。在1993年选举中得票率仅为14．3％，退为第四名。 （三）腐败的滋生 任何政党在权力监督和制衡不到位的情况下，都会为腐败的滋生提供空间。腐败是与政党的组织原则相违背的，减弱了政党在党员和民众中的威信，严重时甚至影响到政党的执政地位。意大利人民党二战后的衰落既与党内争权夺利、涣散无力有关，也与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破坏了人民对它的信任有关。在查处米兰丑闻案中，从米兰到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大城市中的1／3的官员受到审查，人民党总统斯卡尔德罗和人民党的前总理都被指控涉嫌贪污受贿。在法国，根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3年底公布的调查结果，90％的法国人认为法国公共部门存在腐败，其中政党的腐败最为严重，超过企业、媒体、议会、行政部门和警察。[5]在“派阀”林立、争权激烈的日本自民党内部，获取财团“政治黑金”是“派阀”能够在竞选中获胜的重要保障。2004年7月，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桥本派被爆非法接受日本牙科医师联盟1亿日元捐款，此事件不仅迫使桥本派领袖桥本龙太郎宣布辞去本派会长职务，而且导致桥本派数名主要干部相继接受审查。首领桥本龙太郎缺位，其派群龙无首，进一步加剧了衰落。 （四）权利与义务冲突 作为党员，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是每个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同时，政党应保障每一位党员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如果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不能保持平衡，政党内部的冲突就在所难免。在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在党内具有高度的权力，无论在野或是执政，党的领袖都掌握着党的政策和党的纲领的最终决策权。党的首领可以通过任命督导员的方式控制议会党团，督促所有议员根据其意志行事。对于违纪的议员，领袖有权对其制裁，直至开除出议会党团。工党也对违反党的纪律的党员予以严惩，英国执政党工党开除了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议员乔治·加洛韦的党籍。同时，当党员对党的领袖产生不信任时，表达抗议甚至以辞职相要挟也是党员的权利。在撒切尔和布莱尔执政后期，都发生了内部“逼宫”事件。在撒切尔内阁中，19位大臣中有12位要求她退出竞选，另有3位已辞职。国务大臣汤姆· 华生抗议布莱尔“赖在首相任上不走”，不下台既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6]在外部支持率不断下降、内部“逼宫”不断加紧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和布莱尔最终都选择了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执政生涯。不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内部权利与义务的争夺大多是为提高党的威信和维护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所以失意者虽然有可能退出政府，丢掉行政职位，或由前排议员降为后排议员，却极少脱党转党。[7](P421) 二、西方主要政党调适内部冲突的做法 政党内部冲突是政党内部不同派别或个人在党员权利和义务之间矛盾的表现，调适政党内部冲突，主要“在于协调党内部权利与义务关系、协调与解决党内权力与利益矛盾，维护政党的团结与统一、维护政党内部秩序、增强政党凝聚力与竞争力。”[1](P261) （一）建立协调机制平衡派别之间的利益分配 协调机制是冲突双方在充分认识双方的分歧和共识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使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平衡和满足的方法。这种解决方案可能不是最优的，不能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但是从政党整体来看，减少了内耗和冲突，凝聚了共识，加强了合作的目的。 第一，建立党内冲突的仲裁机构。建立相对独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是西方政党协商解决党内冲突的有效方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党内专门成立了仲裁委员会，党章规定：在各区、专区和党的执行委员会各层级成立仲裁委员会，成员由各级党代表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不得在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中任职和担任专职党务工作，不能从党内定期获得收入。裁决的范围主要包括：党纪审理、适用和解释组织章程和各种规章、党内选举的异议或诉讼。[8]法国社会党也专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明确规定其职能：“对党员个人行为，甚至对党员集体行为的监督都属于联合会仲裁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如果他们属于不同的联合会，只有全国仲裁委员会有权对其进行监督。”“在议员与全国理事会或其他中央机构的成员和联合会之间发生冲突时，全国执行局可以直接诉诸全国仲裁委员会。”[9]仲裁委员会享有一定的独立性，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公正客观地调适党内部的冲突，仲裁方案易于被冲突双方所接收。 第二，建立党内冲突的协调机制。为保证在共同价值理念下实现全党的整体利益，西方政党在内部建立必要的协调机制以平衡各方利益。在英国保守党内部，分为议会党团、中央总部和全国联合会三大决策和执行机构，合并为“保守党管理委员会”。议会党团是全党的核心，承担全党日常的全部工作，全国联合会和中央总部都服务于议会党团。党的领袖可以通过任命的督导员控制议会，还可以通过任命党的主席控制中央总部，进而影响全国联合会。英国保守党的三大机构虽然在关系上互不隶属，但在党的领袖统一协调下发展。在法国社会党内部，组织结构分为地方支部、省级联合会、大区联盟和全国理事会4个层级组织。党章不仅规定在各级党组织的选举中要最坚决地贯彻比例代表制原则，而且规定了党的高层领导的决策权和高层领导向各级领导层推举候选人的权力以及下级服从上层领导决定的权力。[10]选举中的民主原则，表现了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性，而对领袖的绝对权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则为保障决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奠定了基础。即使在相对松散的美国共和党内，也设有最高机构———全国委员会，由主席领导，负责组织协调共和党的竞选活动并推展共和党的政策。[11] 第三，建立党内冲突的妥协机制。西方政党内部的冲突既有激烈性又有妥协性，其冲突的实质基本上是在共同理念支配下围绕着如何为维护与增强党的威望而进行，而非另立山头，制造分裂。英国工党修改党章第4条的过程是西方政党内部相互妥协的典型代表。1959年9月，当时的工党领袖盖茨克尔总结1959年大选失败的教训，认为正是党章中的“生产资料、分配、交换手段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内容吓跑了中间选民，提出删去党章第4条以“混合经济”代之的动议。这个动议遭到了党内左翼和工会的激烈反对。1960年10月，工党年会虽然无条件地肯定了党章第4条的规定，但通过妥协的《工党的目标》声明，确认了“混合经济”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这种左右翼都认可的办法一直到金诺克时代仍在使用。1994年，布莱尔接任党的领袖，为扭转工党连续18年在野的局面，布莱尔在1995年初的头6个星期内，向3万多名党员进行了25场演讲游说。在整个过程中，数万人参加了讨论，半数以上的党员参加了投票，开创了英国政党史上最广泛的讨论。经过几个月的争论，虽然极左派遭到了失败，但温和左翼和主流派均作出了一些妥协，最后通过了布莱尔的“新工党”方案。在此基础上，布莱尔以压倒性的多数击败保守党赢得了选举，使工党时隔18年后再次执政。 （二）建立约束机制监督党员履行义务 调适党内冲突，既需要用共同价值理念做道德自律，用民主原则保护党员权利，更需要以规章制度作为纪律约束，监督党员和组织自觉履行党的义务。完善的党内外法规制度能够使党内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双方的冲突，而不至于演化为暴力或者发起内讧而导致无序。 第一，以党章的形式规定党员的基本要求。党章是一个政党的立党之本。西方政党从党章中严格规定了党组织和党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规范，从党内最高法规的角度提出了解决党内冲突的原则立场。法国社会党在党章总论中开宗明义地对党员的义务做了规定：“在履行选举职能时，党员只能支持社会党提出或支持的候选人，不得支持其他候选人”，“党内完全有讨论自由，但是任何有组织的倾向都是不容许的。”[9]德国社民党在党章“党纪审理程序”环节中规定：“对于因严重违反党代表大会或党组织的决议而给党的利益造成损害，或者有不名誉行为或严重违背党的原则的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审理程序。”“各级党组织都可以向当事党员所属的区的仲裁委员会提出执行党纪审理程序的建议。”[8]英国工党党章规定：凡参与其他政党或组织，以及公开反对党正式提名的候选人，都会按照相关规定开除出党。实践证明，这些党章对于维护党的纪律是行之有效的。 第二，以党内外法规加强对党员的纪律约束。党章是党内的最大法规，除了党章外，西方政党主要通过党内外法律法规建立起约束党员言行的机制。英国工党内部有比较健全的规章制度，组织纪律也较强。布莱尔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和领袖的权力，要求议员候选人、党的发言人和选区党组织的活动、言论必须受党中央及领袖的指导和监督，违反党的规章制度就会受到中央党部的纪律处分。法国社会党党内规定，入党是自由的，但入党后必然限制自由，如果不执行甚至违反通过民主方式做出的决定，就要求退出党的共同生活。各级党组织如果出现违反纪律的情况，可能面临被解散、重组的惩罚。[12]但党内法规对党员的纪律处分范围往往是有限的，最严厉的处分就是开除党籍，并不涉及对于其违法行为的审查和处置。党员违法要被开除党籍，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对于其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则往往根据司法机关的审查和审判来加以界定。在党内法规和国家大法的双重约束下，政党活动被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 第三，建立党内监督机制。西方政党是竞选型政党，赢得大选是其实现执政的根本途径。为保证议会中的党员意见统一，西方政党在议会党团中通过实施“督导员”制度负责监督党纪的执行情况。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对督导员有明确的职责，包括协助工党领袖了解党内情况，督促工党议员遵守党的纪律，采用强制办法使工党议员按党的意图在议会中发言和投票，对不听从命令的工党议员实施惩戒措施，直至建议领袖将其开除出议会党团。德国议会党团设有干事长一职，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检查督促议员出席会议，保证他们按照党的要求投票。这些措施对保证政党的战斗力和竞争力起到了独特作用。即便是组织纪律较为松散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众议两院都设有议会党团，选出督导、副督导，负责协助党的领袖的工作，沟通党的领袖和本党议员对议案的意见，估量有争议的议案交付表决时的投票情况，在重要议案交付表决时督促本党议员到会场投票。 （三）建立保障机制维护党员民主权利 党内民主作为党内一项基本制度，主要包括所有党员在政治上是一律平等、党内各级领导机关依次授权和党的各级委员会内部成员之间平等三个层次的关系。[13](PP152－153)党内冲突的产生，归根结底在于党内成员或派别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分歧和争议。西方政党是以民主原则作为价值取向并以此建立了党内权力的运行机制，依靠党内民主的权力运行机制探索解决党内冲突的方式。 第一，改革党的领袖选举机制。党的领袖是党内不同派别相互斗争与妥协而产生出来的，如何使代表党内大多数人利益的党员成为党的领袖，是西方政党在党的领袖选举中的核心问题，并由此逐渐形成了固定化、制度化的党的领袖选举机制。在英国工党内部，改变集体投票制为“一人一票制”，削弱拥有40％选票的工会在领袖选举中的主导权，使参与领袖选举的人员由原来的几百数千个党员积极分子扩大到数百万普通党员。布莱尔曾指出：“请严肃对待这件事，这么多年来受集团投票支配的原因是由于人民认为工党内部有很多小团体，并且可以说，集团投票是对他们积极性的一种制约。现在实际发生的是一个变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在工党的许多决策中采取一人一票的做法。”[14]英国保守党也于1998年取消了议会党团在领袖选举中拥有的最终发言权，改为由议会党团通过投票，把领袖人选缩减到2名候选人，然后由全体党员根据一人一票的原则投票决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2005年初修改党章，规定党主席将通过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直接投票产生，也就是说，社会上的群众只要愿意参加投票，也有权行使自己的一票。[12]这种全党广泛参与的选举机制，使不同派别都公平地参与到竞选之中，避免了政党内部力量较大的派别左右选举结果的问题。 第二，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党内生活的主体力量，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以党员为核心。西方政党重视发挥党员在党内民主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党员参与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参与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以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为指导的西方中右翼政党，确立了普遍性、平等性、自由性、直接和公开性为基本内容的党内民主原则，强调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力。[12]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党员基本权利保障机制。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明确表示，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是民主进程中和党的活动的核心主体”，应为此积极参加党内生活。法国社会党主张，“每一个基层党员都应该充分地参与决策。这样，通过民主所采纳的决定就会把全体党员团结在一起”。[15](P150)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西方政党也普遍借助互联网征求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建立“网络党”的口号，他们把党的6000个基层组织联网，形成“网上社会民主党”，希望通过网络技术，全面变革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第三，改革党的决策机制。党的决策机制是党内民主在党的制度和党内生活的生动体现，科学、正确的方针政策离不开民主的决策机制。注重决策过程中党员的民主参与，恰当处理党内不同意见，扩大决策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度等方式，是西方政党普遍采用的方法。为让广大党员充分参与党的政策制定过程，英国工党建立了全国和地方各级政策论坛。全国政策论坛下设8个政策委员会，其议题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工党自上而下吸纳党员意见的决策机制扩大了党内民主，既保证了决策合法性，也提高了决策效率。法国社会党对党内重大政治纲领文件的表决，由原来的党代会通过改由全体党员通过。即使不是代表党内主流立场的非主流派别提交的政治草案，也有权交付党员表决，充分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并最大程度地吸纳党内不同派别的合理意见。瑞典社会民主党规定，“只要有5％以上党员要求，理事会就必须组织对某问题进行党内公决。2003年，在关于是否加入欧元的全国民间测验中，该党在党内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干脆让党员自行决定立场”。[16](P112)19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对党的章程作了两个重要补充：一是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进行决策性的党员公决；二是对于总理候选人和地方党组织最高职位的候选人进行党员公决。 三、几点启示 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经验总结。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和借鉴国外政党调适内部冲突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充分认识党内冲突的严重性 西方政党因党内冲突导致内部思想混乱、争权夺利、自行其是而最终被人民抛弃的案例比比皆是，这种教训既深刻惨重，又发人深省。当前，在看到我们党总的情况是好的前提下，也必须深刻认识到存在的问题，诸如“有些党员、干部包括有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纪律意识有所放松，有的无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领导班子内部专横霸道，搞‘一言堂’；有的对中央有关规定和指示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的公然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的政治原则、诋毁党的领袖和党的优良传统；有的哗众取宠，口无遮拦当大嘴巴，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等等。”[17]这些影响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的言论和行为，尽管只发生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但在党内和社会上的影响是恶劣的，给党的事业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切实予以纠正和解决。 （二）与时俱进地推动党的理论创新 西方政党的发展实践表明：不论什么类型的政党，必须在顺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纲领以满足民众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政党绝不可以把意识形态绝对化和神圣化，出现政党意识形态”，“因为政党意识形态化，使得政党的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现实的要求，而是来自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本身”。[2](PP69－70)中国共产党是注重理论创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成果是产生了两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需要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教条主义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词句，也反对教条主义地搬用西方时髦语言和概念。”[18] （三）发挥民主集中制在调适党内冲突中的作用 民主原则是西方政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广泛的民主背后，西方政党对权力的集中趋势也日益明显。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成的政治组织，《党章》对党员的民主权利和义务都有明确规定，例如，“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等等。广泛地发扬民主，有利于畅通党员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可以使党的决策在形成前有充分的协商基础，凝聚全党的意志和价值；严格地集中统一，可以使决策后的执行能够团结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有效的落实。当前，党内仍然存在“一言堂”和“政令不出中南海”、部分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等问题，需要在宣传教育、健全制度、权力监督制约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实施。 （四）发挥党纪国法在调适党内冲突中的作用 运用党纪国法调适党内冲突是国外主要政党普遍采取的措施，使不同性质的冲突在不同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在中国，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是要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纪律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决不允许党内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修订和完善党的纪律规范，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避免“牛栏关猫”。从严治党，还必须加强对违纪分子的惩治力度。当前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行为严重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涉及违法犯罪的党员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坚持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只有加强国家立法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同步发展，才能够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能够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标签：英国政党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党员权利论文; 政治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党员义务论文;